晚清官场生态学之一例 —— 怡良密折与琦善之倒

文：端木賜香

对于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琦善被革职抄家的原因，史学界探讨较多，但主要集中在琦善签订《穿鼻草约》（也称《川鼻草约》）特别是私割香港一面，对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有所忽视。

其实琦善倒台，与怡良所上密折关系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怡良一纸密折扳倒了琦善。不过，按当时的情形，怡良不上密折，琦善一样要倒，因为任何一个天朝大吏包括林则徐，都完不成道光皇帝“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任务。但是怡良的密折，提前了琦善倒下的时间，加快了琦善倒下的速度，让他倒得很快很难看。另一方面，还给我们提供一个观摹晚清官场生态学的精彩案例。

第一幕：道光关于广东谈判的底线与琦善面临的难题

鸦片战争中，英夷北上天津，清廷震动。震动的结果，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交部严加议处，后改为在广东等候查办。琦善代林则徐做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东查办相关事务。

关于夷务，道光给琦善的谈判底线是：惩罚林则徐；恢复广州贸易。但是谈判的过程中，琦善发现英方远不是这个意思，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查理.义律甚至照会琦善，为林则徐求情。琦善回复说：“来文内开前任督部堂林、邓褫职一节，谓与贵国无涉，并称如果承平了结，尚欲求请奏恳恩宥等语。殊不知林部堂等奉旨革职，已在贵国前来诉冤之后，大皇帝以其办理失当，降旨罢斥，而其所办者，即系与贵国交涉之事，岂得谓与贵国无预？至于奏宥之说，此系进退人才，自有乾断，非臣下所敢参议，即贵公使大臣求请代奏，本大臣爵阁部堂亦断不敢上陈也。”

琦善说的是实话，大清政府，只接受朝贡外交；至于官吏，历来被严格要求遵守“人臣无外交”的传统。义律之请，按现代的说法，乃是干涉内政；按大清当时的习惯说法，乃是有伤国体。而英方的意思是，不必惩罚林则徐，只要答应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宰相书里所要求的割地、赔款、平行外交等诸项条款即可。为此，琦善给道光皇帝上书说，烟价没法空言解决，如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就可能开战。他不敢说天朝打不过英国，只说：“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这些条款中，最让琦善为难的是割地，他也只好矛盾上交，说：“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

道光对夷务的要求看起来很简单：“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但是执行起来，对当时的大清却是个两难之题。无奈，琦善只好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

谈判期间，琦善也做了一些调拨和填石沉船的战备工作，但他给皇帝交待说，此乃“虚张声势”。他对广东的整体情形是这样认识的：“就此间情形而论，船炮不坚，兵心不固”；“所筑之土台，有仅止容兵十余人”；“其建设之所，也非扼要之地”；“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点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置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即叠获胜仗，亦均不免粉饰”。通篇所奏，琦善应该是实话实说，问题是，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不得这种真话。

对琦善不利的是，道光从他汇报谈判情况的几批奏折里，发现英方条件太苛，如果答应的话有失国体，就由主抚重新转到主战了，似乎忘了就是打不过人家才派琦善前来广东顶替林则徐主持和谈的。1841年1月6日，道光给琦善下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道光不但转向了主战，而且还著琦善督同林则徐一块办理。琦善于1月20日接旨当天，亲到林则徐寓所宣示旨意并与之协议，但是一个主战，一个主抚，谈不拢。更关键的是，此前，道光不信任林则徐了；现在，林则徐对道光也不信任了。虽然道光在谕旨中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但林则徐在给儿子的信中说：“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而且，自己尚属待罪之身，无密折上奏之权，加上担心琦善在上奏时对自己有所不利，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第二天，琦善来信要他前去将军处协商夷务，林则徐干脆装病，不玩了。

就在林则徐装病的这一天，1841年1月21日，琦善与义律口头签订了《穿鼻草约》。但琦善还在与义律继续谈判，因为义律要的是香港全岛，琦善答应代奏的，仅是香港一处。按说琦善也算是个谈判高手，天朝官员特有的猾头、扯皮手腕，他都用上了。但是他想不到，义律把口头同意也理解为同意，更把天朝的钦差一职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全权大使，所以他在草约签订的当天就发出公告，宣布香港已归英国所有。1月26日，英方出兵占领香港。1月28日，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 随后英方即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云云。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将再次开战。

《穿鼻草约》超越道光的底线太多，义律这方面又如此咄咄逼人，琦善骑虎难下，“战”“和”两难。

第二幕：林则徐建议怡良单衔上奏举报大角、沙角炮台失陷之事

对于琦善谈判中的拖延，义律表示不耐烦，于1841年1月7日发兵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大角、沙角炮台失陷时，本来坐视不管的林则徐终于按捺不住，备柬寻访琦善，但被琦善所拒。气愤之余，他给儿子林汝舟写信说：“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

此时，林则徐已经把琦善视作奸臣，再加上大角、沙角炮台之失陷，让他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更怀疑琦善是否会如实奏报，所以建议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以摆脱干系：“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

怡良虽与林则徐是好友，但作为天朝大吏，也不是随便被人当枪使的主儿，他在徘徊，他要考虑，琦善目前毕竟是道光最宠信的钦差大臣。1841年1月28日，怡良上奏了，但不是揭发琦善，而是与琦善先拉开距离，撇清干系：“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至于英夷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之事，怡良只说自己听说之后，“骇异”，“焦愤”，并会同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及其他官员，到琦善处协商，琦善问大家“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他向皇帝表态，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

