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为何突然反水杀害上千自立军？

摘自《从甲午到辛亥》雷颐

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反对朝廷支持、利用义和团的政策，而力主剿灭。但他们已无力影响朝政，1900年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刘坤一、张之洞认为大祸临头，开始积极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唐才常（1867—1900），清末维新派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

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中经过汉口时，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来。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

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

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2万人，分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谭嗣同（1865.3.10—1898.9.28），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按计划于9日起义。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孤军奋战，被镇压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在弦之箭，不得不发，决定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

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

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却未置可否。

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

▲张之洞（1837—1909），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在慈禧、光绪最终谁能掌权的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

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能贸然行动。

局势很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

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却故意含糊其词、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

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静而冷酷的决断。他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唯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其实非常有限。这种种变化，都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