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同居三人组”

1925年，文学青年丁玲和胡也频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搬到香山住，快活得好像神仙。另一位文学青年沈从文则经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介绍，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这三个人，在1925年的秋天认识了。

丁玲与胡也频

沈从文说，这时候的丁玲，突然脸上有了那种“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他们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没饭吃，便来找沈从文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情侣吵架，其中的一个便来找沈从文诉说冤屈。

后来，他们三个人便住在一起，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这似乎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开端，后来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样的合租模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李辉老师在《沈从文与丁玲》一文中说，汉园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他和沈从文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里边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在北京的日子看起来风平浪静，尽管有许多人说胡也频曾经怀疑过沈从文和丁玲的感情，但很快他便发现，真正的“情敌”当然不是沈从文，而是冯雪峰。当这三个人再次在上海相聚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过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风波。

丁玲与沈从文

这是一幢值得纪念的房子，在这里，有三个青年，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并出版了《红黑》杂志，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施蛰存回忆，萨坡赛路204号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有时去拜访，“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赵景深则说，冬天的时候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居然惊讶地发现，丁玲的字简直和沈从文的一模一样，“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我每每写到这里，都希望就此打住，因为这是这三个人难得的团结友爱时刻，在这个春天，就像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那样：“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事，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做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做本刊读者而已。”那时，他们是幸福的，虽然不久之后，他们即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他们太不相同。

因为关系好，又因为这奇特的两男一女关系，上海滩当然少不了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人云亦云的八婆们兴奋地传说着他们“大被同眠”的细节。一直到很久之后，还有研究者谈起这段“三角恋”。所谓“大被同眠”，多半起源于李辉英写的《记沈从文》：“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最早的说法强调的是“不感到男女有别”，因为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何况根据黄伯飞说的，他们三个人并没有住在一间房间里。而到了上海，虽然租在一幢房子里，但不久之后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真的不是相互的那杯茶。1980年，夏志清问访美的沈从文，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司”，他回答说：“没有，只是朋友。”1983年，丁玲在美国的时候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她回答：“没有，我们太不一样了。”

“湖畔”诗人冯雪峰

是的，丁玲喜欢的男生，从胡也频到冯雪峰，从冯达到陈明，这四个人都是那种看起来充满革命斗志的“勇士”，而沈从文，则沉浸在他喜爱的那些花花草草中，这不会引起丁玲在情感上的认同。而后来热烈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当然也不会喜欢大大咧咧男孩子气的丁玲，就像他第一次看见她时的评价：“不像个女子。”

一直到1931年，这三个人的友情都是牢不可破的，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个转折点，来自稳固铁三角中一方的消失。1931年新年，沈从文从武汉回上海度寒假，那时他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教员，而丁玲和胡也频也在这时从济南逃回上海，他们的孩子刚刚在1930年的冬天出生。1月17日，沈从文回到上海刚刚10天，这天中午，他见到了好朋友胡也频。胡也频想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他从沈从文手中拿走6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里，胡也频没有回家，他有点忧虑：“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胆小鬼沈从文的预感是对的，胡也频被捕了。第二天晚上，在外面找了胡也频一天的沈从文回到家里，发现一个老人在等着他：“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

胡也频的纸条上写着：“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这和丁玲的回忆有些出入，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强调的是，胡也频说“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

受胡也频的嘱托，沈从文开始营救工作，这并不是他擅长做的事情，但他一直在做，他并不懂得他们的那些主义，他只是在用他湘西人的那股子对朋友的热情在南京和上海之间频繁奔波。他托胡适，写信给蔡元培，还去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他甚至还去找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陈立夫告诉沈从文，胡也频的案子很大，不过“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丁玲语）丁玲当下回答：“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

在这点上，沈从文确实是幼稚的，根据当事人的描述，陈立夫确实有敷衍沈从文的嫌疑。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求陈立夫：“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沈从文能做的，除了不得要领地四处托人，还有陪着丁玲去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

这是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这三个人相遇的最后一幕，似乎也是他们友谊的最后一刻。在陈立夫那里碰了钉子之后回到上海的当天，他们便得知，胡也频等已经在2月7日被杀害。沈从文说，丁玲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直非常镇定，她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