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姚蓬子

文：散木

鲁迅：“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

姚蓬子，本名姚梦生，“蓬子”是笔名，意为“蓬瀛之子”，他是浙江诸暨人。现在说姚蓬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过要说他的儿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姚文元。

姚蓬子

姚蓬子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姚汉章是晚清举人，后曾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姚蓬子早年读书于家乡诸暨县立中学以及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乃至北京大学，彼时冯雪峰也在北大为旁听生，一些北大的浙江文学青年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文艺，姚与冯两人因此相识，并很快成为朋友。1924年夏，姚蓬子因母亲病故，不得已中断学业，经人介绍，赴上海光华书局当编辑。其时，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编辑文学刊物《幻洲》，也在光华书局出版，故姚蓬子也认识了潘汉年，而且两个人很投契。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姚蓬子也逐渐成为思想左翼的人士。1927年，他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潘汉年与冯雪峰等筹备成立“左联”，姚蓬子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后来开办湖风书店，“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冯雪峰提议由丁玲担任主编，并委派姚蓬子、沈起予两人协助，即“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

这是姚蓬子早年的光荣历史。此外他毕竟是伺弄文字的，因此也算得上是一个左翼作家（著有作品《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还曾被委以重任——据说出任过“左联”的中共党组宣传部长。当时他在上海还是联合书店《文艺生活》月刊的主编。1932年6月，他又与周扬合编“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其间结识了鲁迅、茅盾、阿英、郁达夫、沈端先（夏衍）、田汉、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左翼作家，加上他自己能文善辩，颇具才干，渐渐在左翼文学运动团体中有了声名。

关于姚蓬子，后来经常被人说到的是当年鲁迅送给他的一首诗——五言绝句《赠蓬子》，那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之请，为他写的一首即兴之作。诗中提到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诗人穆木天的夫人沈若芸带着自己的儿子乘人力车赴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集外集拾遗》）

鲁迅当时对晚辈进步文人姚蓬子、穆木天等都持友善态度。

鲁迅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之后的事，因为姚蓬子居然在南京的报纸上刊登声明，表示自己已脱离共产党。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晚年的他心有倾向，认为姚蓬子这个声明迹近叛变，是不齿的举动，于是中断了与他的交往。不仅于此，鲁迅还告诫友人不要再与姚蓬子交往，如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徐恩曾劝降姚蓬子

姚蓬子“转向”，离开了此前的队伍，转到了另一个阵营了；至于丁玲，那是鲁迅听说丁玲被捕后消息暧昧，不仅没有如丁玲此前的爱人胡也频那样被枪杀，反而被当局养了起来，也就起了疑心，其实是鲁迅不知其中的微妙，丁玲是被迫滞居南京，而姚蓬子居间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的回忆录中忆及当年自己的被幽禁，有一节“与姚蓬子为邻”，是说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中统”“安排”了一个住处“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丁玲还记录了当时姚蓬子的述说。姚蓬子倾诉了自己“失节”的过程，他不仅“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而且是曾与潘汉年相约的所谓“假自首”，特别是在南京的监狱，领导人如李竹声侪辈（以及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杨天生、廖划平等，他们在党内的职务都比姚蓬子高出许多），被捕后悉数都叛变了，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死撑呢？于是，姚蓬子在心理上有了“失节”的合理解释了。

姚蓬子此人，如后来丁玲的分析，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资格，充其量只是搞政治的票友，换言之，一个“小资”或“屌丝”式的人物而已。于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姚蓬子和洪灵菲、潘漠华等相继在天津被“中统”特务逮捕，又被押解南京，关进了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当然，又免不了要吃一些苦头。起初，姚蓬子还是想抗拒一下的，或者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能，在拒绝了张道藩的亲自劝降之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出场了。

