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文：吴卫萍
一、 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京、海两地许多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对待文学的风气提出批评。1933年12月，苏汶在《现代》杂志发表《文人在上海》，就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观点进行辩驳。沈从文对苏汶的回应则是其在1934年1月10日发表的颇具“檄文”味道的《论“海派”》。该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1934年2月21日又发表了《关于“海派”》。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胡风、徐懋庸、曹聚仁、姚雪垠、祝秀侠等作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京派”与“海派”问题遂成为1933年末、1934年初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鲁迅除在1934年2月连续以栾廷石为名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两篇文章外，亦在1935年5月发表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和“海派”走向合流的趋向。
真正涉及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①和苏汶的《文人在上海》②这四篇文章。鲁迅后来发表的文章有对两方观点评价和总结的味道。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左翼作家纷纷出来批判，“京派”和“海派”之争也从文学争论变成了与政治“帮闲”有关的社会论争了。自然，“京派”与“海派”之争至此也就结束了。
二、 谈谈沈从文的文章。
《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作者以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作比，认为文学应当有一种诚实的态度。作者从一系列事实得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当时的文坛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的文坛”。（玩票：旧指业余演戏 白相：方言，游戏、玩耍 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接着把这些人分为三类：“要成功”的人，“自以为成功”的人，“设计成功”的人。而“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
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说“玩票白相”文人就是“海派”。不过还是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就是苏汶的《文人在上海》。苏汶的文章认为“海派”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毛病是因为他们要为生计奔波，不像“京派”文人有政府、院校支持。摆出哀兵的姿态。且故意吧“海派”作家认为是生活在上海的作家。（沈从文的文章并没有把两者直接对等，认为北京的一些作家也有这种风气。）
《论“海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海派”作了明确的定义：“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且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 “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认为应当严肃地批判这种文学。同时，沈从文还对苏汶对“海派”地域的故意曲解作了批驳。
《关于“海派”》。前篇文章作者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两个词定义“海派”。此篇作者在这两个词前加了两个定语，变为“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对“海派”作了更为精确的定义。
三、 看法。
1、读了这些文章，我觉得“海派”文学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炒作文学，市场化文学。都在迎合读者的需求，都不乏低俗劣质的东西。历史在重演。
2、双方论争的态度。当代学者杨义认为“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 这话蛮实在的。沈从文在这场论争中的就有一种很绅士的态度。虽然苏汶看起来激烈点，也远不像革命文学的论争者那样偏激热烈。如在《论“海派”》中，一开始就先说“我同意那篇文章”。接下来又小心翼翼地把苏汶排除在他批判的对象之外。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都是不愠不火的。自也显示了“京派”一种圆融、超然的态度。
3、鲁迅在《“京派”与“海派”》③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双方作了一个较好的论断。“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都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杨义教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有这样一个评论。“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④可看作对鲁迅的话的一个注脚吧。
4、《作协“扩招”冒犯了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杨早所写）⑤一文把当下的作协“扩招”和和“京派”与“海派”之争联系起来。“京派”一开始轻视“海派”，犹如十年、十五年前的“纯文学”轻视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一样。而最终，“京派”“海派”握手言好，一批网络写手也进了作协。这种对比我觉得蛮有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