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负责记录的那个人30年前走了

“应该说，奥斯维辛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普里莫·莱维

我对奥斯维辛最深刻的印象，反而在集中营之外。那天傍晚七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仍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

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

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只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有人在墓园里散步，也有人坐在墓碑旁，似乎与地下的亲人细语。

我曾在一篇关于奥斯维辛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刻我眼眶一红，似乎明白了何为“小确幸”。

它似乎是一个隐喻：即使尘世再残酷，世间仍有这样沉静的一角，可以打通生死之间的界限，使之可以对话。

普里莫·莱维的书桌，也是这般沉静的一角，能够在奥斯维辛的残酷生死中腾挪出一点对话空间。这位化学专业出身的意大利作家为死者代言，以最为冷静的笔调向生者讲述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宣泄、没有控诉，只有冷静叙述与剖析。

1987年4月11日，莱维坠楼身亡，死因认定为自杀。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74517号囚犯，在离开集中营四十年后离开这个世界。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也许，集中营从来就没有幸存者。

纳粹集中营受害者

不仅仅是一个见证者

莱维于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43年底，他因参加游击队而被捕。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他是游击队员，会立即被处决，如果他是犹太人，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犹太人身份，结果被送入摩德纳附近的集中营。

这个选择无可厚非，因为犹太人当时在意大利的境遇远好于德国。墨索里尼虽与希特勒合作，但在屠犹问题上并不积极，甚至还给予犹太人政治避难的权利，集中营内的管制也相对宽松。

但到了1944年2月，德国党卫军接管集中营，将营中所有犹太人押往别处。包括莱维在内的六百五十人被押往奥斯维辛，一到那儿，就有五百多老弱直接被“淘汰”，即送入毒气室。十一个月后，奥斯维辛解放，莱维成为那六百五十人中仅余的三名幸存者之一。随后，他经历了一段绕弯式的长途旅行，才得以回到都灵，继续从事化学工作。1948年，他开始出版著作，成为集中营历史的最好书写者之一。

说起关于集中营的写作，最常见的词当属“见证”。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莱维就曾引用一句对他影响颇深的话：“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愿，目的是为了带着证据日后向世人讲述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怎么活下来的。”

不过，莱维的写作并不仅限于此。在出版过几部著作后，他不再将“见证”作为写作的最高目的。历史当然需要记录，罪行当然需要清算，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探究人类历史上为何会诞生集中营，这是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更是人性问题。

正如有人对莱维的评价：“坚持着持续的、激烈的、长久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不只是反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莱维自己也曾写道：“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法西斯主义。只要我们看见集中的权力剥夺了公民表达和行使自由意志的可能与方法，我们就看见了法西斯的警示标。”

说实话，这并不讨好，也不容易。即使仅仅停留在“见证”这一层面，幸存者面对的舆论场域也不乐观。党卫军早已用嘲笑口吻训诫囚犯：“不管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

幸存者们因残酷记忆而沉默，似乎也在党卫军预料之中。莱维曾将奥斯维辛幸存者分为两种，一种拒绝回忆、不愿谈起，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种则将牢记过去视为责任，不希望世界遗忘这段历史，“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但他们仅是少数。

党卫军险些成功了，时间几乎抹杀了一切。在莱维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出版时，正是1984年——一个因《1984》而充满隐喻的年份。此时，欧洲正蔓延着一场屠犹质疑，人们甚至质疑奥斯维辛是否存在，纳粹又是否那般灭绝人性。

显然，沉默的集中营幸存者们成为了历史要被湮没的“帮凶”。残酷暴行居然成了传说，甚至捏造。莱维写道：“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发生于集中营，而是见于所有极权体制。莱维写道：“在极权存在时期，统治者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这三种武器是：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事实让他们不安和紧张。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保持真伪之间界限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真诚，并不断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

莱维当然想改变这种境况，所以拒绝了情绪化的宣泄、愤怒的控诉，还有一切会被误解为浮夸乃至夸大的叙事方式，以极度的理性和冷静讲述所见所闻，并避免了简单的黑白脸谱化。他曾写道：“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他成功了。

集中营是极权体制的缩影

谈及奥斯维辛的地狱经历，莱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其实是“尊严”。

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莱维写到，当自己被押往奥斯维辛时，闷罐车按运送路程的长短被塞进不同数量的人，长途车厢内会塞进五十人，人们可以勉强躺下，短途车厢则会塞上过百人，男女老幼都只能轮流蹲下休息。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的是，是车厢里并没有提供便溺的工具和地方。

