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幕僚梁鼎芬——一个站在孤岛上呐喊的“另类”

来源： 思明居士

导读：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都被牢牢捆在一根柱子上，柱子上只有八个字——礼义廉耻、忠君爱国！这成为所有士大夫们的宗旨和理念，即使到了两千年后新旧交替的晚清时期，最后一批士大夫们依然执着于这种思想，他们无法面对行将破碎的梦境，在奔走呼号间，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身心力量来对抗已经无法阻止的变革。现在看来，可能有几分愚昧和迂腐，但是，他们却在用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士大夫曾经的荣誉和最后一丝尊严，而晚清第一幕僚梁鼎芬无疑是最具代表的一位。

将梁鼎芬誉为“晚清第一幕僚”根本不算言过其实，因为不管是当代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孤露与晚清》，还是《清史稿》中对于梁鼎芬的评价都很高，如果这些还没有说服力，那他毕生辅佐的张之洞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严格讲，张之洞也属于晚清士大夫，虽然他属于“权势型”，但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根深蒂固。他一生热衷改革，还多次支持康有为等人，这些都会和慈禧的执政方针产生无可避免的冲突，这样的人，没几个能全身而退的，可是，纵观张之洞的官场生涯，他却总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这最大的功劳应该就是得到了梁鼎芬。

大“愤青”梁鼎芬

梁鼎芬生于1859年，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字星海，号节庵，别号不回山民、孤庵、病翁等。他和传统士大夫一样，是通过科考才步入仕途的，光绪六年，梁鼎芬22岁，中进士，授编修，这种职位还算是“铁饭碗”，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枯燥无味，这对于有着浓厚“愤青”思想的梁鼎芬来说，自然是一种束缚，况且，梁鼎芬还有着士大夫“忠君爱国”的思想，一心想“为君分忧”，所以，安逸了五年后他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什么是愤青？简单来说就是对所有看不惯的人或事总要进行干涉的人。梁鼎芬是愤青，但是他却“愤”错了对象，他瞄准的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李大人。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告终，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简明条约》，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引来很多人的不满，可是当时李鸿章位高权重，深得慈禧信任，别人摸摸顶戴和脑袋，还是忍了下来，可血气方刚的梁鼎芬不行，他上奏光绪弹劾李鸿章，可是奏折被慈禧看到，一个小小的编修竟然敢这么做，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她雌威大发，直接把梁鼎芬连降五级，扔到太常寺去管理乐器。

《清史稿》二百五十九卷记载：“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

常人的自尊心强，愤青的自尊心更强。梁鼎芬哪能受得了这个？不干了，辞官！离开前还自嘲般专门刻了一方印，上写“年二十七罢官”，可见这件事还是给梁鼎芬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梁鼎芬走了，后来有人在广东旅游时看到过梁先生，背上还背着一筐书，很悠闲。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官场不得志，归隐山野，安心学术，可是这时出了一个谣言，那就是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是故意而为，故意就故意吧，还偏偏说成是为了“辟祸”，因为梁鼎芬让好友李文田为他卜卦时，预测他只有5年的命，除非故意去招惹一件祸事，才能安然度过。眼看五年大限将至，梁鼎芬一个读书人能招上门大祸。思来想去，就弹劾一下李鸿章，虽然被降五级，可是命总算保住了。

这应该是李文田为了宣传自己的占卜术而生出的传闻，梁鼎芬知道后根本不介意，依然读书、吃饭、睡觉、教学，悠哉悠哉，直到张之洞邀请他出山。

抑或是没有机会，这一时期的梁鼎芬充其量也是最原始的“士大夫”，心比天高，无奈，命比纸薄，怀才不遇。

“国士级”幕僚

1886年4月，张之洞力邀梁鼎芬出山担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

1887年，转任肇庆端溪书院主讲，之后又任广雅书院院长一职；

1894年，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聘梁鼎芬为钟山书院山长；

1895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将梁鼎芬留在身边，正式成为一名幕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梁鼎芬对于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也是涌泉相报，遇事总是尽心竭虑为其出谋划策、推波助澜，张之洞能在风雨飘渺的晚清站稳脚步，梁鼎芬功不可没，而两人间的配合也是相得益彰，《张之洞家书》中也记载，张之洞每每遇到大事，必亲自到梁鼎芬房中咨询，经常谈到深夜，两人对这种交流方式也习以为常。

张之洞将梁鼎芬看成“国士”，国士是指为国效力的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是他们的特点，保皇是他们的标签。士大夫们遵循的理念就是“欲使国家富强，首先须稳定皇权”，皇帝永远是这些人的优先考虑，而且，只要他们在龙椅上坐着，那他们就永远是对的。

和维新派的“蜜月期”

梁鼎芬担任张之洞幕僚时，中华大地发生了两件影响长远的事，一次是光绪的“百日维新”，一次是庚子年的义和拳运动。在这两次变革中，梁鼎芬“晚清第一幕僚”的称呼得到了公认。

