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湘军及其派系
作者:将仲子
1852年夏天,太平军离开广西开进湖南。此举使太平军得以迅猛发展,将革命推向高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此举也刺激了湘军和湖湘官僚群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写了晚晴政治军事版图。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湖南省一直是一片无足轻重、易被轻忽的区域。大约是因为地处偏僻,远离中原地区(甚至远离江南的核心区),湖南绝少涌现有全国影响的军政人物。然而,当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新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1852年夏,太平军离开广西向两湖地区挺进。此举使太平军得以迅猛发展,也刺激了湘军和湘系官僚群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写了晚晴政治军事版图。
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一批湖南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活跃起来。他们,大办团练,迅速成长为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
笔者以为,“湘军”大体上应该是指湘籍统帅带出的湘籍士兵。可以说,湘军绝不是曾国藩一人的私有部队。江忠源被誉为“湘军鼻祖”,胡林翼号称“湘军巨擘”,左宗棠是可与曾胡比肩的后起之秀……这些人也都被公认为湘军代表人物。
湘军远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个派系拼凑起来的。笔者以为,湘军至少可以分为三支:江刘系(以江忠源、刘长佑为首)、曾胡系(以曾国藩、胡林翼为首)、王左系(以王錱、左宗棠为首)。
此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还有一批为湘籍以外督抚驱遣的湘籍将领。这些人物作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也可以合并成一个派系。如果把他们算上,湘军共有四支:江刘系、曾胡系、王左系、湘外系。
关于湘军的规模,世人说法不一。有人说1864年前后湘军有12万人,有人说攻陷天京以后湘军有30万人,也有人说在被裁撤以前湘军有50万人。那么,湘军到底有多少人?哪一种说法可信呢?
笔者以为,称湘军有12万、30万、50万都是有道理的,哪种说法都是可信的。称湘军有12万人用的是小口径,指的是曾系湘军(或称嫡系湘军);称湘军有30万人用的是中口径,指的是曾胡系、江刘系、王左系三支湘军队伍;称湘军有50万人则用的是大口径,涵盖了江刘系、曾胡系、王左系、外帅系这四个组成部分。
湘军具有哪些特征可言呢?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其一,湘军靠裙带关系成军。
与太平军作战之时,江忠濬、江忠济、江忠淑兄弟三人皆因哥哥江忠源而从戎建功,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三人都是哥哥曾国藩的亲信将领。此外,湘军中的名将李续宾和李续宜、刘腾鸿与刘腾鹤也都是亲兄弟。罗泽南是曾国藩的重要助手,堪称湘军的中流砥柱。他早年身为塾师,“从之游者数百人”,曾带出很多弟子。至于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彼此之间也经常具有亲缘、师生、朋友等特殊关系。
就如同古希腊城邦底比斯以同性恋关系来整合“圣军”一样,湘军的统帅们也不约而同地以裙带关系来组建属于自己的部队。
其二,湘军内部是很封闭的。
在湘军内部,乡土观念是非常强的,一般情况下一支部队从统帅到将领、基层军官、普通兵员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湘军完全就是将帅们的私人武装,其他人乃至朝廷完全不能越过某位将帅而调用他的一兵一卒。正如史学大家范文澜所言:“曾系湘军只服从曾氏兄弟(国藩、国荃),左系湘军只服从左宗棠一人,淮军只服从李氏兄弟(鸿章、鹤章、昭庆)。曾国藩地位高,指挥淮军,仍需通过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统,更不能统曾系湘军。”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湘军的封闭,还表现在容不得异己。“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大将王鑫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其三,湘军的破坏性非常大。
湘军军纪极差,众所周知,不消多说。
范文澜总结道:“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在荼毒广大无辜民众的同时,湘军的将帅乃至士兵都大捞特捞,得以迅速发家致富。曾国荃在老家建起了号称堪比紫禁城的“大夫第” 。
其四,湘军的战斗力很快就下滑了,并没有保持很久。
自1854年4月末起,仅在半年的时间之内,湘军就攻克了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实现了对太平军的大反攻,可谓一路凯歌高奏。可是,从1855年初开始,湘军不断在战场上失利,罗泽南、塔齐布等湘中骨干相继殒命,曾国藩这个主帅被困南昌坐以待毙。仅仅在两年之内,湘军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因此而损失惨重,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军元气大伤,盛极而衰。抓住这样的机会,湘军得以重整旗鼓,对人心涣散、实力锐减的太平军恢复了攻势。可是湘军的推进速度也极其缓慢。 为了攻克九江,湘军围城17个月;为了攻克安庆, 湘军围城15个月;为了攻克天京, 湘军围城26个月。与前期相比,湘军的表现确实乏善可陈。
1864年前后,湘军已经衰朽不堪。在占领天京时,将帅们甚至已经无法约束下级士兵。有的湘军士兵,不惜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反清。成立不过十来年,湘军就已经暮气沉沉,再也没有多少活力了。曾国藩决定裁撤湘军,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于它的速朽。
其五,湘军的对外作战成绩不佳,可谓外战外行。
湘军最辉煌的外战成果,还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这场战争中,湘军大败来自中亚的阿古柏部侵略军,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胜利。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古柏所统领的仅仅是一只土匪武装,其实力是不容高估的。战胜阿古柏这样的对手,并不能说明湘军有多强的战斗力。
在面对侵占了伊犁城的三千俄军时,左宗棠就显得非常谨慎了。他命令数万将士围而不打,不与俄军正面交锋。后来,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以割让7万平方公里土地、赔偿白银 509 万两为代价终于换回了伊犁。
谭嗣同评价说:“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 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仁学》)
简单介绍了湘军的特征之后,笔者再交代一下湘军各流派的情况。
在诸多湘军派系之中,首先在晚清军事舞台上亮相的的是江刘系。
江刘系的领袖人物先是江忠源,后是刘长佑。至于该系的重要将领,还有江忠义、江忠济、江忠濬、江忠淑、刘坤一、萧启江、田兴恕等等。
