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老虎吃人事件频发吗？

作者：闵宗殿

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经常发生虎窜入城乡，食人害畜的灾害，人们称之为虎患，也叫虎灾、虎害、虎乱、虎荒、虎暴。虎性残暴，噬食人畜，是其本性。但离深山入城乡，不断袭击人类、家畜则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

那么，虎患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史书，如《明史》、《清史稿》、《明实录》和《清实录》等，都未见记载。近代一些研究自然灾害的专著，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良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和高文学的《中国自然灾害史》等也未曾提及。宋正海先生编纂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的“动物”项中，列有虎患，但记录的材料不多，不足以反映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严重情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地方志集成》，查阅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479种地方志中的虎患资料，对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此就虎患的时空特征、产生原因及相关问题试作探索。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空特征

明清以前，东南地区也有过虎患，但次数很少。据宋正海先生统计，从北魏至元末的近千年中，全国发生虎患16起，属于东南地区的为6起（浙江2起，安徽1起，江苏1起，福建2起），说明东南地区的虎患古已有之，但不严重。

到了明清时期，虎患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首先，虎患的次数空前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东南地区出现虎患514次，是前一千年该地区发生虎患次数的85倍，平均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当然这一统计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虎患成为一种常发性的灾害，已成不容争辩的事实。其次，从时间分布上看，明代为205次，占总数的39%；清代为309次，占61%。清代的虎患程度又高于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虎患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见表1）。

表1：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间分布

时代  明代虎患  占明清时期该     清代虎患  占明清时期该       次数合计

省别  发生次数  地区虎患总数% 发生次数   地区虎患总数%

江苏      32                45                     39                  55                      71

浙江      49                36                     86                  64                      135

安徽      24                39                     37                   61                      61

江西      48                30                     110                70                      158

福建      52                41                      73                  59                      125

东南      205             39                      309                61                      514

资料来源：据该地区的方志统计得来，为节省篇幅，未列出具体县志名称（下同）

第三，从虎患的地域分布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现在浙江杭州、萧山，安徽祁门，福建福州等少数几个县市，而到明清时期，几乎遍及东南各省许多县，据统计，有虎患发生的州县达197个之多。在清代，东南地区共有349个州县，有虎患发生的州县约占其56%，即一半以上的州县都有虎患发生（见表2）。

表2：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地理分布

省份   发生虎患县数   占省内总县数%

江西      54                       67

浙江      43                       55

福建      44                       73

江苏       27                      38

安徽       31                       51

注（1）各省虎患的次数和发生虎患的县数，均根据各省的县志统计

（2）各省的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浙江为78厅州县，江西80，江苏71，安徽60，福建60

第四，东南地区各省发生虎患的情况亦有所不同。本区北部平原较多的江苏、安徽等省虎患相对较少,南部多丘陵山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发生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苏、安徽虽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布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个县）、福建（44个县）、浙江（43个县），其次为安徽（31个县）、江苏（27个县）。说明地处中亚热带，丘陵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严重的程度要高于江苏和安徽。由此说明，出现虎患的多少，又与各省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虎患个案

从现有资料来看，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十分频繁，老虎作恶甚为猖狂，又甚凶残。虎患猖狂程度，从下列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窥其大概。

例一

浙江杭州湖墅，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夹城巷北，有黄斑虎躯体雄伟，自南河游至巷。有脚夫谢四，因早出行，与虎交肩行过，被虎爪伤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凌煜家，据厅上大吼，邻里无不杜门。凌家破后壁逃，虎遂登楼，地方奔告官司，唤猎户二十余人，擒之无策，后以石灰灌入袋内，上瓦揭开，放日光，虎仰视，以灰迷其目，次以坚利长枪刺其口，始获送官。”（光绪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见康熙《钱塘县志》）

例二

江西上犹县，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绪十九年《上犹县志》卷十八）

例三

福建古田、宁德，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有虎数只，从古田至德西乡二、三、四、五都，白昼横行村落，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结众鸣锣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宁县志》卷四十三）

例四

浙江孝丰县，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五月，孝丰移风乡白昼虎伤一人，复入舍，舍人母病卧，虎欲伤之，其妇力救被伤。又至一家，妇惊，闭户，值父子樵归，虎伤其子，其父力博幸脱。”（同治九年《湖州府志》卷四十四）

