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自信和乡下人的执拗——沈从文

作者：李辉

写在前面：时间真快，转眼又是一年。去年的12月，为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我曾应邀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做过一次演讲。今有《传记文学》编辑热情相邀，特将演讲的前两部分内容略加整理予以公开发表，以表达大家对这位文学天才永远不会淡去的怀念。——2003-10-24

一个天才的自信

我们现在纪念沈从文先生，实际上和他自己本身在三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吻合的。最近两年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选集，大概是文革后期结束之后，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或者是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不看好，反倒看好自己的文物研究工作。

根据我读他的家书和当年一些作品的序，和他一生走过的路，我认为这不是沈先生说的真心话。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学是最重要的，而他的文学成就是无人替代的。第一部分就是想强调他天才的自信，认为沈先生是有自信心的。而这个自信是与他的天分密切相关的。

他在1934年回湘西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里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

到1956年，已经相差二十多年了，这时候沈从文先生已经远离文坛，没有从事文学写作了。当时，他也认为自己的笔跟不上时代了，恐怕就是不适应那个时代，这是他的一些认识，包括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发表的一个关于对自我批判的文章里也有些解剖。但是他在1956年12月10日回长沙、回故乡，又一次回凤凰山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里还是这样说的：“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有他故。”

这时沈先生和曹雪芹一样，也是四十多岁。这是一个天才的自信。我认为沈从文创作的黄金时代是在1934年前后，那个时候又有《边城》，又有《湘行散记》，到《从文自传》，包括《记丁玲》、《记胡也频》，这前后都是1933年，1934年这个时间。他是充满自信的。但到了五十年代，1956年在家书里边，他仍然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自己和曹雪芹、和曹子建进行比较，发出历史的感慨，他肯定是对自己有感慨他才会这样的。我认为像沈先生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在离开文坛之后，贬低文学这些东西，那不是沈从文，所以我认为沈从文他是对自信一直是充满着连续性的，是一直自信的。包括到了七十年代，他在干校时给萧乾写的两封信里也谈到对文学的一种理解，包括他对自己的工艺美术研究结束之后转而写诗。当时，他已经写了不少诗，认为对旧体诗的有一种新的探索，有些自己的想法，他要打通这个“文白”，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关系，把它打通，然后做自己的探索，而且他认为他很自信，他说：“我自认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有过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可以做的。”

所以总的从这么大的历史跨度来看，沈先生这种人并不是我们简单所想，他是个自甘寂寞，或者认为自己是那种简单平和的一个人。他确实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如果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非常重要的文化贡献。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他的自信。

他的自信，对这种天才的自信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在二十年代，沈从文从湘西一个边远的小镇到了北京。大家知道，湘西凤凰在当时是交通很偏僻的地方，作为21岁的他只身到了北京，而且执着的在一个很阴冷的房间里，流着鼻血坚持写作，他除了一种对文学的迷恋和爱之外，我想还有一种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不充满信心的话，“我早知不是这块料不做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这样。从沈从文先生能够一个人只身离开家乡，到北京来做这样长期的努力，这个还是有关系的。而他刚刚发表作品是1924年初，实际上到1924年底是一个转折，那个时候，他给郁达夫写的信，郁达夫先生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然后为他而写的《致一个青年的公开状》，就为他这种文学青年的命运打报不平。从1925年开始发表的一些作品，到1925年底，他得到了徐志摩的欣赏，开始转变在北京的处境。他在1925年前，林宰平在的信里把他称为“天才少年”。然后到了192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斯中国游记》由《新月》杂志连载，当时新月书店写的这本书的广告，有这么两句：“《阿丽斯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儿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也是强调了他的天才。