江忠源(1812年-1854年),字岷樵,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他曾经在乡创办团练,于1847年镇压了雷再浩起义。金田起义爆发以后,他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入粤“讨贼”,在副都统乌兰泰麾下任职。其间,他也曾返乡招募数百“楚勇”,带领这些亲兵与太平军作战。
太平军永安突围以后,江忠源于1852年6月参与了蓑衣渡之战,据说取得了重大战果。1852年底,他在长沙与太平军作战,立有战功。1853年6月,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率军援助江西,坚守南昌城达94日,击退了太平军。以后,他又出兵援救湖北田家镇,遭遇了失败,乃自请降职。但是清廷依然重用他,于其后不久任命他为安徽巡抚。
江忠源看似攀上了人生的巅峰,却也迅速交上了厄运。他刚一进入庐州城,便被万余太平军将士包围。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城内兵少粮缺,城外的援军要么畏葸不前,要么严重受阻。 1854年1月,庐州城最终失陷,江忠源投水自尽。
江忠源富有战争经验,是早期太平军的劲敌。他自广西至湖南,再到湖北、江西、安徽,一路上不停与太平军交手,经常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
江忠源看透了八旗、绿营的腐朽本质,知道它们难当重任,所以自办团练,带出了自己的队伍。因为各种局限,他还没来得及取得太大的战果就殒命于疆场。不过他在近代首开湘人办团练之先河,其地位不容低估。
江忠源认识到制江权的重要性,曾力劝曾国藩于衡州训练水师。在江忠源的有生之年,湘军的水师还没有成型。不过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水师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湘军中能最早认识到水师的重要性,确实具有独到的眼光。
同为新宁人的刘长佑,也是湘军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刘长佑(1818年—1887年),字子默,号荫渠(一作印渠),湖南新宁人。他早年曾追随江忠源对抗太平军,堪称湘军元老。江忠源战殁之后,他又长期活动于湖南、江西,屡立战功。他曾于1857年大败于袁州,也曾于1859年在宝庆与远征的翼王石达开作战。
刘长佑在1859年任广西布政使,在1861年任广西巡抚,在1862年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可谓官运亨通。数年之间,他除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还曾与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作战。1867年,他因镇压义军失利被革职,但又于1871年以后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要职。1887年,刘长佑因病逝于原籍。
刘坤一(1830年-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他是刘长佑的族叔,但年龄更小;25岁时(1855年)加入湘军,长期在刘长佑麾下任职。虽然战功平平,但他升官速度很快,于1864年成为江西巡抚,又于十年后署理两江总督。1875年以后,他长期担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是晚清的地方实权派人物。
刘坤一出身行伍,却发迹于政坛。他积极参与了“洋务运动”,有所建树。在甲午战争中,他力主与日本战斗到底,反对割地议和。在“东南互保”运动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影响而言,他可与李鸿章、张之洞等重量级人物比肩。
作为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刘系有哪些特征呢?在下文,笔者简单梳理一下。
其一,江刘系在所有湘军系统中是起步最早的。
直到1853年秋,曾国藩才被朝廷准许在衡州练兵。而在两年半以前,江刘系的核心人物江忠源已经赴广西与太平军交锋。当曾国藩、罗山等人还在抓紧练兵之时,江忠源已经是封疆大吏,而其亲信江忠淑、刘长佑等也已经成长为久历战阵的骁将。
在湘军众多将帅之中,他最早自领一军对抗太平军,也最早跻身于封疆大吏。
其二,江刘系的将帅们多为亲族,又是同乡。
江忠源、江忠濬、江忠济、江忠淑四人是亲兄弟,而江忠义、江忠信兄弟是江忠源的堂弟,江忠珀、江忠朝、江忠著三人又是江忠源的族弟。至于刘坤一和刘长佑,也有着族叔侄关系。同时,他们也都是湖南省宝庆府新宁县人。
在曾氏五兄弟中,尚有曾国潢一人隐居于田园,不问世事。至于江氏四兄弟,则全部奔赴各路战场。与曾氏兄弟相比,似乎江氏兄弟的从军热情更高。
其三,江刘系将帅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仅江忠源而言,足迹就遍及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刘长佑除了在江南镇压太平军以外,还在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与捻军、天地会起义军作战。萧启江、田兴恕等人除了在长江中游打仗以外,也曾在四川、贵州担任要职。
在湘军内部,江刘系存在感不算强,大约也与其成员没有兵合一处,而是四处作战有关。
在上文,笔者简单介绍了江刘系。在下面,笔者要谈一下曾胡系的情况。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胡系就等同于湘军。在他们看来,曾国藩可以调动任何一位湘籍将帅与太平军作战,简直就是湘军的总头目。
这种观点当然是经不住推敲的:曾胡系不能与湘军划等号,曾国藩的实际权力也是有限的。不过,曾胡系确实是湘军中的骨干,是湘军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军。
在诸多湘军派系之中,曾胡系最有实力,最有战斗力,也最有影响力。
曾胡系可谓悍将云集,曾、胡而外,知名者尚有有罗泽南、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李孟群、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曾国荃、多隆阿、鲍超等等。这些人屡立战功,经常官居督、抚之位,佼佼者甚至可以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在近代史上,曾国藩的地位是很突出的。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何等人也?一百多年来,人们各抒己见,议论纷纷。有的人对他赞誉有加,称他是旷世名臣,“一代圣相”,把他捧为“准圣人”,甚至是“千古第一完人”;有的人则对他恨之入骨,斥责他过于残忍、狡诈、虚伪,甚至干脆就骂他是“(反革命)元凶”、“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出生于地主家庭,是湖南湘乡人。在湘军将帅之中,曾国藩的仕途是最为顺畅的。自从1838年27岁时以“赐同进士出身”的身份步入官场开始,因为夤缘了穆彰阿、倭仁等朝中权贵,他一路升迁,于1849年初37岁时已经成为礼部右侍郎,官居二品。他在十年内七次升官,连越十级。
1851年1月,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次年,因母丧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奉令在湖南办团练。1853年,他充分利用在当地的人脉网,拼凑出一支号称“湘勇”的地方武装。1854年2月,湘军练成,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极力渲染太平军的“罪行”。而后,曾氏统帅水陆大军(合计一万七千人)奔赴前线,开始清剿“长毛”。
1854年4月,曾国藩亲自统兵攻打靖港,结果出师不利,败于兵力少很多的石祥祯。他羞愤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但与此同时,塔齐布、彭玉麟等于湘潭大获全胜,扭转了战局。此后,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湘军一路凯歌高奏,先后攻陷岳州、武汉、田家镇,直至进围九江,将太平军逐出两湖地区。
