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与陈仪悬案

作者:流浪的橡树

一：由日本陆大，到二·二八事变

浙军时期的陈仪师长（居中扶军刀者）

汤恩伯可谓现代史上背黑锅最多的抗战军人。

抗战爆发自台儿庄会战开始，汤恩伯既为李宗仁回忆录背上了贪生怕死、见死不救、逡巡不进等等黑锅，还得为蒋鼎文扛起河南饥荒的水旱蝗汤、贪污腐败，以及后来豫中会战溃败的黑锅。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开始，汤恩伯又背上了指挥孟良崮会战失败，导致张灵甫战败身亡，指挥上海会战等作战屡战屡败，无能至极等等黑锅。最后汤恩伯居然背上了忘恩负义而出卖恩师陈仪，为人不齿的黑锅……

如此等等黑锅，说来话长。

今天且说汤恩伯和陈仪之死，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

陈仪，生于1883年5月3日，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

他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军事，入振武学校第五期炮科，并考入日士炮科，与同期留学日本的鲁迅、徐锡麟、秋瑾、 蔡元培、蒋尊簋、蒋方震、蔡锷等人结识，并加入了光复会。

——陈仪与蔡锷、蒋百里交好。在蔡锷发起护国运动之时，传说中电影里那位袁世凯派出追蔡锷的手下，陈仪即为之一。

陈仪于1907年毕业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

辛亥革命之时，陈仪在浙江随所部参加起义，而后，1917年，陈仪受民国总统黎元洪委托，与前日士毕业生黄慕松、覃师范、王孝缜、张华辅、朱绶光、王树常等人组团再次东渡，为首批入学著名的日本陆大深造的中国学员。这是日本将其视为国家重器的日本陆大首度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此举，旨在与接替清朝执政中国的北洋政府建立亲善之中日关系，所以日本陆大予这批中国学员极大的照顾。

学期2年至1919年11月下旬，这批学员结业回国。

当时这批学生学习了日本先进的军事科学，更感中日亲善之重要，便集体向时任陆大校长宇垣一成提交了一份中国学员的毕业感言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黄慕松、覃师范、陈仪、王孝缜、张华辅、朱绶光、王树常等人深感中日友好之必要，各抒己见，既对日方对中国军事人员的培养表示感谢，也分析当时中日外交走势，对修正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军人对立观念，以及改善中日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多条设想和建议。

——这批学员思想前瞻，不拘泥甲午旧恨而对中日关系充满希望，自然就为日本军政要人视为中日亲善的重要棋子。

留日时期的陈仪（左1）和许寿裳（左2），鲁迅（左3）

陈仪在陆大深造期间，被陆大方面鉴定为热心钻研，学术成绩优秀，战术上伎俩卓越，以及熟练掌握日语、体格健壮，骑术高明的优等生，尤受日本军政要人好评、褒奖。

宇垣一成之外，作为日本人最为看好的学员，擅长社交的陈仪还广泛结交日本军政名流，与本庄繁、松井石根、坂桓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颇具交情。

回国之后，陈仪扛着日本陆大、陆士两块招牌，以及他在日本军政名流的交情，在中国军界、政界及中日外交方面，自然就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重。

——正因为在中日两国军界有着相当的影响，1924年5月，陈仪才可以保送汤恩伯顺利入学日本陆士第18步科。

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实为汤恩伯发达之根本。因此汤恩伯感谢陈仪再造之恩，视陈仪为尊长，待之以师礼。

后来两人惺惺相惜，私交更好。等到汤恩伯在1927年学成回国，刚刚站队南京的陈仪立即向张治中、何应钦等人推荐，汤恩伯这才得以跻身南京总部任参谋、作战科长。

随后，汤恩伯被张治中带进中央军校，担任了六期大队长、上校教导总队长，为黄埔建军骨干，就此得以冉冉升为国军耀眼之将星。

不过说起军界前程比较，资本雄厚的陈仪则远远不如汤恩伯这般一帆风顺。

1924年、25年期间，正是国民党权力重组，以及中国南北方各派山头地盘重新规划的重要时期。

陈仪虽然学成回国，但是他并没有南下广州，反而隐于上海，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等企业，闷声发财。

留日期间陈仪娶日本女子古月好子为侧室，回国后改名陈月芳。回国之后，因为自己不育，是以，他收养陈文瑛为女，经商之余疏于军政大事，过着隐居生活。

直到北伐前夕，陈仪为孙传芳延聘，方才出山。

然而就在北伐战争前后时期，各门各派山头林立，军政斗争惨烈，权力转换频率极快，陈仪空自背上日士、陆大两块金晃晃的招牌，却因为孙传芳入浙揽用耽误、缺席了关键性的黄埔建军、宁汉合流等事件。

等到陈仪延迟到北伐后期正式加盟南京阵营之时，自然也就基本失去类似李济深、阎锡山、李宗仁、程潜等人作为地方大员进入军界，直接掌控军队的机会。

然而陈仪毕竟扛着日士、陆大两块金晃晃招牌，更有当时日本的军政人脉资源。

是以，陈仪在北伐结束之后到了南京，还是很快受到了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等的器重，出任了军委会委员、军政部常务次长。

——相传，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如要炮制对日政策、谈判，陈仪作为最重要的咨询顾问，频繁参赞中枢，颇得蒋介石信重。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后，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为缓和中日关系，考虑到台湾日军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为陈仪的陆大同学，在张群、杨永泰、黄郛等人举荐下，南京政府终于将陈仪放作了福建政府主席。陈仪终于等来了自立山头的机会。