我想我们理解的天才，文学界的天才和政治上理解的天才，就该是有所区别的。《新月》杂志和“新月派”是二十年代的徐志摩和闻一多，这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办的刊物及形成的一个文学派别。据说，沈从文的第一本书是由徐志摩设计的封面。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一些诗人、作家，他们对沈从文一开始就非常感兴趣，非常欣赏，赞赏他的天才。那么我们从沈从文后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上也可以看出来，靠着他身上的才气或者天才，他是让那些学院派的高级知识分子非常佩服的。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只上了几年私塾的湘西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他完全是靠自学，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艺术的敏感，取得文学的成就。三十年代，胡适聘请沈从文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这在今天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很难想象说，能把一个连中学都没上的小说家，或者散文家，聘到某一个大学去做国文系的教授。而胡适之所以选他，同意聘请他，因为是徐志摩的推荐。因为他们相信，徐志摩这些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对一个文学和艺术鉴赏的标准和判断。

三十年代初到北京之后，沈从文又成为当时的“京派沙龙”的核心人物。一般来讲“京派沙龙”是以林徽因的“太太的沙龙”而形成，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宗岱、朱光潜，包括年轻一代的萧乾、何其芳、卞之琳等。沈从文关系密切的，徐志摩、闻一多这样一批人，还有梁思成、梁宗岱、朱光潜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如果把周作人也包括在内，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都受过非常严格的、正规的文学训练、知识训练和学术训练的。而沈从文不是。沈从文恰恰是在这个“京派沙龙”里面成为一个重要成员，一个重阵。

沈从文当时接手编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它就成了京派沙龙的主要阵地，前面讲的他们这些人的主要作品，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沈从文和这些人在一起，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小说家，只是一个湘西的人写湘西的生活，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作为乡土作家的简单、单一的身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一定是有他的综合性文化的修养和他艺术的一种价值，让这些大学教授们佩服。像梁宗岱是研究美术史，研究美学，朱光潜研究德国的美学。梁宗岱留学法国，梁思成林徽因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沈先生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完全是不同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而这种默契是靠他自己身上对生活的一种人性的理解和艺术的手段，这是让他们感到佩服的。而这恰恰是让沈先生能够永远感到自信的一个原因。

这样一种文学的自信， 和他这种乡下人的性格，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这一位乡下人。

这一个乡下人的执拗

沈从文天才的自信，在他的性格上就能表现出来。他并不是逆来顺受，或者是简单的自甘寂寞，或者是一个很平和的、对文学上没有太大奢望的一个作家。恰恰相反，从二十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时候开始，他就表现出一个乡下人对整个文坛挑战的一个姿态。

这里我就要岔开谈一下，作为一个湘西人，为什么能够以他这样一种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知道，他家乡凤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比较多。凤凰是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交界的地方。尤其在清代以来，汉族对苗族的镇压以及苗族的反抗一直是不间断的。而凤凰作为重镇，它也不断有汉人迁徙过去，也是作为以军队的方式过去的。沈从文的祖父是个从武的，后来也做过官到贵州，据说也是军人出身。在凤凰有个传统，对军人或者能够善于打仗的，他们是非常崇拜的，那么沈先生他们家，一开始并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个文化人。

我在1989年第一次到凤凰去。当时，沈从文的弟妹罗兰女士——他的弟弟沈荃的夫人，当时还健在，我做过比较长的访问，回来后就写过一个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我主要是写他弟弟的命运。沈家一直希望沈家的男子是打仗的，当将军的，并不希望是从事文学的。包括沈先生十几岁出去也是到地方武装，也是到部队里面。他的弟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是在部队里，做到少将。最后，当然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湘西剿匪，他被地方政府错误地镇压。1989年我回来为什么没有写沈从文，反倒写他的弟弟，就想从他弟弟的命运角度来反思沈从文的成功，或者他走的道路，注定要成为他们沈家的骄傲。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讲这一点，还想说明，在凤凰这个地方，历来是以能够打仗，会打仗而引为骄傲的。虽然他们也有文官，但文化的地位没有军队、军事、武装的地位高。但是恰恰是这样一种氛围，就使湘西人有一种侠义、好斗的性格。

