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广东怡和银锭背后的故事

作者：李小萍

历史终归是逝去的故事，但是我们还能从那些钤刻不同铭文的金银锭上去探寻岁月留下的痕迹，寻找那些早已被人们忘却的记忆。这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和收藏古代金银货币魅力所在。

存世仅四枚的广东怡和银锭

重量为380克左右，形状呈平首束腰弧底的砝码型银锭是清代广东银锭的基本特征。这种砝码锭重旧制十两，成色98%左右，式样统一、铸造规范，其锭面铭文排列很有规律，通常有上面一个戳记，左右各有一个戳记，像一个“门”字形，内容是地名或铸造机构名、纪年月、银匠或银号名，主要用于各类税课的征收，是名副其实的税银。根据史书记载，广东税银有三种，即藩纹、盐纹、关纹。藩纹是各州县铸造的上解税银，是广东银锭中最常见的品种。盐纹是各州县上解的盐税锭。关纹即粤海关银锭，传说是那些开设在澳门粤海关旁的一条银锭街上的银炉铸造的，用于交纳关税。 但是有一种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广东十三行行商铸造银锭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被西方人称为十八世纪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伍秉鉴家族开设的怡和行铸造的十两银锭。这种行商铸造银锭保留广东砝码锭的全部特征，只是锭面上方横戳的铭文变成了“怡和”。该种银锭目前仅发现四枚，其中两枚已经离开了祖国大陆，漂洋过海去了台湾。

怡和银锭一栏表：

编号 上戳记 右戳记 左戳记 出处

01怡和嘉庆八年五月敦和《元宝图录》第800号，第278页

02怡和嘉庆十四年正月太聚台湾刘姓藏家

03怡和道光七年二月义来《元宝收藏与鉴赏》第229页

04怡和道光八年十月大隆《树荫堂藏元宝千种》第236页

面对这样的珍贵历史遗存，我们不禁要问：怡和行是怎样的商行？为什么要铸造这种银锭？它向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

广东十三行的由来

就像对广东怡和银锭陌生那样，今天的人们对广东十三行以及十三行中最具代表性的怡和行也是知之甚少。去年中央电视台发现探索栏目播出了四集电视记录片《帝国商行》，生动再现了“这个被忽视的商人群体，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他们曾一度活跃在中西贸易的舞台上。当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广东十三行昔日的辉煌。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节词》中写尽了十三行的富裕：“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怀着对西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为了振兴东南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下令废除自明朝以来施行了300余年的禁海令，在澳门、泉州、华亭、宁波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以此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落脚点。然而，广州由于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和悠久的海外贸易的历史，很快成为外商首选黄金口岸。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这些通商口岸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对外贸易机构，面对源源不断驶进黄埔港的大量外国商船，那些顶戴花翎的官员们束手无策、招架无方，商船常常被滞留在港外得不到及时的贸易。1686年，也就是粤海关成立的第二年。为了适应开关后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宜尔格图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区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该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充当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这是说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是由原来在广东从事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据说当时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被普遍认为的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一个新的商人团体“十三行”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从事对外贸易的牙商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进而演变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换句话说，广东十三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设立的对外贸易组织，充当行商必须报清政府批准，并由其他行商保举。他们的职责是垄断对外贸易，承销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和代购内陆出口货物，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禀帖等。是既有商业的职能，又有政治、外交职能的特殊商行。在以后的岁月里，洋行的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富足的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

伍秉鉴与怡和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他们大多都是世界各国的豪门望族。名单中有6位中国人的名字，其中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主伍秉鉴的名字赫然在目，他为什么会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该报这样评价：“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 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其中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要数伍秉鉴家族的怡和行。

怡和行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开设的。伍国莹早年是广州潘家同文行的帐房，当时的帐房的权力很大，不仅要做会计，还要参与资产管理和投资贸易等， 这使伍国莹积累了大量财富和与外商贸易的经验。1783年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怡和行。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浩官”是商名，为其子孙所沿用。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是一种尊称，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初来的洋人误认为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1801年，在伍国莹死后的第二年，其子伍秉鉴继承父业，掌管怡和行，由于他的精心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1807年怡和行跃居行商第二位， 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居总商之首。伍秉鉴在西方商人眼中是一个“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的人，英国人曾称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天生有懦弱的性格”。有很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流传，其中一个故事，使他成为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说着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外国商人都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敬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依然愿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精明过人，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正是由于伍氏家族三代人的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中期，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1834年，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人民币50亿）。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时“怡和行”在中外商界也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就连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白银堆满怡和行