天有不测风云,形势在1855年初发生了逆转。2月初,石达开于湖口大败湘军,俘获曾国藩座船,使得“文卷册牍俱失”。其后不久,太平军反攻,很快又收复了鄂东地区。其后,曾国藩主要在九江一带活动。1856年3月,曾国藩来到南昌。不久,翼王经略江西,迅速攻占七府五十余州县。因为南昌城被团团围住,且兵力单薄,曾国藩痛苦不堪,哀叹:“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不过,他的运气非常之好。主持攻城的石达开很快被调往江苏,参与天京解围之战。就这样,曾国藩逃过了一劫。
更好的运气还在后面,因为1856年秋“天京事变”爆发了。在这次对近代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内讧之中,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或死后走,导致军心涣散,使得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有此良机,湘军终于从颓势中缓了过来。在绿营、八旗、淮军、洋枪队、各地团练乃至英法侵略军的配合下,湘军于1858年5月占领九江,于1861年9月攻克安庆,于1864年7月打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了。
因夺得首功,曾国藩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太保。他官居极品,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在人生的最后七年,他却屡受打击。他先是“剿捻”失败,后又在天津教案中备受世人非议,甚至被斥为汉奸、国贼。1872年3月12日,饱受疾病折磨的曾国藩终于离开了人世。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他于1836年考中进士,曾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员,有着丰富的从政、治军经验。1854年,在贵东任上的胡林翼奉命率军抵抗两湖地区的太平军。他受曾国藩赏识,在得到朝廷允许后,得以自领一军,随同作战。
1855年4月,武昌失陷,湖北巡抚陶恩培战死。清廷命胡林翼署理巡抚,主持鄂东战事。在太平军交锋的时候,胡林翼部屡次受挫,进展缓慢。直到天京事变爆发以后,清军才迎来转机。因为太平军人心涣散,士气大挫,胡林翼率军于1856年底占领了武昌。
此后,胡林翼又精心部署军队,于1858年5月攻克九江,于1861年9月打下安庆。当然,在战争中清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1858年11月,胡林翼麾下的悍将李续宾在三河镇失利,所部精锐六千余人被全歼。1861年3月,英王陈玉成自安徽突入湖北,迅速攻占黄州,逼近武昌。当时湖北兵力空虚,“武昌存城兵二千,马队八十,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胡林翼因失策而懊悔不已,甚至不停呕血,叹息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在安庆失守前夕,一向体弱多病的胡林翼病故,终年49岁。
胡林翼辞世的时候,太平军兵势尚盛;直到三年以后,有了外国侵略军强力支持的清廷才勉强平定太平天国。不过,胡林翼的“平叛”之功是旁人不可比拟的。他身为巡抚,立足湖北,将其建设为稳固的后勤基地,为湘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并参与谋划、指挥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对湘军而言,他就是萧何与张良的结合体。他寿命短,官阶低(不过是个二品官),却能与官居极品、活跃政坛四十载的李鸿章一样获得“文忠”的谥号,应该是有其过人之处的。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他自幼怀有大志,喜欢研读理学著作,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当然,他在教育上还是颇有成就的,毕竟王錱、李续宾、杨昌浚等一批湘军名将都出自他的门下。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罗泽南以在籍生员而率徒兴办团练。次年,他又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湘军出山以后,他领兵先后攻占岳州、武昌、田家镇等战略要地,屡立战功。1855年初,湘军在江西战场遭遇惨败。而后,罗泽南转战于江西、湖北,苦撑危局。1856年4月,在进攻武昌的战斗中,他负伤阵亡,终年49岁。
罗泽南转战两年,所向有功,“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作为曾国藩的重要助手,他的过早辞世堪称湘军的重大损失。
塔齐布(1817-1855),陶佳氏,字智亭,是满洲镶黄旗人。他早年是火器营鸟枪护军卫,后升职为三等侍卫。1851年太平军兴起以后,他到湖南绿营担任都司。1852年秋太平军猛攻长沙,他曾参与守城,并因功升任游击。
曾国藩很欣赏塔齐布,上表荐之,于是后者又官升副将。1854年2月,塔齐布随湘军出征。5月初,他率军在湘潭击败太平军。其后不久,他官至提督,成为封疆大吏。湘潭战役后,他一直与罗泽南合作,从湘北挺进到九江。
与从前的进展顺利大不相同,塔齐布统兵围攻九江半年多却毫无成效。1855年8月,39岁的塔齐布因愤恨呕血而猝死。塔齐布乃湘军要员,亦是太平军劲敌。他病故以后,太平军上下欢欣鼓舞,传唱一首歌谣:“破了锣,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一个人也没用。”相关人物,分别为罗泽南、塔齐布、马继美、周凤山、刘于浔。
杨岳斌(1822—1890),本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他们都是水师将领,都曾全程追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也都在湘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湘军的水师可谓人才济济,将星闪耀。不过他们或者战死(如褚汝航、夏銮、萧捷三等 ),或者转行(非湘籍的李孟群后来被调往陆师,去增援安徽),在5年之内大都退出了水军舞台。于是,杨岳斌、彭玉麟二人脱颖而出。他们统帅水师参加过很多次重大战役,或焚烧太平军战船,或参与围攻城邑,或保障军需物资供应,是整个湘军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杨岳斌官至陕甘总督,彭玉麟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可谓烜赫一时。
李续宾(1818—1858),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人。他是贡生出身,曾长期协助老师罗泽南办团练。湘军东征之后,他一直追随罗泽南作战,经常充任先锋,打了不少硬仗。1856年4月罗泽南战死,他继之领军,地位日益凸显。
李续宾于1856年参与了围攻武昌之战,又于1857年1月至1858年5月主持围攻九江。九江城破,他因功加巡抚衔,成为封疆大吏。1858年8月底,他奉令增援安徽,力图夺回庐州。11月初,他已率兵进至庐州城南的三河镇。在这里,孤军深入的李续宾部被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军团团围住。结果,六千余湘军将士悉数被歼,李续宾战死。
李续宾“七年之间,先后克复四十余城,大小六百余战”。如此战绩,在湘军将领中还是很突出的。称其为“湘军第一悍将”,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国荃(1824—1890年),字沅甫,湖南湘乡人,乃是曾国藩的弟弟。他是贡生出身,后来随军出征。1856年,他创建“吉字营”,自领一军,从攻打吉安开始起步。
2年以后,在1858年8月,他终于率部攻克吉安,升任知府,加道员衔。此后,他又参加了攻取景德镇、安庆和天京的战役,因屡建功勋,从道员一路升至浙江巡抚。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又历任陕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也算是官运亨通。