1936年，主持福建军政的陈仪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陆续爆发一二八事变，长城抗战等等，使得中日关系进入错综复杂之深水区。当时东北、台湾都为日本强占，既作殖民地，也当军事基地。中国对日国防最为重要的地区，便是华北、淞沪和福建。

陈仪与日本军政要人渊源颇深，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对日外交的重要资源。

1935年华北危机，陈仪即由福建秘密前往北平负责对日谈判，次年，同样与日本军界关系颇深的汤恩伯即率部北上，驻防察哈尔，成为中国对日军和伪满洲的主力。

期间陈仪和汤恩伯在对日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多有交流，两人亦为半师半友关系，私交笃深。

他上任后，松井石根已经调离台湾。不过陈仪与日本军政渊源极深，当然就是日本极力拉拢的亲善对象。于是自陈仪主政福建开始，闽、台之间一团和气。中日往来颇多，陈仪本人也是受邀参加台湾日方组织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活动。

在1935年访问台湾走马观花之时，陈仪对日本殖民台湾取得的高速发展惊讶之余，予以极高的认可。

此后一直到抗战爆发，福建政府经常派人考察台湾，写成台湾考察报告，全方位学习台湾经验，发展经济。在陈仪执政期间，福建经济发展较好，陈仪声望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等到抗战爆发，福建方面编成了第25集团军，陈仪得以出任总司令，就此他手绾福建地方的军政大权，俨然跻身为国民政府一方大佬。

不过陈仪治闽方略主要靠借鉴、沿袭日本殖民台湾手段，过于强势，时间一长，闽人不满，便开始向重庆方面控诉。

1942年，陈仪为福建名流弹劾，被撤职返回重庆，转任行政院秘书长、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以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当时陈仪行走中枢，本人地位尊崇，作为中国首席日本通，他的陆大同学多为日军资深将领，甚至有多位已经升迁至大将级别。以陈仪在日本军政威望、影响，最是适合代表国民政府，威压强调资格的日本驻台军政，收复台湾。

在1943年开罗会议声明战后台湾归还中华民国之后，陈仪即毫无悬念地出任了行政院专设的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

胜利在即，调查委员会对日治台湾军事、政治、经济、民生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准备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台湾成为了陈仪人生与事业的最后终点。

台湾收回周年庆典上，蒋介石、宋美龄和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1945年10月，在美军护航之下，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由上海飞往台湾，代表中国及盟国接受了他的陆大同学，日本台湾总督及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

1945年10月25日，陈仪身着军装，佩二级上将军衔，在签署受降令给日军司令安藤利吉之后，即借现场电台发表声明：

自本日起，台湾已正式再次成为中国的领士，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被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权之下。

自甲午战败就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回归中国，于万众欢呼中，代表中国接手台湾的陈仪就此走上了人生与事业的巅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变数亦在巅峰突显。1947年2月27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了。

彼时台湾民众分赴冲击省主席陈仪的行政长官公署，高雄要塞彭孟缉的司令部等台湾军政机关，即遭省主席陈仪，要塞司令彭孟缉等人下令枪击民众。一时之间，台湾大乱。二·二八事件引发的武装暴动波及整个台湾。

为平息暴动，陈仪既派出属下四方寻找台湾民众代表谈判，转身却又力主调兵，铁腕镇压。在陈仪反复致电南京迳向南京请兵的要求下，由前川、豫等部编成的国军整编第21师被调往台湾负责平乱。

平心而论，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现代军事、政治，也是国民政府高层唯一亲身考察过台湾，自诩非常了解台湾的大员。然而，陈仪和其他国民政府大员的主流思维信奉强权、人治，与经过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法治台湾，显然不在一个频道。

身边矛盾不断，陈仪也就对台湾再无太多好感。一旦无平乱良策，等到军队赶到台湾，陈仪索性下令，要求军政各级头头武装镇压，尽快平叛。

当时，进入台湾的军政人员和野战军奉命出击，完全不把台湾当做回收国土，反而竞相打砸劫收，确实吃相难看。

——按照陈仪命令，军队竟在港口、街头，架起机枪扫射平民，血洗大街、闹市……

陈仪是暴力平台的主导人和决策者，他曾经直接下令台湾各地军政头脑，要求清洗、镇压民众代表。

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签发受降令，接受日军安藤利吉投降

正在台湾各地与当地政府、军队开会讨论、谈判的代表们纷纷被捕，很多人被当场处决。失踪的台湾民众代表更是无以计数。

——时任基隆议长的伊能静的外公杨元丁，即作为台湾民众代表，在谈判中被逮捕、枪杀。

混乱之下，南京政府之外，更有诸如谢雪红的二七部队，日籍台人等等势力搅混其间，飞沙走石，场面极为惊险。

此后台湾虽然很快经过血雨腥风转为平静，但是二·二八事件却为台湾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民心撕裂。

二·二八事件虽然在强大武力威压之下得到平息，但是血腥镇压也使得陈仪和国军整编第21师为此臭名远扬。

台湾民众对陈仪尤其恨大了。

相传，台湾人至今对陈仪少有好感，至于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内的纪念碑碑文，在谈及陈仪以谈判、镇压两面嘴脸往事，也是颟顸刚愎类的骂词。

很大程度上，陈仪确实在二·二八事件的决策上，把自己当做一钵混沌，倒进了无可挽回的沸腾的政治汤锅之中。不能不说作为早期中国走江湖的顶级高手，陈仪确实在台湾失足。

不仅是陈仪在台湾失足，甚至应陈仪要求调到台湾参加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国军整编第21师，同样也为此自断退路。后来整编第21师改为第21军，驻防上海，在解放军重压围困之中，进退两难，就像老电影《战上海》所述，他们在走投无路间，就只好由刘昌义率领投降了解放军。这是后话。

