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东大姓与世家大族

作 者：姜守鹏

势族，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有权势或有财势的大姓。他们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 的向背，直接影响着封建秩序的安定与封建统治的巩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 势族的团结，注意调整对他们的政策。

明末辽东，战争频繁，各种势力角逐激烈。研究一下这个时期辽东势族及其对辽东局势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

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不设州县，“但立卫，以兵戍之”①。辽东与中原地区不同，“ 非官而军，非军而官”②。因此，辽东势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辽东势族大多是封建 地主与封建军阀相结合，我们可称其为军事势族。就其形成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

一是世代在辽东任军事要职的大姓，利用手中的权势，兼并土地，盘剥地方，成为巨 富。例如，铁岭李氏，是明末辽东的头号势族大家。万历年间，李成梁镇守辽东，爵封 宁远伯，其兄弟子侄长期掌握兵权。其弟李成材曾任总兵官，其子侄李如松、李如梅、 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梓、李如梧等均担任过辽东总兵等军事要职，可谓“满门富贵” 。“李如松以下，人人登坛肘印，个个旋废旋起”③。其势力之大，“环神京数千里， 纵横盘踞，不可动摇”④，以至于“自抚镇道将及巡方御史，不出李氏门下亲厚，无不立被斥逐”⑤。

二是本为地方豪富，因募兵而被明政府授以军职，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取得权势 。明中期以后，边备废弛，边军缺乏，而边患却日益严重。明政府曾几次号召辽东豪富 募兵并授以军职，从而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军事势族。例如正统年间“诏大家豪首，能召 集勇士万名以上者授指挥，千名者授千户，百名者授百户，五十名者授总旗，十名者授 小旗”⑥。在这次募军中，辽阳豪首屈勤七、孙贤等应命招集并被授以军职。这类势族 ，所任官职虽然不高，势力不大，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

三是辽东的大商巨富，他们自身虽未在军界中任职，但是却和封建政权相勾结，控制 着本地的经济，影响着当地的政治。例如佟氏是辽东一个有名的世家大族，明末原在开 原经商，后迁至抚顺。佟氏家族“雄资一方”并且“能役服其乡人”⑦。后金政权建立 后，佟氏中的佟养性即与后金政权相联系，秘密为后金政权输入明朝的禁运物资，被明 朝边吏察觉，置于狱，逃出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并曾先 后命其督办钱粮，总理“汉人军民诸政”，为后金在辽东战争中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辽东势族中，世代担任军事要职的世家大族影响较大，除铁岭李氏之外，还有辽阳 韩氏、崔氏，义州马氏，前屯杨氏和宁远祖氏等。

辽阳韩斌，成化年间曾任辽阳副总兵，其子韩辅任定辽中卫备御右参将分守锦义，辅 子韩玺任辽东镇守总兵，玺子韩承恩任都指挥使，韩承庆任辽阳副总兵。辽阳崔胜，成 化年间任定辽右卫指挥使后升都指挥使，其子崔鉴任开原参将，鉴子崔贤任辽阳副总兵 ，贤子崔世武任都指挥同知。义州马云，原合肥人，洪武年间任龙虎将军、都督府都督 镇守辽东，其四世孙马深弘治年间曾任义州卫指挥使、开原左参将。前屯卫杨照曾任辽 东总兵官，其叔杨维藩曾任游击将军，并均在嘉靖年间战死，被追封为太保或都督佥事 。宁远祖氏是明末对辽东局势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军事势族。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 锋将军印，其弟祖大乐曾任总兵，祖大名、祖大成曾任游击，其子祖泽润、祖泽洪、祖 泽远及祖可法均任军事要职。

除此之外，辽东的势族还有辽阳的高氏、佟氏、石氏、祝氏、鲁氏，锦州的王氏，义 州的李氏，前屯卫的毕氏和辽南的刘氏等。

(二)

