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乡试舞弊案：江苏巡抚张伯行“扳倒”两江总督噶礼

来源:文史天地

张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号怒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历任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他为官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在江南乡试舞弊案中，他坚持原则，把自己的上司两江总督噶礼拉下马。

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江南乡试，副主考赵晋及提调、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狼狈为奸，大肆舞弊。发榜以后，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苏州数百名义愤填膺的举子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涂改成为“卖（繁体作“賣”）完”，还在贡院大门口贴上了一副这样的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矛头直指主考官、副都御史兼扬州知府左必蕃和副主考官、翰林院编修赵晋。

起初，江苏督抚和考官们以为榜发后高中者得意，落榜者骂娘本属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三五天之后自会平静。然而此次乡试榜发后却明显不同于往日，发生糊贡院匾额事已经越出常规；半月之后，不但未见降温，居然还出现将财神爷锁于府学明伦堂之事，更属史无前例。两江总督噶礼立即下令将丁尔戬等数名生员以聚众闹事、亵渎圣贤、诬陷考官的罪名抓了起来，投入监狱，试图以此慑服闹事者，并同时具折上报皇帝。

张伯行身为江苏巡抚，自然不敢隐匿，立即将此事奏报朝廷。主考官左必蕃亦上疏陈述“出闺后，舆论喧传”，并检举知县王日俞、方名所荐之吴泌、程光奎“二人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皇帝极为重视此案，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张伯行及他的上司两江总督噶礼一起审理此案。

钦差大臣张鹏翮、赫寿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扬州，因为案情紧迫，稍事休息，便对吴泌和程光奎二人进行复试。原来新科举人吴泌系扬州盐商吴宗杰的独子，家产百万，当铺、钱庄遍布江淮。然而吴泌却不愿当商人，一心一意想做官，可惜满肚子肥油却无墨水，于是便企图花钱买个举人。另一个新科举人程光奎也是如此。尽管复试试题并不算难，无奈这两位宝贝确系草包，其复试结果可想而知，考得驴唇不对马嘴。张鹏翮当即将二人拿下监禁候审。

审讯是在扬州钦差行辕里进行的。参加审讯的人除了正副钦差之外，还有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以及一班州县官员。娇生惯养的吴、程二人哪里经过这等阵势？这个通天案件早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因此稍加审问他们就竹筒倒豆子把舞弊行为一一招供了。吴泌的“关节”是这样打通的：吴泌想花八千两银子买个举人，便找到一个平素与官场交游颇广的余继祖商量，余说他认得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可以请他想想办法。于是就带了黄金一百两、银子二千两去见员炳，由员炳于科考前的八月初三日将礼金转送给叶九思，假托吴泌是员炳的“表弟”，务请老师“多加栽培”。叶九思没有收礼，但当场表示“可以帮忙”，并且说须定个记号来，好让他在便中对房考官说。于是，员炳便和余继祖一同在安徽布政使书办李启家中研究确定关节的字眼，最后商定用“其实有”三字，置于所考文章的“破题”（唐宋应举诗赋和经义的起首处须用几句话说破题目要义，即为破题。明清八股文的开头几句，亦称破题）之内。八月初七，员炳告知叶九思：按照惯例，乡试的房考官一般由本省督抚保荐举人以上出身的知县充任，而此次安徽房考官正是叶九思推荐的径县知县陈天立，恰好陈又是副主考官赵晋的亲戚，便由陈天立将关节告知赵晋，言吴泌是其好友，求中许银五百两，房考处我自会料理。按照清代考场程序，入场考试后，分层负责的房考官有推荐之权，主考官则有取中之权，只要房考官将荐卷呈来，赵晋只须写一“中”字，便得白银五百两，如此便捷，何乐而不为？赵晋欣然同意。考试时吴泌的卷子分在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房，二十一日陈天立见到王曰俞，假言吴泌是赵晋主考请托的，王曰俞二话没说便细查考生中第一破题中有“其实有”字样的糊名试卷，将吴泌的文稿抽出呈荐取中，当然他也得到了一份不小的酬谢。

