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郭松龄叛变，为何让冯玉祥西北军陷入绝境？只因算盘打得太精

文：常棣tandy

一、奉系、直系、西北军三方互动的局面

反奉联合战线的形成，固然因奉系的扩张直接威胁到各自的实际利益，但当时许多军阀确实对奉系不欣赏。奉系入关后，在直、鲁、苏、皖等省横征暴敛，纵兵扰民，贩卖烟土，颇遭舆论指责。“五卅”之际，奉军进驻上海，宣布戒严，禁止民众示威集会，其后又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压制和镇压工人学生爱国运动，激起民愤。

中国共产党将奉系张作霖定为反动军阀的第一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反奉倒段”运动。国民党中央及广州国民政府亦发表宣言，声讨奉系。孙传芳正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并试图在反奉的旗帜上染上点民族主义色彩，以赢得舆论的同情。

奉系北起榆关，南至上海，纵跨大半个中国，战线绵延过长，兵力非常分散。加之担心国民军拦腰截击，造成首尾不能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奉系只好采取退让的方针。杨宇霆按照张作霖的指示，缩短战线，保全兵力，令邢士廉率所部奉军从上海撤退。10月18日，杨宇霆离开南京北上，23日姜登选离开蚌埠。所有奉军迅速向徐州方面后撤。因奉军主动撤退，孙军进展顺利。20日，孙军进占南京。

当浙奉两军相峙之际，国民军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虽与孙传芳有约在先，但并未如约出兵讨奉，而是静观战局的演变，企图以最小的付出赢取最大的收益。张作霖为了摆脱孤立局面，派人到包头会晤冯玉祥，试图将冯拉入自己一边。冯玉祥乃脚踏两只船，坐山观虎斗，一面敷衍张作霖，一面敷衍孙传芳，准备在“两方激战至于气尽力竭时，执政府如果有命令，吾再出而以武装调停也。”

当孙传芳进占南京后，吴佩孚于10月21日从岳州到达汉口，通电自称受14省推戴，就任讨贼军总司令。长江直系各督拥戴吴佩孚出山，本意是希望他联冯讨奉，而吴意则欲联奉讨冯。所以当吴佩孚提出派兵假道河南，与孙传芳会攻徐州时，遭到岳维峻的拒绝。此时孙传芳也不愿再作吴佩孚的部属，一面对吴佩孚假意表示推崇，一面暗中感谢他的援助。

由于奉军主动撤退，孙传芳军进展顺利，冯玉祥感到配合孙传芳攻打奉军的时机成熟。未料吴佩孚忽然东山再起，冯恐吴佩孚进攻自己，只好继续按兵不动，静观待变。国民军最佳的反奉战机转瞬即逝。

孙传芳不得不单独担当起攻奉任务。两军经过一番激战，至11月8日，徐州落入孙传芳之手。至此，孙传芳统率的五省联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奉系势力逐出苏、皖、沪。心满意足的孙传芳决计以徐州为止境，不再继续北上。东南的奉浙战争，遂告一段落。

11月15日，陈调元通电推戴孙传芳为苏、皖、赣、闽、浙五省领袖，开府南京，凡联军范围内的军政大计，均由孙传芳决断。孙传芳派人进京，向段祺瑞表示拥护中央。由于吴佩孚之再起，段祺瑞感到威胁，孙传芳向段表示绝对不与吴佩孚合作。段祺瑞乃于25日下令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是月底，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从此，苏、皖、赣、闽、浙五省全为孙传芳所宰制。孙成为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首领。吴佩孚远逊于他了。

东南的奉浙战争，孙传芳成了最大的赢家，而冯玉祥的国民军则错过了最佳的反奉战机。国民军虽然受奉军的压迫已久，但冯玉祥总以敌不过奉系而退让。当孙传芳举兵反奉时，本为国民军提供了一次复仇的良机，但惯于投机的冯玉祥想在奉、浙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结果坐失良机。冯玉祥既失好于孙传芳，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反奉盟友。而奉系张作霖则以国民军为头号对手，时刻提防着国民军。