湘西人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我认为沈先生身上是存在着的。好斗性，倔强，一种从来就不轻言失败的那种秉性。这种性格就该让它存在着。在长期的不断的历史变化之中，能够让他一贯执着的进行文化创作，这一点我觉得不是单纯的性格转变，而是一种意志战胜性格，使他能够完成后来的文学的、学术的成就的。他这个湘西的性格，这种不平和的性格，或者说不安分的性格，使他在成为一个文学青年转成一个真正作家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比如刚开始，在1928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创办《红黑》、《人间》杂志，他们想冲破文坛的有名的作家的控制下，想自己能够闯天下。所以在《红黑》杂志创刊时，他们几个就这么选定“红黑”来作刊名。胡也频是福建人，只有沈从文和丁玲是湖南人。《红黑》发刊词的解释就是：“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湘西话里的横、竖怎么样，怎样的一个。实际上就是舍出去的，并不是取得那种红色革命黑色反革命这种概念。横竖不管怎么着，我们都是要干的，这种性格，是沈从文性格的一个根底，我认准的事情，我都要去干，从他一开始走上文坛，《红黑》就打出这个旗号，应该说体现了沈从文的性格，因为后来的发展，胡也频和丁玲走上革命的路了，是左翼的，很快就掌握了左翼文艺，而沈从文恰恰被认为和左翼文艺相对的，或者说是他对丁玲他们从事左联的上街游行的活动是反对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就应该写作，这一点放在后面讲。

我认为他不是个平和的性格是有一些根据的，比如：在30年代的文坛，沈从文是非常活跃的，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人，他并不是埋头写作。他写小说、社会评论、文化评论，他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是没有精神负担的，能够敢于这样说。他对上海左翼文艺的批评，对上海的商业性实足的海派文艺的批评，引发了当时30年代很有名的京派和海派的论争，包括后来“抗战无关论”、“反差不多论”，40年代抗战后期的“第三条道路”等一些意见。他发表不少文章，他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文学和艺术，他对很多社会的东西都发表了意见。

有一次我和汪曾祺谈沈先生，他就讲：“他就是爱管闲事。”

沈从文先生是在“五四”时代这么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性格，“五四”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思想的、精神的自由状态，个性张扬的时代，再加上他们湘西人的性格，这样使得像沈先生，他在走向文坛之后，能够不管你的地位高低，不管你的成就高低，都敢于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这种东西，我认为也是一意贯之的。而当他于50年代、60年代进入文物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后，他也还是有这种特点的。

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沈先生是1982年的夏天，我刚刚大学毕业，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晚报》，我那时在《北京晚报》负责文艺采访，是文艺记者，负责采访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按现在讲也是最早的“娱记”之一。去文联采访，当时在一个小组会上，在沈先生发言之前，是个音乐家慷慨激昂地大骂当时乌兰牧骑：“居然用上了电子琴，而电子琴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代表，怎么能用电子琴呢？乌兰牧骑就应该用马头琴啊！他怎么能用电子琴呢？”在小组会上批评了一番，给我印象非常深。

然后就是沈先生的发言，是谈文物的。他非常气愤地发表意见，批评历史博物馆。他说，在文物界，外行领导内行。看最近几期的《文汇读书周报》，还有《北京青年报》，发表一些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待，他从50年代开始，就对文物界的外行领导内行深恶痛绝，所以他的发言是非常敏锐的。1982年时他也已经是80岁的人了，但是他发言时非常激动，他说：“这种人怎么能领导文物？”按照一般人来认为他是很温和的，，是不怎么张扬的。他的外表是很文静的样子，平常接触也是很平和的。但一谈到问题，他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敢于讲话。这就是三、四十年代真正的沈从文。我们仔细看他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家论，包括他的散文里面的，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边城》的东西或《湘行散记》里面的东西，其实还有大量的刚阳之气。各种议论，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批判，非常之多。，包括在“京派”、“海派”的争论中，“反差不多主义”的论证中，那些言论都是非常有锋芒的、有战斗性的风格。为什么讲他的性格不平和呢？从小他就是个不平和的人，就是一个调皮的人。他逃学，喜欢跟一些人打架，到河边去玩，和一些小流氓、小混混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概括起来，他自己强调他是乡下人，他永远是一个乡下人，哪怕他和京派文人们天天在一起，和马思聪一块听音乐，和梁思成一块聊天，但他还是写文章强调，我是一个乡下人。他一直在强调他身上的野性。

