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难以面对的真相

文：顾则徐

清末有一个七品内阁中书（相当于现在正处级京官）周福清，他有三个孙子，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周氏三兄弟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周作人、周建人的成长由长子鲁迅扶持，因此家道中落对他们影响不很直接，但鲁迅的成长则跟家道中落有严重的关系，他终身耿耿于所谓世态炎凉。然而，鲁迅对家道中落问题并没有公正的反思，他没有直面导致家道中落的祖父是一个庸官加腐官的事实。

说周福清是个贪官未尝不可，但说他是庸官加腐官更加确切。

民国朱汝珍《词林辑略》记载，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字震生，号介孚，浙江会稽人，曾由散馆（经过继续学习、等待实授职位的庶吉士）改任知县，后又改任内阁中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有关于周福清的专题资料。

光绪四年（1878年）卓越政绩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了一批知州、知县职级的官员，其中包括担任浙江杭州府金溪县知县的周福清，评价他“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文理尚优”是沈葆桢对周福清进行肯定的一面，“办事颟顸”则是对他否定的一面。什么是颟顸呢？颟顸就是马虎、糊涂。质言之，沈葆桢认为作为知县的周福清是个庸官。但是，庸官毕竟不属于贪官，且周福清还有“文理尚优”的长处，因此，沈葆桢是公正的，只是向皇上（实际是两宫太后）建议对周福清“归部改选教职”，也即沈葆桢认为周福清作为知县是个庸官，但既然有“文理尚优”的特长，就还可以担任教育方面的官员。

周福清虽然是个庸官，但显然官瘾不小，他除了担任知县实缺外，还走陕甘地区路径另外捐报了一个同知职衔。知县是七品，同知是五品，相当于了今天的副地厅局级干部。不过，既然沈葆桢考核他为了一名庸官，他的仕途也就难以发展了。光绪五年（1879年）军机处经过考察后，决定对36岁的周福清“照例以原品休致”，也即保留其七品级别而不实用，把他休到了一边。周福清所报捐的同知衔是白花了钱财，不能得到真正承认，不过，他无法接受不当实职官员的命运，便在光绪四年当年即又捐了个内阁中书职务。该职务仍然是七品，但名义上属于了京官，似乎还是“升”了官。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如璋（亦作殷汝璋）南下路过苏州，周福清的家丁陶阿顺向殷如璋递交了一封信。结果，陶阿顺当即被殷如璋扣留，将他跟信函一起交给了苏州府收审。苏州府随即又把陶阿顺移送给浙江方面，由浙江巡抚松骏、臬司赵舒翘、藩司（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知府陈璚进行查办。这就有了周福清贿赂浙江主考官一案。该案当即震动军机处，递交到了光绪皇帝案头，并由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博共同参加审理。十一月，光绪皇帝下令将周福清革职并予以抓捕。

不过，周福清并不是被抓到的，而是自首的。原来，周福清有个儿子叫周用吉，也就是周氏三兄弟的父亲，他要参加该年举人科考（乡试）。周福清到上海打探消息，知道正考官是殷如璋，当时一定是大喜，便乘船到了殷如璋南下必经的苏州，让家丁陶阿顺去投名帖和信函。据民国房兆楹、杜联喆合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殷如璋系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周福清是三甲第15名进士，彼此属于同科。周福清竟以为同科友谊可以帮他舞弊，就在信函中列了“小儿”周用吉等人名单，写了一张洋银一万元支票。不想，殷如璋并不愿意受贿舞弊，当即就把上门递送的家丁陶阿顺抓起来交给了苏州府。躲在上海租界的周福清自首，实际也是无奈，一是光绪皇帝的抓捕命令吓住了他，二是这时候儿子周用吉已经被浙江巡抚松骏抓捕到案，做父亲的不自首宝贝儿子就要彻底完蛋了。

该案当年即基本审清，但在如何处置方面则有波折。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筵讲官、刑部尚书松溎的奏折提出，对传递信函的家丁陶阿顺不予惩罚，对信函中提到的顾、陈、孙、章四人不再株连追究，对周福清儿子附生周用吉及另一名廪生马家坛只是革去身份，至于周福清本人则理应杀头，但“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也即不杀头，给予重杖后流放。对其他人的宽容处理没有分歧，但亲政第四年的光绪皇帝显然试图严格法制，并不愿意对周福清本人“于斩罪上量减一等”处理，然而又不想过于驳斥刑部大臣的意见，只能下旨：“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光绪皇帝的意思，虽然周福清属于行贿犯罪未遂，但所犯罪行性质依然属于应当处以死刑，考虑到军机处“减等”意见，就给个面子，将周福清从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也即给予缓期执行，到次年秋后再砍他脑袋。

不过，由于这样一缓刑，周福清的脑袋就保住了，他的案件由此被搁置起来，到光绪二十一年还处于斩监候状态，而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周福清竟然被“开释”，即释放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比最初军机处主张的“杖一百，流三千里”轻得多，因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虽然不是死刑，但也基本是失去了活着还乡的机会，而周福清现在等于只是在监狱蹲了6年多有期徒刑的牢而已。

从周福清案情本身来看，如果把直接受贿、贪污视作为贪官之“贪”，那么，很难说他是个贪官，但说他是个腐官则绝对没有问题。行贿行为本身即属于腐败行为，作为京官而在朝廷特别严格的科举中行贿，更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周福清以一万元行贿殷如璋，经过审讯得知“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殷实”，很可能有这样动机：行贿成功后，他可以从“亲友家”得到更多回报，从中渔利。要知道，该案的审理很明显没有进行株连深究。

鲁迅对家道中落所得到的经验主要是世态炎凉，他没有正视自己祖父是个腐官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如此，从周福清让家丁给殷如璋递交行贿信函、支票来说，他也确实如沈葆桢早年所评定的“颟顸”，做事情一直没有摆脱庸官特点。如果进一步推理，周福清这个庸官加腐官还十分悭吝，是个悭人。他行贿所要殷如璋帮助科考的人，除了自己儿子周用吉外，竟然还有马家坛及未予深查的顾、陈、孙、章四人，也即周福清可能在行贿成功后，不仅自己儿子周用吉身上所理应支付的贿赂款项将由马家坛及顾、陈、孙、章五家承担，而且可能向他们更多要价。以清末科举考举人行贿行情来说，一名贿赂即需要万元乃至两三万元是常规。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胡汉民曾经替人代考举人，收取的费用是6000元，这属于穷才子无奈的廉价收费。如果周福清以一万元达到让除自己儿子外五人中举的目的，那么，他完全会一夜暴富，即使按照胡汉民6000元的廉价收费，五人也可以收取三万元，扣除行贿支出一万元，净赚两万元。由此可见周福清是个极悭之人。殷如璋怒而报案，很可能因为周福清之极悭，以一万元而讬六人，未免过于廉价，对殷如璋是极大侮辱和嬉弄。

这样一个极悭的庸官加腐官，当其一旦失势，周围人们作鸟兽散完全属于人之常情，所以，鲁迅所以为的世态炎凉不过有很大主观误解的因素在。如果这样的人失势后，周围不凉而热，那人情世故反而真不正常了。此外，对周福清的处理从浙江到中央的官场却并不凉，而是给予了热情帮忙，以致光绪皇帝要对周福清斩立决的意志也无法实施，而鲁迅却对此丝毫没有过感恩。进行反思，官场的热情庇护恰恰也说明清末法制的瓦解，鲁迅的无所感恩则是这种瓦解的悲凉体现——失去既得利益者不会真心感谢非法制状态，即使被柔性处罚，也会滋生出内心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