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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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驿站的建立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一是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二是供应食宿;三是能获得当地的一些土特产。人是趋利性的动物,既然乘驿有诸多方便和利益,各方人士不免趋之若鹜,不惜施展各种伎俩千方百计谋取乘驿特权。
秦汉秦代已有关于驿传的法律。汉承秦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3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30里左右）。驿有传舍，可供歇宿。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驿传所需人夫车马由官府置备，但也有征发民夫和民间车马的。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随着汉代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武帝通南夷，沿途置邮亭。张 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陆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唐

自三国分裂迄于隋代，驿传制度缺乏详细记载。唐代 ，全国共置驿1643所。其驿夫（水驿称水夫）征取民户承役，凡三马给丁一人，一般给丁三人。驿马、车、船由官府提供，驿馆多建在州县城内。诸州有专项税钱以给驿传经费，随近拨给驿田以种植饲料。给驿的范围，主要为奉差赍送公文使者、入觐莅任官员及各种特遣使臣。给驿马数依官品有差，给驿者自一品八匹递减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唐代的驿馆规模都很大， 设备有楼房、 马圈、 客厅、 仓库等。仓库有好几个， 有酒库、 茶库、 咸菜库等。大的驿馆还有池沼。客厅也有几个， 设备条件不一样， 有的高级客房中还带有客厅， 标准和等级不同， 与现代的大酒店类似， 其中的总统套房都不会很多。 每驿设驿长或馆驿使一人， 下面还有一名或几名驿吏， 相当于副驿长吧。另外还有一些具体工作或劳役人员， 称“驿丁”“驿子” 或 “水夫” 等。驿马在左前大腿上面印有驿名， 在脖子上印有州名。如汴州上源驿的马匹， 在左前大腿上便印有 “上源” 二字， 在左面大脖子上印有 “汴” 或 “汴州” 字样。这样的马算官马， 纳入国家编制， 所吃的草料当然由国家统一供应， 也算是吃皇粮吧！以此理相推， 驿馆中的驴就是官驴， 当然也吃皇粮。

宋

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20里有歇马亭，60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传递文书则有递铺，每18里或20里、25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由于递铺组织的完善和普遍，驿馆相对衰落，其职能遂为递铺所取代，或与递铺交织不可分。驿递的服役者，北宋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厢兵代百姓为递夫。这是宋代的定制，亦为驿递制度的一大变革。

辽、金

辽有军国重事用银牌（镀金），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戴在项上驰驿，并手札给驿马若干匹。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的抽发兵马。两驿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其间设有中顿，供使客午餐。初，诸县人民承担驿递、马牛之役，至辽末，始使民出钱，由官府募役。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 ，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50里置一驿 ，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乘驿者按官品规定其随从人数、给马数和饮食钱数，泰和六年（1206）始置递铺转送文牒，10里一铺。

元

元代驿传又称站赤，意为司驿者。成吉思汗时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元代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当役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乘驿凭证有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圆牌也称圆符，按规定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铸造、掌管。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起马数目，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传送公文的邮驿，称急递铺（简称递铺），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统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凡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官府来往公文均可入递。公文用木匣封锁，随到随送。

明

明代驿传机构，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分别设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①水马驿。马驿60里或80里一置。水驿设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驿20只、15只、10只，每船设水夫10名。②递运所。在陆路者设置车辆，在水路者设置船只。③急递铺。每10里设一铺，专一传送公文。公文到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应合给驿的范围，主要有：赍擎讼旨及奉旨差遣给驿者；飞报军情重事者；亲王进表奉贺及差人奏事者；各藩属使臣之进贡及回国者；文武官员到任在1500里以外者；职官病故，其尸体及家属回乡者。驿传夫役，由各地州县在本地粮户内佥编应役。嘉靖年间，驿传夫役计粮折银，由官府雇役承当。

清

清代驿传，以京城皇华驿为中心，通达全国。各省所设称驿，通达西北边疆军报所设者称站，西北两路所设者称军台，安西、镇西、哈密所属特设军塘以通军报，设宫塘以通寻常文报，统称驿站。各站驿马、驴、牛皆有定额。凡应给驿者，发给邮符为验，称勘合、火牌，其往来应供马匹、廪给及跟役人数、口粮，按品级为等差，皆于勘合上填注。驿递则验以火票，定其迟速之限，按所达之路程计其时日。铺递亦同。咸丰年间，冯桂芬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驿站相继裁去。

乘驿牌是古代驿路上往来驿使专门使用的一种符牌。蒙元乘驿牌是蒙古汗国和大元朝时期驿使在驿路使用的专用符牌。当时，全国各地设有驿站1500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10里、15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尔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金帐）、伊儿两个汗国，可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使蒙元国内交通得到极大发展，使国内各民族、各地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紧密。

驿站的建立为公文传递和官员出差提供了方便：一是免费使用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二是免费供应食宿；三是能获得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人是趋利性的动物，既然乘驿有诸多方便和利益，各方人士不免趋之若鹜，不惜施展各种伎俩千方百计谋取乘驿特权。例如元代朝廷规定必须凭牌乘驿，后来乘驿凭证却愈发愈滥，不仅官衙可获公用圆牌，而且只要肯出钱“结托近侍奏请”，连僧道、商贾、富豪都可获得圆牌，用于外出祈祭、经商、旅游、捕猎、采办、收租、运物、谒陵、探亲等私人活动。元代任司徒的大官刘虁从大都(今北京)往江南探亲，竟乘驿云游名山大川两年不归，其间花费公帑不可胜数。

由于乘驿范围无限扩大，给各地的站赤(元代的驿站称站赤)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是乘驿人员成倍增加，造成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疲于供役，纷纷劳累倒毙和破残损坏。其次是乘驿人员数量激增，素质下降，不少乘驿人员非肉不食，非好酒不饮，大吃大喝，导致驿站经费入不敷出。一些供役站户不堪重负，不得不起而逃亡，如甘州站赤元初有站户1600户，到元世祖至元后期只剩下160户，造成许多驿站难以维持。

贫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目睹元末“给驿泛滥”导致官吏腐败，民怨四起的教训，从洪武元年置驿开始就对“给驿”范围严加限制，明令“非军国重事”，非“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奉旨差遣”者，一律不许给驿。明示大小官员“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为了体现“刑乱国用重典”的精神，朱元璋对自己的亲属“先正纲纪”。洪武三十年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擅自动用驿站车马数十辆走私茶叶出境，其家奴周保还在河桥驿无故殴打按例检查的巡检司，朱元璋接到举报后立即下令将周保斩首，欧阳伦赐死。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治理驿政，明初“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

到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腐败，给驿泛滥，乘驿骤增，各地驿站不堪重负；而原有供给规定又有漏洞，虚报冒领盛行，管理混乱，部分地方官员乘机欺上瞒下，横征暴敛搜括驿银，敲诈勒索支应驿差，贪赃枉法累害于庶民百姓。以致朝野“清邮传以疏民困”呼声四起，迫使明王朝于嘉靖三十七年、万历三年、崇祯二年，对驿站管理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