例五

福建安溪县，清圣祖康熙（1162～1722年）中“虎患尤剧，始而窜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继则咆哮林落，市痒生刘皇遒死焉，至附近之地，常沿渡南门外，居民男妇白日悉遭所啗，甚有虎入人家噬害妇女，如崇善里芒洲五姓、长泰里参内黄家遭毒尤惨。中夜越入邑城损伤豚畜，邑民不敢夜行。计数年之内，十八里男妇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例六

江西乐平县，清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睦乐村念经山有虎踞其上，实从未见者也。初虎突入附近耆德村，人不之觉，有乡民携12岁儿入园种蔬，虎伏篱侧密菁中，儿挥锄触篱，虎扑儿死，父撄虎同死，村人咸有戒心。睦乐人夏恩起，佣工於耆，虑虎入已村，归告里中预为备，路经念经山径，中闻啸声，而虎已逼前，徒搏受伤僵毙，村人始骇知虎患。恩起弟恩普、恩祁痛兄惨亡，聚丁数十，将殪虎而复仇焉。虎耽视奋爪，势猛甚，众稍却，普毅然持梃前进，祁持鸟枪继之，枪发子未透，普亟以梃舂虎喉，虎啮梃作两橛，遂奔普，噬腰几折，复攫噬祁肩，普立死，祁胸膈犹温，医救数日亦死，虎忽去，无可踪迹。”（同治九年《乐平县志》卷十）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有三大特征：一是公然在白昼食人；二是成群作恶；三是窜入城乡为害。和明清以前的虎患相比有很大不同。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造成的人员伤亡

虎患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造成人员的伤亡。每次虎患都有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严重的一次伤亡可达几百、上千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究竟有多少百姓丧生于猛虎之口，现已难以准确统计。仅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次数就有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记载“伤亡数百人”的，作300人计），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统计，伤亡人数至少在万人左右。明清时期东南地区虎患的危害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表3：明清时期东南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统计

省名; 县名;时期;死伤情况;所据文献

浙江

山阴;顺治十六年（1659）;伤百余人;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五

玉环;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光绪元年《玉环厅志》十四

开化;隆庆二年（1568）;伤开化民百余;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

乐清;万历二十年（1592）;伤人数百;乾隆二十一年《温州府志》卷二七;唐熙二年（1663）;伤人数百

泰顺;乾隆二年（1737）;日伤四、五人，连岁伤三百余人;同治元年《泰顺封疆录》卷十

安徽

泾县；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年中计伤千余人； 嘉庆《泾县志》卷二七

绩溪；天启三年（1623）；伤数百人；道光七年 《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

石埭；顺治十七年（1661）始食一僧，相继食一百八十余人；民国三十年《石埭备志汇编》卷一

福建

崇安；雍正三年（1725）虎患伤百余人；民国 《崇安县新志》卷一

屏南；光绪二十八年（1902）遭其害者以百计；民国《屏南县志》灾祥

连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计噬男女数百余人；民国《连江县志》卷三

莆田；天顺三年（1459）伤人以数百计；民国《莆田县志》卷三三

德化；康熙二十年（1681）吞噬百余人民；民国《连江县志》卷十八

安溪；康熙中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卷十

长泰；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1691～1692）吞噬者千余人；光绪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康熙 五十八年（1719）噬百余人

沙县；嘉靖四十一年（1562）食人数百；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

泰宁；成化二十三年（1467）伤人逾百数；民国《泰宁县志》卷三乾隆十六年（1751）伤数百人

建宁；光绪二十八年（1902）噬人至百余多；民国《建宁县志》卷二七

江西

鄱阳；顺治十一年（1654）一村中至食人百余；同治十一年《饶州府志》卷三十一乾隆二年（1737）计伤三百余人

靖安；康熙二十四年（1685）伤人六百余；同治九年《靖江县志》卷十六

永新；康熙二年（1663）四乡死者百余人；同治十三年《永新县志》卷二十六；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死者近千人

德安；康熙；五十五年（1716）食男妇百余人；同治十一年《德安县志》卷五十三

婺源；嘉靖十七年（1538）死伤男妇二百余口；民国十一年《重修婺源县志》卷七十

上犹；嘉靖二十三～二十五年（1544-1546）虎食五六百人；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二九；万历二十九年（1601）受伤及死者五六百人；光绪元年《南安府补正》卷十

明清东南虎患是盲目垦殖山区引发的生态灾难

东南地区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为平原，南部为丘陵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区70%以上。这里，地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树木茂盛，野生动物众多，自古以来，一直是虎的良好的栖息之地。

