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牛兰夫妇案”：事件真相为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披露

文/南宫钦

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红军时期，曾有一名叫“李德”的同志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是共产国际派来支援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权力非常大，能直接指挥中共中央。

但由于其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了多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损失惨重，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红军的权力。

李德事件表明，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力非常巨大，通过提供人员和资金的形式，指导和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

李德并不是唯一被派往中国指导革命的人物，在上海，许多共产国际的派驻人员聚集于此。在30年代，共产国际的成员因泄密遭国民政府关押，为此还闹出了很大的外交风波。

当时，很多名人都参与了营救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的事件，史称“牛兰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披露。

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以失败告终。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

这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旨在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政权。

共产国际一经成立，便对世界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潮时，共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加入，涉及党员400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组织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也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了。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所以共产国际要派人来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这种支持不仅是人员上的，也有物资和金钱上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这里不仅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各国使节活动的重要场所，东西方各国都在上海设立了租界区，所以上海算是当时亚洲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

正是上海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了亚洲地区重要的联络中枢，这里鱼龙混杂，充斥着官方使节与三教九流，黑帮也在此安营扎寨，可谓黑白两道的人物都有。

共产国际选择上海作为亚洲地区的联络站，牛兰夫妇，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地区的负责人。

只是，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共产主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对于共产党人的活动进行大肆镇压。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员把自己比做幽灵，既然是幽灵，当然是不能公开活动的，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牛兰，本名为“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他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年轻时参与了推翻俄国沙皇政权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

后来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 “契卡”就是克格勃的前身。牛兰进入“契卡”后，曾在乌克兰和欧洲地区活动过。

主要就是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在法国遭到逮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返回苏联。1927年，牛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秘密前往中国，成为了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负责转运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共产国际支持亚洲各国共产主义的活动经费。

牛兰夫人的真名为“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她出身显贵，是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的女儿。

她的数理逻辑清晰，又精通多国语言，包括法、德、英、意大利语。这位贵族家的女儿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参加了加入布尔什维克。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教育”后，开始被委以重任，负责到其它国家进行共产主义活动。1925年，她与牛兰在维也纳相识相知，共同的信仰促使他们结为夫妻，共同开展共产主义活动。

1930年，牛兰夫人也来到中国上海，协助丈夫的工作。与她一起来到上海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小吉米。

上海作为共产国际在亚洲地区重要的联络站，重要性不言而喻，牛兰夫妇的工作自然极其重要。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夫妇两人以经商的名义，在上海驻扎下来。

当时的上海，除了各国的租界外，便是国民党的地盘。这些势力，是绝对禁止共产党员的活动的。

牛兰夫妇要在上海开展工作，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肆破坏，共产主义事业受阻，为此，中共还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

为了解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派出牛兰前往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站，用新的方式加强与亚洲各国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为了秘密开展工作，牛兰夫妇申请了包括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的护照，使用多个假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对外则以经商的名义开展活动。他们在上海开着三家大公司，资金雄厚，声誉极好，在上海地区算是商业大亨，名气非常大。

借着这个身份的掩护，牛兰夫妇成为了共产国际在亚洲地区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重要一环。

他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信息，并将这些指示分发给各国的共产党组织，还要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分发给各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以协助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开展活动。

牛兰夫妇的暴露，起源于千里外的新加坡的一起抓捕事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加坡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当地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叫做“约瑟夫”的人。

这个人也是共产国际的一名成员，负责为共产国际送信，同时还为马来西亚共产党送去活动经费。

在英国警察的盘问下，约瑟夫和盘托出，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警惕。调查之下，发现约瑟夫身上的信件来自中国上海，在他的随身文件中，还记着一个位于中国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

新加坡的英国警察将这一信息告知了英国驻上海租界，此地的英国警察根据地址一查，就查到了牛兰夫妇头上。

英国警察的行动也是在秘密进行的，所以牛兰夫妇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对于牛兰夫妇的暴露，共产国际也非常震惊，大家都在想，明明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还会暴露呢？

他们自然无法得知，牛兰夫妇的暴露来源于远在新加坡的一位共产国际成员的被捕。当时，共产党这边还在猜测，是不是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敌方人员瓦解了，要么就是当时的交通员叛变了。