辽东势族是在明政府不断加强东北边备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些“功名富贵起家 辽左”⑧的势族大姓形成和发展之后，虽然加强了明政府在辽东统治的阶级基础，但同 时也不断削弱和影响着明朝的边备。真可谓“得不偿失，功不准过”⑨。这种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断侵占屯田，加速了明代军屯的破坏。明初的东北，残元势力比较强大，为 此明政府改革了对辽东的管辖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年)，“悉更郡县，以为军卫”⑩ 。并决定在辽东推行屯田法，抽调部分士兵做为屯军，以军队的形式组织他们专门从事 农田的开垦与耕种。洪武十九年，定辽等九卫屯军约有一万八千多人，约占定辽等九卫 明军六万五千五百人的百分之二十八(11)。“每军受田五十亩，每年纳正粮十二石，收 贮屯仓为本军支用，纳余粮十二石，以给本卫官军俸粮，后减半止六石”(12)。屯田法 的推行，推动了辽东荒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解决了部分辽东军粮 供应，有利于边防的加强。据文献记载，明初期“垦田万余顷”(13)，征得屯粮五十余 万石(14)。随着辽东形势的稳定和明政府对垦田政策的调整，辽东的屯田面积不断增加 ，明政府征得的屯粮也相应增加。洪武三十年(1397年)，辽东屯粮不仅满足了辽东全部 明军的粮饷需要，而且“颇有赢余，今后不需转运”(15)。永乐年间辽东屯田达二万五 千多顷，屯粮七十一万六千多石(16)。

辽东军屯自永乐后期由盛至衰，正统年间所征屯粮只抵永乐年间最高额的二分之一(17 );成化年间却又只抵正统年间的二分之一(18)。军屯的破坏除其自身的弊端外，有蒙 古、女真诸部的抢掠与破坏，有屯军的逃亡，而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辽东势族的侵占。 熊廷弼在《修复屯田疏》中就曾尖锐地写道:“今屯田多为势豪所侵占。而贫弱军余以 无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赔补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抛荒愈众 。且辽粮有屯、科、丈、诘四种名色，不知今日之科、丈、诘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粮重 而科、丈、诘粮轻，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图脱军，弊蠹日滋，屯额日损。”(1 9)《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辽东镇守太监白怀、已故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 、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种军民田土 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20)隆庆二年(1568年)“定辽、沈阳等六卫，海州 、开原、铁岭等三卫，金、复、盖三卫各清出屯田共二千余顷。”(21)永宁监马场的一 千五百多顷屯田，长期被“山豪所据有”(22)。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盖州岫岩堡地 方就查出“奸豪侵田”五百余顷(23)。

辽东势族不仅自己侵占屯田，而且由于他们“隐蔽丁粮以困畸弱”，因而各军亦均占 屯田五十亩，名曰“随马官田”，造成屯田的进一步破坏。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御史 吕经巡抚辽东时，曾派都指挥刘尚德等人查核，由于他们并没有抓出破坏屯田的主犯- -“大家豪首”，而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一般军士，因而激起了军哗。这次军哗虽然被 镇压了下去，但是明政府却不得不将刘尚德处以死刑(24)。

第二，隐占军丁，官军家丁化，加速了明代辽东卫所制度的瓦解。明初实行卫所制， 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25)，兵权统属于皇帝。这种制度不仅加强了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边防。明初，明政府在辽东设置了辽东都司，下辖二十五 卫和自在州、安乐州，对辽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明朝对辽东地区统治 的加强都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加强，辽东势族势力不断扩大，他们“占种膏腴，私役军士”( 26)，“隐占军丁，从嫁使令”(27)。他们隐占、私役的军丁，“一家多者有二三百丁 ，俱称舍余”(28)。明中叶以后，边患日益严重，边军却日益减少。

明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边患严重的时候，明政府曾几次 募军勤王，并根据募军数量的多寡授以军职。二是由于战阵乏人，明政府允许各军事将 领的家丁随任，“厚其养赡，用备前锋”。募兵制的盛行，不仅破坏了世袭的卫所兵制 ，而且由于募军和招募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他们多成为招募者的亲军或家丁。 家丁随任，与其说是家丁官军化，不如说是官军家丁化。

上述两项措施的实行，都加速了卫所兵制的瓦解和军事势族家丁的增加。“辽东大小将领旧有家丁多至百余，少亦不下三四十”(29)。癸巳朝鲜战役，大将李如松“不欲他 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30)参加碧蹄馆战斗。明与后金战争爆发之初，李如柏尚 有家丁千余人(31)。属于祖氏军事系统的吴氏(吴襄与吴三桂，吴三桂系祖大寿外甥)更是后来居上，拥有亲兵三千。正如吴襄所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32)。这是一支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