兴致勃勃跑到台湾抓起一把好牌，最终却打出一副稀里哗啦的结果，于是二·二八事件终结了陈仪的梦想。

二·二八事件在盟国、日本及上海、南京等地激起舆情、民情汹涌，国民政府只能层层追责，陈仪被逼之下只好递上辞呈，离开了台湾。

陈仪辞职由台湾来到上海，居住于汤恩伯赠送的位于上海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一栋小楼。他每日深居简出，埋头读书，偶尔与旧部、属下漫谈闲聊，也是仰天长叹，惆怅不已。

与此同时，素来对陈仪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汤恩伯在经历抗战、内战之后，战功累积，隐然为国军将领翘楚，正为蒋介石倚重，拟在军改之后调任陆军总司令。

于是，汤恩伯就任陆军总司令之后，即向南京方面举荐陈仪。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1948年8月6日，陈仪受汤恩伯的推荐，东山再起，出任了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22日，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

几乎同时，汤恩伯在1949年1月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帅国军最后的黄埔系精锐野战集团，企图凭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以求划江而治。

于是在李宗仁代总统后的国共和谈大势下，陈仪又出山了。

二：策反与被捕

 

1949年，陈仪时任浙江省府主席

如同每一个早就该退休的年老高干总是热衷向往坐镇一方，继续发挥余热，为国为民工作不熄至死方休一样，被迫闲赋的陈仪终究没有闲赋的心情。每每回想当初跑到台湾抓一把好牌，最后却打出二·二八事件这个糟糕的结局，陈仪都是懊恼、后悔，更为热衷设法东山再起。

然而陈仪最早从政的政治资源来自日本，等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主政台湾和下野台湾，到了1948年、49年，已经65岁的陈仪的政治资源已然枯竭。如此一来，他要想复出，谈何容易。

陈仪深知当时后辈济济，很长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在上海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每日埋头读书，偶尔会晤旧部、属下，谈及时政，更是磋叹不已。

然而闲赋日子不长，陈仪还是等到了复出的机会。

二·二八事件现场新闻照片

当时汤恩伯经历抗战、内战，战功累积，为国民政府、蒋介石等倚重，调任陆军总司令。就此任职也可侧见，汤恩伯早年启蒙、发迹确属陈仪、何应钦、张治中等人栽培。

汤恩伯在八年抗战期间，以战功由军长升迁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方面军总司令和国军陆军总司令等职。如此升迁，显然为南京方面对他的军事能力的认同。

须知在1948年底，国军在大陆进行的最后一次军改里，除却处于战争状态的平津、徐蚌、西安战略集团，以及桂系控制下的武汉集团之外，陆军总司令手里，即控制着最后的一个战略重兵集团。这个重兵集团，便是南京方面为应变京沪杭大战的战略预备队。当时的汤恩伯汤司令，绝非人们想象中的草包司令，而确属蒋介石抱以最后期望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也正因蒋介石非常倚重汤恩伯，所以深知陈仪急切出山心情的汤恩伯这才以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担保、举荐了陈仪出任浙江省府主席。

很快汤恩伯的举荐很容易就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批准。1948年8月陈仪如愿出山，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现在，很多史书记载、批评汤恩伯出卖陈仪，然而站在汤恩伯的角度，他举荐陈仪确实不会想到陈仪会反过来策反自己。

由此可见陈仪策反汤恩伯，何尝不是对汤恩伯对他的担保、举荐的一次背叛？

两人私谊极好，又都是当时极为优秀的豪杰，即便在最后闹出不可收拾局面，两人之间也并没有互相指责。他们之间各自八卦，其实都是文人口舌，多不足信。

当然也有陈仪被捕后每日骂汤恩伯的回忆录，不过那是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

国共内战进入1949年，时局日趋明朗。当时平津会战、淮海会战的战局均趋恶劣，白崇禧控制武汉集群，胡宗南控制西北集群之外，国军将最后的所有机动精锐兵团，全部调集、驻防国民政府的京畿京沪杭地区。国军残部企图凭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以求划江而治。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力主将在国军里面以善战著称的汤恩伯由陆军总司令任上，转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指挥京沪杭战区所有部队。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22日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内战局势明朗。于是，在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国共和谈的大势之下，陈仪似乎又看到了指点江山的机会。

当时，陈仪派出他的侄子丁名楠携带其亲笔信，前往上海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面呈汤恩伯，并转达他的口信：

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

同时陈仪还在亲笔信上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和平意见：

一、军队宜紧握；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修建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这次联络，陈仪将策反意思分为口信、书信两部分，口信书信各成体系，单独看信或者单听口信，均看不出什么名堂，更无法凭空捏成证据。稳妥，老练。老江湖就是老江湖。

当时，为诠释这些看上去含糊其辞的条款，按照后来陈仪在临刑之前坦陈，他当时就已经考虑到局势复杂，丁名楠年轻缺乏历练，因此在书信后面，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解释纲要的详细说明：

甲类，1条为释放政治犯，2条为停止修筑工事，3条为保护京沪杭财产不得破坏。

乙类，1条为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条为取销原部队名称、番号等等……

1949年1月29日，丁名楠面晤汤恩伯，转达陈仪口信并将信件交给了汤恩伯。汤恩伯接信看完，不置可否，借口巡察防区，不咸不淡早早离去。

次日丁名楠回转杭州向陈仪报告送信情况。

之后陈仪久等不到汤恩伯回信，即命丁名楠再持他的亲笔信，带着胡允恭一同前往上海面晤汤恩伯。胡允恭又名胡邦宪，早年为陈独秀、周恩来等人下属。此人是出名的地下党，在国共等多方面广有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抗战期间胡邦宪即投奔福建省府主席陈仪，曾任福建泰宁县长、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等职务。