怡良此折有两个意思：第一，夷务专归琦善，与他人无干；第二，对夷务表态，打不过也得打，态度正确。不过他没说琦善一句坏话，只把琦善原意汇报了，说琦善认为，现与英夷开仗，声援不足，而且，外省兵丁日久才能到达。怡良这样上奏，与琦善及夷务切割，利己不损人，倒也不失忠厚。

第三幕：琦善自请议处与道光对琦善的两次“严加议处”

大角、沙角炮台被攻陷后的第三天，1841年的1月10日，琦善如实上奏，自请交部议处。1月27日，道光看到了此折，在折上朱批“逆夷实堪发指”并准琦善之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1841年2月1日，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穿鼻草约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还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

琦善是否畏葸，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逆夷枪炮确实猛，天朝水师确实无用！后来的常胜老将军、参赞大臣杨芳在广东目睹了逆夷枪炮的威风后，竟然认为对方用了邪术，所以他老先生才以邪攻邪，遍收女人粪桶对向了夷逆之大炮。问题是，天朝的皇帝不是见了棺材不落泪，而是见了棺材都不知道那是棺材。总之，棺材板钉钉时，他还接受不了这种“不欺饰”。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之，道光发出了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

琦善这次被议处，罪名明显比上次重了，但毕竟不是革职抄家。而且，这两次议处，严格来讲，都是琦善“自找”的，与怡良无关。

第四幕：怡良密折的出笼与琦善的“革职抄家”

琦善正焦头烂额的当口，怡良将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那份照会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当即劝怡良，要他上折揭发琦善：“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一句话，管夷务是琦善的事，可人民土地，却是你广东巡抚（如果说总督相当于省委书记，那巡抚就是省长了）的份内事，如今琦善把香港的地与民都割走，你甘心代人受过吗？按梁廷枬所言，怡良开始还有些“徘徊”。那是，作为一个地方高官，去揭露皇上正信任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稍有不慎，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841年2月9日，琦善虽然接到自己被交部严加议处的第一道谕旨，但道光对他依然信任。这一点他明白。但是他不知道，他后面出现一位推手——1841年2月10日，林则徐得知琦善被交部严加议处后，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而对于怡良来说，发现皇上对琦善已有不满之后，也就用不着再徘徊了，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这是个技术活：第一，时间与时机的把握，现在是时候了。第二，身为广东巡抚，要告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琦善，得提防自己告自己，得先把自己撇清到一。之前，他1月28日发出的那个奏折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次还得重复强调一下，免得皇帝忘掉：“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得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一句话，夷务我没掺乎，人家琦善不让我干，乃人家专办，且事涉国家机密，所以我啥也不知道。第三，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如此有失国体的大事，为什么拖了十好几天才上奏呢？怡良也解释得很圆满，说自己一直疑惑是“民间传说”。他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所以嘛，我就赶紧给皇上您写折了。

怡良毕竟做到省长了，官场老手。出手既是时候，说话又滴水不露。可以说，这种清朝大吏在官场上混，认准的都是坚决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是在能预见到事情的结局时，才发牌的。一句话，在琦善身体倾斜之机，背后猛给他一脚，自己还能站得倍儿直！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结果可想而知，立即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在谕旨中还不忘大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琦善彻底倒下：第一，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第二，家产全部被抄；第三，被怀疑拿了英镑英物（贿和），与义律往来说话，情义亲密，着严加审讯；第四，初判斩监候，复改遣边。

可以说，如果不是怡良密折，琦善顶多是两次“严加议处”。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其后的发展，但怡良的密折，至少提前了琦善倒台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台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比林则徐最后的充军伊犁要惨多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夷务不力遭处罚最重的琦善却最早被道光皇上开复使用。有一则时人笔记甚至认为道光后来“对此事有愧焉”。道光有愧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继琦善办夷务的后任们，虽然在广东与林则徐亲密合作，但结果并不美妙，特别是后来的《南京条约》，比琦善签的《穿鼻草约》更失国体。道光若脑子会转的话，他会发现，至少琦善能把夷人阻挡在广东，而不会让他们一路高歌凯进，窜到南京与天朝叫板，且条件比原先严酷多了。

事实上，道光的脑子确实会转。可以说，战事一结束，《南京条约》一签订，琦善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气坏了，上折弹劾，一下子弹了三个大吏：琦善、奕经、奕山等，历数三人罪状，并重点说明公论不可违，大家都“切齿”于琦善这个“罪魁”呢。道光表示接受，收回任命，但为琦善等人辩解说：“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见该御史敢言直奏，朕也不是饰非文过之君， 讲的也是个公正，岂能因为发出了谕旨，“不便收还，自存回护耶？琦善、奕经著革职，即令闭门思过”。

单凭这段话，足可反映，道光还不算糊涂。半年之后，他就不让琦善思过了，赏其二等侍衔，充叶尔羌参赞大臣。未几，充驻藏大臣。1846年，授四川总督。1848年琦善因实心整顿吏治营伍，受到道光皇上表扬，跟其他官员说：“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

据茅海建先生分析，所谓的“何事未曾办过”，可能包含了道光皇上对琦善办理夷务的理解。总之，人家主子理解臣子了，可惜今人却诸多表示不理解的，愣着脖子要封琦善为汉奸。其实，对于当时的天朝大吏来讲，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是一种战略选择，都是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贞不二。只可惜后人思维直到今天还处于板结状态，认为主战才是忠贞爱国，主和就是投降卖国。这得多二多傻才能固化成型的思维定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