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山东曾经“独立”了十一天

会场外有新军持短铳相向，会场内有群雄严词相逼，山东巡抚孙宝琦走投无路，嘴里含糊其辞道：“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他自动将头上的顶带花翎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剃得黢青的头皮。至此，这就算“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11年11月初，一则“谣言”在济南学界流传。说清廷拟借外债三千万元，以山东土地作为抵押；山东当局也准备向德国借款三百万元。这一传言激起了济南社会各界的无比愤怒，群众情绪骤然达到“不可遏抑”的程度。

一队队青年学生纷纷走上济南街头，他们打着“山东要独立”、“山东人自有主权”的横幅，高喊着“万众同心，建设共和大业”的震天口号。济南民众加入进来，他们涌上街头，有的跟着学生一道振臂高呼，有的大声念起学生散发的传单“山东全省自今以后与清廷永远断绝关系！”

一个月前，武昌起义爆发，在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山东同盟会的核心人物徐镜心立即联络一批立宪派人士从日本赶回济南，筹备山东独立事宜。要知道，本对满清心存眷念，希望在立宪中分一杯羹的立宪派，逐渐看清了少不更事的满清权贵欲将权力收归中央与满人的企图，让他们带头起事断是不愿冒此风险，但面对蓬勃的革命形势，如果大厦将倾，顺手推一把的胆量还是绰绰有余。于是，11月5日，济南各界代表在咨议局召开会议。会议提出由徐镜心事先拟好的《山东独立大纲》，要求立即组织“民族大帝国”，实现山东独立。

但《独立大纲》一提出，还是遭到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对。被山东各派专门从北京请回来的和平派人物夏继泉等人将其改定为《劝告政府八条》，并声明：如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告独立。“八条”阉割了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精神，代之以温和的妥协性要求，使得孙宝琦暗暗窃喜，他在11月6日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

11月8日，清廷就山东《劝告政府八条》来电，分条作出答复。清廷的答复不着边际，避重就轻，敷衍群众，激起山东各界人民的强烈不满。出人意料的是，反应最迅速的竟是作为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清朝军队——第五镇协统贾宾卿，明确表示支持独立。拿到了军界这一砝码，力量对比的天平终于向要求独立的一方发生倾斜。

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11月12日下午3点，山东各界联合会举行万人聚会。会间，突然有三名第五镇军官闯入会场，高呼：“各省皆已独立，山东岂可落后。我等军人情愿助诸君以武力，如若迟延不决，当以兵器相加。诸君速决，吾等厉兵秣马以待！”各方经过激烈争执，会议决定，宣布独立时推举孙宝琦为大总统（后改称大都督），贾宾卿为副都督。

次日上午八点，山东独立大会于省会济南召开。又是一个万人聚会，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联合会、同盟会、第五镇官兵、商界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虽有夏继泉居中斡旋，关键还是在于第五镇军人的威摄，孙宝琦不得不放弃“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宣布独立”的立场，自行摘下了象征权力的顶带。会上作出了三条决议，核心是脱清入民国。

革命党人以山东各界联合会名义将独立情况报告上海军政府，山东独立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随后，济南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大游行，以“山东独立”大旗为先导。游行队伍行进到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时，举行了群众集会。学生代表向广大市民演讲了山东独立的意义，整个会场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当日，济南各校学生大半剪去发辫，为了动员剪辫子，一些学生和军政人员还走上济南街头，高唱《剪辫子歌》：“我同胞，梳辫子，何时起？自从清军进中原，发辫起。叹二百六十年，做奴隶！你看那庙宇里一班神，自关帝、包公、岳王一班神，问谁人编发辫拖背后？况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独立前夜的济南情势，确如孙宝琦8日急电袁世凯所说：“此间军界、学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力为维持，恐难遏抑。”

“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

山东独立后两天，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上了总理大臣。山东位置重要，但却发生了北方诸省中少有的独立。上台伊始，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处心积虑地扼杀山东独立于摇篮中。

而孙宝琦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向革命党人提出了揽权自重的要求，人财物权皆系一身，革命党人居然爽快答应了。

身为都督的孙宝琦在独立后，一直态度暧昧，仍循旧例在珍珠泉巡抚院署召开司道会议。这个在十年前救过孙中山的洋务派，寄公函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和“宣统三年”的年号。11月17日，他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赤裸裸地宣称：山东独立“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实际上，孙在独立前与独立后，均向清廷内阁发出急电，力呈自己不得已独立的苦衷，表明将见机行事，搞一个假独立的骗局，蒙混过关。正如有人戏谑的那样：孙宝琦实际上是“奉旨革命”。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独立取消的关键因素还在新军，特别是袁世凯派亲信向革命的最主要支持力量第五镇进行了分化，致使第五镇内讧，终至倒戈。

在暗中忙活了十天后，11月24日，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出笼，它“以军事枢纽，即以军界为总机关”，标榜的宗旨是“维持大局”、“保卫公安”，实际上是破坏独立。第五镇及巡防营反动军官均参加了这一组织。“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山西会馆召集会议时，标统吴鼎元下令第五镇反独立官兵将大炮架起来，分别对着都督府和联合会驻所，意在逼孙宝琦取消独立。对此，孙宝琦求之不得，当场表示同意取消独立，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

运动轰然而起，倏然而逝，维持了11天的山东独立，便宣告结束。山东独立取消，全国哗然，革命党人无比义愤，浙江新军致电孙宝琦，声明“知宝琦取消独立事，乡人大愤，议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由老朽的胡建枢接任山东巡抚。

“后独立时期”：两政权并立

独立取消后，山东出现了一省两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由清廷任命的胡建枢、张广建先后为巡抚的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另一个是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以胡瑛为都督、以张学济为参谋长的烟台革命军政府，即山东军政府。

张广建是袁世凯的得力爪牙，他署理山东巡抚后，独立取消当天，他就发兵围困学校，遣散了学生军；12日，他又派兵袭击了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地点“宜春轩”等地，逮捕了革命党10余人，枪杀了1人。任山东巡抚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势力，迫害革命群众。上任第二天，即查封了齐鲁报馆，占据高等学堂，还专设“斩决处”，扬言“民军有敢死队，余则有敢杀队”，疯狂镇压革命群众。

山东独立受挫后，革命党人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山东，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此时徐镜心居济南县东巷书楼，将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另谋起义。丁惟汾、张彦臣等置酒饯别。镜心歌易水送别曲，志气激昂，座中均唏嘘叹息，至为悲壮。其后，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上海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武装起义。

其实，早在济南宣布山东独立的前一天，号称“十八豪杰”的革命党李凤梧等人即以几条枪，以布裹苹果充炸弹，兵不血刃地光复了烟台，在蓬勃革命形势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神话。光复后的烟台，军政大权被王传炯掌控，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并暗中与袁世凯联络，烟台革命形势严峻。

鉴于济南与烟台革命果实均被旧官僚所窃取，至此，革命党人已清晰认识到，“党人必得兵权，乃能再起”。他们或南下，联络南方民军，请教斗争方略；或奔走于山东各地，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仍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相继发动了登州（蓬莱）、黄县、文登、荣成、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的起义，促成了烟台山东军政府的建立，最终形成了与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对峙的局面。

山东大学王德刚教授认为，山东独立的取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导致。在革命力量上，革命党人过多依赖于立宪派，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权组织上不够成熟；此外，革命党人顾忌洋人对革命的态度，打心里不愿让洋人将革命党与义和团划上等号，所以不敢放手发动底层民众，革命具有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