说起陈仪受汤恩伯举荐出任浙江省府主席，即延聘了他在福建主政时期极为认同的两位手下。

一位，就是这位胡允恭。另外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保密局的毛森。

早在福建事变之时，毛森以记者身份潜入福建，以一人之力往来游说，稳定了闽军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没有卷入暴动。就此毛森备受戴笠赏识，也得陈仪器重。是以陈仪刚刚复出，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并向汤恩伯举荐由毛森兼任了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浙江省警保处属于浙江省府序列，绥靖公署二处则是军队序列和保密局的下属机构。

由陈仪非常清楚胡允恭和毛森的身份、背景来看，陈仪用人思路比较混乱，很可能就是他对当时国共内战的认识混乱的一种体现。将胡允恭和毛森这样属于两个阵营的非常精明强干的人物同时留在身边，陈仪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

毛森，军统和保密局特务头子

相传丁名楠曾经回忆与胡允恭同往上海递交陈仪致汤恩伯的第二封信的大致内容：

恩伯弟台如晤：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

顺颂，刻安。

仪手启。年月日。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这次书信陈仪更为谨慎，仅谈办事，至于所办何事，纸面上不露痕迹，只有陈仪与汤恩伯等当事人可以会意。何况汤恩伯与陈仪多有交流，知道胡允恭为陈仪心腹，信中交代由丁名楠在会晤时单独说明胡允恭身份，陈仪意图当然不言自明。这些细节充分显示了陈仪作为一位老江湖混在江湖的老辣、细心、含蓄。

然而后来的台海两岸很多腐儒文人却无视这段往事，这些细节，可能他们出入市井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陈仪、汤恩伯这等豪杰，其见识、智商远非常人，稍有只字，随即了然等等实情。

是以关于陈仪策反汤恩伯这段往事，绝大多数回忆录基本上是哗众八卦，生拉活扯，添油加醋。这类文人纵有文采却也过于沉浸、囿于腐儒想象，笔下涂抹，小里小气，使得本该回肠荡气的传说，顿然变成了蹲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的抠脚大汉想当然的唏嘘……

事实上以陈仪资格既老，性格倨傲，自视甚高，对国共两党并无特别亲疏。陈仪之所以策反汤恩伯，他在两次致信汤恩伯和临刑前的陈述，均有清晰的目的：

控制国军最后之精锐，控制民国最后之最为富庶的地盘，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以第三势力而寻求与北方的和平。

陈仪自幼聪明，学习优异，从政以后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甚至自号退素。然而陈仪是国党、民国双料元勋，我行我素成为习惯，说话办事自然相当武断，自以为是，尤其固执、强势。所以他在主政台湾期间酿成二·二八事件这样的灾难性政治后果，确实并非意外。

综合看来，陈仪显然是一位较为典型的自负型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美好的名词。不过历史上那位理想主义者不是极端的自负者呢？

作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陈仪第二次致信汤恩伯的主要内容和想法，陈仪在后来死刑临刑之前，曾经留有书信专门说明：

我在浙江很想做点建设事业，那时我只有行政，军队是归汤恩伯所带。因为总统下野，人心惶然，浙江民众一般心理都想能免兵乱，时常有士绅来说起，所以在我外甥丁名楠去上海时，才写这封信给汤恩伯。当时，我以为随便谈谈，如不以为然，看过去了就是了。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陈仪于兵荒马乱之下挺身而出救国救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可见陈仪作为典型的自负型理想主义者形象，确实非常鲜明。

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如今再看陈仪临刑前的陈述，任摘一段，多是类似的悲天悯地的情怀文字。

1949年前后，京沪杭地区和驻扎这一地区的军队，尤为蒋介石和李宗仁重视。

事实上在蒋介石、李宗仁等人看来，陈仪真正的罪状还真不是策反汤恩伯投敌。陈仪企图控制京沪杭和国军最后之精锐，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北上寻求和平，这才是尤其让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无法接受。同样，当时保密局逮捕陈仪，其实也不完全是拿陈仪策反汤恩伯当突破口。陈仪策反汤恩伯证据极少且并非铁证如山。作为国民党和民国双料元老的身份，国民政府要以这两封模棱两可的信件来扳倒陈仪，显然极难服众。

陈仪真正获罪的原因是，他既要动汤恩伯和京沪杭军政的手脚，重组民国第三势力而抢先与北方谈判，自然就为民国最后的实力派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同时难以接受。同时陈仪治下浙江广泛与地下党合作，与已经和南京撕破脸的第三党领袖李济深联系，如此条条，才是陈仪犯罪的铁证。

数年前我曾经与京沪杭地区几位资深的院校历史专业教师微信切磋这段往事，在看完我所列举的相同的史料之后，我们都是得出了类似结论。不过和体制内很多历史学人的治学习惯类似，对于有的往事，有的结论，出于诸多原因，即便知道，也仅是循规蹈矩地点到为止而已。须知过线以外，就是虚无的历史。如是知道这段历史，便可以发现，现在很多文章认定陈仪就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实则多是囿于体制的学者们四平八稳的关门理解。

就在陈仪二次书信汤恩伯之后，陈仪策动汤恩伯的事情从温吞水态势，陡然出现了变局。原来汤恩伯虽然手握京沪杭战区兵权，但是他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统辖的部队，构成极为复杂。

退一万步，即便汤恩伯愿意追随陈仪起事，他也无法仿效傅作义如臂使指地控制麾下若干部队。如要强行起事，除却在繁华富庶的京沪杭地区造成更大的战乱之外，对于和平大局无济于事。