维新运动之初，梁鼎芬和张之洞在谈及维新人士时，一致认为他们的做法虽然“不按套路出牌”，但是，目的依然是“强国、救国”，对国家而言利大于弊。梁鼎芬和康有为是同乡关系，所以，他就将其推荐给张之洞。

1895年，康有为想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张之洞也在积极寻找救世之道，看到两人的共同点，梁鼎芬就邀康有为到江宁拜会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心情不好，因为爱子刚刚溺水身亡，所以，他对康有为也并不热情，只不过在数次深谈之后，张之洞心情开始好转，可能他从康有为的言谈中看到了大清的希望吧。康有为离开时，在梁鼎芬的劝导下，张之洞资助了康有为5000两银子。

梁鼎芬和康有为、乃至康有为和张之洞的交情并不是酒肉朋友，而是一种“相见恨晚”的共勉，几人都是晚清士大夫，都怀着强国之梦和忠君之心，都想掀起波澜改变满清的孱弱，正是这种“惺惺相惜”，梁鼎芬和张之洞对于康有为的支持才不遗余力。

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总会遇到阻力，商鞅、王安石皆是如此，康有为在没有得到光绪认可之前也是这样。1896年1月，这是维新派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守旧派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方书籍，北京强学会被查禁，而上海的强学会刚刚成立，康有为等人的处境很不乐观。于是，康有为玩起了“擦边球”，不办强学会，改印报纸《时务报》，传播的还是那些内容。可首先面临的就是经费问题，康有为再次联系梁鼎芬，在梁鼎芬的劝说下，张之洞又给了康有为等人一笔钱，在他们的努力下，《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

​冲突期

可是张之洞和梁鼎芬与维新派也开始出现分歧，维新派提倡的“废旧建新”被他们认为是“间接谋反”，他们推崇的还是皇帝主导国家。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维新派“大刀阔斧”的“废除”势必会动摇大清的根基，而后来光绪的“百日维新”被平息，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应该是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冲突点，康有为等人对于西方国家的变革有着深入了解，但是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梁鼎芬和张之洞却知之甚少，他们认可西方的优点，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认为这些优点不应该来改变中国的现状，而应该是服务于现状。

观念上已经出现分歧，摩擦肯定难免，尤其是《时务报》的刊文越来越直白，将“民权”大书特书，这让梁鼎芬忧心忡忡，多次写信给康有为、梁启超：“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记载于《世载堂杂忆》）。1898年，康有为等人组织“保国会”，他在给梁鼎芬的信中声称已经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强国不再是梦；还指出，此时中国若不改变，亡国灭种立可待也。

梁鼎芬突然之间开始迷茫，他固守的士大夫思想是不允许撼动皇位、皇权的，可现在身居皇位的光绪却开始支持这种“颠覆皇权”的变法，大清的出路究竟在哪？

之后光绪帝宣布实施变法，可变法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广到足以让“退居二线”的慈禧产生不满，势单力薄的光绪和实权在握的慈禧之间开始出现矛盾。最早闻出这丝火药味的还是梁鼎芬，他劝张之洞尽快表明立场，要坚定地站在慈禧这边。张之洞很犹豫，他是“洋务派”人士，也一直支持、赞助了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他也认为只有变革才能救中国，可现在突然让撒手不说，还要唱“反调”，他很难决定。梁鼎芬依时论势，让他明白了光绪和慈禧的悬殊，还断言了康有为等人的结局，如果还不及时和维新派划清立场，将来势必会受到株连。

在梁鼎芬的再三劝导下，张之洞才决定开始“表忠”：

他先是将自己参与过、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一子之差，天壤之别，从推崇变法转眼就变成了倡导忠君爱国、遵经守道的说教；

同年10月，梁鼎芬等人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呈慈禧御览，表明反对变法的态度；

与此同时，张之洞创办了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

当然，这一切的负责人就是梁鼎芬。一连串动作下来，再加上梁鼎芬一流的文字功底，张之洞不但洗去了“维新之嫌”，还成为拥护祖制的代表，受到慈禧的褒奖和赏赐，也只有张之洞明白，若不是梁鼎芬提前入手，慈禧在收拾了“戊戌六君子”之后肯定会将矛头对准自己，一念之差，险些碾成大祸，他对梁鼎芬的敬重更深一层。

义和拳运动中的抉择

1900年的庚子年，应该是近代历史中最屈辱、也最不堪回首的一年。义和拳运动引发的“庚子国难”至今依然让人心有余悸，作为朝廷重臣的张之洞肯定也很难置身事外，我们只知道他的“东南互保”，却不知他差点“独立”

1900年，借着义和拳之乱，他的得意门生唐才常成立了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并劝说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立，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没有表态，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他只是在观望，观望当时全国的局势，若有人带头，指不定当时张之洞还真敢“独立”。梁鼎芬得知后，急忙来劝：“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记载于《张之洞幕府》）。

