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 乱世忠臣皇甫嵩

作者：酒鬼鼠

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使得东汉王朝岌岌可危，虽然朝廷最终平息了这场变乱，但刘家天下至此已再无重归一统之可能，因为平叛过程中涌现的一批将领，已成长为手握重兵的军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曹操。他在青州打败黄巾军后，获得三十多万降兵，具备了参与群雄逐鹿的实力。没过几年，便开启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局面，曹氏代汉只是时间问题。

曹操虽以平定黄巾起义起家，不过，严格说来，他战胜的只是黄巾军残余力量，算不得平叛的首功之人。黄巾起义的头领是张氏三兄弟：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他们以宗教首领的身份领导着黄巾军主力，但没有一个败在曹操手下，真正打败他们的是汉末名将皇甫嵩。

官宦子弟 文武兼备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安定在汉代属于“山西”之地，而当时社会上流传“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山西”人长期与边地民族打交道，对战争环境比较熟悉。皇甫家族生长于斯，朝廷因材施用，拔擢皇甫节做雁门太守，皇甫规为度辽将军，都是主持边地军政事务的要员。二人与皇甫嵩的关系非比寻常，前者是皇甫嵩的父亲，后者是皇甫嵩的叔叔，因此，皇甫嵩可谓地道的官宦子弟。但他并非膏粱纨袴之辈，少年时代便志存高远，喜读《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同时也深得父辈遗传，娴习弓马射猎，堪称文武兼备。

老实说，类似于皇甫嵩这样的人才，在东汉崇尚经学的社会氛围里，并不鲜见。东汉开国功臣邓禹“能诵诗”，冯异“好读书”，贾复“习《尚书》”，都是兼具文武才略的人物。通经入仕的做法相延既久，到东汉末年，“山西”地区难免受到浸染。读书风气与当地民俗相结合，必然会孕育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因此，如果仅凭才干论人的话，皇甫嵩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在资质相差不大的情形下，家庭背景就成了人才能否走上仕途的决定性因素。况且，东汉选拔人才的名目主要有孝廉、茂（秀）才两科，一般而言，必须获得其中一个名分，才具备做官的资格。取谁为孝廉或茂才，这个选举权由郡太守行使。然而，东汉后期的选举乱象丛生，时人嘲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面对选举腐败，士人即便能力出众，若要取得做官的资格，往往也不得不依靠家庭背景。因此，皇甫嵩能够走上仕途，与他的家世是分不开的。由于父亲和叔叔地位显赫，安定太守岂能不给面子？太守不但推举了他，甚至还给了他双料资格，集孝廉、茂才于一身。从此，皇甫嵩仕途日进，由郎中、县令、议郎，直至北地太守。

屡出奇兵 剿灭黄巾

黄巾起义爆发后，以波才为首的一部分黄巾军作乱于颖川郡（今河南许昌）。颖川距离国都洛阳甚近，此地的叛乱乃心腹之患。因此，朝廷迅速调集四万多士兵，编为两军，分别任命皇甫嵩、朱儁为左、右中郎将，各领一军，征讨颖川的黄巾军。朱儁首战败绩，皇甫嵩则坚守长社县。普通士兵望见围城的波才军队人多势众，内心很恐惧，皇甫嵩却不担心。他领兵颇具名将风范，首先是爱恤士卒，每到一地，如果将士们还没有安顿下来，他就不入自己的营帐休息，用餐时，只有看到将士们吃饱喝足，他才会动筷子；其次是宽容待人，他手下曾经有人接受了贿赂，皇甫嵩非但不责怪，反而赐钱给他们。将军的宽宏大量使得手下非常惭愧，有的人甚至觉得无颜见人，自杀以谢罪。皇甫嵩的优秀品格深深征服了他的部众，官兵关系很融洽。这使他坚信，只要自己有主意，部队就不会军心涣散。为了安抚内心恐慌的士兵，他召集众将领解释说：“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不在于兵员多寡。你们看，贼寇在草地上安营扎寨，正适合火攻。如果我们趁着夜色纵火焚烧，贼寇必乱。到那时，我们再出兵作战，四面围攻，一定能大获全胜。”皇甫嵩本来是在等待时机，但天公作美，当夜便起了大风。他部署一部分军士手持火把上到城墙上，另外择取一队精兵悄悄出城，点燃草地，大呼官兵偷袭，城上士兵闻听呼声，一时间火把齐燃，城内外火光相应，烛照夜空。于是，皇甫嵩命令击鼓，士兵们如洪水一般怒吼着冲出城去，奔向敌人的阵地。波才的军队猝不及防，四散奔逃，战斗力大为削弱。正在此时，朝廷的援军也赶到了，皇甫嵩与援军合力斩杀了数万黄巾军，取得了出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长社一战立下大功，朝廷褒奖，封皇甫嵩为都乡侯，并希望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皇甫嵩不负重托，转战东郡，生擒此地黄巾首领卜己，斩杀七千余人。汉代的东郡西邻黄河，皇甫嵩在东郡大战黄巾时，黄河西岸的战事也在进行，那里是黄巾军首领张氏三兄弟盘踞的大本营，朝廷先是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董卓为东中郎将，负责围剿张氏兄弟，但二人都不胜任。