作为国军纯粹的军事将领，汤恩伯素来以职业军人自居，本人既非国民党员，为人远离政治而看透京沪杭全局，因而瞻前顾后，对陈仪的提议更不感冒。于是在收到陈仪第二封信之后，汤恩伯不再上次那般搪塞、含糊，而是表明态度，婉辞拒绝：

不但我须考虑，陈先生也要考虑。

然后汤恩伯拒绝了丁名楠引荐胡邦宪会晤，同时明言提醒、警告丁名楠，下次不要再来了。

这段往事即可说明，陈仪策反伊始，汤恩伯就没有答应，或者假意答应过陈仪的策反要求。汤恩伯假意同意过陈仪的起义建议这一说法，主要出自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

1938年6月，福建战地歌咏团和福建省主席陈仪(前排白衣右1)

有了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更多的文人们出于各自目的，也就及时介入，在其本就不尽不实的回忆录基础上，尽情漫话，指东打西，原本文人惯性。就此，各种文笔漫画，最终使得我们看到的陈仪和汤恩伯这件往事，也就演变类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和袁世凯的版本了。新的一版关于义子出卖义父的黑锅横空出世。

那么既如前文分析，历史上汤恩伯既没有虚假同意陈仪策反起事，那么他是否确实出卖了陈仪呢？

这个问题就要回顾陈仪为什么会被保密局逮捕，以及逮捕之后他与汤恩伯的私交往事。

现在解密资料较多，再回望陈仪策反汤恩伯最后办砸的往事，很容易即可发现，陈仪最终的灾难性悲剧结局，很大程度还是因为陈仪等人做事确实过于毛躁。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党的吴克坚和陈仪、胡允恭等人急欲建功，在策反汤恩伯同时也是心情急切，直接向京沪杭当时另外一位重磅人物，中国航联保险公司、上海市招商局的双料老总徐学禹发起策反。

此外上海地下党更派出大量人员进入了周边的浙江各县、区，充任了保安团长、县长等职务，并且开始大批释放政治犯。上海周边情况变化自然被保密局密切注视。

上海地下党与陈仪步调完全不一致，使得陈仪为身边一群急欲建功已经忘记了危险的部下们推动，只得加大步子，甚至干脆不顾危险派出信使南下，和正由香港往上海而来的李济深发生直接联系。然而陈仪却不知道，李济深由香港往浙江的联络线，则正是保密局重点监视的线路。

在陈仪派出信使秘访李济深，以及1948年10月李济深信使带着李济深亲笔信从香港往杭州做陈仪策反工作，如此种种，使得陈仪等人事实上就已经完全暴露在保密局面前。

闹出如此动静，最先发现陈仪、胡允恭策反汤恩伯的，自然是陈仪自己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时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的毛森。

和汤恩伯一样，毛森自福建抗战时期就追随陈仪，受陈仪提携、帮助，虽然人在保密局序列，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陈仪旧部、亲随。

内战后期，李济深为保密局最重要的监视目标。陈仪与李济深往来密切，也是他被捕的主要原因

当年陈仪过高评估自己的个人魅力，始终没有想到，自己本来出于爱才，以及念及毛森自福建时期就追随自己，因而延为己用的决策，却在无意间亲手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

毛森为人极为精明，曾经亲手侦破荣毅仁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悬案，属保密局一等一的牛人，尤其备受唐纵、毛人凤等人的信任。同时毛森对保密局也是十分忠诚。早在抗战期间，陈仪主政福建，即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破坏抗战大计”的罪名，枪毙了军统头目张超，本就与军统和保密局颇有过节。如今陈仪揽用毛森，却没有注意毛森会在关键时刻完成自己的人生大爆炸。

毛森何等敏锐，细心，他拿住陈仪和浙江省府若干人员策反汤恩伯的把柄，当即密切注意，一面派出人手侦察、收集证据，一面火速密报了毛人凤。如此一来，保密局即上手段，全面监控陈仪。

这里保密局刚刚行动，那厢同样有着保密局卧底情报的负责上海密派工作的吴克坚，即通过保密局内线，很快得悉了保密局已经将陈仪等人策反汤恩伯的情报上报了蒋介石。于是吴克坚火速向潜伏陈仪身边的胡允恭发出撤退的通知。

根据胡允恭等人回忆，吴克坚发出警告，要求胡允恭等人撤退。同时他要求胡允恭立刻返回杭州通知陈仪：

“事情完了，汤恩伯已经告密了”。

这是写在很多回忆录里的汤恩伯出卖陈仪最早来历之一。

不过客观上即便汤恩伯按照蒋介石和保密局的要求，一度交出了陈仪的两次来信，如汤恩伯之智商和阅历，以及汤恩伯与陈仪私人交情，如前文所述的信件之外的玄机，他自然有所合适的说法。同时两次信件根本不足以列为陈仪的犯罪证据，汤恩伯也在事后要回了信件。

陈仪从政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只是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确实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

所以吴克坚当时说汤恩伯已经告密了，其实不过是对他领导的策反汤恩伯兵变工作的重大失误的一种推诿。——显而易见，陈仪策反汤恩伯失败原因只有两个可能。

其一，是汤恩伯本人的原因。

其二，是策反工作本身及京沪杭战区结构极为复杂等原因。

那么，谁才是主要原因？

相信当年牵涉其间的胡允恭、吴克坚、丁名楠等人都是明白人。

此刻陈仪虽然得到胡允恭通报，茫然之间，他既信任汤恩伯没有告密可能，更自负两次致信汤恩伯，在信中含糊其辞，也没有给汤恩伯留下告密的证据。于是胡允恭溜之大吉之后，陈仪性格本就极为自负，因而他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留在浙江省府，当上了这场悲剧最后的糊涂人。

