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生态学之一例 —— 怡良密折与琦善之倒

文:端木賜香

对于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琦善被革职抄家的原因,史学界探讨较多,但主要集中在琦善签订《穿鼻草约》(也称《川鼻草约》)特别是私割香港一面,对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有所忽视。

其实琦善倒台,与怡良所上密折关系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怡良一纸密折扳倒了琦善。不过,按当时的情形,怡良不上密折,琦善一样要倒,因为任何一个天朝大吏包括林则徐,都完不成道光皇帝“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任务。但是怡良的密折,提前了琦善倒下的时间,加快了琦善倒下的速度,让他倒得很快很难看。另一方面,还给我们提供一个观摹晚清官场生态学的精彩案例。

第一幕:道光关于广东谈判的底线与琦善面临的难题

鸦片战争中,英夷北上天津,清廷震动。震动的结果,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交部严加议处,后改为在广东等候查办。琦善代林则徐做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东查办相关事务。

关于夷务,道光给琦善的谈判底线是:惩罚林则徐;恢复广州贸易。但是谈判的过程中,琦善发现英方远不是这个意思,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查理.义律甚至照会琦善,为林则徐求情。琦善回复说:“来文内开前任督部堂林、邓褫职一节,谓与贵国无涉,并称如果承平了结,尚欲求请奏恳恩宥等语。殊不知林部堂等奉旨革职,已在贵国前来诉冤之后,大皇帝以其办理失当,降旨罢斥,而其所办者,即系与贵国交涉之事,岂得谓与贵国无预?至于奏宥之说,此系进退人才,自有乾断,非臣下所敢参议,即贵公使大臣求请代奏,本大臣爵阁部堂亦断不敢上陈也。”

琦善说的是实话,大清政府,只接受朝贡外交;至于官吏,历来被严格要求遵守“人臣无外交”的传统。义律之请,按现代的说法,乃是干涉内政;按大清当时的习惯说法,乃是有伤国体。而英方的意思是,不必惩罚林则徐,只要答应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宰相书里所要求的割地、赔款、平行外交等诸项条款即可。为此,琦善给道光皇帝上书说,烟价没法空言解决,如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就可能开战。他不敢说天朝打不过英国,只说:“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这些条款中,最让琦善为难的是割地,他也只好矛盾上交,说:“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

道光对夷务的要求看起来很简单:“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但是执行起来,对当时的大清却是个两难之题。无奈,琦善只好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战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

谈判期间,琦善也做了一些调拨和填石沉船的战备工作,但他给皇帝交待说,此乃“虚张声势”。他对广东的整体情形是这样认识的:“就此间情形而论,船炮不坚,兵心不固”;“所筑之土台,有仅止容兵十余人”;“其建设之所,也非扼要之地”;“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点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经费无出,且欲置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即叠获胜仗,亦均不免粉饰”。通篇所奏,琦善应该是实话实说,问题是,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不得这种真话。

对琦善不利的是,道光从他汇报谈判情况的几批奏折里,发现英方条件太苛,如果答应的话有失国体,就由主抚重新转到主战了,似乎忘了就是打不过人家才派琦善前来广东顶替林则徐主持和谈的。1841年1月6日,道光给琦善下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道光不但转向了主战,而且还著琦善督同林则徐一块办理。琦善于1月20日接旨当天,亲到林则徐寓所宣示旨意并与之协议,但是一个主战,一个主抚,谈不拢。更关键的是,此前,道光不信任林则徐了;现在,林则徐对道光也不信任了。虽然道光在谕旨中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但林则徐在给儿子的信中说:“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而且,自己尚属待罪之身,无密折上奏之权,加上担心琦善在上奏时对自己有所不利,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第二天,琦善来信要他前去将军处协商夷务,林则徐干脆装病,不玩了。

就在林则徐装病的这一天,1841年1月21日,琦善与义律口头签订了《穿鼻草约》。但琦善还在与义律继续谈判,因为义律要的是香港全岛,琦善答应代奏的,仅是香港一处。按说琦善也算是个谈判高手,天朝官员特有的猾头、扯皮手腕,他都用上了。但是他想不到,义律把口头同意也理解为同意,更把天朝的钦差一职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全权大使,所以他在草约签订的当天就发出公告,宣布香港已归英国所有。1月26日,英方出兵占领香港。1月28日,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 随后英方即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云云。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将再次开战。

《穿鼻草约》超越道光的底线太多,义律这方面又如此咄咄逼人,琦善骑虎难下,“战”“和”两难。

第二幕:林则徐建议怡良单衔上奏举报大角、沙角炮台失陷之事

对于琦善谈判中的拖延,义律表示不耐烦,于1841年1月7日发兵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大角、沙角炮台失陷时,本来坐视不管的林则徐终于按捺不住,备柬寻访琦善,但被琦善所拒。气愤之余,他给儿子林汝舟写信说:“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

此时,林则徐已经把琦善视作奸臣,再加上大角、沙角炮台之失陷,让他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更怀疑琦善是否会如实奏报,所以建议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以摆脱干系:“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

怡良虽与林则徐是好友,但作为天朝大吏,也不是随便被人当枪使的主儿,他在徘徊,他要考虑,琦善目前毕竟是道光最宠信的钦差大臣。1841年1月28日,怡良上奏了,但不是揭发琦善,而是与琦善先拉开距离,撇清干系:“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至于英夷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之事,怡良只说自己听说之后,“骇异”,“焦愤”,并会同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及其他官员,到琦善处协商,琦善问大家“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他向皇帝表态,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