《清稗类钞·忠荩类》记载,左宗棠曾问曾国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九一生得力何处?),后者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不能不说,曾国荃确实很有自知之明。 “挥金如土”,既可以指他本人生性豪奢、挥霍无度(他在故土所建的大夫第,据说可以与紫禁城媲美),也可以体现他在行军打仗中的特权。他毕竟是曾国藩的亲兄弟,近水楼台,自然可以在各方面被优先照顾。因为不缺人、不缺钱、不缺粮、不缺军火,曾国荃足以建功立业,并借此高官得做。至于“杀人如麻”,也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既把屠刀指向太平军战士,也把无辜民众作为烧杀淫掠的对象。
在攻打安庆的时候,曾国藩指示其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屠城以后,曾国荃内心不安,就向兄长求教。面对迷茫的老九,曾国藩又讲出一番大道理:“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看来,曾国荃的境界尚比乃兄稍逊一筹。
多隆阿 (1817—1864),字礼堂,呼尔拉特氏,达斡尔族,正白旗人。
多隆阿早年曾随胜保与北伐的太平军作战,北伐军失败以后(1855年)又进入湖北作战。1856年以后,他归入官文、胡林翼麾下。在九江、安庆会战中,他发挥了重大作用,因功升任荆州将军,官居一品。攻克安庆以后,因与曾氏兄弟不和,他又赴陕西作战,参与“剿回”。多隆阿屡战获胜,却于1864年5月在盩厔战役中意外阵亡。
鲍超(1828—1886),字春霆,夔州(今重庆奉节)人。
鲍超1852年应募,在向荣军中服役。2年后,他又调入湘军水营。此后,他长期与多隆阿等配合作战。多隆阿离开湘军以后,他又参加天京会战。天京失陷以后,鲍超进入江西追击太平军余部。1867年,鲍超与淮系将领刘铭传合作,在尹隆河与捻军作战。此战清军获胜,但刘铭传部损失很大。战后,鲍超以失机、冒功被李鸿章弹劾。鲍超愤而辞职,称病隐退。而后,鲍超基本退出了军事舞台。
多隆阿和鲍超齐名,并称“多龙鲍虎”。他们堪称湘军中的善战者,但皆为武人出身,行事风格偏于粗线条,结果或死或黜,没能如那些文人出身的湘军将领一般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
在湘军内部,曾胡系还是占有特殊位置的。下面,笔者就简单谈谈曾胡系湘军的一些情况。
其一,曾胡系的实力在各系中可排第一。
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范文澜说:“太平军占领的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战胜的决定因素。”因为水军力量远强于太平军,武器装备也比太平军更先进,曾胡系湘军甫一出山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因为兵精粮足,水师强大,武器先进,曾胡系的湘军屡战获胜,也推出了一批良将。名气大的湘军将帅,大多出自曾胡系;至于江刘系、王左系,则鲜有悍将出现。
在各路湘军之中,曾胡系湘军的存在感是最强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实力,它也不会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二,曾胡系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胡系湘军确实打了很多关系重大的硬仗,给太平天国以致命一击。
晚清时期,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沿长江分布。在被太平军占领以后,这些省份的若干重要沿江城市(武汉、九江、安庆、南京)也成为太平天国的核心区域。其得失,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
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这四座大城,是曾胡系湘军在出死力的情况下才陆续攻克的。曾胡系湘军每攻占一座大城,太平天国的局势都会迅速恶化。当安庆失守以后,太平天国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而天京陷落以后,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也就迅速划上了句号。
曾胡系湘军在南方的战事中立有首功,所以世人对这支部队印象深刻,甚至会把曾胡系湘军等同于全部湘军。
其三,曾胡系湘军作战范围不大,坚持了稳扎稳打的原则。
自1854年初成军以后,曾胡系湘军曾与太平军大战十余年。然而,其作战半径并不算大:曾胡系湘军1854年初至1858年5月一直在两湖、江西之间连拉锯,1858年6月至1861年底基本在皖南地区活动,1862年初至1862年7月则一直在围攻天京。合计起来,曾胡系湘军所攻克的府、县城也就百座左右,并不算多。
至晚从1857年开始,曾胡系湘军就一直在作战中坚持稳健的路线。其特色就是“结硬寨,打呆仗”:湘军在城外构筑牢固的营垒,做长期围困打算;一方面围点,一方面打援,坚持两线作战;以占有绝对优势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敌人打消耗战,直至令敌方山穷水尽无力再战。这种战术效率不高,不过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在上文,笔者简单地介绍了曾胡系。在下面,笔者要谈一下王左系的情况。
在湘军内部,王左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王左系的领袖人物,早期是王錱,后期是左宗棠。该系的重要将领,主要有张运兰、王开林、王开化、蒋益沣、杨昌浚、刘松山、刘锦堂等。
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乡人。他1848年成为罗泽南的门生,4年后又与刘蓉等创办湘勇。他曾率兵镇压湘南的义军,因功擢升同知直隶州。
1853年,王錱曾与老师罗泽南率军赴江西援助南昌。次年,他参与攻取岳州之战,获胜;却很快又在羊楼峒之战中失利,因丢了岳州而被革职。不久之后,王錱为打击两广交界处的天地会义军而援助道州,因战功官复原职。
1855年,王錱继续在湘南地区“剿匪”,升任知府。1856年,在罗泽南阵亡以后,他又协助李续宾作战,收复崇阳、通城、通山、蒲圻等四县,凭战功加按察使衔。1857年,他又赴江西作战。据《清史稿》记载,他曾率众打败杨辅清的部队。但就在这一年,他因病殁于军营中,时年33岁。
王錱仅与太平军作战三年,且所部兵力不多,取得的军事成就也很有限。不过,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左宗棠统领王錱旧部,基本沿袭了他的编制、营规、阵法。以王錱的旧部为基础,左宗棠又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左家军,将其发展为湘军中的劲旅。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是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早年勤于读书,于1832年在省城长沙参加乡试并考中举人。但其后他多次入京参加会试,均未考取。1850年初,左宗棠在长沙的一条船中与返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会面,相谈甚欢。
1852年秋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为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参与了守城之战。次年,他因张亮基外调而返乡。但在1854年,他又入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四年以后,他因骆秉章保荐而得以加四品卿衔。1860年,因江南大营溃败,他襄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办理军务。是年,他吸收了王錱旧部,又新募一批兵员,组成了“楚军”,在江西、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左宗棠因曾国藩推荐而出任浙江巡抚。次年,他又进军浙江。1862至1864年间,他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攻陷金华、绍兴、杭州等地,因功升至闽浙总督。