1949年2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按照程序宣布改组浙江政府，罢免陈仪。21日，就在陈仪参加省府移交典礼结束，返回上海的当天，保密局即将其逮捕。

此后保密局按照蒋介石意见，拟定溪口、台湾、衢州三地，供陈仪自己选择作为软禁地。而后陈仪在软禁情况下，与汤恩伯面晤。

从人性上去看，陈仪为人性格强势、刚正、自负，汤恩伯素以职业军人自居，同样不擅桌面下的政治动作。以两人之性格，如是真有汤恩伯出卖陈仪事实，焉能在如此情况下，心平气和进行会晤？

就在这次会晤，陈仪向汤恩伯托付家事。最后经过汤恩伯的推荐和安排，陈仪在保密局严密监视下，选择了汤恩伯的衢州绥靖公署作为他的软禁地。

就此陈仪由汤恩伯、毛森等人亲自护送，到了衢州，在绥靖公署被软禁起来。这天之后，陈仪就站在他的人生的终点，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最后的审判……

三：审判与处决

临刑前的陈仪

陈仪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为浙军师长，衢州绥靖公署的军、警方面大佬汤恩伯、毛森之外，其余浙江省府官员、军警头目等等，多有他的门生、后辈、下属出身。所以陈仪虽说被软禁，却颇得衢州方面善为照料，吃饱喝足，汤恩伯和毛森也经常上门拜访，似乎像是一次疗养、休假。

最开始陈仪、汤恩伯等人真没有将这次软禁放在心里。尤其汤恩伯更是乐见陈仪被软禁，不至于像前期那般四面联络，闯出大祸。温言宽慰之余，拜托毛森妥为照料，自己也就匆忙离去。

当时解放军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向长江中下游云集，长江大战一触即发。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为长江防线核心，汤恩伯军务繁忙，也就无暇顾及陈仪。

23日在陈仪情况基本稳定之后，汤恩伯辞别毛森，离开了衢州，前往京沪杭防区考察军务。

此后陈仪在软禁处见到毛森却没有见到汤恩伯，即向毛森询问汤恩伯去向，毛森则解释汤恩伯公务繁忙已经离去，临行前留话尽忠不能尽孝云云。

后来，陈仪在临刑前的绝笔信里证实了这个细节：

二月二十三日，毛森对我说，汤因事不能来见我，并说他尽忠不能尽孝，当时即将我软禁在家中。

——这是后来网络流行的汤恩伯因出卖陈仪，内心有愧，而对陈仪说出的尽忠不能尽孝的说法的最早出处。

可见这句话既非汤恩伯亲口对陈仪所说，而是毛森转告。

同时这句话说出之时，是汤恩伯在陈仪已经被软禁之后，自己因为要去考察军务不能陪伴陈仪，所以委托毛森带话。

在逻辑上看，这句话更像是一句歉语，如以这句话指认汤恩伯告密陈仪，根本找不到本质上的关联。

然而如果挖空时间、空间和其他前提，强行将这句尽忠不能尽孝单独剔除，塞入陈仪被逮捕、监押、死刑的往事，那么效果又当如何？

如此一来，后来读者因为不明陈仪最早被监禁的前后因故果，凭空看这句话，汤恩伯出卖恩师陈仪的黑锅，自然叮当乱响。

挖空时间、空间和其他前提，单独剔除局部，然而任我随心所欲地诠释，这种文人陋习由来已久，如汤恩伯与陈仪往事的类似戏说，不过文人套路成文之沧海一粟罢了。

解放军进攻上海示意图

当时无论离开衢州前往京沪杭备战的汤恩伯，或者被软禁在衢州绥靖公署好吃好喝的陈仪，以及随侍身边的毛森，都知道当时蒋介石不过仅是希望以撤职、软禁等处分来追究陈仪。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

至于陈仪被软禁之后，对汤恩伯，或者对毛森均无激烈情绪。甚至蒋介石在溪口期间，还曾数次相邀陈仪前往会晤，商议对日外交事宜。只是陈仪负气耿耿，最终还是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其实就由蒋介石在溪口邀请陈仪这件往事来看，陈仪在大陆被软禁期间，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确实均无对陈仪予以极端处置的企图。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23日，攻克南京。至此国军长江防线灰飞烟灭，往上海退却的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近20万军队，顿然成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华东最后的武装，最后的希望。

国民政府败走台湾，上海撤退最为庞大、繁杂、危险、关键……

到了4月下旬，解放军三野大兵压境，上海最后决战在即，滞留上海的达官贵人，军政要员及其家属们很难买到一张前往台湾的机票、船票，惊慌失措之下，风声鹤唳，乱作一团。

4月28日蒋介石调出专机，只送被闲置衢州的陈仪一人，前往台湾基隆。

当时，与陈仪类似，因为临战动摇，原军统大佬，原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以及交警总局邓季之、李雪华等人被保密局逮捕。他们则是多人一起被打包，由运输机转运台湾。

两者相比，条件相差极大。

既然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已经崩盘，对日外交必成国民政府退保台湾之外交重点。可见蒋介石如此重视陈仪，让陈仪乘坐专机赴台，再联想到某个程度上台湾必然调整、加大对日外交，难说有着深厚的日本人脉的陈仪不会就此因祸得福。

然而汤恩伯忙于军务间，忽然闻讯陈仪专机飞去台湾，大惊失色。

陈仪、汤恩伯都是有着极为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自然明白，陈仪由衢州绥靖公署转台湾羁押，离开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控制，后果自然也就充满变数。两人情绪都变得急躁起来。