明末，“边将多以家丁取胜”，“诸将皆视营军为无用而不屑操”(33)，这不仅削弱了中央对地方、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加速了卫所兵制的瓦解，加深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正如户科给事中赵时用所言:“各将领之所依靠者全在家丁 ，不过六七百人，而此外俱脆弱不堪，稍败则先走矣。”(34)由于明政府允许家丁随任 ，准许家丁从军队开饷，而且较一般军士要高，“每名每月准食双粮，银八钱，年支赏 银八钱七分五厘，仍每名给与官马一匹，月支行料四钱五分”(35)。加上一些将帅势族 “多以家人寄名侵饷”(36)，因而又加深了将帅和军丁，军士与家丁之间的矛盾。

第三，政权、军权和地权结合的日益紧密，超经济强制愈来愈严重，加剧了辽东军丁 的逃亡与哗变。辽东势族，随着他们和军事的结合，权势、财势日益增加，也加强了对 军丁的压榨。他们大量的私役军丁，有的甚至“私役军余千余人”。他们残酷的奴役军丁，使军丁负役繁重，穷困难生。《明实录》记载:“都司卫所官员，往往占种膏腴， 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彻身”(37)。由于辽东役重内陆，军丁大量逃亡。文献记载:“豪官势家，乘机侵占，屯军迫于陪粮，往往逃窜”(38)。弘治元年(1488年)记 载为“逃亡日多”(39)。隆庆五年(1571年)记载“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40) 。万历七年(1579年)记载，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41)。有的“窜伏山东海岛， 渔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轻，往而不返”(42)。有的逃至女真居地，被迫受女真贵族役使 (43)。《酌中志》记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44)。《明实录》记万历 三十年(1609年)建州使节火哈至明投掷印文称:“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徭繁重，逃在 彼境，久假不归”(45)。逃兵日多，军丁负役日重;徭役愈重，逃兵愈多。这种恶性循 正是明末辽东边备日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年间，明廷派内膳监左监丞高淮为辽东的矿监税使。高淮至辽东，和辽东头号势家李成梁相勾结，互为利用，互为支援，成为辽东大害。宋一韩在《直陈辽左受病之原 疏》中写道:“高淮之横，实藉总兵李成梁之势。”“谣云: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 人无髓，皆淮吸之，实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46)。高淮在辽“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 数万”。由于高淮、李成梁互相勾结，施虐辽东，造成“辽左库藏空虚，民力殚竭”(4 7)，“十室九空，痛心饮血”(48)。因而民怨沸腾，军变不断发生，既影响辽东局势的 稳定，也威胁明朝统治的安宁。大学士叶向高惊呼:“今辽东之变，不数月间，一见于 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势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剥肤，未 足云急，尚可置之罔闻，付之于不问哉。”(49)

(三)

自一六一八年后金攻占抚顺，至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在这二十六年的辽东战争中， 后金(清)与明朝两个封建政权都十分注意争取辽东势族对自己的支持，十分小心地处理 和其代表人物的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双方对祖大寿的争夺。

祖氏为宁远大姓。祖大寿兄弟、子侄十数人均在明朝军中任职。祖大寿曾佐袁崇焕先后取得宁远和锦、宁守城的胜利，后挂征辽前锋印驻锦州。一六二九年随袁崇焕入援京 师，袁下狱，祖大寿率部东走。崇祯惧其叛，招之。一六三一年，祖大寿任总兵督兵大 凌河城，后金发兵困之。皇太极多次书招祖大寿，祖大寿杀其副将降，后伪计归明。崇祯欲羁縻之，对其投降行为未予过问。松锦大战中祖大寿守锦州，一六四○年后金兵轮 番攻城，城危。一六四一年，祖大寿再次降清。皇太极非但未究既往，因考虑到祖大寿 在辽东的影响，“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仍然重用祖大寿并授其诸弟与子侄以官职 。祖大寿第二次降清之后，曾书招其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并尽收吴三桂的家属(50)。

辽东势族的向背，对辽东战争局势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战争中的明政府说来， 它不仅关系到辽东民心的稳定，也关系到明政府在辽东的兵源及其在辽东战争中战争的 实施。