至于程光奎，他并没有像吴泌费那么多的周折，而是采用现在仍然很通行的办法，即事先猜题，然后雇请文章高手做出若干篇范文供自己选用。说出来也很可笑，程光奎是个榆木疙瘩的脑袋瓜，他懒得去背那些文章，然后再默写出来；而是托请山阳县知县亦是房考官的方名事先将这些文章埋入考场中一个冷僻的地点。程光奎入场后，即将这些文稿挖出，带入号舍，然后对照考题意思，选一篇对得上号的照抄一遍就完事。而这篇卷子恰恰分入方名房中阅视，他是前两天刚看过此文的，当然心照不宣，立即加上一条极好的批语，程光奎就此高中。事后程光奎替方名还了八百两银子的债务以示酬劳。

在这场科考案中，不仅仅是扬州盐商子弟中有贿买情节，据苏州考生丁谷宜揭发，他们府里的新中举人马士龙、席开、徐宗轼等5人亦有贿买舞弊行为，例如新科举人徐宗轼就是公然雇请枪手混入考场，冒名顶替而中举的，席开则是夹带文章入场抄写。

下面就该审问受贿考官了，然而由此却一波三折，波澜迭起。

这首先要从处处掣肘的贪官噶礼说起。噶礼，姓栋鄂氏，满州正红旗人。他的母亲曾做过康熙皇帝的奶妈，所以官运亨通，由荫生授吏部主事，历官通政司使、副都御使、内阁学士、山西巡抚、户部侍郎，而今正任两江总督。此人做事干练，极有手腕，每到一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所有大权抓到手上，并大肆敛财。在山西巡抚任上，就因贪污大量银款被人告发，但他巧言诡辩而无事。到了两江总督任上，更是纵横裨阖，我行我素。凡不合意者全被他拉下马去，截止到此次科场案发，他已经劾罢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一批官员。比如陈鹏年，大家都知道他是清代康乾年间才华横溢的著名词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任江宁知府时便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起初噶礼想拉拢他，要他以门生贴子投见，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当即为陈鹏年断然拒绝，噶礼便伺机报复。刚好陈鹏年写了一首《重游虎丘》的诗，诗末有这样的句子：“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株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鸟数往还。”噶礼便弹劾陈鹏年“心蓄异志，语涉大逆”，说“代谢已怜金气尽”中的“金”字，乃是暗指满洲入关前的国号“金”；而“一任鸥鸟数往还”中的“鸥鸟”两字，乃阴通台湾郑（成功）氏集团之明证。故将陈鹏年下狱。如此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排斥异己的做法，就连皇帝都觉过分：“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皇帝不予理睬，才使词人免遭一劫。追至科场案发，许多有牵连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噶礼却公开扬言，拍胸脯说：“只要大家肯给我银两五十万，我保证大家无事。”在这期间此公乘机暗地收了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这一次为审理江南科场案，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张鹏翮的儿子张愚诚现任安徽怀宁县知县，正是噶礼的下属，升降祸福全在噶礼的一句话，故张鹏翮对噶礼就心怀畏惧，存心袒护，不愿事态扩大。与张鹏翮的态度全然相反的是江苏巡抚张伯行，这是一个不畏权贵、敢于抗争的正直官员。

