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一场乌托邦悲剧的孤独见证者

作者:宗城

如果回顾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半生，从十月革命到1940年代这二十多年的创作轨迹，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是在一片欢乐颂中，一个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孤独的人。

1948年2月，前苏联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作曲家黑名单，上了这份黑名单的艺术家，被认为创作了“自绝于苏联人民及其艺术品位”的音乐作品，要么进行自我改造，要么被驱逐。肖斯塔科维奇位列其中。

同一年，他的学生被要求指控老师，他的音乐教职被取消，他的家人一度生活在被一同批斗甚至清洗的阴影里。此时距离前苏联大清洗运动已过去十年，苏联人民正生活在二战胜利和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荣光中。肖斯塔科维奇却惶惶不可终日，他坐在钢琴前，害怕重复马雅可夫斯基的命运。

那是在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住所饮弹自尽，年仅37岁。那一年官方通告，诗人死于自杀，他为自杀写的遗言就是一首1929年夏天的诗：

如他们所说，一个拙劣的故事。

爱情之舟在现实面前摔得粉碎。

我们的生活恰好已经过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无益地用痛苦和侮辱互相指责呢？

对活下来的人——我祝福他们。

但据《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记载，马雅可夫斯基可能死于谋杀。

“最近有证据表明，马雅可夫斯基并非自杀。现已发现莉莉·布里克是政治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她负责报告这位诗人私底下的看法。在他的公寓中有一条密道，通过那里别人能够进入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间，将其射杀后逃脱而不引起邻居的注意。他的密友爱森斯坦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笔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对被捕的恐惧中。”



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20世纪30年代是前苏联大清洗的高潮，而1948年的批判运动，让肖斯塔科维奇嗅到了大清洗卷土重来的危险。19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一批科学家、军人、知识分子被流放甚至被处决。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知识阶层，自然不可能对严酷高压的环境无动于衷，那时候，艺术家就像担惊受怕的笼中之鸟，不但难以自由飞翔，还可能遭遇到死亡的威胁。肖斯塔科维奇没能置身事外，因为早期创作的先锋乐曲和歌剧，他在1930年代遭到《真理报》谴责，1937年，他创作出代表作之一《第五交响曲》（c小调，作品47号）(The Symphony No.5 in D minor, Op.47)，委婉地反映出“大清洗”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煎熬心态。

这一时期，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少了些激情和浪漫，多出许多悲凉和无奈，但肖斯塔科维奇并非直白地呈现伤痕，而是聪明地在乐观中藏匿比海更深的悲观。《第五交响曲》是一首听起来强劲、积极的曲子，它仿佛表现了人在历经磨难后，依旧乐观飞扬的进取姿态，但如果仔细聆听，尤其是那些遭遇过“大清洗”的人，他们能听出一个身处政治洪流的艺术家，在残酷岁月经历了何等难以自白的煎熬。

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肖斯塔科维奇，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当做前苏联的体制内宠儿，一位苏联国宝级的音乐家，他享尽荣华富贵，也享受着苏联官方与民间赠予的荣誉，在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批评家看来，肖斯塔科维奇像极了斯大林忠诚的儿子，一位奴颜婢膝换取名利的温顺艺术家宠物。他看起来既不像索尔仁尼琴，也不像帕斯捷尔纳克，他表面上对当时人人自危的环境熟视无睹，而继续创作出被苏联官方推崇的音乐。

在当时，当人们想起苏联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艺术家，人们会想起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前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在他那令人心碎的遗书里，记录了一个写作者如何被密不透风的环境逼迫到一死了之。

相比起来，肖斯塔科维奇前半生和苏联主流意识形态过于贴近，他似乎很迅速地融入到苏共的大合唱中，而随之而来的掌声与勋章，使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就叫“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然而，如果回顾他的前半生，从十月革命到1940年代这二十多年的创作轨迹，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是在一片欢乐颂中，一个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孤独的人。



1906年9月25日，肖斯塔科维奇出身于富人家庭，他是俄国和波兰血统的混合产物。他的父亲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曾在度量衡检定总局任督察长，后又担任军火商务经理人。母亲曾在伊尔库茨克贵族女子学校攻读语言和钢琴，后求学于彼得堡音乐学院。肖斯塔科维奇9岁开始学钢琴，11岁就开始独自作曲，在私立格莱塞尔音乐学校和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他系统地接受了和声学、管弦乐法、赋格、曲式学、作曲法、对位法和钢琴等方面的教育。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三千年一遇的历史剧变中，先是二月革命，沙皇俄国覆灭，随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疾风骤雨，整个俄国从老牌的帝国主义列强，到资产阶级掌权，还没得人晃过神，又变成了一个推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肖斯塔科维奇身在贵族学校，却已经感受到俄国社会山呼海啸的变化。

