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大屠杀与殖民主义

文：弱心海

近几个月以来，一场新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 一场历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 —— 在欧洲爆发了，讨论的是“相比之下，大屠杀与殖民主义何者更为恐怖”这一命题。而在我看来，这会是场没有赢家的辩论。

一边是阿基里·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德克·摩西（Dirk Moses），和其他几位学者，他们认为，把大屠杀从人类历史的其他暴行中区分开来，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忽视了殖民主义的恐怖。而另一边，扫罗·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和其他几位学者，则坚持大屠杀的特殊性。而我认为，他们双方在某些意义上，都是有对有错的。人们可能不禁要回想起，斯大林对于“左倾或右倾，哪个更糟”这一问题的回答：“它们都更糟！”。

毫无疑问，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公众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殖民主义及其产物那令人窒息的恐怖。不妨想想英国（与其他国家）对中国发起的两次鸦片战争，据统计，英国把海量的鸦片出口到中国，致使几百万人成瘾，并造成了深重灾难。中国皇帝想要阻止这一切，禁止了鸦片的进口，但英国（与其他西方势力联手）诉诸武力。结局是灾难性的：那之后不久，中国经济萎缩了一半。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样残酷的军事干预是如何被合法化的：自由贸易是文明的根基，因此中国的禁烟，便是对文明的野蛮威胁·……今天，我们很难不想象出相似的现实：假如美国禁止了毒品自由交易，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便由于美国的“非文明行为”，向其宣战，采取行动以保护他们的贩毒集团。

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名单是漫长的……很长很长：例如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英属印度的频繁饥荒、南北美洲的破坏性后果。讽刺之处在于，欧洲现代化后，奴隶制却卷土重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核心话题是自由 —— 反对专制政权对妇女、劳工和公民的奴役。在所有隐喻意义上，奴隶制随处可见；但在其本身的字面意义上，奴隶制却被忽视了。

殖民主义带来了只能被称为现代性灾难的结果：比如现代化对前现代社区生活的可怕影响。回想一下安大略省北部的偏远原住民社区Attawapiskat的命运，该社区在2016年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卫报》的一篇报道举例说明了，加拿大原住民仍然是一个破碎的民族，无法找到生活模式最低限度的稳定性。

“自秋天以来，人口仅有2000人的Attawapiskat，却发生了100多起自杀未遂事件。其中最年轻的是11岁，最年长的有71岁。在周六晚上，有11人试图自杀后，精疲力竭的领导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周一，当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向社区派遣危机顾问时，20人 —— 包括一名九岁的孩子 —— 被送往医院。“我们正在呼救，”Attawapiskat的领导人Bruce Shisheesh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自杀未遂事件。”

在探求这一灾难的原因时，人们应该超越表象 —— 满是霉菌的拥挤房屋，吸毒，酗酒等。在这些系统性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寄宿学校系统的破坏性作用，它破坏了代际之间的传承：

“几十年来，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赶走，被试图强行同化入加拿大社会。这些学校充斥着虐待，目标是“把印第安人扼死在襁褓”，正如最近一个真相委员会所记录的。数以千计的儿童死在这些学校 —— 缺乏饮食安全标准，许多人营养不良，容易感染天花、麻疹和肺结核等疾病 —— 其中，数百人被匆忙埋葬在学校旁边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在近三分之一的死亡事件中，政府和学校甚至没有记录死亡学生的姓名。”

因此，我们正在慢慢接近寄宿学校的真相 —— 我们现在经常收到这样的消息，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6月份所报道的：“一个加拿大土著社群在周三宣布，通过探地雷达搜索，他们在一所前天主教堂附近的无名坟墓中发现了182具人类遗骸，而这是一所由前天主教会开办的寄宿学校，收容了大量从他们家人手中夺走的土著儿童。”

我们应该将其与大量由教堂运营的寄宿学校中的性侵事件联系起来 —— 在一些地方，高达80%的孩子们都被猥亵过。使伤害雪上加霜的是，正是代表道德的机构实施了这种罪行，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据cnn本周报道，“根据一份报告，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过去70年里，对大约216,000名未成年人进行了性虐待”。尽管如此，教会还是优先保护那些机构，逼迫受害者保持沉默。“这里真正令人震惊的是，由于这些行为人很多是恋童癖同性恋，因此，应当对这些罪行负责的机构，本身也是那些自诩为道德的先驱者，并领导反同运动的机构。可悲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前现代的常态了：如果是在前现代社会，以我们今天现代性的敏感眼光，就很容易发现，什么是对人权、妇女权利或儿童权利的残酷侵犯。

在前述的基础上，论战的另一方更强调大屠杀的独特性：大屠杀的目标不仅仅是要犹太人屈服，而且是以精心策划的现代工业方式彻底消灭他们。犹太人不是种族阶层中的较低等的种族，而是被视作绝对的他者，是腐败的本质体现。他们也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 —— 用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话说 —— 具有“外密性”（ex-timate）的，是我们文明核心的入侵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屠杀的理论认为，如果人们想要重建正当的文明秩序，就必须消灭他们。

但这里便是我的第一个纠结点：几年前，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指出，当今的全球世界，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种族主义都越来越像反犹主义。半个世纪前，黑豹党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休伊·牛顿（Huey Newton），清楚地看到了地方 —— 或国家 —— 抵制资本全球统治的局限性。他甚至更进一步，拒绝使用“去殖民化”一词，认为这一用语是不恰当的 —— 人们不能从民族团结体出发，打败全球资本主义。