1866年,因为陕甘回变愈演愈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率军前往镇压。至1873年,经过6年多的战斗,他终于平定了各部回民军,令白彦虎等率残军退往新疆。战后,他成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获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867年,中亚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建立伪“洪福汗国”;1871年,沙俄又出兵侵占了伊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新疆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1875出现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且欲收复新疆。因获得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清廷令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
为收复全疆,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1876年4月,他坐镇肃州,令刘锦堂、金顺两路进击,正式对阿古柏发起攻势。经一年多的奋战,清军先后攻克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和田等地。在1878年初,除了伊犁之外,全疆都被收复。
1881年,左宗棠先是回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后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次年沙俄归还伊犁,他向清廷奏请新疆设省,获允。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主战。1885年9月5日,他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
张运兰(?—1864)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年,他虽王錱转战于两湖、江西一带。1857年王錱死后,他与王开化分领其军,升任知府。1859年,他加布政使衔,并参与了宝庆会战,与西征的石达开大军作战。以后两年间,他与鲍超的“霆军”合作,战斗于安徽省,屡建战功。1864年,他但任福建布政使,在武平与南撤至此的李世贤部队相遇,战败身死。
蒋益澧(1833—1875),字芗泉,湖南湘乡人。早年生性不羁,为乡里所不容,即客游四方。后入王錱军营,曾从之攻岳州。后来,他又投靠罗泽南,随其转战于江西、湖北,在占领义宁县以后擢升知县。罗泽南死后,他与李续宾不和,屡起冲突,直至辞官回乡。但在清军攻克武汉以后,他仍因功升职为知府。
蒋益澧长期居家,郁郁不得志。1857年,因为广西义军蜂起,他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自荐,得以赴广西“剿匪”。以后数年间,他一直在广西活动,并曾与刘长佑、萧启江等人合作,对抗回师广西的翼王石达开部。因为军功,他成为广西布政使。
1861年,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成为左宗棠的重要助手。其后数年间,他率军攻克寿昌、汤溪、富阳、杭州、嘉兴等地,招降太平军的海宁守将蔡元吉、桐乡守将何绍章等。1866年,他升任广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第二年他因病辞官,却仍然被两广总督瑞麟等人弹劾。1875年,42岁的蒋益澧因病去世。
刘松山(1833—1870)字寿卿,湖南湘乡人。他早年追随王錱,转战于各地。1857年王錱死后,他追随张运兰,因攻克安仁而擢升参将。1859年,他率军攻占浮梁,又升任副将。1860年,他得以加总兵衔,被赐号志勇巴图鲁。
1862年,刘松山率部占领旌德,又与易开俊分领张运兰的部队。此后2年,他一直在安徽南部地区作战。天京失陷以后,他正式成为地方大员(先是署皖南镇总兵,后为甘肃肃州镇总兵)。曾国藩很看重他,只保留了刘部(号称老湘营),而裁撤了其余各路湘军武装。
曾国藩督师镇压捻军,刘松山从征,且因所向有功于1867年擢升广东陆路提督。1868年,西捻军失败,其领袖张宗禹下落不明,而刘松山被赐黄马褂,得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此后,他又隶属于左宗棠,参与镇压西北的回军,成为左系湘军的得力干将。
1868年冬,刘松山行军于陕北,攻拔小理川、店子寺、周家崄等地,收降拥众17万的董福祥,一时“榆、延、绥、鄜四郡皆肃清”(《清史稿》本传)。1869年底,他投入金积堡之战,围攻堡内的马化龙。1870年3月16日,他于五马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阵亡以后,其侄刘锦棠统领其众。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是湖南湘乡人。其父刘厚荣是湘军基层军官,在他10岁时战死。15岁时,他投入叔父刘松山营中。其后,他随叔父转战于江西、安徽、陕西、甘肃等地,先后与太平军、捻军、回军作战。
刘松山死后,26岁的刘锦棠成为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率军苦战,先后攻克金积堡的诸多外围堡寨。而后,他架设炮台,集中攻击马化龙的老巢金积堡。1871年初,马化龙出降,他也因功获赐黄马褂,得到云骑尉世职。
此后数年,刘锦棠率军攻打西宁、肃州、河州等地的回军,在1874年基本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此期间,清廷擢升他为署甘肃西宁道。
1875年5月,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打败来自中亚、正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匪帮,左宗棠于同年9月向清廷推荐其干将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行营事务,获准。
1876年4月,刘锦棠自肃州出兵,向北疆挺进。同年7月下旬,他与驻扎于济木萨的金顺合兵,顺利攻下阜康。8月,清军对古牧地、乌鲁木齐发起突袭,大败马人得、白彦虎等,迅速攻下二城。而后,清军又占领北疆的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进展很快。因为秋季来临,大雪封山,清军在北疆地区休整。
1877年4月,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在半个月之内就收复了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然后又休整数月。5月底,匪首阿古柏死,其部众内讧四起。9月底起,清军又奋战百天,相继收复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等地。到1878年1月,除了伊犁地区仍为沙俄侵占以外,新疆其余地区尽回祖国怀抱。
在收复新疆之战中,左、刘宽待俘虏,注重争取民心,仅耗时一年多即取得了重大胜利。
1880年3月,刘锦棠被清廷任命为帮办新疆军务。同年8月,左宗棠奉召回京,刘锦棠继之为钦差大臣。
1882年,因伊犁回归,刘锦棠向朝廷请求将新疆设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成立,刘锦棠为首任巡抚。1890年9月,他回籍养病。1894年8月,刘锦棠因病去世,清廷赐谥襄勤。
作为湘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左系具有哪些特征呢?