在十月革命氛围的鼓舞下，他冲破保守、教条的音乐形式，创作出《自由颂》（Hymn to Freedom）和《纪念革命烈士葬礼进行曲》（Funeral March for 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同一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走上街头，兴奋地赞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列宁去世后，马雅可夫斯基发表长诗《列宁》（1925），令自己的声望达到一个顶点，他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盼望贫民窟里穷苦的儿子，能在新的国度翻身做主，然而仅仅5年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

1920年代，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满怀浪漫主义精神，一扫陈腐忧愁之气，同时，他又积极地用音乐表现社会的重大议题，力求亲近祖国的工人和农民。这是他和苏联官方的蜜月期，1927年，他受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宣传处”委约，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B大调第2交响曲「献给十月」》（Symphony No.2 in B major, “To October”, Op.14），孩子们在末尾的大合唱中唱道：“这是旗帜，这是新时代的名字：十月，公社和列宁。”

两年后，肖斯塔科维奇又写出《第三交响曲》（《五・一》，降E大调），它的末乐章写道：“进行曲鸣响在我们的耳际，每一个五一节啊，都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

1931年11月6日，《第三交响曲》（Op.20:Symphony No.3 in E♭ major,The First of May）在“高尔基文化之家”由音乐家高克(Aleksandr Gauk)指挥、列宁格勒爱乐乐团(Leningrad Philharmonic Orchestra)及学院合唱团(Academy Capella Choir)首演。

这部交响曲由连续演出的四个部分组成，开头由导入部小快板进入，画面是早晨的色彩，随后单簧管独奏，发展为二重奏，呼唤小号，然后速度转快，发展到急速部分后，以中提琴、大提琴、2把小号与长号表现预示结尾合唱的引题，然后进入快板赋格阶段，营造出管弦乐的强烈和声效果。赋格之后，再进入行板，速度转慢的缓板部分，出现优美的圆舞曲，两段插曲之后，进入最终的大合唱。

那一年，乐评人阿萨菲耶夫说：“这几乎是交响乐从革命演说的激情，演说的气氛，演说的音调的动力中产生的唯一的尝试。”

早期的肖斯塔科维奇受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亨德米特、法国“六人团”等前辈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创作规范、典雅的贵族音乐，而是希望将民间艺术和先锋技巧结合，创作出打破陈腐空气、亲近民众，同时深刻反映出苏联革命现实的音乐作品。比如《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就是现代主义、平民歌谣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合的范本。他一方面激情地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另一方面，他又大胆地尝试了微分复节奏织体和线条对位的赋格段加入音乐的形式，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又混沌不明的暧昧氛围。

《第二交响曲》是比较典型的人民颂歌，表现了苏联革命群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觉醒，通过阶级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主旋律。而《大三交响曲》描绘了街头政治和群众集会，有更多现代主义技巧上的融入，但在当时却遭到了批评和冷遇。

步入1930年代，苏联政治局势变化，知识分子明显能感受到头上的乌云，人们焚烧作品、揭发同行，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惹来杀身之祸。肖斯塔科维奇虽然被奉为人民艺术家，但他自己也感受到大清洗的压力。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声望达到至高点，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场批判运动。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众矢之的，被要求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

1930年代初。肖斯塔科维奇根据俄国作家H·列斯科夫的同名短篇小说创作了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这是他在讽刺悲剧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那里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惟妙惟肖的人物，还有契诃夫般的讽刺艺术。

这部歌剧于1934年1月22日在列宁格勒首演，1934—1935年，短短两年间，它就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演出了177场，搏得了剧评家和观众的一致赞誉，但是斯大林却对此剧非常反感，1936年1月26日，斯大林看完了这出歌剧，两天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混乱代替音乐》的不署名专论，以最严厉的话语谴责和否定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作品，如同《不幸的真相丨听肖斯塔科维奇随想》一文所说：

“肖斯塔科维奇顿时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没有被捕，但熬过了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之后，他再也不涉足大型歌剧和舞剧的创作，还撤回了排练中的第四交响曲。作家余华如此形容：‘当他醒来以后，已经不是一身冷汗可以解释他的处境了。然后，肖斯塔科维奇立刻成熟了。他的命运就像盾牌一样，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