中国在传统上一直是使用白银的国家，早在唐代白银就开始作为轻货用以各项税课，以后各代白银始终是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媒介。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明代中后期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外国银元源源不断的大量涌入，补充了中国的白银存量，各地的自由铸造使银两成为清代国家财政收支的重要媒介和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通货。而且银锭的铸造也趋于规范，形制固定，铭文的格式也按照有关规定戳打，如果是税锭，一般必须在锭面上砸上地名（或机构名）、纪年、银炉或银匠名，缺一不可，主要是便于验收。如果是商用锭，仅须砸上商号名既可。

发现的怡和银锭的铭文排列为怡和（商行名）、时间（年月）、银炉名（敦和、太聚、义来、大隆）。是有别于一般商用锭的格式，是典型的官锭格式。这与十三行特殊的官督商办的性质是相吻合的。那么这种十两银锭是做什么用的呢？

首先，要从清政府大力扶持十三行的目的和十三行的职责上去分析，在十三行建立之初，广东官府就规定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国商人的进出口货税在外商船只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而粤海关的税收是巨大的，替粤海关征税是十三行一个庞大工作。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回头再看怡和行银锭，它的形制是符合清代政府对税锭铸造要求的，即砸上地名或机构名、纪年、银炉或银匠名，三个要素不可缺一。所以这种银锭在很多情况下是上缴粤海关的关税银锭。

其次，怡和行等十三行要担负清政府的历年上交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据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期间，伍秉鉴的怡和行通过捐输报效的巨款同清廷和广东官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从1801—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目捐出共计12项，达160多万两。梁嘉彬《广州十三行考》记载：“（怡和行）1813年（嘉庆十八年）捐输银五万两。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捐输十六万两。1841年（道光21年），缴纳陪偿英军费百万，其余捐输黄河工费等款，不可胜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保留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842年11月21日）怡和行商伍秉鉴领先向朝廷捐银二十六万两巨资，购置美式战船的奏折。另外，怡和行等十三行商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银两亦由行商赔垫。因此，交纳关税报效捐输、采办洋货贡品、对外贸易、自建家财是怡和行等十三行商银两支出主要去出，而这些支出除了使用外国银元外，很大部分是用自家商行铸造的银锭。怡和行银锭也是如此。

万金难求一枚

为什么进出银两如此之大的怡和行等十三行商，至今却留下了屈指可数的银锭遗存？那些原本担当怡和行等上缴粤海关关税、报效捐输、采办洋货贡品和主要商贸交易的银锭都去了那里？广州十三行存在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前后，共计156年。怡和行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到鸦片战争以后结束，仅仅120余年，留传下来的怡和行银锭的铸造时间是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是怡和行的鼎盛时期。从存世的四件怡和行银锭本身来看，铸造银炉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银炉——敦和、太聚、义来、大隆等，这显示了当时为怡和行铸造银锭的有多家银炉，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其银锭的铸造是大量的。为什么怡和行铸造银锭存世那么少？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被熔化改铸成其他品种的银锭。毫无疑问，那些上缴粤海关关税、报效捐输的银锭都进了朝廷和官府的银库，作为政府的财产。那些用于采办洋货贡品和主要商贸交易银锭依然会在市面上流通。但是，银锭作为称量货币，熔熔铸铸是不可避免的，溶了旧锭，重铸新锭。这使得一部分洋行银锭变成了其他种类的银锭。第二，改铸成银元，清朝末年，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国银币以其大小划一、重量适中、便于交易等优点得到了历来受银两截割之劳的中国商民的广为欢迎，继而充斥于流通领域，尤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各通商口岸。这些外国银币重量为七钱二分，含银八一九成，实银只有六钱五分左右，在兑换中国的“足色纹银”时，都能兑换到八钱以上。这种不平等银两交易，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财政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正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提出在广东设立钱局，用机器铸钱并制造银币。他一方面请驻清公使刘瑞英与英国伯明罕喜敦造币厂接恰订购全套造币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在广州东门外黄华塘买地８２亩余，参照喜敦厂规模布局兴建新型造币厂。并一次又一次地恳请朝廷准许广东自制银元，终得朝廷“先由粤省行用”的准许。从此，银元成为广东的主要货币，致使很多银锭熔化改铸为银元。第三，由于人们对十三行商的不了解，也不知道怡和是什么意思，因而忽视了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社会动荡的岁月里，有意无意地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遭到了破坏。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导致怡和行银锭存世极为罕见，万金难求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