恰好皇甫嵩已在东郡获胜，朝廷便把派他过河与张氏兄弟作战。首先遇到的对手是人公将军张梁，由于张梁军队骁勇善战，皇甫嵩初战未能取胜。他自忖硬碰硬的话，一时也难分胜负，第二天索性营门紧闭，不再与张梁接战，一方面可以让战士们休养，二来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张梁部队毕竟是本地行军，自以为具有熟悉地形的地主之利，再加上皇甫嵩并没有从他们身上捞到丝毫便宜，因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张梁部众滋生出轻敌之意，怠于守备。皇甫嵩探知敌情后，在一天深夜做好战斗部署，鸡叫时分，趁张梁兵士酣睡未醒，杀入地方阵营。战斗一直进行到午后，黄巾军死亡八万多人，首领张梁也被杀。

张角在战前已病死，皇甫嵩占领黄巾老巢之后，命令士兵掘开他的坟墓，剖棺戮尸，斩下首级送至京师。至于剩下的那个张宝，实力仍然非常雄厚，但也是败在皇甫嵩手里。据史书记载，公元184年11月，皇甫嵩与张宝决战，结果是皇甫嵩一方杀死和俘虏的张宝部众多达十几万人。将这个数字与张梁的八万多人、卜己的七千余人、波才的数万人合在一起，皇甫嵩率军前后消灭的黄巾军部队达二十多万。更为重要是，这样的战果是在卢植、董卓、朱儁等其他诸路军马出师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的，黄巾军的两大首领也是在他的打击下走向了末路。因此，我们说皇甫嵩是东汉朝廷剿灭黄巾军的首功之臣，一点也不为过。

忠于朝廷 毁于阉党

平定张氏兄弟以后，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的名号兼任冀州牧，爵位由原来的都乡侯升为槐里侯，享受八千户的租税。在冀州牧任上，皇甫嵩考虑到朝廷与黄巾军的激烈战斗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耗，奏请免除冀州百姓一年的田租，得到皇帝批准。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纷纷传唱这样的歌谣：“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为官一任，能得到这样的美名，也算此生莫大的荣耀了。但在他人看来，皇甫嵩似乎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曾做过信都县令的阎忠认为，经过黄巾军的折腾，刘家天下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况且朝廷内宦官当权，朝政混乱日甚一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绝好机会，而能够完成这桩大事的人选，非皇甫嵩莫属。他求见皇甫嵩，劝道：“将军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否则，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皇甫嵩不知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一脸茫然地问道：“此话怎讲？”阎忠说：“将军扫灭黄巾，功高震主，在冀州又深得百姓爱戴，皇帝怕是容不下您啊！即便皇帝不怀疑您，他身边的那群宦官哪个不嫉妒您，他们天天说您的坏话，皇帝要是哪天听信了，将军的处境肯定危险。”皇甫嵩说：“我为朝廷出生入死，对皇上忠心耿耿，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阎忠提醒道：“此言差矣！将军千万不要忘记韩信的前车之鉴，当年刘、项纷争之时，他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有人劝他顺势自立，三分天下至少可得其一，但他优柔寡断，没有抓住机会。结果呢？天下统一于刘姓后，因为处处受到压制，他又后悔跟着刘氏走了。可悔之晚矣，吕后一个妇人就能置他于死地。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细细思量。”