首先在审案时，张鹏翮与赫寿并不一鼓作气，而是借故拖延，进程甚慢。在扬州详审会上，吴泌、程光奎供称在中举之后，为了答谢有关人员，曾送安徽巡抚叶九思银子五千两，陈笋立、王曰俞各一千两，副主考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程光奎送给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这些行贿者说得十分清楚，只要顺藤摸瓜，案情自当水落石出。然而细心的张伯行却发现内中有一疑点，却一直未能得到仔细查问，即：吴泌和程光奎都说他们每人中举后各送给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合起来应该是三十锭六百两，但赵晋审来问去只承认收了十五锭三百两，还有黄金十五锭三百两何处去了呢？赵晋都说不知道。事情到此似乎陷入了僵局。于是又转而审问吴泌请托的员炳，员炳说一上来他是想请叶巡抚代为转送另十五锭金子的，但叶巡抚不肯见，于是就托叶九思的仆人李奇转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的家人轩三收受代送。钦差当即追问轩三，轩三坚不承认有此事。不得已复转而追问李奇：“这十五锭金子倒底送给谁了？”李奇经不起反复审问，把心一横，回答：“听说送给两江总督噶礼大人了。”此言一出，无疑于平地一声霹雳，举座皆惊，二钦差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事涉封疆大吏，而且就坐在场中，公堂上一时鸦雀无声。唯见噶礼暴跳如雷，吼叫道：“李奇胆敢诬陷大臣，罪不容恕！差役们赶快替我将其打死！”差役们随即乱棒挥舞，血肉横飞，正要往死里打，却被张伯行断然喝止。张伯行说：“大堂之上岂可将人犯打死？即使他是错的，也应该让他把话讲完。怎么好借此灭口呢？”噶礼没想到手下的巡抚居然也敢反抗自己的命令，那还了得，立即斥责张伯行。督抚之间迅即争吵起来，秩序顿时大乱，审判无法进行。张伯行觉得这样下去，不会审出什么结果，遂要求暂停会审。张鹏翮只好宣布退堂。

于是，张伯行怀着满腔愤慨写下一份奏折上报皇帝，说明会审前后种种不正常情况，揭发总督噶礼有贿卖举人的嫌疑，以及想在公堂上致犯人于死地而灭口的企图，要求皇帝将噶礼解任，以保证审讯的顺利进行；二是向朝廷表示自己将不顾身家性命，誓将此案追查到底的决心。张伯行的奏折上去后不久，皇帝同意了张的请求，将噶礼解任。

按理这下审讯该顺利了，然而未必。因为噶礼决不是轻易就认输的官僚，他随即施出“贼喊捉贼”的故技，也列出张伯行合“七大罪状”上折倒张。他列的七大罪状大致是：张伯行诬良通贼，将人监毙，其罪一；上海知县诬良为盗，因是张的同窗，始终被袒护，久不开释被诬之人，其罪二；拒不执行噶礼“力行保甲，稽察匪类”的命令，其罪三；苏松道被盗七案，拘私作弊，不肯追捕，其罪四；苏州、松江粮船迟误，奉旨明白回奏，饰词欺谎，其罪五；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曾为之作序，因方苞是其好友，竟不派人捉拿，此书苏州印行三千册，张伯行置之不问，其罪六；命盗案件苏、松最繁，但张伯行唯知卖书、著书为事，糊涂混事，且滥收词状，拖累株连，其罪七。其中以第六条最狠，因为朝廷此时正在审理戴名世《南山集》案件，好多人为此充军杀头，噶礼竟也想将张伯行牵扯进这桩政治案件中去，致张于死命，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在此期间，由于张鹏翮因循拖延，一意将案情化小，为涉嫌人员提供了串供、销毁罪状和灭口的时机。比如原来李奇说赵晋未收的十五锭金子是送给督臣噶礼的，但是后来江宁知县苏薰说有人揭发李奇家现藏有金子，结果从李奇妻子那里果真取到了金子十五锭，可见这是李奇有意吞没，督臣并未收贿，乃李奇诬攀。从李煦的密折中我们也可看出，此时上下已全被噶礼控制，大小官员皆倒向噶礼一边，舆论对张颇为不利，说张“心怀多疑”。而督臣噶礼则认为诸事搞定，风险已过，他居然把会审事置于一边，心安理得地赴淮安另办公事去了。

