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一位清朝六旬老人游遍了欧洲

来源：历史讲堂哎

1866年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英国结婚。他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的婚假，并主动表示，愿意带几个中国人随自己一道前往欧洲，亲眼看看近代世界的模样。

此时的清廷，尚未有任何一位官员有出洋的经历，也没有向世界各国派遣自己的外交官。之所以宁可承受消息闭塞之害，也不愿派使臣去外国，用恭亲王奕䜣的话说，是“礼节一层，尤难置议”。具体来说就是：欧洲国家的使节来了大清，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这些年皇帝一直回避接见他们。大清的使臣如果去了欧洲，对欧洲国家的君主行跪拜之礼，那是有辱大清的体面；不跪拜而改行欧洲的鞠躬之礼，又会成为欧洲国家来华使节也不行跪拜之礼的借口。所以，对外派遣使节之事，就一直拖着没有动静。

赫德的建议，让奕䜣见到了变通的机会。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既然赫德愿意带人随他去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我们不妨从同文馆里选几个学生出洋游历。同文馆学生都是些身份低微的八九品官，与派遣使节是两码事，没那么多涉及礼仪的活动；有赫德一路照料，也会少许多麻烦；再找个老成之人管束着这些学生，就万无一失了。

总理衙门选中的老成之人，叫做斌椿，是一位六十三岁的旗人，以前做过山西襄陵县的知县，后来被调往赫德的总税务司署“办理文案”，也就是做中文秘书。斌椿的儿子广英在内务府做“笔帖士”，负责满文与汉文之间的文书翻译工作，也一并随行照料。又从同文馆里选了三名旗人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

这五个旗人，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旗人这个身份，对清廷而言意味着忠诚。斌椿西行之前，奕䜣创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时，就曾特别强调，同文馆学生须“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让汉人学习外语，然后与洋人打交道，他不能放心。斌椿西行之后，曾国藩等人上奏请求派遣幼童留美，奕䜣又在奏折后特别增入了一条原则“八旗子弟优先”。

低下的官阶，则意味着即便考察过程中出了纰漏，也只是小人物不懂事，无损朝廷的颜面。为了将失仪的风险降至最低，清廷没有给这支考察团赋予任何政治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从赫德的安排，由两位海关职员——英国人包腊和法国人德善，充当翻译和导游，去观览异域的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将其“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所以，将之视作一支小小的旅游团，也是可以的。

此外，总理衙门还考察了斌椿的思想状态，结论是他自幼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不会被蛮夷所惑，是一个“老成可靠之人”。

三月份，考察团从上海坐船启程，经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法国马赛港。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余国， 于同年十月份回到上海。

斌椿老大人的考察成果，是一本叫做《乘槎笔记》的游记，和两部共收录了130余首诗作的诗集。在诗中，斌椿不止一次将自己描述成了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大英雄，但他的考察，并没有给清廷带回多少有益的东西。

老大人在欧洲见到了迥异于中国的繁华城市。他去过马赛、里昂、巴黎、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柏林……这些城市的公共卫生与绿化建设，路灯、长椅、公园、动物园、剧院之类的配套设施，以及“夜夜元宵”（团员张德彝之语）的城市夜生活，都让斌椿惊叹不已——那时节的中国城市，还丝毫没有公共卫生、公共设施这种概念，晚清名妓赛金花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郑观应1890年代在上海见到的是“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

他也体验了许多新鲜刺激的近代器械。先是法国客轮“拉布得内号”让他大开眼界，船上不但有厨房可以提供精美的饮食，还有“千门万户”的房间，让人“目迷五色”的装潢，可以将海水蒸馏为淡水、以供数百人饮用洗漱的庞大设备，让满船人感觉“清风习习”的风扇，以及使人“不觉其为行路”、甚至可以让斌椿铺开纸笔练习书法的动力系统。然后，他又坐了火车、乘了电梯、打了电报、用过冷热水龙头与抽水马桶；还参观了造船厂、玻璃厂、印刷厂、制钱厂、兵工厂、医院、博物馆……