奉、浙战争时，张作霖之所以主动撤退，主要担心国民军袭其后背。所以他宁可放弃苏、皖，而以大部分精锐防备国民军。奉、浙战争结束后，孙传芳全心经营苏、浙、闽、皖、赣五省地盘去了，奉系乃转而专一对付国民军。故当奉浙战事告一段落之际，奉系与国民军的战机又酝酿成熟了。

二、郭松龄的叛变与冯玉祥的作用

奉国两系对峙，形势对国民军甚为不利。因国民军的地盘与山西阎锡山相邻，在地缘上对阎锡山构成直接威胁，故阎锡山欲图自保，势必与奉系联合。吴佩孚再起后，对倒戈的冯玉祥欲思报复。张作霖亦派人到汉口主动与吴佩孚取得联络。冯玉祥面临张作霖、阎锡山和吴佩孚联合进击的局面。

冯玉祥自知国民军实力不足以敌奉，乃设法离间奉军部下作为制奉之策。奉系内部素有老派、新派之分，老派以张作相、张景惠等为骨干；新派则又分为士官派(洋派)与大学派(土派)，前者以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后者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各派之间倾轧已久。

当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老派势力最大；失败后，新派渐受张作霖信任，势力亦随之升扬。新派中，郭松龄最为张学良赏识。奉军精锐名义上掌握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手中，实际上为郭松龄所把握。郭以是见忌于同侪，与杨宇霆、姜登选尤不相睦。

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姜登选等皆得地盘，独郭松龄一无所得。郭氏心中颇为不满。冯玉祥遂与郭松龄暗相结纳，并与之签订反奉秘约。秘约内容除几条空洞的政治条文外，核心是双方协议打败张作霖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在奉系内，郭松龄与李景林较为投合。郭知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李在奉系中非嫡系，对张作霖也有些不满，是否倒戈，态度并不明朗。

郭松龄清楚国民军对直隶怀有野心，而为了拉住李景林，必须保证李景林在直隶的地盘不受冯玉祥的侵犯。所以郭松龄在秘约中把维护李景林的地盘摆在突出的位置。秘约成后，冯、郭与李协商，求李合作。李问事定后，直省地盘如何处置?冯答词含糊。李知冯将不利于己。但郭既与冯一致，又握有重兵，李无可如何，不敢反对。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任，并历数杨宇霆罪状，要求将其即日免职。翌日，郭松龄在深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后，郭将所部7万人编组为4个军，并制定了进军计划。郭军起事后，仍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表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冯电严词历数张作霖的种种罪行；李电虽也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甚为委婉。尽管如此，李电毕竟已宣布支持郭松龄。李还致电国民军表示希望与其合作，并愿将直隶作为双方的缓冲区域。

面对郭松龄倒戈，张作霖起初想用安抚办法制止事态发展，未达目的，继而发表讨伐宣言，以武力阻击郭军。郭松龄为表示与张作霖父子彻底决裂，乃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郭军一路出击，所向无敌。奉军节节溃败，沈阳震动。奉系军阀的统治几乎摇摇欲坠。张作霖甚至将下野通电都起草好了。绝望中的张作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

双方达成秘约：张作霖同意日本人在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与当地中国人一样的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并移让间岛地区的行政权与日本等；日本方面则出兵助张反郭。在日本军队的武力干涉和直接支持下，张作霖的部队很快扭转败势。12月23日，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彻底失败。郭松龄夫妇被捕，次日被处决。据称郭松龄倒戈的背后，也有来自苏俄方面的支持。当郭部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但苏俄方面怕触怒日本而未批准。

三、冯玉祥的落井下石

郭松龄倒戈，对国民军的存亡具有重大意义。以国民军的实力显然无法对付强势的奉系。但冯玉祥过于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得失，当郭起事后，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时机，及时援助和配合郭松龄进攻张作霖，反而趁机攻打郭松龄的盟友李景林的直隶地盘。

