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之父”，中国最伟大的朋友-饶家驹神父

饶家驹神父塑像

仅以本文，向“难民之父”，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朋友饶家驹先生致敬。您的伟大，照耀着整个人类文明。我们无权遗忘您！

1.语言天才，上海滩大慈善家

饶家驹，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Jacquinotde Besange；1878年出生在法国桑特市的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在1894年加入耶稣会，后在英国、比利时修道，获得硕士学位。

1913年，饶家驹来到上海传教，一待就是26年。饶家驹有着很强的语言能力，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外，他还能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和上海话；在加上他曾在虹口区传教十多年，日语也十分流利。这为他后来在上海推行的难民救助模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来到上海，饶家驹先在徐汇公学学习中文，并担任监学，教授法文、拉丁文和化学。后来也在震旦大学教书。除了教书和传教外，饶家驹在中国做的最多的就是慈善。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因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而闻名，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说服了中日两方军队短暂停战而救助平民。这为他在中日两国，赢得较高声誉。

饶家驹神父与中国难民

2.伟大创造：难民区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轰炸烧造成了大批上海难民；加上江浙等上海周边地区难民，以及欧洲，特别是犹太难民的涌入。上海出现了超过百万的难民，成为当时高居世界第五的难民城市。这成为抗战中的上海亟需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上海的租界原本是对难民开放的，但是由于难民大量涌入，很快使租界陷入困难。据统计，难民涌入租界最大峰值曾达到了70万，这对于只有121万人的公共租界和47万人法租界来说；已然超出了负荷。从1937年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开始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进入的数量和频率。到9月，进出租界已经需要通行证。这无疑是关上了继续收容难民的大门。让大量的难民不得不聚集在租界的周围，尤其是南市地区。而战火，也很快蔓延到南市地区。

时任上海市长俞鸿钧

在这危急的时候，饶家驹站了出来。在淞沪战役爆发后，当时身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多个头衔的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1937年11月2日，他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提出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设立难民区。该区域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以接纳难民。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俞鸿钧的赞同，他只提出必须保证中国的主权。随后，饶家驹继而与日方进行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饶在与日方交涉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三浦义秋(可能存在错误)，饶家驹希望他能承诺建立这样一个中立区。另一个是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饶家驹流利的日语直接跟松井石根说：” ……你们有责任对上海的难民予以保护……”。在压力下，松井石根也保证，只要中国军队不进入这一区域，日本也同意。”

饶家驹与中国难民

3.拯救30余万难民的“饶家驹区”

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性质、权属实际上中日双方是有分歧的，饶家驹也很清楚地看到在大战的情况下，让中日双方坐下来协商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非常睿智地以个人名义分别与双方达成非正式协议，并且淡化敏感问题；在多方交涉下，最终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的建立；并以“饶家驹区”来命名。国军在退出该区域时，没有启用里面的军事设施，而日军在占领南市后虽然纵火多日，但没有到难民区内纵火。

整个难民区不到一平方公里，但是在建立后的短短一周后；收容的难民就达到了20余万。如何保障如此庞大的难民日常生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在管理上，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了9个区，由难民自选区长，来自我管理；然后以不同国家的人士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相当于难民区的行政机构，主要是保障难民区不受军事威胁，筹措粮食、物资、善款等职能。在饶家驹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难民区还拥有了警察、议员、学校、手工工厂甚至刑事法庭等机构；这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系，无疑是一个创举，使得难民区能够长期有序发挥作用。

中国“辛德勒”-拉贝先生

著名的南京安全区，就是拉贝看了上海安全区后。然后找到饶家驹，请他介绍日本外交官、军官，才开始建立南京的安全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回到巴黎继续从事战时救济。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几乎每天都出现的主持人，上海难民区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整个上海难民区存在了两年零八个月，共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

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期间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亲自领导了武汉汉口难民区的创建，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五难民收容所

4.参与创办上海国际救济会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原有的慈善、救济团体立即开展了各种救援活动。同时，许多新的收容、救济难民的组织和机构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或改组；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

其中，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 就是由饶家驹神父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建立。救济会总部设在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各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均参与其中。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外方代表为挪威总领事、驻沪领事团团长奥尔，中方代表是屈映光，救济会中有救济组、经济组和总务组，饶家驹则亲自负责救济组的工作。

救济会成立后，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前者收容杨树浦一带的难民，后者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后来，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

饶家驹神父

5.恩泽世界，惠及至今

1940年，饶家驹回到法国后。将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巴黎郊区，挽救了一大批难民，并推广到了德国、意大利。而在1938年的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以饶家驹上海安全区经验为蓝本的《安全区决议案》得到了通过。

饶家驹墓碑（中文写着仁者爱人）

1946年9月13日，饶家驹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但他的遗泽并没有停滞。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一共有159条正文和三个附件的公约，核心精神可以说就是保护战时平民安全。

实际上，在此前的同类公约，无论是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还是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中，都还没有保护战时平民安全的条款。尽管在1929年曾有一位法国医生建议为平民、伤兵建立安全区。但是饶家驹在上海的实践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战时难民安全区，并很快被国际上注意、讨论和推广，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会《安全区决议案》的通过，并最终被写入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目前，世界上已有共196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方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