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康熙皇帝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变化。他给李煦的密折中批道：“督抚不和，人所共知。巡抚是一钱不要清官，总督是事体明白勤谨人物。”但随着噶礼的奏折到京，皇帝只好下令，也将张伯行解职，与噶礼一同审查、对质。

督抚同被罢职，对簿公堂尚须时日。在此期间，噶礼并未停止活动，他暗地策动有关人员罢市，耍起挽留他留任的闹剧。但与此同时，扬州和苏州士民亦罢市、撤业为张伯行鸣不平，贴出赞颂张伯行德政的歌谣，才使噶礼自感无趣而不了了之。转瞬间过去了将近5个月，除审讯一些涉案士子和犯官的家人外，重要犯人如赵晋等俱未提审。这期间又出现了不少怪事，先是李奇在狱中自杀，接着与吴泌案有重大关联的径县知县陈天立于狱中自缢身死，是灭口还是其他原因均不得而知。紧接着另一个案中的重要成员安徽前巡抚叶九思亦病死。可以说如此一来此案已无法深究了。然而这或许正是张鹏翮所要的结果。

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六月，张鹏翮才将这起科场案件审定，具折上奏。两钦差是这样定案的：“查正考官左必蕃奏参吴泌、程光奎、徐宗轼、席环等贿买举人一案属实，应将吴泌、程光奎处绞刑，暂监禁待秋后处决，将徐宗轼、席开各责一百板，戴枷示众。副考官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受贿舞弊，均应革职，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正主考官左必蕃奏参虽实，但其主考乡试所取举人之中，竟革退吴泌等达四名之多，应将左必蕃革职。”同时也将督抚互参情况处理上报，折上说：“噶礼张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实，其余皆是督抚之间因有矛盾而提起的旧事，方苞由伯行遣员料理南山集刻版系在江宁起出，不是苏州，噶礼此举过于苛刻，应降一级留任；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索银五十万两，事全虚，应革职赎徒。”

为了再次申明自己保护廉正官员的苦心，康熙皇帝又再次下旨复谕九卿们说：“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胶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丘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在口内迎驾，朕试彼骑射俱好。若令噶礼与之比试，定不能及。朕于是已心疑噶礼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但是九卿官员在回奏皇帝时，认为督抚互相攻击，有失大臣体统，二人均应一齐革职。康熙皇帝对此十分失望，他断然否决了大臣们的意见，直接下令革去噶礼职务，张伯行仍留原任。一场正邪之战，历时两年有余，终于在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画上了句号。

案件虽画上了句号，余波依然震荡不息，仍然值得一叙。最后定案，原案中叶九思已病故，陈天立畏罪自杀。其余犯事人员赵晋、王曰俞、方名皆判立即处斩；吴泌、程光奎、俞继祖、员炳、李启等原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后改判流徙，又用银子赎免。夹带文章入场中式的席开、靠枪手代考中式的徐宗轼枷号示众。左必蕃虽未收贿，但亦有失察之罪，初拟充军，后改革职。

这期科场案里有重大贪污嫌疑的噶礼虽然漏了网，但事实证明他早在科考之前就处心积虑地捞钱了。科考前他以考场不够为由，买民居拆迁新造号房三千间，偷工减料包工建造，乡试结束后不久即全部坍塌，成了清代考场里的豆腐渣工程。后为人所揭发，但因已撤职，只好不了了之。噶礼撤职后，并未洗心革面，终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四月，噶礼因在食物中放毒企图毒杀自己的母亲被其母告发，他母亲说他“奸诈凶恶”，要求皇帝将其“请正典刑”。皇帝下旨：噶礼自尽，妻亦从死，家产入官。这个权倾一时的贪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被噶礼逮捕入狱的丁尔戬等诸生被无罪释放，为表感激之情，他们在苏州的观前街上贴了一纸醒目的榜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张伯行奉旨赴千叟宴，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雍正帝即位以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为官清廉，恪勤职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持躬清介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