明清辽东战争之初，明军一败再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军心不定，民心不安，不战自 乱。每次战前，一些手握兵权的势族大姓，竞相将家眷南迁。将无斗志，则军无战心。 正如明将自己所称，“步营稍却，而兵马望风先奔。迨大势一乱，全军俱溃，均非与贼 而败也”(51)。一些有头脑的明朝将领都认识到，势族安，则军心定、民心稳;将欲战 ，军才能战。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曾疏言:“时铁岭初陷，复闻东西虏合营而南，辽沈军 民外窜者一路络绎不绝，职差官执旗谕令止之。有听谕而还者，有经去不返者。初三日 入辽阳城，延见文武吏士皆公举乡官知州李尚浩，先将家眷搬回，摇惑人心。职责而系 之，并责一二富生巨室，皆搬回家眷，而人心始定”(52)。

明廷内部关于在辽东战争中应采取什么战略，经过长期争论，特别是在宁远守城胜利 之后，终于确定下来，即以守为战，以辽人守辽土和筑城以守的战略。以辽人守辽土是 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争取辽东势族的支持，则又是实现以辽人守辽土战略 思想的关键。一是由于辽东势族是当地辽民的领袖，在辽民中具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 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有利于在辽民中募军，有利于以辽人守辽土战略思想的实施，即所 谓“用世胄而举义旗”(53)。二是辽东军事势族都拥有众多的家丁。明政府可以招其家丁入伍以卫辽东。而且“各户丁即无解散，则户官无不选精壮以自卫，子弟无不卫父兄 以贾勇。激其忠愤，但其勇敢，则人人皆贲育，而众可至千数。”(54)辽东经略熊廷弼 疏言:“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而欲为人心收拾计，必从其心之所系 说”(55)。辽东巡抚周永春疏称:“当时建议者为以辽守辽之说。刘国缙为辽人领袖， 挺身招兵，自卫桑梓，岂曰非宜”(56)。熊廷弼也说:“当三路复没，军民南窜之时， 赞画(指刘国缙–引者)独挺然号召南卫应募而北，一二月间赴集辽城者近二万人。一 时声闻贼中，不敢窥辽阳，得壮孤城胆气，而保其无恙者，此赞画之功也。”(57)因此 他极力主张重用辽南望族刘国缙、辽阳望族佟卜年、洪敷教以招徕逃至各岛的辽民和安 抚流落山东各地的辽民。当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时，他也认为“安插登莱数万(辽民) ，仍当以刘国缙联络为用”，并认为“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58)

明政府既要依靠辽人守辽土，又对辽人存有戒心。尽管刘国缙在招募辽军、招徕辽人有过贡献，熊廷弼、孙承宗也一再荐举，但始终不受重用并多次受到弹劾。辽阳大姓佟卜年，明廷也承认他绝“无通逆之情”，只是因为他是女真族就一直被怀疑。一六二九 年，后金兵围京师，袁崇焕率辽兵驰援。明京师守城将吏甚至怀疑辽兵辽将是后金的奸细。崇祯无端将袁崇焕下狱，更引起辽兵大哗，溃奔出关。总兵祖大寿后来写道:“众 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 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 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59)。甚至连“以辽人守辽土”的倡言人和 实行者孙承宗，对辽人也并不完全信任。孙承宗第二次督理辽务，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张 “调东江之兵安插宁锦，以分关外精锐入防蓟”，孙承宗坚决反对，他认为“且为边防 计，即辽镇亦不宜全用辽兵，而安可多用辽兵于蓟。虽辽兵无疑，而事久变生，一倡百 和，合两边二三千里，此岂可不力防于始。”(60)就整体说来，辽东战争期间，明政府 对“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并没有认真执行。

后金(清)政权对辽东势族较之明廷要重视得多。能否得到辽东势族的支持，是关系到 后金(清)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的大事，是后金(清)实行“以汉治辽，以汉攻明”方针 的核心。