除了指明皇甫嵩处境之险恶，阎忠还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基本策略。他建议皇甫嵩凭借自己在军民中建立的声望，以冀州为根据地，传檄天下，托名诛除宦官，进兵洛阳，夺取朝廷控制权。然后就可以假借天命，逼迫皇帝禅位给皇甫氏。但皇甫嵩似乎从未有过此种念头，闻听阎忠一席话，他感觉很恐怖，说道：“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势，建立新朝代，岂是平庸之人办得到的？我这几年能博得些微声名，不过是因为作战对象乃黄巾乌合之众而已，并不是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冀州百姓虽然对我印象不错，但我在此地时日不长，想让他们为我卖命，恐怕是不可能的。再说普天之下皆知当今皇帝姓刘，我若起事，在名份上就是叛逆，上天也不会保佑我的。我还是忠于朝廷，恪守臣子本分比较好。即便朝中有人陷害我，最多也就是解甲归田，我好歹还有战功和民望流传后世，这我就很满足了。你说的事，大逆不道，我听着就后怕。”皇甫嵩既然不愿背叛朝廷，阎忠的处境就很微妙了，他担心万一阴谋泄露，自己难免脑袋搬家，于是便离开了皇甫嵩。

在冀州仅仅呆了四个月，皇甫嵩又被派往关中镇压以边章、韩遂为首领的叛军。这支叛军来自金城郡（今甘肃、青海交界），其中夹杂着不少羌人，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路东进，日益迫近三辅地区。所谓三辅，是指西汉设立的拱卫都城长安的三个行政区，分别叫做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沿用了这些行政设置。由于三辅是西汉皇帝陵墓所在地，而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又认为自己打败王莽是复兴了汉家天下，因此，一直很注意对西汉帝陵的维护。金城叛军逼近三辅，意味着皇家祖坟受到威胁。万一祖坟被掘，那对皇帝来说，将会是奇耻大辱。为守住三辅，维持朝廷的面子，皇帝便又想到了皇甫嵩。不过，关中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战果。

前线困局持续的同时，皇甫嵩还面临着宫廷宦官赵忠、张让的陷害。起初征讨张氏兄弟时，皇甫嵩行军经过邺城，看到赵忠的私家宅院规模宏大，超越了礼制规定，便上奏朝廷，予以没收。而张让曾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遭到拒绝。因此，两人对皇甫嵩恨之入骨。皇甫嵩在冀州时，由于是刚刚立下大功，并且很得民心，赵忠、张让一时还抓不到他的小辫子。待到他进入关中平叛，连续数月不能报捷，赵、张二人迅速意识到泄愤的机会来了，向汉灵帝抱怨说：“皇甫嵩显然不能胜任，已经几个月了，浪费了朝廷这么大财力，丝毫没有进展。这样的无能之辈，应当撤职查办！”灵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于185年7月命令皇甫嵩还朝，还免掉他的左车骑将军名号，降爵为都乡侯，所享受的租税也由原来的八千户减为两千户。

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皇甫嵩由剿灭黄巾的首功之臣被贬为无能的将领。史书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皇甫嵩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大起大落的，但际遇的转变如此剧烈，对任何人来说都难免要经受一次巨大的心理落差，皇甫嵩的心情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

陈仓料敌 洛阳悬命

四年后，一个叫王国的人自称“合众将军”，在凉州发动叛乱，围攻战略要地陈仓。汉灵帝重新起用皇甫嵩，任命他为左将军，领兵两万人，前去解陈仓之围。当时，董卓为前将军，麾下也有两万人，不过，朝廷要求董卓须接受皇甫嵩节制。董卓求胜心切，认为行动迟缓的话，王国必攻破陈仓城，因此建议从速赶赴陈仓。而皇甫嵩说：“不必着急，陈仓城虽小，但守备固若金汤。王国不自量力，妄图攻取此城，必将深陷于消耗战。等他们耗不起的时候，自然就会退兵。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大获全胜。救它作甚！”战局果然不出皇甫嵩所料，王国从冬至春，围陈仓八十多天，也没能攻破。久攻不下，部众锐气尽失，王国自知胜利无望，命令退兵。这时，皇甫嵩与董卓再次发生意见分歧。皇甫嵩主张追击王国，董卓说：“这不行。兵法上常讲，穷寇莫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将军追击敌兵，反倒会刺激他们死战，这对我方很不利。”皇甫嵩说：“你说得不对。王国围城之初，他的士兵群情激昂。我不出兵，那是避其锋芒。如今敌人退却，他们并非为了逃命，而是因为锐气耗尽、心理疲惫，根本无心作战。此时出击，定有收获。”事实证明，这一次又是皇甫嵩的见识拔得头筹。皇甫嵩穷追不舍，屡战屡胜，前后斩敌万余人，叛军首领王国也在逃跑过程中死于乱兵之中。看到皇甫嵩一再胜过自己，董卓感觉很不是滋味，心里弥漫着对皇甫嵩的忌恨。