最终，张之洞听从了梁鼎芬的建议，在英国人的配合下抓捕了唐才常等人，这一决定，也让张之洞在朝廷的地位更加稳固。这难道不是梁鼎芬的功劳？

二度入朝

梁鼎芬在张之洞手下如鱼得水，而张之洞在梁鼎芬的辅佐下也是一帆风顺，可是张之洞知道，将梁鼎芬困在自己府内确实屈才，于是，就上奏举荐梁鼎芬。此时的梁鼎芬早已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书生，在张之洞麾下，梁鼎芬的名字早已传遍官场，现在又加上张之洞的保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梁鼎芬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朝廷赏加二品衔。

按照惯例，梁鼎芬是要入宫谢恩的，这对于没有见过皇帝和慈禧的官员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荣耀，可是梁鼎芬却注定是那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又去向慈禧上奏弹劾，而这次弹劾了两个人，一个是正在得宠的庆亲王，一个是袁世凯。结果可想而知，又被已经年迈的慈禧下诏“苛责”，梁鼎芬失望至极，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慈禧立刻恩准。

梁鼎芬一生最大的官位就是这个布政使，可还没上任就又遭此变数，时也？命也！他的官场生涯算是彻底结束，对于一个以“士大夫”自居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梁鼎芬自然要奔赴京城进行悼念。当时张之洞以军机大臣身份入阁管理学部事物，可梁鼎芬并没有去拜访他。张之洞也没在意，他知道是梁鼎芬不愿引起别人误会、给他带来麻烦。多年的相处，他们两人已经不需要官场的那种客套了。第二年，张之洞去世，梁鼎芬亲自送葬至原籍南皮，在发丧路上，梁鼎芬的哭声盖过了所有人，那种悲痛之情比张之洞的子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泪，也许是为了张之洞，也许，他也是在为自己而哭，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值得他秉烛夜谈的人，也再也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了……

“无赖”梁鼎芬

张之洞去世了，梁鼎芬还活着，可他还是消停不下来，因为还有很多未了之事。光绪帝，这个让他失望透顶的人，始终都是他的心病。

众所周知，光绪和慈禧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所以，直到溥仪继位后才为光绪帝建陵。梁鼎芬自荐，成为主持陵墓工程的官员，从此他吃住都在停放光绪梓宫的暂安殿，每日朝奠于梓宫前，风雨不改，那时，他的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他还坚持着。

民国二年（1913年），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就是盖棺，不少大清时期的官员都前来祭拜，时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就因为没有穿清朝官服被梁鼎芬骂的狗血喷头；在地宫门即将封闭的时候，梁鼎芬还有“陪殉”的冲动，幸好被一群人给强行拉了回来。

光绪陵完成后，陵园的绿化没有“达标”，因为在雍正年间的《大清会典》中对于皇帝陵园的绿化标准给出了规定，嘉庆时期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不管谁继位，都会履行这个规定，可是，光绪帝之后就是溥仪，溥仪没几天就下台了，光绪陵园的绿化也就被耽误了。梁鼎芬认为这是自己唯一能为光绪办的事，所以，不顾腿疾，四处奔波要钱绿化，可得到的回应就是“没钱”。

梁鼎芬把自己身家全部变卖，用以购置树苗，可与目标还是相差甚远，他就想了个招，订购了几百个陶瓷瓶，冬天下雪的时候到陵园去灌满雪封起来，并美其名曰“崇陵雪水”。然后找以前大清时期的官吏和富商，用雪水换银子，不给还不行，隔三差五就到府上要钱不说，还会被梁鼎芬痛骂，他那口才骂起人来无所不用其极，很多人为了避免麻烦都是很“大度”地捐出银子，在梁鼎芬“无赖手段”的作用下，很快就筹措够了资金，两年为光绪崇陵栽树40600株，完成陵园的绿化。

1917年，张勋复辟，当时梁鼎芬已经卧床多日，却不顾身体安危，强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让民国总统黎元洪“奉还大政”，可谁知，“大政”未还，张勋就被黎元洪赶出了北京，也让梁鼎芬的希望再次破灭。

1919年，梁鼎芬拖着那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了人世，溥仪赠其谥号“文忠”。

梁鼎芬去世前，让家人烧去他的所有创作，就好像他从未到过世间一样。

尾话

梁鼎芬是晚清第一幕僚，也是最名副其实的士大夫，他的一生都在坚持着士大夫的那份执着，始终不肯与共存了8年之久的民国握手。从“大势所趋”上看，他的这种行为属于“不识时务”，更像是一种“螳臂当车”；可如果站在道德层面来看，梁鼎芬的所作所为又无可挑剔：

于忠：不畏权势、直言上谏，履行一个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在光绪去世后更是成为唯一还惦记光绪的人，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于义：对有提携之恩的张之洞尽职尽责，多次挽救处于危险边缘的张之洞；

作为臣子，他是称职的；作为幕僚，他也是称职的。晚清时期沉溺于“恢复大清”的士大夫很多，但是将“忠君爱国”做到这个程度的人却无出其右。

出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梁鼎芬的无奈，以士大夫自居、将自己捆在耻辱架上更是梁鼎芬的悲哀。他目睹了晚清的没落，虽然没能阻止，却凭着坚毅，捍卫了士大夫最后一丝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