陈仪被迁往台湾监禁之后，再无平和心情，每日焦躁之外，汤恩伯在极大的战争压力之下，更是抽空奔走请求，设法托人将陈仪迁回京沪杭战区软禁、羁押。这一次，汤恩伯的努力毫无结果。

就在此时，1949年5月上海战役爆发了。当时，解放军三野以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浦东、浦西两翼钳击吴淞口，意图一举围歼汤恩伯部队。同时为配合、保障三野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集结于浙赣铁路的金华至东乡一带休整、警戒。

在上海的汤恩伯兵团背靠大海，落入解放军三面包围之中。上海战场缺乏纵深，不能回旋，汤恩伯率部10余万顽抗尤为激烈，三野看似手到擒来的钳击合围攻势，竟然屡次进攻都无法取得进展。

——上海战役持续20余日，一度战成胶着态势，国民政府自然也就得到了宝贵的逃跑时间。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期间，汤恩伯成为最后的补锅匠，为台湾转运了大量的作战部队和军费

客观而言，汤恩伯指挥上海战役，以及规划的登步岛作战，既为蒋介石等撤退台湾转运去了10余万野战部队以及大量的黄金美钞，还在军事上为登步岛作战、舟山大撤退准备了条件。最重要的莫过于转运台湾的部队和黄金美钞，这正是后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站稳台湾的根本前提。

此后汤恩伯、胡琏等人组织的金门战役等，更是为台湾防御赢得了根本性的战略时间。可以说，汤恩伯可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撤退台湾的最为主要的军事功臣。或者也有陈仪的原因吧，汤恩伯在东南沿海率部与解放军作战，曾经数次向台湾讨价还价，请求释放陈仪。

至此自蒋介石等人败逃台湾之后，陈仪的命运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地和汤恩伯在东南沿海指挥的战事捆绑一体了。自上海战役之后半年过去，被软禁的陈仪既没有被审判，更没有得出结论。

同期汤恩伯则一直滞留大陆，指挥残军在东南沿海作战，1949年10月，他的军事生涯最后一场战役金门战役期间，病情更加严重，无法临阵指挥作战。于是汤恩伯在得到蒋介石批准，由胡琏接手防务，自己回到了台湾治病。

极为巧合的是，就在汤恩伯回到台湾不过三月之间，1950年初，在软禁、闲置近一年之后，审判陈仪也就被台湾军政高层方面忽然提上了日程。

说起来陈仪资格老，地位高，且有深厚的日本外交人脉，且犯事远不如张学良，如张学良这般监禁老去，原无不妥。那么，缘何杀机陡现？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分析1950年3、4月的台海形势。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解放军横扫南方，所到之处，滞留大陆的国军残部或交枪投降，或四面溃逃，甚至放下武器逃往东南亚邻国、东南沿海岛屿。

同期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国民党军政高层离心离德，美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明将放弃台湾，开始联络菲律宾政府，协调收容台湾高层流亡的可能。

台湾形势萎靡之下，民心离散，士气低落，解放军进入台湾孤岛不过朝夕之间。就此来看，台湾方面要审判陈仪，确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理由。

其一，保密局掌握了陈仪联络北方、策反汤恩伯的证据。

在1950年解放军试图跨海进攻台湾的大势下，以投敌罪而杀掉官阶高，资格老的陈仪，无疑是对台湾军政大佬动摇势力的强力震慑。

其二，国民政府撤退台湾立足未稳，急需得到台湾本土人民支持、合作。

当时陈仪羁押台北风声传出，台籍民众隐隐然已有喊杀之声，甚至有越狱刺杀陈仪之计划。正如保密局专门报告分析：

陈仪背叛党国，既罪证确凿。长期监禁，似非所宜。

且台湾人民对二·二八事变，认为陈仪事前未能防范，事变期内对台胞又多枉杀。故对陈恨入刺骨。如将其明正典刑，亦可大快人心。

其三，汤恩伯重病不再掌兵，要杀陈仪，再无顾忌。

于是台湾方面即在1950年3月决议将陈仪开除出党，并且函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同志转饬依法严办。然而阎锡山不愿卷入浑水，对审判陈仪毫无兴趣，推脱陈仪所犯不是民事案件，应该由军队予以军法处置。于是陈仪一案转到国防部之军法局和保密局。

要杀陈仪，二·二八事件自然不好单列成罪行。于是保密局方面将陈仪策反汤恩伯罪行再次回炉，提请台湾军方最高予以裁决：

查该陈仪身膺方面……私通共匪，密谋叛乱，事证确凿，罪不容诛。

拟请交付国防部，组织军法会审，依法审判，明正典刑，用肃纲纪。

5月21日，蒋介石就陈议案致电参谋总长周至柔：

兹抄发保密局毛局长……报告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勾结共匪，密谋叛乱一案，拟处意见一件。

查陈仪背叛党国，罪证确凿，应即交国防部组织军法会审，依法审判，明正典刑，以肃纲纪，希遵照办理具报。

保密局和蒋介石都是明确地亮出对陈议案的意见，陈仪在劫难逃。

1950年5月29日，为在军法程序上审判陈仪，军法局专门组织了一级上将何应钦为审判长，二级上将顾祝同、徐永昌为审判官的军事法庭专门审理陈仪策反汤恩伯案。

次后，6月5日，军法局再次组建顾祝同为审判长，徐永昌、孙连仲、 戴佛、刘梦九、刘鹏飞为审判官的军事法庭，继续审理陈仪案件。

期间保密局办案人员数次找到汤恩伯，要求汤恩伯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供陈仪之前两次给他的信件。为此汤恩伯大为光火，明言拒绝了保密局的要求：

个人因与陈仪私交甚深，不愿将原件交付。

保密局已存有原件照片，尽可参考。

此后汤恩伯深感陈仪生命危险，往返奔波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人之间为陈仪求情。甚至，汤恩伯向顾祝同提出：