徐恩曾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他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懂技术，又懂心理学等，对付共产党的被捕者，他有一些花招。面对书生才子姚蓬子，他懂得“怜才”，要给对方“面子”，于是令手下的特务不要对姚进行问刑逼供，只将他押入南京北郊燕子矶“中央反省院”拘押起来，同时又密令反省院院长授意几个在押犯（狱霸）对姚肆意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这样一来，姚蓬子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痛苦万分，此时院长姗姗来迟，呵斥了那些狱霸，又对姚蓬子好言抚慰。姚蓬子此时皮肉吃苦，头脑里更是翻江倒海，不知自己还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不久，徐恩曾亲自找姚谈话，劝他迷途知返，并暗示自己不会为难他。如此一来，思前瞻后，姚蓬子“识时务者为俊杰”，答应“自首”，并很快被保释出来（反省院副院长鲍君甫出面担保。鲍其实是中共特科的秘密人士）。姚出来后即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并且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

鲁迅不看好姚蓬子，正是此时。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到姚蓬子的“变化”，他说：“我看是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是鲁迅当年的一个基本看法，应该说，也是历历不爽的事实。

“自新”后的“赎罪”之举

1935年，由朱家骅和徐恩曾安排，姚蓬子赴芜湖《大江日报》（由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同时仍兼《钟声》副主编，这样来往于南京和芜湖之间。正是此时，丁玲被安排到姚蓬子这里同住，当然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这大概也是徐恩曾的一个刻意安排，想让姚蓬子感化丁玲吧。不过，姚、丁两人的交往还是正常的，其间姚借给丁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和接济远在湘西的丁的母亲和幼女。姚还告诉丁玲，自己曾出于愧疚和赎罪的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甚至，姚蓬子还做过好事：一天，他听说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又与中共地下党接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说已设下计策。姚蓬子闻后坐立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人员，如果张瑞云再次被捕，必死无疑，于是他鼓起勇气，给曾是好友的剧作家洪宇发去一封匿名信，让他从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十分危险，可速速离开南京。这件事，也可以看作姚的“赎罪”之举。此外，姚蓬子还曾向徐恩曾夫妇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疏通。又据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许多言论颇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田汉是于1935年7月获释，离开南京赴上海的；丁玲则是翌年被释放，再辗转去了延安的）。

精明的书商

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姚蓬子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又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三日刊。武汉沦陷后，姚赴陪都任职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委”或“文工会”），随即创办“作家书屋”。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其时他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胡风说：“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1946年）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他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于是胡风先和冯雪峰商量，觉得让姚蓬子出一次也可以。“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外地已经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以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国民党的关系，停业还不至于。”冯雪峰也以为：“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他们就去看许广平。许广平提出要胡风和冯雪峰做担保人，因为姚蓬子如果事后赖账，许广平对付不了他，必须胡、冯再出面。最后，姚蓬子在10月份将《鲁迅全集》印出了一版，是蓝土布封面，印了2000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胡风回忆当时他矛盾的心情，说：“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的方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姚文元受审

却说抗战时文化人群集陪都重庆，而唯一一家大型的定期文艺刊物便是“文抗”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从中得到“总发行”的便利，而姚蓬子又精明地适时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的订户首次要交五百元，即可作自由订户每期寄发，若交到一千元则能享受优待。后来“作家书屋”办得如火如荼，它也出版了不少好作品，遂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家新书店。自然，姚蓬子也发了一笔财。

“作家书屋”既无正常的会计制度，也不适时结算实售书本的总数，以便支付作家版税和稿酬，往往是作家饥肠辘辘地讨将上去，姚蓬子乱摸几下口袋，摸到几张就塞给你几张，如同对付叫花子一样。

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随后又在沧桑变迁中抢“第一桶金”，抢译了许多有关俄文经济方面的书籍，以符合时潮所需，因此销路极畅，姚蓬子可谓又发财了。

1954年出版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当时“作家书屋”被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则成为该出版社的职员，生活也算“小康”。1955年，因为轰动全国的“潘、扬反党集团”案件，姚蓬子也遭了殃，这是因为他当年曾是潘汉年手下的“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于是受到怀疑。后来他被释放，一度成了无业者，遂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重操旧业，以译著和写作为生，后经有关部门安排，姚蓬子在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以迄1969年郁郁而终，时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