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景林部由支持郭而转向支持张作霖。李景林最初答应与郭松龄、冯玉祥一起共同反奉，态度本属勉强。冯玉祥有意进占直隶地盘，李景林自然不肯放弃，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12月4日，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并电请张作霖与之前后夹攻郭松龄，随即扣留了郭松龄在天津购置的军用物资。李景林的反目，对郭松龄反奉及国奉两系的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而李景林之所以反目，又与冯玉祥违约抢占地盘有关。冯玉祥后来也承认自己“反友为敌，以私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国民军与李景林军激战近20天，最后以李景林部败退山东而告终。有论者谓“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战胜属于奉系的军阀李景林，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实际上，此时的冯玉祥与李景林之间抢夺地盘，与一般军阀战争并无二致，甚少“进步”可言。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取得了直省的完整地盘，也算得了一个局部胜利，但其利用郭松龄打倒张作霖的总体战略未能成功，其局部胜利亦只能是短暂的。

从国民军的长远战略分析，如郭松龄倒戈成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必致力于巩固东北，必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可以独自挟制中央政权，其在华北的地位也许相当优越。从冯玉祥的角度看，他的“违约”进攻李景林，也许正是他的谋略所在：利用郭部倒戈之机，占领直隶的地盘，打开国民军与海外联络的通道。

郭松龄倒戈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当时人的预料中。对冯而言，援郭倒奉可能需要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

在奉浙战争中，冯玉祥的谋略是想待张作霖与孙传芳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结果错过了倒奉的最佳战机；此次冯玉祥又故伎重施，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一面趁机扩大在华北的势力范围。而其结果，再一次错过倒奉的良机。这不能不说是冯玉祥缺乏战略眼光、太顾及眼前地盘和惯于投机之个性所致。

四、郭松龄失败后，西北军面临的困境

郭松龄失败后，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晋三系的夹击。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将矛头指向冯玉祥与段祺瑞，自在意料之中。郭松龄倒戈事件发生后，吴佩孚致电张作霖，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

国民军自身只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其内部凝聚力不强。胡景翼、孙岳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有“主义”、有信仰，较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略高一筹；而在冯玉祥看来，国民第二、第三军成分复杂，惟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第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军战胜李景林后，不仅没有增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反而因地盘分配不均而引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冯玉祥占领天津后，将直督一职让给国民军三军的孙岳，引起国民军一军将领张之江等人的强烈不满。内部的不和谐，自然会影响国民军一致对外的力量。

奉直军阀结盟，国民军势单力薄。冯玉祥权衡内外形势，于1926年1月1日向段政府提出辞呈，请免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各方，宣布下野出洋游历。1月9日，段政府正式发表派冯玉祥前往欧美考察实业。

任命张之江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这是冯玉祥为了缩小和掩蔽目标，转移敌方视线，借以削弱直奉军阀联盟的一种政治谋略。冯玉祥认为，吴佩孚与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认真长久合作。冯的如意算盘是，直奉之间必会冲突，届时自己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时再回来收拾残局。冯的打算不无所见，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奉直双方都视冯玉祥为更可怕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只会在先共同“解决”国民军之后爆发。

事实证明，冯玉祥下野后，直奉两方并没有中止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1926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奉直结盟对抗国民军之势正式形成。李景林虽被国民军打败，其兵力大部尚存。李将退入鲁境的残部改编，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伺机反攻直隶国民军。

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通电向关内出兵。1月19日，吴佩孚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次日，吴佩孚发出讨冯通电，下令兵分三路向河南国民军进攻。1月23日，吴佩孚部属靳云鹗与奉系张宗昌、李景林在山东泰安会晤，签订联盟条约。与此同时，晋系阎锡山亦伺机出击。于是国民军的地盘京畿和直、豫两省处于奉、直、晋三系的包围中。