从这个事件之后，肖斯塔科维奇每当受到官方批判就更加严厉的自我批判，把自己说的体无完肤，‘他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话可说，只能在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生路。’但这只是外在。以如此压抑和扭曲的方式抗争的肖斯塔科维奇内心痛苦可谓是几十年来绵延无尽，也许这样的悲哀比遭流放或一枪毙命更甚。”

此后二十年，《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都没有在苏联的歌剧院重新上演。直到解冻时期才重见天日。

1937年，在极端煎熬的心境下，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出代表作之一《第五交响曲》（c小调，作品47号），苏联当局以为这是一首“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痛苦走向欢乐”的革命交响乐，他们以为肖斯塔科维奇在自我改造后，终于可以发自内心加入到整齐划一的欢乐大合唱，加入到讴歌苏联领袖和人民的伟大事迹的胜利乐章中，但他们没能听出，一个艺术家在里面隐藏的心碎哀歌，那里深埋在角落的，是上百万在1930年代死于“大清洗”的人们。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声望达到至高点，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场批判运动。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众矢之的，他的《第六》《第八》《第九》交响曲都被定性为“形式主义作品”，审查员不仅要将它们从演出曲目中清除，还要求肖斯塔科维奇做出深刻的“自我批评”。

这时候，肖斯塔科维奇已经学会怎么批评自己了。他近乎真挚的，当着众人的面检讨自己的错误，以至于那些粗心大意的旁观者以为，肖斯塔科维奇已经彻底被驯服成一位音乐奴才，在他的身上，批评家穷尽任何针对奴颜婢膝者的讽刺，而肖斯塔科维奇继续弹奏自己的钢琴，独自面对这一切。

直到多年以后的回忆录《见证》出版，人们才读到他内心的焦灼。这本书由晚年的他口述，音乐研究家所罗门·沃尔科夫记录，手稿被偷运到国外才得以出版。



作者:肖斯塔科维奇/所罗门·伏尔科夫出版社:外文出版局译者:叶琼芳出版年:1981

他在回忆录里说：“我惊奇地发现那位自以为是音乐的最卓越的解释者的人物（指穆拉文斯基，第五首演的指挥）并不懂我的音乐。他说我想为我的第五和第七写欢欣鼓舞的终曲，结果力不从心。我根本无意要什么欢欣鼓舞的终曲。哪儿有什么可欢欣的，我认为人人都很清楚，第五交响曲里面说的是什么事。那里面的欢欣是逼出来的，是在威胁下制造出来的……除非是十足的白痴才听不出来。”

前苏联作协主席、作家法捷耶夫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知己，他在私人日记里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记录道：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往美国出席世界和平与文化大会，“坐在饭店高台上的他，给人一种令人惊异的虚弱感，人们可以看到他用抖动着的手拿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的面部经常习惯性地抽搐着，嘴唇也拉成一种令人狐疑的微笑。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这个发言既攻击了美国战争贩子，也攻击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与此同时对‘苏联音乐文化达到的空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加以赞扬。在发言稿的整个宣读过程中，从这位作曲家嘴角和面颊的不停抽动中可以看出，他的坐立不安已达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程度。”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颂歌中一丝犹豫的尾音。在他的那个时代，歌颂斯大林、赞美伟大领袖是政治主旋律，所有身在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等伟大作家，都在要求加入到整齐划一的颂歌中，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批判、监禁、流放和悄无声息的“失踪”。肖斯塔科维奇热爱苏维埃，热爱他脚下养育了亿万人民的俄罗斯大地，这使他不是一个激烈决绝的反抗者，但他对艺术标准的执着、他所目睹的真实生活，又让他对主流的一片颂歌保持怀疑，他身在主流之中，又无法发自内心加入大合唱，可是在当时，他已经是官方认可的人民艺术家，是整个苏联的文化偶像，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吸引苏联官方的注意，进而传到斯大林的耳边，肖斯塔科维奇不得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态度，他继续创作歌颂祖国大好山川、致敬前线将士的歌曲，但在动人的旋律之中，人们听到的分明不只有赞颂，还有身在庆功宴中，一个犹豫不决的身影，他和每个人热情拥抱，但是散场之后，他又是那么孤独，那么地怀疑自己看到的一切。肖斯塔科维奇高超的音乐技巧让人惊叹，但因为那一丝犹疑和冷暖自知的哀愁，他的音乐才更加深入人心。在苏联，经历过1930年代大清洗的人们常会听肖斯塔科维奇，在那里，他们看到似曾相识的背影，沿着阿穆尔河，朝西伯利亚的大雪深处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