辽东战争初期，努尔哈赤对辽民实行诛戮、剃发、为奴、镇压、迁徙的高压政策的同 时，也注意对辽东势族的争取。这既可以解决因战争爆发、马市停止而造成的经济困难 ;又可以争取更多辽民归附，在明朝内部获得内应。明朝官吏李自用一六二○年在《敷 陈末见疏》中曾言:“虏之所缺者盐酱，必仰给中国贸易，禁止不通，三月之内，虏必 自乱。辽民贪其重利，日与金、复、盖州车数百辆，赢数百匹，昼夜运盐，声言各堡兴 贩，其实假道出盐，而盐行经纪则奴酋家之佟伍也。久投官府门墙以遮其奸，至今竟无 觉者。”(61)辽东大姓佟养性投奔后金并成为额驸之后，在佟氏家族中影响颇大。一六 一九年，其从兄佟养真(经商于开原、抚顺一带)亦“絜家并族属来归”(62)，计一千四 百七十四口。其从兄佟养甲、佟养量、佟岱及其子侄佟普汉、佟六十、佟丰年、佟盛年 (佟图赖)及其孙辈佟国瑶、佟国桢、佟国印、佟凤彩等也都陆续投向后金，真可谓“佟 氏一门群从”(63)。

后金政权获得一些辽东势族的支持，是其在辽东战争初期不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连明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兵部尚书崔景荣就曾说过:“辽沈之失，皆繇内应” (64)。一六一九年熊廷弼曾疏称:“辽阳重城万分危急，城中有叛贼李永芳、佟养性、 董国云等亲戚指挥王卫国、段光裕等十数家，皆蓄有马匹兵仗，且为贼招兵内应，欲要 献某城门，旦夕举事。”(65)一六二一年三月，后金兵攻陷辽阳时，情形正是如此。“ 薄暮丽谯火，贼(指后金兵)已从小西门入，夷帜纷植矣。满城扰乱，守者皆鼠伏檐壁下 ，而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 降夷教之也。”(66)祝世昌，辽阳人，其先世于明初被授辽阳定边前卫指挥，世袭十余 世，为辽阳一大势族。一六二一年，后金兵攻辽阳时，当时任明游击的祝世昌即率三百 余众投降后金(67)。

但是，努尔哈赤的“诛戮汉人，抚育满洲”(68)的高压政策，却引起了占领区辽民的强烈反抗，影响了后金政权对辽东地区的统治。一六二七年皇太极继位后，调整了政策 ，大量起用汉人，实行以汉治辽，以汉攻明的方针。在推行这条方针时，后金统治者特 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改变了努尔哈赤的“诛儒”政策，注意拢络辽东的汉人仕子。一六二九年八月， 皇太极下令开科考试，结果在努尔哈赤“诛儒”政策下幸存的三百名生员中录用了二百 名，任其为后金的各级官吏。这项政策不仅使皇太极获得了一批统治人材，而且它有利 于团结辽东势族，有利于后金在辽东统治的巩固。

二是注意招降辽东的势家大族，特别是那些掌握兵权的辽东新贵。毛文龙坐镇东江， 成为辽东新的军事势族后，皇太极先后多次派人，至少四次写信给毛文龙进行招降。一 六四0年开原刘兴治独据皮岛，皇太极先后八次写信给刘兴治进行招降。这些招降工作 ，在明朝辽东将领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六三三年五月，明朝东江镇将领孔有德、耿仲 明降金。一六三四年，明东江镇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金。这些人由于熟知辽东和明朝的 内情，在后来清兵攻占辽西、进军中原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是建立汉军旗。一六三一年，初建汉军旗，任命已降的辽东大姓佟养性为乌真超哈 昂邦章京，总理旗务(69)。石廷柱为副。石氏亦为辽阳大姓，其先布哈在明成化年间任 建州左卫指挥。布哈子阿尔松阿于嘉靖年间袭职。阿尔松阿子石翰，移家辽东，以石为 姓。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年间，石廷柱为明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一 六二二年，后金兵至广宁，“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 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一六三二年，佟养性卒，石廷柱为 乌真超哈昂邦章京(70)。一六三七年，汉军旗增为二旗，一六三九年增为四旗，一六四 二年增设为八旗，兵额为“二万四千五十”(71)。汉军旗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后金政权 团结辽东势族，而且使后金(清)的军事力量大增，添加了水师和炮兵兵种，加强了攻坚 力量，对于清朝在辽东战争中获胜意义重大。

综上不难看出:明末辽东大姓，多为拥有兵权的军事势族。他们形成和发展于明朝加 强对辽东地区统治的过程中。他们势力的扩大，加速了明朝军屯制的破坏和卫所制的瓦 解，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在明与后金(清)的辽东战争中，他们的向背， 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