陈仓解围次年，董卓做了并州牧。朝廷要求他将两万部众的指挥权转交皇甫嵩，董卓不服，拒绝交权。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说：“当今天下骚动，能左右大局的只有您和董卓二人。您与董卓已有积怨，想和睦相处是不可能了。董卓既然违抗朝廷旨意，反叛之形已昭然可见，而大人则是名正言顺的统帅。何不借此机会剿灭董卓，为朝廷除害呢？”皇甫嵩说：“董卓抗命不尊，固然有罪。朝廷让我统领他的部队，但也没有赋予我诛杀他的权力。如果我擅自杀掉他，朝廷恐怕要问罪于我。为今之计，还是把董卓违命之事上报洛阳，等候朝廷裁决，比较妥当。”灵帝得到奏报以后，将董卓责骂了一番。因为这个事，董卓对皇甫嵩又添了一层恨意。

公元189年3月，汉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召董卓领兵前往洛阳，打算里应外合，对宦官进行大清洗。当董卓还在路上的时候，宦官张让等抢先下手，杀掉了何进。袁绍当时官居虎贲中郎将，统领一部分禁军进入皇宫，看见不长胡子的就杀。张让等人情急之下，挟持皇帝刘辩出城向北逃窜，尚书卢植紧追不舍。逃到黄河边，宦官们心知难逃一死，纷纷投河自尽。董卓赶到洛阳，听说皇帝在城北的邙山，便带兵前去迎驾，由此开始把持朝政，擅行废立，朝臣有不服从他的，就可能被杀掉，像皇甫嵩这样与他有过节的，自然也不能放过。

董卓以中央的名义征召皇甫嵩来洛阳做城门校尉，他想，只要皇甫嵩还朝，失去了兵权，自己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找个机会清除之。诏书到达军中，皇甫嵩的下属梁衍劝道：“现如今董卓秉政，废立皇帝如同儿戏。他征将军还朝，将军若从了他，重则性命不保，轻则难免受辱。董卓前一阵子杀了袁氏族人，袁绍已经在东方组织了讨伐董卓的义军。再者，董卓自己留驻洛阳，安排皇帝率领百官前往长安。皇帝既然已不在洛阳，将军不如与袁绍联手，高举勤王大旗，一东一西，夹击董卓，必能成就大功。”皇甫嵩拒绝了这个建议，遵从诏命，放弃了兵权，而等待他的是早已安排好的牢狱之灾。万幸的是，皇甫嵩有个儿子，名皇甫坚寿，一向与董卓关系不错。闻听父亲被囚禁，他从长安赶到洛阳，找到正在大摆筵席的董卓，当着众人之面，含着眼泪跪下来向董卓叩头求情。众人大为感动，也纷纷请求董卓饶过皇甫嵩。董卓见众情难违，不得已释放了皇甫嵩，并任命他先后担任议郎、御史中丞。但一有机会，董卓仍不忘羞辱皇甫嵩。191年，董卓抵不住袁氏部将孙坚的攻势，也离开洛阳到长安去。临到之前，他要求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都得跪拜迎接。看着皇甫嵩匍匐在地，董卓得意洋洋地问：“义真，你服我不服？”皇甫嵩是失势之人，遭此奚落，也不得不陪着笑脸骂自己有眼无珠，不知董太师竟然可以富贵至此。

壮志难酬 忠义留名

骄横之人难以长久，192年4月，董卓在长安被吕布所杀，皇甫嵩重获朝廷赏识，两个月内先后任征西将军、车骑将军。7月份又升任作为东汉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职。到年底，天象出现异常，东汉人一向认为这类事情是人间政治紊乱造成的，是上天对执政者的谴责，必须有高官出来承担责任，于是朝廷就免去了皇甫嵩的太尉职务。此后，他又做过光禄大夫、太常等职。以上这些官职，在承平之时，因为有皇帝权威罩着，因此很显赫。但在汉末，汉献帝是个傀儡，围绕着他的三公九卿也就光环不再。更重要的是，由于军阀割据之势已成，天子无兵，皇甫嵩在献帝身边做官，军事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忠于朝廷，却不能再为朝廷扫除叛逆，对于一个一心为国的将军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大概莫过于此。因此，当董卓部将李傕、郭氾作乱长安时，皇甫嵩眼看着汉家天下兵连祸结，重归一统再无可能，在忧愤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下，终于走完了自己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