其一,在庞大的湘军体系之内,王左系算是后起之秀。
在湘军系统之内,江刘系最早崛起,曾胡系最为耀眼。与之相比,王左系则要黯淡许多。
王錱几乎与曾国藩同时起步,也是湘军元老之一。他及早出来单干,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物。不过,王錱并不能和江、曾、胡等人比肩。
毕竟,他的官职偏低,始终没能成为封疆大吏,出省以前还要受到骆秉璋节制。而且,他的兵力也不算充裕,从来没有达到万人。再加上王錱长期与天地会义军作战,负责“剿匪”工作,算不上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力,而在事实上扮演了偏师的角色……多种因素叠加,使得王錱所部缺乏存在感,难以受到世人的重视。
1857年王錱死后,张运兰与王开化分领其军;后来,刘松山等又归于曾国藩麾下。如此一来,王錱旧部不再以一个整体出现,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三四年之后,“王家军”的印记就已经消失殆尽。
1861年,因为浙江战事吃紧,清廷任命坎坷大半生的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直到这时,王左系湘军才迎来转机。此后,左宗棠以王錱旧部为班底,不断扩充兵力,终于带出一支足以和曾系湘军、淮军相抗衡的晚清武装“左家军”。
其二,王左系湘军的两名主帅命途多舛,仕途不顺。
湘军的重要人物并非都是进士出身,却普遍仕途通达,为当世所羡。至于王錱和左宗棠,则要凄凉许多。
錱富有韬略,能独自带兵,且屡建功勋。然而,他并未因此而身居高位(或者说,他来不及身居高位)。直到死后,他才被“赠布政使衔”。
前已述及,他因曾不肯依附曾国藩而备受排挤。《清史稿》本传记载:“三年,罗泽南援江西,初战多死伤。錱请於曾国藩,增募三千人,将往援,会南昌围解。国藩议裁汰其军,巡抚骆秉章见所募勇可用,留二千四百人防湖南。”可见,曾国藩在出山以前就已经全力打压王錱,防止他的势力坐大。
在战场上,王錱也曾经历重大挫折。《清史稿》本传记载:“錱出境进剿,遇贼羊楼峒,失利,贼蹑其后,岳州复陷。錱所部死者千人,坐轻进夺职,留营效力。”王錱初遇劲敌就遭遇了重大的失败,甚至被革职。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此后,在“剿匪”(镇压天地会起义军)的过程中,王錱不断积累军事经验,带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不过,就在形势向好(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在江西不断失利)的时候,王錱因为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33岁。
王錱还算年轻有为,左宗棠则是大半生落魄。
左宗棠自幼勤奋读书,20岁即考中举人,本来也颇有抱负。可是,其后他多次参加会试都以名落孙山而告终。失意之余,他就放弃了举业。这样,他的真实“学历”也只是举人。
直到40岁时,左宗棠也没能步入仕途。1852年秋,因太平军猛攻长沙,左宗棠才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成为幕僚,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其后,他又进入骆秉章幕府,曾经“ 奉旨以兵部郎中使用,并赏戴花翎”(1856年),也曾被“加四品卿衔”(1858年)。
19世纪50年代,四十余岁的左宗棠一直在封疆大吏身边做事,虽参与机务,却没能成为正式官员。在数以百计的湘、淮军将帅之中,我们很难找到更落魄的人物。
王錱所经历的最大挫折应是岳州失陷后被革职,而左宗棠则一度有生命之忧。
1859年,樊燮京控案发生。时为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与永州镇总兵樊燮因琐事发生冲突,后者即向咸丰皇帝告状。咸丰帝勃然大怒,对下级作出批示:(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样,左宗棠命悬一线,随时可能遇害。
在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要人的极力营救下,左宗棠还是躲过了一劫。大难不死的左宗棠很快触底反弹,在2年以后成为封疆大吏,彻底转换了命运。
其三,与其他湘军派系的大佬相比,王左系与列强的关系非常亲密。
晚清的统帅级人物之中,大约只有李鸿章和左宗棠热衷于利用“洋将”打击太平军。其中李鸿章是淮系的魁渠,左宗棠是湘系的大佬。
在浙江与左宗棠并肩作战的洋人部队不只一支,其中既有正规军也有雇佣军。
常捷军,亦称“花头勇”、“花勇”、“信义军”、“中法混合军”,是一支由法国人任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卒的雇佣军,堪称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1862年7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在宁波与勒伯勒乐(法国舰队司令)、日意格(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勾结起来,组建了一支装备洋枪洋炮、由法国军官教练、拥有华勇千人的新式武装。这支“常捷军”以勒伯勒东为统领、日意格为帮统,在浙东地区伙同清兵对太平军作战。
1863年初,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达耳第福都在绍兴被太平军击毙,德克碑成为常捷军头目。在攻克余姚、奉化、上虞、绍兴、富阳、杭州、湖州等要地的战役中,这支中法混合军出力甚多。常捷军不断扩充,曾多至三千余人。1864年10月,常捷军被解散。
协助左宗棠作战的,在“花头勇”(中法混合军)之外还有“绿头勇” (中英混合军)。
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此后,清政府就与英国驻宁波领事馆通事郑阿福勾结起来,建立一支同样装备洋枪洋炮、由英国军官训练、拥有华兵三百人的“绿头勇”(因头裹绿布得名)。
1862年5月,在伙同清军和英法侵略军攻克宁波以后,这支中英混合军又扩招士兵,发展至千余人。而后,绿头勇分成两队:一为“常安军”,一为“定胜军”。
在花头勇和绿头勇之外,连大名鼎鼎的 “常胜军”也曾在浙江大展身手。
1862年9月,华尔奉调前往慈溪,与黄呈忠、范汝增、何文庆统率的太平军为敌,一时风光无限。但华尔运气不佳,于9月21日被太平军击伤,并于次日毙命。
在浙东沿海地区,各路外国雇佣军纷纷亮相,显得热闹非常。事实上,在名目繁多的“洋枪队”之外,英、法等西方强国的正规军也曾亲自出马,与左宗棠等并肩作战。
太平天国颇有骨气,拒不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任何不平等条约。这样,为扩大侵略权益,英、法两国很快和清方结盟,成为太平军的劲敌。
1862年5月8日,英国海军舰长丢乐德克和法国海军舰长耿尼向太平军发出威胁,要求太平军退出宁波城,气焰十分嚣张。宁波守将黄呈忠和范汝增断然拒绝,于是宁波保卫战爆发。
太平军英勇战斗,击毙了法国海军舰长耿尼和英国军官科诺华、德大卫、甘棠,击伤了英国海军舰长克拉基和赫哈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因为英法侵略军武器精良,宁波还是于5月10日失守了,黄呈忠和范汝增被迫率众突围。
总体来看,左宗棠能够有效地整合各路列强势力为己所用,充分显示出了政策的灵活性。从效果来看,外国正规军和外国雇佣军的参战,确实给太平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浙江的战局不断向着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
在上文,笔者简单地介绍了王左系的情况。在最后,笔者要谈一下外帅系。
一般而言,一支湘军队伍从统帅到战将,再到普通士兵都是湘籍人士。像鲍超那样在湘军统帅之下效力的外籍将领,在整个湘军中都是不多见的。