所有的新鲜事物当中，老大人最喜欢歌剧院。在巴黎看的第一场剧，布景“山水楼阁，顷刻变幻”，演员“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台上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倏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让老大人看得非常过瘾。有人考证，赫德安排他们看的这出戏，是著名的《唐.璜》。尝过滋味后，斌椿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多次对负责行程安排的海关洋员包腊提出“要尽量多地去剧场看戏，越多越好”的要求，尽管他根本听不懂剧情。巴黎、伦敦与曼彻斯特等地，都留下了斌椿观剧的踪迹。

斌椿对剧院的喜好，或许是一种刻意的逃避。

赫德在日记中说，他将斌椿一行带往欧洲，是希望欧洲各国政府能够接受他们，对这些中国人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他也希望斌椿一行能够带着愉快的感受离开欧洲。他还希望斌椿回到清朝后，可以“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如此，清廷就可以在斌椿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与科学”，“遣派大使出国”，与其他国家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友谊”。

怀揣着这样的心思，赫德给斌椿一行安排了许多外事活动。这既不符合总理衙门的预想，也不符合斌椿的自我期许——他从未想过要去执掌清廷的外交事务。所以，搬出各种理由，比如要去看剧、要外出观光、身体不适等等，来回避赫德安排的外事活动，就成了老大人旅程中的一种常态。最后，当赫德希望斌椿继续旅程，前往南北美洲时，老大人终于受不了了，他坚决表示拒绝，要求回国。

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后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如此总结斌椿的欧洲之行：

“他从一开始便感到苦闷，并切盼能辞去他的任务而回到北京去。他的旅程缩短了。他被准许于八月十九日由马赛启航，以脱离他精神上由于蒸汽和电气所造成的惊心动魄，和到处看到的失礼在他的道德观念上造成的烦恼。他并未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得到良好的印象，他对于西方也没有欣赏的事物可以报告。他的使命是一种失败。”

其实，斌椿的苦闷是选择性的。单纯的旅行，看遍欧洲的各种新奇事物，让老大人非常开心，城市街衢、风景园林、器械发明，都被他详细地写入了游记和诗歌当中。对那些政治活动，比如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首相、英国王子、瑞典国王、普鲁士王后、比利时国王与王妃……之间的交往，他的游记与诗歌，则往往写得非常简略，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取舍，既是对总理衙门意志的执行，也是一种自保——游记是要作为工作记录上交的，外事活动记载得越简略，就越少遭人指摘的空间。

除此之外，斌椿还有一种能力，就是可以将他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中国化。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大发感叹说《庄子》里的寓言早就提到过了；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甚至于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

这种中国化的极致，是对英国王室的招待舞会的描述。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

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

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有谁能看得出这两首诗，是在描述白金汉宫的舞会？

诗作只是小事，但背后潜藏着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心态。与这种心态共生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自我陶醉感。他屡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其实，有赫德等人全程安排，保证将他们囫囵带出去，囫囵带回来，哪里需要风萧萧兮易水寒呢？他还说自己是“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我虽然长得不帅，但我的文采足以让蛮夷们折服；在欧洲行走，不但有仙女给我簪花，王侯们也为我的才华倾倒拜服。

这种自我陶醉感，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途经埃及（斌椿称埃及人为“爱人”）时，正值当地瘟疫爆发，海关实施隔离政策，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自觉是医道圣手，跃跃欲试而不得，只好慨然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

补救心诚疾自安；

我是人间医国手，

囊中救世有灵丹。

遗憾的是，清王朝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供这位“人间医国手”发挥他生命最后的余热。尽管斌椿已对自己看到的一切做了中国化处理，也曾在诗作中将欧洲人称作“蛮貉”，但当游记传入帝师翁同龢手中时，还是引起了这位大人物的愤怒。他在日记中痛骂斌椿，说他游历西洋各国，“盛称彼中繁华奇巧”，还将夷酋称作“君王”，将夷官称作“某公某侯某大臣”，实在是岂有此理：

“盖甘为鬼奴者耳。”

那斌椿，是个甘心做“鬼奴”的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