尽管虎生性凶残，但上古时期虎并未威胁人类的生存，相反人们还将虎视为农业生产的保护神，每年冬季蜡祀时，虎还是人们祭祀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原因就是虎能食野猪，起到保护庄稼的作用。《礼记·郊特性》中便有“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

宋代，东南地区由于人口的繁殖和北人的南迁，原有耕地已不敷应出，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田，犹胜不稼”的情况。（王祯《农书》）山区开始被不断开垦，随之，虎患也跟着出现。不过当时东南山区的开垦，还是在缓坡和浅山地带，发生的虎患次数还不多。

明清时期,人口激增。据统计,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时,东南地区人口为1500万,明嘉靖时增至2312万,比崇宁时增加了54%，清嘉庆时，人口猛增至13606万人，比宋时增加了8倍，比明代增加了5.4倍。人口的大量增殖，需要大量的耕地来维持生计，这时的山区，浅山、缓坡早被开发，人们只能从浅山走向深山，从缓坡走向陡坡，从而形成了对山区大规模的深度开发，垦殖的规模扩大到整个丘陵山区。

为了解决耕地不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也一再提倡垦山，并制定政策，给予许多优惠。乾隆五年（1740年）发布谕令：“各县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凡边省内陆，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嗣后又针对各省的具体情况作了规定，乾隆六年准“江省（江西）开垦，如在山巅水涯，高低不齐，或沙石间杂，坍涨不一，及畸零闲土，约在二亩以下者，免其升科。”对福建规定“闽省多属山田，层壘高下，如同梯形，以丘而论，均属零星，彼此合算，方成亩数。嗣后民间开垦，无论水田旱田总以零星旷土，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系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对江苏的“山头地角，硗瘠荒土，及沟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丘段者”，规定“听民种植，无论多寡，永免升科。”浙江省“地窄民稠，凡平原沃野，已鲜旷土”，因此也规定“山头地角，溪畔崖边，间有畸零，不成丘段及从前水冲沙压荒地，人力难施”之地，“永免升科”。

这些政策，解除了对贫苦农民进山开垦的束缚，推动了大量农民进入山区进行开垦，从而在清代中叶形成了垦山高潮。

这一时期，玉米和甘薯的传入和传播又促进了山区的垦殖。山区土壤瘠薄，又缺少浇灌条件，很难满足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生长的需要。我国原有的粮食作物肥水需要较多，很难在山区生长。明代中叶以后，从国外传来了玉米、甘薯等作物，这些作物耐瘠、耐旱又高产，适合山区的条件，又能提供大量的粮食，因此很快在东南地区传播开来，成为开发山区的重要作物，对东南山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清代中叶以后，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南山区的开发大大加速了，陡坡、深山都先后被开垦。

在闽南山区，“农曩耕于田，今耕于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惮陡岩辟草莱，藏计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

在湖南、江西交界处，“凡深山穷谷之中，垦种杂粮，既无旷土，亦鲜游民”，“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藷土。”

浙南山区情况也是如此，连远在河南的《光山县志》中说到：“深山穷谷，则专种包粟（玉米），以充一岁之粮”，“凡山谷硗瘠，皆垦种番蓣（甘薯）、苞粟（玉米）、靛、果之属，以牟微利。”

在浙西地区“湖郡南西北三面皆山，……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蕃薯、包芦（玉米）、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

皖南山区“凡峻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

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开垦，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已到了饱和的程度。

山区垦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了植被，使虎失去了栖身之所。江西南城，“虎，当日山深谷暗，所在多有，近今草辟荆披，山民蕃盛，不常见之”。安徽舒城，“虎，旧日西南之山有之，今日开垦几遍，无藏薮，不常见”。浙江新登“今开垦遍山，虎亦遁踪。”安吉“山乡恒多虎患……自嘉庆以后，人烟笛密，无柴薪可以容身，虎患绝少。”

开山造田，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东南地区老虎的数量大大减少，分布区域缩小。据统计，明清时期有老虎的州县为197个，经过毁林垦山，老虎的数量大为减少，到当代东南地区有虎的州县，只剩下了44个，即77.7%的州县老虎都被赶跑了。东南地区老虎从普通的野兽，变成了珍稀动物，就是明清时期大规模垦山造成的后果，这种局面的出现，当时人是始料未及的，失去栖息之所的老虎，要么逃亡它乡，要么窜入城乡，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以人畜为食，从而形成虎患。这就是明清时期，出现虎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