当然,一些湘籍将领也曾统领湘籍士兵为湘外籍统帅效力。或者说,一些湘外籍统帅曾经倚重湘将湘兵镇压太平军。这些湘外籍统帅所掌握的湘籍兵将,也应被视为湘军的组成部分。因统帅们并非湖南人,笔者将这部分湘军为外帅系。
外帅系,指的是由湘外籍人士为帅(其官职为总督、巡抚)、由湖南人为将为兵的湘军队伍。这部分湘军存在感不算太高,其统帅为骆秉章、官文、沈葆桢等人,而刘蓉、萧启江、王德榜、席宝田等也是辅佐他们的重要湘籍人物。
骆秉章(1793年—1866年),原名骆俊,字吁门,广东花县人。他与洪秀全是同乡,又年长21岁。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取进士,继之在朝考以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其后,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又曾在江南道、四川道担任监察御史。
1840年以后,骆秉章历任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兼学政、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1850年,他被清廷任命为为湖南巡抚,在年近花甲之时成为封疆大吏。但几个月以后金田起义就爆发了,太平军也很快攻入他的辖区。
1852年6月,太平军自广西突入湖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道州、江华、永明、蓝山、嘉禾、桂阳、郴州、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等地,在9月初已经兵临长沙。同时,太平军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由不足万人扩充至十万人左右。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骆秉章束手无策,只能任由湘南各城次第失陷。因镇压太平军不力,他被革职。在新任巡抚张亮基上任之前,他加紧修建省城长沙的防御工事。
在数万援军的配合下,骆秉章与张亮基共守长沙城。因为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在战斗中牺牲,而且洪秀全与杨秀清多次攻城失败,在进攻长沙三个月之后太平军主动撤围。
1852年春,骆秉章出任湖北巡抚。2个月后,他再次出任湖南巡抚。1852年以后,湖南鲜遭兵燹,成为镇压太平军的后方基地。在此期间,他支持曾国藩、王錱等大办团练,为湘军的发展和壮大出力良多。
1860年,骆秉章出任四川总督。此后,他于1862年镇压了李永和、蓝朝鼎部起义军,并于1863年打败了西征巴蜀的翼王石达开。1867年,骆秉章病死于四川总督任上,终年74岁。清政府赠他太子太傅,赐谥号文忠。
官文(1798—1871年)王佳氏,字秀峰,又字揆伯,满洲正白旗人。他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广州汉军副都统、荆州右翼副都统,仕途颇为平顺。1854年,他已经被擢升为荆州将军,成为湖北一省驻防八旗的最高军政长官。
1856年,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时任湖广总督杨霈因兵败而被革职。于是,官文又继任为湖广总督。官文资质平庸,但和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关系非常融洽。 “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清史稿•官文传》)
当太平天国因天京事变而急剧转衰之后,两湖的局势是相对稳定的。官文不时发兵与太平军作战,也出力良多。天京失陷以后,“曾国藩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诏嘉官文徵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锡封一等伯爵,号果威,世袭罔替,升入正白旗满洲,赐双眼花翎。”(《清史稿•官文传》)这样,官文也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之一。
官文并无才略,但仍得重用。个中奥妙,总管湖北前线粮台营务阎敬铭说得很清楚。他说:“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清史稿•官文传》)
1866年底,官文因遭左宗棠、曾国荃弹劾而去职,但次年回京后又很快署理直隶总督。1871年,官文于北京去世,获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沈葆桢(1820年—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847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又升任监察御史,曾因上书讨论军事而得到咸丰帝的赏识。
1855年,沈葆桢出任九江知府,因九江为太平军占领而在曾国藩军营当差。次年署理广信知府,曾经坚守此城,令太平军名将杨辅清撤围而去。此后,他获加按察使衔,但因与上级关系紧张而于1959年以养亲为由辞官。
因曾国藩多次推荐,他于1861年赴安庆大营任职。不久,他又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在职期间,他倚重湘军将领王德榜、段起、席宝田,与太平军作战多年。1864年10月,幼天王洪天贵福、干王洪仁玕等相继于江西被俘,他因功获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次年,沈母去世,他回乡丁忧.
1867年,沈葆桢被朝廷任命为总理船政大臣。1868年,他又丁父忧回乡。1874年,日本以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误杀为由发动侵台战争,于是清廷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赴台主持防务,直至日军退走。次年,撤军内渡之后的沈葆桢又晋升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并负责督办南洋海防
1879年底,沈葆桢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约60岁。
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出身。他早年曾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学,后又曾协助罗泽南创办团练。 1854年,他追随曾国藩,参与攻克武昌,一直转战至江西。次年,他追随罗泽南回援湖北,其弟刘蕃战死于蒲圻。不久,他又丁父忧回乡,虽被胡林翼征召,但一直闭门不出。
1861年,四川总督骆秉章推荐刘蓉入川,于是他成为署四川布政使。他主持四川军务,平定了李(永和)、(蓝朝鼎)部起义军。1863年,他亲临前线,指挥各路人马与入川的石达开作战,并擒获了自投清营的翼王。对骆秉章而言,刘蓉至关重要。《清史稿•刘蓉传》有言:秉章於军事吏治,悉倚蓉赞助。
其后,因扶王陈德才、遵王赖文光等远征西北,攻克汉中、城固等地,在湖广总督官文的推荐下他成为陕西巡抚,督办陕南军务。因陈德才、赖文光等回援天京,在1864年春陕南的局势得以缓解。
1867年1月,西捻军领袖张宗禹率兵逼近西安。刘蓉督兵防守,在灞桥发生激战。因为所部全军覆没,他被革职。而后,他一直在乡闲居,直至1873年去世。
萧启江(1807—1860年),字濬川,湖南涟源人,监生出身。1853年,他投入塔齐布军中。其后,他曾参与攻占岳州、武昌等地。1855年,因广东的天地会会众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命他募兵镇压。于是他自领一军,称“果字营” 。
1856年,萧启江进入江西战场,攻克万载、新昌、上高等地,升任知府。此后数年,他一直在江西作战,因功擢道员,加布政使衔,并被赐号额埒斯图巴图鲁。
1859年,萧启江与刘长佑、李续宜等投入宝庆会战,令石达开撤围而去。此后,他又率军收复新安,参与桂林解围战。