英国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当然也是持镇压态度，开始还以为有如此确凿的证据，必然可以顺藤摸瓜，抓住一条大鱼。

没想到，牛兰夫妇早已经做好了被捕的打算，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苏联人，因为他们身上有多个国家的护照，所以英国警方也不能判定他们的真实国籍，甚至牛兰夫妇还假装都不会说俄语，说自己只会说德语。

当时，他们的儿子小吉米年仅四岁，确实只会说德语，所以在语言关上算是能蒙混过去。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从他们的护照入手。

他们先后求助于比利时当局和瑞士当局，希望瑞士能从他们持有的瑞士护照上突破，比利时证实他们的护照是假的，但瑞士人对此却没有办法。

当时的条件落后，不像现在社会一样具有发达的通讯技术和检测技术，所以瑞士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两个人不是瑞士人，只好搪塞道：“我们的面孔就是护照，就是身份”。

英国警方没有办法找出牛兰夫妇的罪证，与此同时，由于牛兰夫妇以往的声誉和共产国际的努力，国际社会掀起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

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正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正好国民党当局要求英国警方将牛兰夫妇移交给他们。英国警方将牛兰夫妇移交给了国民党当局，算是甩开了这个烫手山芋。

国民政府的特务组织，也是非常出名的。直觉告诉他们，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所以也不想轻易将牛兰夫妇放了，就将他们一家三口关押了起来。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接下这颗烫手山芋，是有原因的。1931年初的时候，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途经上海前往中国苏区，指导苏区的革命工作。

这两个军事人员到达上海后，由牛兰夫妇接待，将他们打扮成两名传教士，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这边，由顾顺章接待两位“传教士”，将两人送往瑞金。

不幸的是，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身份暴露，经受不住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叛变了。他向国民党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秘密联络站，负责人是一个德国人。

国民党当局一口咬定，顾顺章口中的“牛轧糖”，就是牛兰本人。这一消息让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决定要从上海联络站入手，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所以他们要引渡牛兰。

牛兰夫妇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让其它工作人员带着机密文件撤离，自己则继续以合法身份留在上海工作。没想到，远在新加坡的一位同仁的被捕，再次将焦点转移到夫妇两人身上。

国民党这边，一直缺乏确凿的证据能证明牛兰夫妇就是共产国际安插在上海的负责人，只好将他们关押了起来。他们的遭遇得到了许多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声援。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联合当时的几位名人在欧洲成立了“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这些名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

如此众多有头有脸人物的加入，让牛兰事件不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一件国际大事。国际红色救济会也加入到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当中。

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名气非常大，三八妇女节的发起人蔡特金就曾是这个组织的主席。该组织在当时全球70人多个国家都有影响，会员超过1300万。

他们在十多种报刊杂志上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牛兰夫妇，抗议信也纷至沓来。国民党面临着强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仍然不放手，也不公开答复，让牛兰事件成为了当时最为著名的国际热点之一。

事实上，国民党已经将牛兰夫妇关押了起来，这一消息，很快被共产国际获知。苏联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佐尔格提供了一个对策：利用中国官员贪腐的特点，用金钱打通关节，营救牛兰夫妇。

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定罪判刑。举世哗然，掀起了营救牛兰夫妇的高潮。

其中，数宋庆龄最为积极，她不仅是“牛兰营救会”的主席，还多次亲自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要求他们立即释放牛兰夫妇，她还亲自来到监狱看望牛兰夫妇。

早已经不报生还希望的牛兰夫妇将他们的儿子小吉米托付于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小吉米回到了苏联。

牛兰夫妇则被国民党判处死刑，后减判为无期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兰夫妇得以逃出国民党的监狱，回到了苏联。

只是，国民党当局始终没有找到他们是共产国际上海联络处的负责人的实质性证据。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披露。

苏联当局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当然是出于保护那些为营救牛兰夫妇而努力的人，尤其是像宋庆龄这些人。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乃至二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都水火不容，如果此时公布事实真相，无异于将这些参与营救的人员置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