一、不要公开审判，二、维持陈的生命安全。

指定一个地方，叫他居住，以了残年。

然而，以何应钦为审判长和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两次军事法庭，在陈仪叛变国党，外联北方，策反汤恩伯等罪状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都以陈仪两次致信汤恩伯建议局部和平为证据，最终，还是将陈仪判处了死刑。

陈仪给汤恩伯的信件

后来，在临刑之前，陈仪书写遗书，他深知自己那两次致信都是含糊其辞，当然也就为自己在缺少证据情况下被判死刑，倍感混沌：

我与汤恩伯私交很好，无话不谈，在信上随便发表点意见，我与他如此关系，还不能谈么，认为可以不可以都很平常。

汤如此做，我很奇怪。何以发生这样误会？

本想问一问他的，但我到现在一直未与汤见面。

然而当时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军舰队也未曾驶入台湾海峡，所以在1950年那个岌岌可危的台湾，杀陈仪就成为国民党稳定台湾的最重要的政治。想来这也是陈仪罪不如张学良却必须要死的主因。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汤恩伯得知陈仪被判处死刑，深感大事不妙，痛哭流涕之下，四处求人营救，自己也是数次求见蒋介石，希望可以挽回陈仪死刑。

然而蒋介石明确拒绝接见汤恩伯，汤恩伯所有营救努力均是徒劳无功。

陈仪在1949年再次出山，是汤恩伯担保举荐。陈仪事发之时，汤恩伯既不赞成陈仪理念，又感恩陈仪提携情谊，两头为难之下，他却坐视陈仪被软禁，而后陈仪由软禁在他自己可以控制的衢州绥靖公署，却最终被保密局迁移台湾。

——以汤恩伯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之重要位置和当时的权力，他如坚持不允，保密局断无办法将陈仪转押台湾。

此后陈仪转押台湾，汤恩伯在大陆作战，时间一长，既再无能力保护陈仪安全，同时陈仪也由软禁、羁押而被军事法庭按照军法程序审判，客观上说起来，陈仪确实也为他深陷囹圄。

陈仪以二·二八事件为台湾朝野之敌视，仇恨，一旦失去强力保护，危险不言而喻。

——陈仪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认识。

在很多文章记载的陈仪在行刑前凛然回答：人死，精神不死。

其实这句话并非他在刑场的话语，而是出自陈仪临刑前的遗言。

原文为：

我死，精神不死，我死是为国为民而死。

以我的血感召台湾的青年，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

别无遗嘱，死后尸体以火焚之。

陈仪以以我的血感召台湾的青年，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遗言，自然认识到自己的死，无非是死于台湾民众的仇恨、死于政敌而已。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判死刑的消息传遍台湾，成为台湾头条消息。

当时台湾最大谍报案件吴石中将在6月10日被处以死刑，台湾当局当日处决吴石之时，即向台北各报记者放了鸽子。所以各路记者对陈仪被判死刑这条新闻盯得很紧。

然而尽管如此，台湾各路记者同样也没有赶上陈仪被处决的现场，同样也被放了鸽子。

所以现在看到的很多相关陈仪之死的文章，几乎都记述了陈仪是在台北的马场町被执行枪决。

实际上根据《中国时报》在1992年3月31日发表的，由当时执行枪决的行刑者李国祥的陈述，即可知道陈仪被杀的较为可信的细节：

十八日凌晨二时许，五位执行任务者抵达陈仪被押之台北市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面告陈仪晨间蒋介石要召见，请他起床准备。

陈信以为真，立即起床，沐浴盤洗并自煮早餐，至四时三十分许上车出发，神色平静自若。

车行至新店空军公墓，军法官于宣读判决书后问道：” 奉总统手批执行抢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军法官又问：” 对你的家人子女还有什么话要说？” 

陈沉思了一会，抬头说：” 没有。” 

军法官即挥手说： ” 执刑。” 

陈从容镇定向前方步行约十余公尺，背后被击两枪倒地，仍不停地在呼吸，又被补上一枪，断气毙命。

陈仪在新店空军公墓被枪决的消息少为人知，不过陈仪无关死因如何，死在那里，总是使汤恩伯在道义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卖师求荣恶名。

就此历史不为汤恩伯情愿与否，终究为他背上了欺师灭祖的黑锅。

不过陈仪生前，即便在最后的生死之间，有着足够的时间、纸笔以记述事件经过、遗书等，但是，陈仪留下手书却并没有对汤恩伯的指责、抱怨。

事实上，很多关于陈仪对汤恩伯的骂词，几乎都是出自陈仪养女、侄子丁名楠和胡允恭等人的回忆录。

再说陈仪死后，汤恩伯拖着病体，在其三峡乡寓中，如丧考妣，终宵绕室彷徨，痛苦不堪，复在私宅堂屋设灵堂，一连自书挽幛多幅，哀悼陈仪。

此后作为蒋介石败退台湾站稳脚跟的第一战将，汤恩伯病体日渐沉重之余，意气消沉，疏于公务，也就渐渐淡出军界。

如此这般，汤恩伯郁郁寡欢生活四年，被台湾方面以公款送往医疗发达的日本治病，最终不治，死于日本医院。

当时日本和台湾方面都是隆重祭奠汤恩伯，哀荣极盛。

二战结束，代表中国收回台湾之时，陈仪何等威风，可惜最后却是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然而，以他们二人之豪杰，却又在最终以悲剧结束，如今看来，无非他们那一代人对自己积弱积贫的国家的执念所致。

陈仪生前，曾有诗曰：

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爱国成魔，何尝不是人生之悲。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