1860年,因为四川局势吃紧,萧启江率师往援。但刚入蜀不久,他就因病去世。萧启江死后,他的旧部为骆秉章所用。
席宝田(1829—1889),字研芗,湖南东安人。1852年在家乡办团练,参与了收复县城之战。1856年投入刘长佑麾下,随之转战于江西,升职为同知直隶州。1859年,他随刘长佑参加宝庆会战,因解围有功而被擢升为知府。
1860年,席宝田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令在家乡招募千人,成立一个“精毅营”,负责阻击由广东进入湖南的各路起义军。1863年,他作为江忠义的副将与太平军名将黄文金作战,立有战功。次年,天京失陷,他率军堵截突围的太平军将士,俘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等人,官升贵州按察使。此后,他又会同各路清军追击汪海洋部,直至嘉应州。
1867年,为镇压苗族起义军,席宝田率湘军进入贵州。因义军英勇善战,清军进展缓慢。1869年春,“进剿”的一万八千名湘军将士在黄飘进入义军的埋伏圈,遭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不过,毕竟双方实力悬殊,苗族义军在斗争中日益失利。1872年,义军领袖张秀眉被俘牺牲,苗族起义归于失败。
在镇压苗民起义的过程中,席宝田纵兵焚掠,并趁机肥私。在舆论的指责下,他称病辞职,回到乡里。1889年6月,他因病于东安辞世,享年约60岁。
在整个湘军系统之内,外帅系没有什么存在感,容易被人忽视。当然,外帅系也是有其特征的。
其一,外帅系的头目们并非湘籍人士。
前已述及,湘军内部有着非常强烈的乡土观念。一般来说,一支湘军部队从统帅到将领、基层军官、普通兵员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就江刘系、曾胡系和王左系来说,其统帅当然都是如假包换的湖南人:江忠源和刘长佑都是新宁人,曾国藩和王錱都是湘乡人,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
至于外帅系的领袖级人物,则完全不是这样的: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同乡;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乃是满洲人士;沈葆祯是福建侯官人,早年活跃于东南沿海。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并非湖南人,却能与诸多湖南籍将领密切合作。正是在湘籍将领的支持之下,他们才有资格成为“中兴名臣”。
其二,外帅系的几个头目之间毫无关联。
在江刘系、曾胡系和王左系这三路湘军之内,每系的两个主要头目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江刘系而言,江忠源和刘长佑这两个统帅是同乡,而且曾经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并肩战斗。就曾胡系而言,曾国藩和胡林翼这两个统帅是亲密的战友,曾经展开全方位的合作,近于不分彼此。就王左系而言,王錱和左宗棠这两个统帅虽然没有直接搭班子,但也曾彼此支持(尤其左支持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至于骆秉章、官文和沈葆桢,则是各自为战,彼此间很少正面配合。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官文是湖广总督,从理论上讲二人是有些交集的。 湖广总督以“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监理粮饷、兼巡抚事”为正式官衔名称,按理说是有权插手湖南军务的。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官文并没有派兵进入湖南,也不曾调遣湖南的部队。据说,官文派往湖南募捐的办事大员,甚至曾被骆秉章、左宗棠直接赶了回去。也许是因为在战时湖南巡抚的权力陡然变大,骆秉章独自掌握了湖南的军政大权。这样,骆秉章、官文在军事上就绝少合作了。
沈葆桢坐镇江西,甚至经常与“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的曾国藩发生激烈冲突,自然更不会把邻省的督抚大员骆秉章和官文放在眼里了。
其三,外帅系的头目们没什么军事才干,基本就是甩手掌柜。
1852年,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显然无力应对迅猛发展的太平军,因丧失实地而被革职。应该说,骆秉章的庸碌无能也是使得太平军在湖南壮大的重要因素。如果他娴于军务,如果他能在太平军刚入湖南时及时出兵阻击,则历史可能会被改写,至少太平军可能无法实现滚雪球式发展。
太平军北上离湘以后,一度焦头烂额、手足无措的骆秉章终于交上了好运:有曾系湘军在,进入湘北的太平军(由林绍章统率)因湘潭战败而撤回湖北;有王錱和左宗棠辅佐,湖南的局面在六七年内大体保持稳定;有刘蓉坐镇,李蓝起义和入川的石达开军相继归于失败。虽然不通军务,虽然不曾带兵出征,虽然不曾披坚执锐,但因人成事的骆秉章还是躺成赢家,跻身“晚清八大名臣” 之列。
与骆秉章相比,官文要略胜一筹,因为他还不曾因为所辖府县接连失陷而被革职。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被世人视为庸官的典型。如前所述: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其人混迹于官场数十年,在总督任上竟然形同傀儡。因其颟顸不通事物,经常问策于仆役,时人戏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大。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不会带兵打仗——甚至他连半点自信都不会有。
曾以一己之力坚守广信城的沈葆桢,当然要明显强于骆秉章、官文,但其军事才干也仅限于在特定时期固守城池而已。《清史稿•沈葆桢传》有言:“(沈葆桢)倚用湘将王德榜、段起及席宝田、江忠义诸人,客军并听指挥,贼至辄击退。”可见,他并非职业军人,且对湘籍军官依赖程度较高。事实上,他还是以文官的形象出现于史册中的。
关于外帅系的情况,笔者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湘军的若干统帅发展为大军阀,在晚清政坛有着具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湘军的很多将领也乘势而起,先后就任封疆大吏(总督、巡抚、提督等),亦是烜赫一时。就连普通的军官,也跟着飞黄腾达,成为各级地方官员,尽享荣华富贵。
湘系官僚集团镇压了各路农民起义军,为巩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们在无以安邦,对外无以御敌,在面临大变局的晚清时代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无力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总体来看,其社会作用不容高估。
同时,湘系官僚集团还是清廷重点防范和极力打压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相继离开人世,湘系集团的势力在不断削弱。1902年刘坤一的病故,标志着湘系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在湘系官僚集团日渐式微的同时,湘军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在甲午战争中,湘军连遭败绩。战后,湘军也基本消散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以“北洋军”为代表的“新军”迅速崛起。
湘系和湘军已成历史,但其传说仍然存留于世。笔者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就写成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