怡良此折有两个意思:第一,夷务专归琦善,与他人无干;第二,对夷务表态,打不过也得打,态度正确。不过他没说琦善一句坏话,只把琦善原意汇报了,说琦善认为,现与英夷开仗,声援不足,而且,外省兵丁日久才能到达。怡良这样上奏,与琦善及夷务切割,利己不损人,倒也不失忠厚。

第三幕:琦善自请议处与道光对琦善的两次“严加议处”

大角、沙角炮台被攻陷后的第三天,1841年的1月10日,琦善如实上奏,自请交部议处。1月27日,道光看到了此折,在折上朱批“逆夷实堪发指”并准琦善之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1841年2月1日,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穿鼻草约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还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

琦善是否畏葸,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逆夷枪炮确实猛,天朝水师确实无用!后来的常胜老将军、参赞大臣杨芳在广东目睹了逆夷枪炮的威风后,竟然认为对方用了邪术,所以他老先生才以邪攻邪,遍收女人粪桶对向了夷逆之大炮。问题是,天朝的皇帝不是见了棺材不落泪,而是见了棺材都不知道那是棺材。总之,棺材板钉钉时,他还接受不了这种“不欺饰”。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之,道光发出了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

琦善这次被议处,罪名明显比上次重了,但毕竟不是革职抄家。而且,这两次议处,严格来讲,都是琦善“自找”的,与怡良无关。

第四幕:怡良密折的出笼与琦善的“革职抄家”

琦善正焦头烂额的当口,怡良将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那份照会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当即劝怡良,要他上折揭发琦善:“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一句话,管夷务是琦善的事,可人民土地,却是你广东巡抚(如果说总督相当于省委书记,那巡抚就是省长了)的份内事,如今琦善把香港的地与民都割走,你甘心代人受过吗?按梁廷枬所言,怡良开始还有些“徘徊”。那是,作为一个地方高官,去揭露皇上正信任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稍有不慎,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841年2月9日,琦善虽然接到自己被交部严加议处的第一道谕旨,但道光对他依然信任。这一点他明白。但是他不知道,他后面出现一位推手——1841年2月10日,林则徐得知琦善被交部严加议处后,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而对于怡良来说,发现皇上对琦善已有不满之后,也就用不着再徘徊了,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这是个技术活:第一,时间与时机的把握,现在是时候了。第二,身为广东巡抚,要告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琦善,得提防自己告自己,得先把自己撇清到一。之前,他1月28日发出的那个奏折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次还得重复强调一下,免得皇帝忘掉:“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得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一句话,夷务我没掺乎,人家琦善不让我干,乃人家专办,且事涉国家机密,所以我啥也不知道。第三,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如此有失国体的大事,为什么拖了十好几天才上奏呢?怡良也解释得很圆满,说自己一直疑惑是“民间传说”。他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所以嘛,我就赶紧给皇上您写折了。

怡良毕竟做到省长了,官场老手。出手既是时候,说话又滴水不露。可以说,这种清朝大吏在官场上混,认准的都是坚决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是在能预见到事情的结局时,才发牌的。一句话,在琦善身体倾斜之机,背后猛给他一脚,自己还能站得倍儿直!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结果可想而知,立即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在谕旨中还不忘大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琦善彻底倒下:第一,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第二,家产全部被抄;第三,被怀疑拿了英镑英物(贿和),与义律往来说话,情义亲密,着严加审讯;第四,初判斩监候,复改遣边。

可以说,如果不是怡良密折,琦善顶多是两次“严加议处”。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其后的发展,但怡良的密折,至少提前了琦善倒台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台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比林则徐最后的充军伊犁要惨多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夷务不力遭处罚最重的琦善却最早被道光皇上开复使用。有一则时人笔记甚至认为道光后来“对此事有愧焉”。道光有愧也不是不可能,因为继琦善办夷务的后任们,虽然在广东与林则徐亲密合作,但结果并不美妙,特别是后来的《南京条约》,比琦善签的《穿鼻草约》更失国体。道光若脑子会转的话,他会发现,至少琦善能把夷人阻挡在广东,而不会让他们一路高歌凯进,窜到南京与天朝叫板,且条件比原先严酷多了。

事实上,道光的脑子确实会转。可以说,战事一结束,《南京条约》一签订,琦善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气坏了,上折弹劾,一下子弹了三个大吏:琦善、奕经、奕山等,历数三人罪状,并重点说明公论不可违,大家都“切齿”于琦善这个“罪魁”呢。道光表示接受,收回任命,但为琦善等人辩解说:“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见该御史敢言直奏,朕也不是饰非文过之君, 讲的也是个公正,岂能因为发出了谕旨,“不便收还,自存回护耶?琦善、奕经著革职,即令闭门思过”。

单凭这段话,足可反映,道光还不算糊涂。半年之后,他就不让琦善思过了,赏其二等侍衔,充叶尔羌参赞大臣。未几,充驻藏大臣。1846年,授四川总督。1848年琦善因实心整顿吏治营伍,受到道光皇上表扬,跟其他官员说:“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

据茅海建先生分析,所谓的“何事未曾办过”,可能包含了道光皇上对琦善办理夷务的理解。总之,人家主子理解臣子了,可惜今人却诸多表示不理解的,愣着脖子要封琦善为汉奸。其实,对于当时的天朝大吏来讲,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是一种战略选择,都是出于对大清王朝的忠贞不二。只可惜后人思维直到今天还处于板结状态,认为主战才是忠贞爱国,主和就是投降卖国。这得多二多傻才能固化成型的思维定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