“野性”这个词，并不是个贬义词，野性实际上是种自然状态，这个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一种人性的不加任何雕琢的东西，他喜欢这种东西。人性的东西。

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什么意见，就发表什么意见。而且在“五四”时代形成的那种环境中，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时候的整个文学论争，文学派别都非常独立的，也非常自由的这种形式。

他在1956年回湘西的路上，像当年一样他还是不断地给张兆和写信，描述途中所见所闻。他从凤凰回来时路过常德，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过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庄馆上摆烟酒小摊。”那个庄馆就是小饭馆。“有43只狗腿挂在屋梁上”。北方人不是太清楚，我是湖北人，像我们湖北和湖南一带腌的腊肉，从头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就靠这种薰，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着六、七个酒坛。”这时沈先生说：“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跳一流的人，到这个铺中来。”这是1956年写的信，他那时回到家乡，这种野性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激活了，他喜欢那种流浪，一直在奔波的生活，对很安稳的生活很寂寞的生活，他不适应的。他这种东西，还是和他早年的心态是相通的。这才是沈从文活生生的性格，他这种不安分还在“红黑”中认准一个理不变的。他有很执着的一面，很倔强的一面。

很掘强的一面，在他和鲁迅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了。

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因时间较长、历史的跨度比较长，这里不讲很详细，大致的情况讲一讲。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之后就应该是沈从文。这个话，早在8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说过，他在文章里也写过，在采访中我问：“你认为在文学史上，沈从文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汪曾祺就说：“除了鲁迅还有更高呢？”他用这种话说，他是限定在小说的创作，文学的创作。现代史上至少这两个都是最伟大的作家。他们没有见过面，两个人一直有深深的误会，或者是有过节。这个过节一直没解开。但这个过节开始发生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1923年沈从文到了北京，25年认识了胡也频，通过胡也频认识了丁玲，三个人都很要好。在这之间发生了“鲁迅误会事件”，我在写《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时，曾讲述过这样一段故事。

当时鲁迅非常有名，在北京地位很高。经常有些人假冒女学生给他写信。就像当时有一位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这时丁玲也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是从湖南来的，我现在需要帮助，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吧！”鲁迅收到信，看后，那时正好发生欧阳兰事件，觉得怎么又有这样的信，丁玲我又不认识。当时旁边有孙伏园，编副刊的，就说：“哎，这个字体好像认识，像休芸芸的字”。当时沈从文给《民众文艺》写文章的笔名叫休芸芸。因沈从文的字，不是龙飞凤舞的，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的很秀气的字。当时就说：“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

鲁迅当然很生气，然后在给孙伏园的信里用很尖刻的语言，讽刺了休芸芸。（信就不在这念了。）在鲁迅日记里，鲁迅书信等都有些记载。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了挖苦。但事又不凑巧。丁玲有过回忆，和鲁迅有关系的一个编辑荆有麟也有回忆，在时间上有所区别。但是同样的事情。丁玲的回忆是：“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出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蝇头小楷，所以鲁迅当时就很生气。这时又传来一件事情，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好追丁玲，在热恋之中，丁玲也不理会，又跑回湖南了。胡也频也是在编一个文学副刊，另一个认识鲁迅的人就带着他去拜见鲁迅。因为胡也频对丁玲热恋，他就印了名片，先送进去，要见鲁迅，名片上印着“丁玲的弟弟”。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刚来个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名片是丁玲的弟弟。这不是合伙开涮我吗？这两件事，都使鲁迅在给朋友的信里，对沈从文讽刺、挖苦得非常厉害。鲁迅给朋友的信，但很快也就传开了。1980年时金介甫访问沈从文时说：“当时鲁迅与你的事，你是否知道？”沈从文说：“当时就知道了，很快就知道了。”这就使沈从文对鲁迅有情绪，双方的误会，就成为他们后来一直没有见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后来鲁迅很快就知道了实情，知道冤枉了沈从文，他说，看到丁玲真有其人，在北京也混不下，也很艰难的，大概回到家乡去了。但是他没有对休芸芸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愤愤不平。