对于任何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屈辱，而且排泄物只能在封闭车厢内流淌或堆积。在莱维看来，集中营的残暴从这一押解过程中便已开始，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被迫堕落为原始动物，却无能为力。不管他们以往是何等光鲜、优雅，此刻都只能忍受屈辱。

正如莱维所说，纳粹在集中营复制了极权的统治结构，一切从剥夺尊严开始。

进入集中营之后，男女囚犯都要将头发剃光，赤裸身体接受检查，许多老弱者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入毒气室，强壮者则会在此后的漫长劳动和羞辱中被榨干，方可死亡。他们不再有名字，只有编号。编号不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人不再是人，只是带着编号的牲畜。

集中营的匮乏同样在剥夺每个人的尊严。极度匮乏使得每样东西都变得无比重要，比如囚犯们在吃饭时会用饭盒托住下巴，以防止面包屑掉落，他们还会用牙齿把指甲啃短。“感染往往是从脚上的伤口、水肿开始的；不合脚的鞋子可能是致命的。饥饿是永恒、压倒一切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毁灭性的”。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怀着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妥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正如莱维所写：“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其中有着微妙的动机：恐惧；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渴望任何权力；懦弱；对利益的算计。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分立向他们看齐。压迫者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对于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来说，往往饱受罪恶与愧疚的折磨。在那个无分善恶的集中营里，活下来甚至都是一种罪，更不要说为了活下来而违心自保的种种手段了。

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莱维这样写道：“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每个集中营的“新来者”，所挨的第一记耳光往往来自穿着同样条纹衣服的老囚犯，甚至最后将他们送进毒气室，在焚尸炉旁卖力焚烧他们尸体的人，也是这些老囚犯。党卫军在集中营内部设立了犹太囚徒组成的特遣队，他们负责维持同胞进入毒气室时的秩序，负责抬出毒气室中的尸体，负责将尸体送进焚尸炉。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吃饱，党卫军为了掩盖真相，每隔数月便会杀掉一批特遣队员，他们的一切努力和沉沦，仅仅是延缓了自己的死亡。

这是一套极权式的精密统治逻辑，党卫军们用囚犯来管理囚犯，省时省力，还可以就此营造“犹太人低贱冷漠”的假象。囚犯们选择成为帮凶，折磨甚至残杀自己的同胞，也变成了“投名状”，无法再回头。

但莱维明确提出，即使对犹太囚徒的剖析非常冷酷，但自己的这一“灰色地带”理论，绝非为纳粹开脱罪名。在莱维的书中，他将党卫军和特遣队分得极为清晰，绝不混为一谈。

即使幸存者不是这样的帮凶，他们也会为这一切感到羞愧。在莱维看来，幸存者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集中营罪行的见证者，那些死去的人才是，但他们已经无法发声。莱维也深知自己的弱点，他曾写道，奥斯维辛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莱维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幸存：“我能够幸存并安然无恙地回来，主要是由于我的运气不坏。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而接受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一名化学家的职业，这些在我身处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我赢得了一些特权。”

他也强调自己粗通德语这一优势，因为据他观察，很多不懂德语的囚犯在前几周都死去了，“我一直努力尽可能快和好地学习这门语言，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这对在那个复杂而无情的集中营世界中立足是必须的”。他的化学专业使得他可以在一间温暖的实验室工作，而正在当时，波兰的严冬正侵袭着其他囚犯。

说起让莱维幸存的化学专业，当然不能不提1975年出版的《周期表》。他以元素周期表的各种元素为隐喻，创作了一系列半自传体的故事。这本书的中译本虽然并不理想，但仍可看出全书结构的精妙。

莱维的冷静叙事其实也来自化学乃至科学，“我们所学的化学、物理除了本身是养分外，亦是我们所追寻的反法西斯解药。因为它清晰明白，每一步都可以验证，而不像报纸电台充满了空话和谎言。”

但莱维为自己的幸存感到羞愧，他还会提到更大的羞耻——耻而为人，因为正是人类发明了集中营。他曾写道：“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他最终选择自杀，也被解读为对这种羞愧的难以克服。詹姆斯·伍德就曾写道：“这最后的行动也许并非和他的幸存相悖，而是这种幸存的延伸：他决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离开他的监狱。”

抑郁症也困扰着他，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抑郁症“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因为我已不再年轻，已经缺乏弹性了。”甚至有人认为，他曾两次在劫难中幸存，第一次是在集中营，第二次则是抑郁症，但他最终选择不再幸存。

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下的依然是他在集中营里的号码：17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