以下是休伊·牛顿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后者1973年出版的《寻找共同点》（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一书中的独特对话：“我们黑豹党看到，美国不再是一个国家，它是别的东西，不仅仅是个国家。它不仅扩大了疆域，还扩大了它的一切控制范围。我们称它为帝国。我们相信，不会再有殖民地或新殖民者了。如果一个民族被殖民化，他们必须实现去殖民化，恢复他们旧日的状态。”

“但当原材料被攫取一空，劳动力在世界各地受到剥削时，会发生什么呢？当整个地球的财富耗尽，只为养活帝国主义者家里的一台巨大工业机器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到那时，人类和经济体系与帝国主义国家紧密相融，以至于不可能实现“去殖民化”，不可能恢复以前的生存条件。如果殖民地不能“去殖民化”，并恢复其作为国家的原始存在，那么国家就不复存在。我们相信，它们也将永远消逝。”

这难道不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困境吗，比休伊·牛顿的时代更甚？此外，对以色列的合理批评，与反犹主义倾向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易被操纵。伯纳德·亨利·利维 (BernardHenri-Levy) 认为，21世纪的反犹主义将是“进步的”，否则就不再会有反犹主义。其实，这篇文章是迫使我们扭转马克思主义者对反犹主义的旧式解释，如认为它是一种神秘化的，或被代替的反资本主义(反犹主义者不去谴责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集中于一个被指控为腐败制度的特定种族上)。对于亨利·利维及其支持者来说，今天的反资本主义是一种变相的反犹主义。但我们能想象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中，其实有一种更危险的、煽动反犹主义的方式吗？

但我们今天见证的是一个奇怪的反转：我们并非是在对以色列进行反犹主义的批判，而是在对以色列进行着反犹主义的支持。一些右翼反犹主义者，出于三个显然的理由支持以色列国：

1.如果犹太人都跑去以色列，西方的犹太人就会减少；

2.在以色列，犹太人将不再是我们无法信任的、无家可归的异族，他们将成为正常的民族国家 —— 立足于地球上；

3.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他们将作为高度发达的西方价值观的代表，以对抗东方的野蛮主义 —— 说白了，就是犹太人将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殖民。

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者有时自称是殖民者。牛津大学前以色列研究教授Derek Penslar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多重 —— 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 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犹太复国计划，将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时期的国家建设融合了起来，在整个二十世纪，都集中于这个小国家里。”

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文本《犹太报》（Der Judenstaat）中写道：“对欧洲，我们将在那里（巴勒斯坦）建造一部分对抗亚洲的隔墙，我们将提供对抗野蛮主义的庇护。”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还使用“殖民化”这样的词。不幸的是，这种立场与许多反犹主义者奇怪地一致，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到安德斯·布雷维克，再到唐纳德·特朗普。虽然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但他的一些支持者公开反犹 —— 但这二者真的是不一致的立场吗？我经常回想起2008年7月，维也纳日报《Die Presse》上发表的一幅漫画：两个身材矮小的纳粹奥地利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他的朋友说：“在这儿，你又可以看到一种完全合理的反犹主义，被滥用到对以色列的廉价批判上了！”这幅漫画扭转了反以色列者的标准论点，当今天以色列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支持者，拒绝左翼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时，他们隐含的思路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地接近其推理吗？

请记住挪威反移民杀人犯 —— 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他是反犹主义者，但亲以色列，因为他在以色列国看到了反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他甚至希望看到耶路撒冷圣殿重建，但他在他的《宣言》中写道：“西欧（英国和法国除外）并没有犹太人的问题，因为西欧的犹太人只有100万人，而这100万人中有80万人生活在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美国有超过600万犹太人（比欧洲多600%），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犹太人问题。”因此，他的形象体现出犹太复国主义兼反犹太主义者的终极悖论 —— 我们发现这种奇怪的立场，比人们预期的要更多。像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本人，大屠杀的策划者，在《死亡的头颅：希特勒党卫军的故事》一书中，引用了他在1935年写下的“我们必须将犹太人分为两类，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游击队员。犹太复国主义者信奉着严格的种族概念，通过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们建立自己的犹太国家，我们的良好祝愿和官方善意与他们同在。”

因此，犹太人的独特性和欧洲殖民主义之间的分歧变得复杂：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玩弄着殖民主义，以获得西方的支持，而反殖民斗争本身，有时会危险地接近反犹主义。关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中的反犹主义，已经说得够多了。虽然，我支持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进行抵抗，但我完全了解这一事实。人们还应当小心，不要把所有的“从我们国家赶走穆斯林”的呼吁，当作是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在我自己的国家斯洛文尼亚，许多流传下来的民歌讲述了土耳其入侵造成的恐怖，在我看来，将土耳其人赶出去似乎是一种相当合理的努力。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关于大屠杀与殖民主义的整个辩论应该被视为极其下流的东西而予以拒绝。大屠杀是一种独特、可怕的大型犯罪，而殖民主义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死亡和痛苦。处理这两种恐怖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将反对反犹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视为同一斗争的两个方面。那些将殖民主义说成较轻罪恶的人，是对大屠杀受害者的侮辱，将闻所未闻的恐怖变成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而那些把大屠杀的独特性相对化的人，则是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侮辱。因此，大屠杀并非一系列罪行中的一份子 —— 它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就像现代的殖民化是一种独特的、令人窒息的恐怖行为，是为了教化他人而进行的（指加拿大的土著社区）。它们都是不可比拟的惨剧，不能也不应该被简化为单纯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