1926年3月初，河南的国民军在吴佩孚的进攻下失败。吴佩孚占领郑州后，令靳云鹗分三路向北挺进。3月18日，前锋抵达石家庄。

国民军见形势日非、三面受敌，被迫将津浦、京奉线军队一律向北京撤退，放弃天津。直鲁联军和奉军乘胜追击，直逼北京。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等尚想固守北京，试图谋求与直系吴佩孚妥协。吴佩孚仍然坚持联奉讨冯，但其部将靳云鹗、田维勤等主张联冯讨奉。奉军直逼北京，吴佩孚自不愿奉军独占胜利果实。

4月2日起，国民军与直系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接洽，共同议定以释放曹锟、恢复法统、国民军让出京汉线为合作条件。无奈吴佩孚始终不肯信任国民军。国民军张之江又转而向奉系谋和，但张作霖坚持要国民军彻底缴械，方能议和。

这样，国民军联吴抗奉或停战议和的谋略未能成功。

再说段祺瑞政府在初期为冯玉祥与张作霖两方所制。及至郭松龄倒戈，奉系败退，国民军占据京津，段政府只得惟冯玉祥之命。但不久，冯玉祥宣布下野，段祺瑞一无所倚，临时执政府也摇摇欲坠。

及北京被围，国民军处于危难之际，段祺瑞还幻想依靠奉系保持其地位，遂与奉系相勾结，图谋作奉军的内应。国民军察觉段氏的异动，乃先发制人，发动政变，于4月9日深夜派兵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祺瑞遁入东交民巷避难。10日，鹿钟麟以总司令的名义签发布告，一面宣布段祺瑞的罪状，一面提出恢复曹锟自由，并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接着又电促直系靳云鹗、田维勤迅速入京，愿将北京部分地区划归直系驻防。鹿钟麟驱段、复曹、迎吴之举，是按冯玉祥的指示和计划进行的。

冯玉祥在下野之后，出国之前，制定了一个最后的应急方案，计划在必要时推翻段祺瑞政府并释放曹锟，借曹之力与吴佩孚讲和。如果讲和失败，就迅速撤出北京，从而一时造成中央政府权力真空，诱使奉直两大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火并，自己充作鹬蚌相争之后的渔翁。

五、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何会陷入绝境？

但是国民军此举有点两不讨好。奉系对国民军联吴反奉固然切齿痛恨，吴佩孚对鹿钟麟政变亦不满意，对国民军的求和持强硬态度，要国民军无条件投降。直、奉、晋三方高层此时达成了一致消灭国民军的共识。吴佩孚致电张作霖，表示坚持国民军必须全部缴械：阎锡山亦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国民军无奈，于4月15日撤离北京。国民军联吴反奉和指望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反目的希望一一落空了。

国民军于1924年10月发动政变推翻曹吴政权，拥戴段祺瑞上台；相隔一年半以后，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将段政府推翻。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国民军在北方军政界的形象和声誉。

如李景林通电攻击冯玉祥说：

“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实际上，“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已成为当时军阀共同的行事规则。

国民军的反复纵横，均以维持自身生存为前提，不过是其实用主义谋略的运用；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亦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国民军势单力薄。面对奉直两系的联合进攻，国民军不仅不敢进一步与南方革命派接近，反而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先后向直奉军阀谋求妥协，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镇压民众运动。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附随其后，颇受当时进步舆论的谴责。如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即认为：“国民军现在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一自解于民众。”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直联军围剿国民军的战争并未停息。1926年5月10日，奉直联军进一步与晋、陕、甘等地方军阀联盟，在北京成立“讨赤联军办事处”。5月底至6月底，直奉两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会晤北京，决定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

但此时中国政局出现了颇具戏剧色彩的场面。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军阀体系中。而奉直军阀不谙南方正在迅速高涨的革命大势，根本没有把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放在眼中，将主力倾巢向北，视国民军为头等敌人和重点打击对象，直至将国民军逼到除非投奔南方党军，否则灭绝的境地。

国民军退守南口后，还曾派人向吴佩孚乞降，而吴佩孚仍坚持国民军必须全体缴械，结果将国民军逼上“梁山”，不得不与南方北伐军联手。国民军与北伐军结盟后，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最终成为战略上的一大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