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无德的“筹安会六君子”

文 ：金满楼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古教授的一篇《帝制共和论》让袁世凯喜出望外，这回可就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由此而来？）。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偱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罢。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罢，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小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