发展到了三十年代京派、海派论争，这是沈从文引起的，批评当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的。举一个例子。如沈从文在1931年胡也频去世之后，写《记胡也频》，当时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开始连载的题目叫《诗人和小说家》。非常巧的是，《时报》连载沈从文的《诗人和小说家》的同时，还有一个连载是巴金的《激流》。这也是文坛上的佳话吧。一个副刊上，同时连载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第一次谈到鲁迅误会的事件，他不提名地说了这么一句：“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一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这时候的批评就涉及到鲁迅了。这个版本是1932年6月初的版本，上海光华书店出版的。1984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沈从文文集》时，删掉了两段。其中有一段就涉及到鲁讯。

当时沈从文在文章中这么写的：“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俩人都熟习。”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是左联的，跟鲁迅编左联的刊物叫《萌芽》。沈从文虽然后来也写过正面的评价鲁迅的文章。但在1936年去世之前他们没有见面，按说是应该有机会见面。因为巴金可以成为桥梁，他和鲁迅关系很好，同时跟沈从文非常好，这是一个桥梁，应该有机会见面的。他们的作品都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但是两个伟大作家没有见过面。

后来又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就是政治的趋向，和政治的立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沈从文是新月派，有徐志摩，包括北京的京派文人，这都属于鲁迅所批判的，同时也是左翼文艺所批判的文化圈，而沈从文是徐志摩特别欣赏的。鲁迅从政治的态度，从社会的立场上，各方面来讲，对这些京派文人，包括新月派，当然是批评的。

不过，沈从文和鲁迅的这种矛盾，不能简单的只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区分而造成的，我认为从个人性格上来讲，双方性格的因素，应该说是他们误会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因为鲁迅也是从来不让人的一个人，他对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挖苦是很犀利的。沈从文同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湘西人“红黑”，我怕惟呀。他也是不怕的，他觉得我们湘西人认准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去改变的。所以他以鲁迅的态度，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有距离的、有成见的，但这个成见的产生，是丁玲、胡也频的事情引起的。

鲁迅的伟大在于，尽管在京派、海派论争时他对沈从文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当在他谈到三十年代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的时候，写的最好的小说家，里边还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就是鲁迅的伟大。

我感受到沈先生从历史，包括现实接触到他这种性格的不安分，还是很多的。我建议大家看一下1961年他写的《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他在1961年时已经远离文坛了，远离生活的中心地带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真知卓见的一些内容，即有思想，而且有激情。包括他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专制和个人精神自由的关系，他谈了很多。他前面用很优美的语言谈了一些文学艺术，但后边实际上是历史的思考。1961年写的当时没有发表。当然也不可能发表。但是文风和思考与三十年代是很相近的。

1989年我去凤凰时，听1982年接待过他的亲戚讲了一些他最后一次回凤凰的故事。其中讲了一个说：沈先生提出早上要去早市看看。他执意要到菜市场去看看，人家说：“你年纪这么大，菜市场那么挤，身体挤坏怎么办”。他说：“哎！挤一挤才有意思。”那次是黄苗子，黄永玉陪着他一块去的。大家犟不过他，他非要去，第二天还是带他去了，不要旁边人扶他，一个人跟小商贩们挤来挤去。到处看，到处转。

他每次回到凤凰时，就特别和平常不一样。刚才举的他在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写的信，谈到充满自信的事，都是他在回到湖南家乡时的过程中写的。往往他到了湘西，到了家乡，才能找到最初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信的东西和一种不安分的成份。寻找离奇的感觉，很调皮的性格，很顽皮的东西，很活跃的东西，都在这种细节中能够体现出来。

从前面讲的部分来看，他这种天才的自信和他的性格的不安分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他充满着自信，所以他才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创作，去发表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也同时正因为他有这种不安分的表现，所以他才能创造出好作品。那些作品反过来验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一个文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