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与杜月笙：不一样的上海滩“大哥”

作者/王元涛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生，最终没有像一般黑帮影视剧惯常所表现的那样反目成仇，内讧火并，这应该算一个奇迹。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刑事诉讼。

这样，如果严格恪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说他们是“黑社会”，是不是就有诽谤之嫌了？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寄身非法组织，借助政治势力，用暴力或暴力胁迫等手段，从事黄赌毒一类的勾当，完全符合黑社会的标准定义。

秘密在于，他们活动的主舞台，是租界。1849年4月，法国于上海获得在华第一处租界地，旋即成立“公董局”，相当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是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成员多为早期殖民者，与传教士不同，敛财是他们不远万里奔赴东方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赌场、妓院乃至烟馆在租界地面上事实存在，租界当局公开收取“营业税”。

当然，租界方面并未认可开赌场开妓院开烟馆合法，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原则，为黄金荣与杜月笙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

学者廖保平也注意到了租界对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重要性。他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有江湖藏身之地，但当时上海建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是“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帮会藏身的绝佳之地。租界利用帮会维持治安，经营和控制地下经济，因之庇护和纵容帮会，中国政府及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不仅如此，待到王权崩解，民国初立，军阀来去间，政权不断更迭，华界持续动荡，走马灯一样的所谓政府及其法律，也根本无心无力去“奈何”他们。而且，战乱同样也会让帮会走开，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更是离不开租界这个相对平稳的避风塘。

在主流话语中，租界向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可每逢战乱，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都会成群结队首选逃奔租界。鲁迅先生有十年时间住上海虹口公园附近，那里是英租界北部越界筑路区域，俗称“半租界”。教科书上说，鲁迅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十分憎恨，因此将“租界”各取一半，遂有《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二字。饶是如此，自尊与憎恨，依然挡不住他在预感危险逼近时，果断地躲进租界。或许，对于租界，鲁迅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理念与行为一直存在着深度悖离，自己却浑然不觉。

台湾作家章君榖先生说：“从光绪末造，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光复上海以前，法租界以其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地位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

由此，租界成为政治异见者或失意者活动的天堂，而黄金荣与杜月笙作为“地下主人”，在享受自由之外，又拥有了接近权力或行使权力的大把机会。当年中共召开“一大”，地点即在望志路106号，法租界。会议决策者也应该清楚，万一被租界当局逮捕，可以接受相对规范的法庭审判，还有为自己辩护以争取脱罪的余地。可如果是被租界外的政权捉去，那就几无生路了。也就是说，对于自由的边界，他们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事实上，“一大”议程过半时，确有黑衣人突然闯进会场，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此人，就是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干将程子卿。

杜月笙发现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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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岁的杜月笙彻底沦为孤儿时，28岁的黄金荣还在上海华洋交界的洋泾浜郑家桥一带，与众多街头小流氓一起混社会。他全然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威风八面的侦探。

当15岁的杜月笙挥泪告别奶奶，从浦东高桥镇一步一步迈向上海滩时，黄金荣则已失掉了侦探工作，去出生地苏州寻找机会。那时，杜月笙也无从知道，黄金荣在苏州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从良的烟花女子林桂生。而林桂生不仅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更是决定杜月笙人生走向的大贵人。

在法租界一向有“治安长城”名头的黄金荣，是被迫辞去侦探这份美差的，起因是他破案数量之多，令人生疑。说起来，黄金荣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前清捕快，父亲在浙江余姚县衙任职，侦破过一系列要案疑案，后来作为优秀人才，被跨省引进江苏苏州。龙生龙，凤生凤，出身捕快世家的黄金荣擅长破案，本当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他在巡捕房内的竞争对手徐安宝一直对他不服气。徐这样向巡捕房的法国首脑奏本：“为什么黄金荣三天两头破一起案子，却很少能抓到案犯？”法国首脑想一想，也是啊，黄侦探破案很多，抓人却很少，为什么呢？徐安宝说，那是因为，好多案子都是他安排门徒做下的。比如，门徒从大户人家偷来金银珠宝，由黄金荣交给巡捕房，功劳归他，人却一定是不肯抓的。或者，黄金荣密令门徒当眼线，纠集小流氓打劫，他事先带人设伏，将作案者一网打尽，之后再设法将眼线捞出来。

法国佬又一次领教了中华智慧的博大精深，在深深叹服之余，严辞诘问黄金荣，迫他迅速将租界内的小流氓全数铲除。这里有分教：如果黄金荣真像徐安宝说的，干了那样不堪的事，一定会恼羞成怒；如果他没有那么干，则一定会感觉严重受辱。总之，在他面前，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得不愤而辞职。

黄金荣投奔苏州一位父执刘武琦，为他的天宫戏院看场子。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年后，法租界巡捕房首脑去苏州游玩，偶遇黄金荣，忆起他当年的神勇，认为他还是一匹好马，于是请他吃吃回头草。另一种是，黄金荣离开后，法租界的小流氓失去了老大，进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街头打杀不断，治安一时大坏，于是首脑专程赴苏州，请黄金荣出山，并将他由探长晋升为领班。

租界小流氓为什么会听黄金荣的话？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门徒。可是，严格来讲，黄金荣并不是青帮中人，因为他没有拜师，直接就按青帮的规矩开山收徒了。用老上海话说，他根本是个“空子”，即冒牌货。

青帮源于清朝大运河漕工群体，创立主旨是互帮互助，替天行道。因而，与真正的黑社会相比，青帮组织松散，管理随机，义气重于责任，传说大于实力。他们有一条规矩，叫“可冒不可赖”。就是说，像黄金荣这样，冒充青帮收揽徒子徒孙，借以行走江湖，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有帮内来查他。可是，一旦青帮有事，需要他出人出力流汗流血，也绝不可以抵赖逃避。

黄金荣早年也有机会加入青帮，但他一直坚持，自己毕竟是巡捕，相当于准公务员，明晃晃地拜师父、入帮会，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杜月笙的出身倒是比黄金荣正宗，他拜过师，是青帮正式成员，属于“悟”字辈。他能进入黄金荣家，也正是经由青帮有力人士帮忙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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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进入黄府的过程很有戏剧性。杜多年后回忆，第一次见黄金荣，他恍恍惚惚的几乎处于失忆状态，不记得黄金荣问了些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应答的，甚至，连自己带去的行李卷随手放到了哪里，也全然忘掉了。可以想见，当时的杜月笙看神祇一样的黄金荣，该是多么的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

但黄对杜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一个表情恭顺的低级门徒而已。如果不是林桂生发现了杜的才干，向黄金荣力荐，不知杜在黄家还要打杂多少年。黑社会内部，向来层级森严，大多数人一辈子混在底层，吃苦，劳累，危险，却收入低微，绝没有影视剧所表现的那么风光。

杜月笙在黄府一直小心做人，专心做事。林桂生生病，他全力侍疾，数日衣不解带，随时候在榻前，此举深深打动了林桂生。在那些枯守病房的漫漫长夜，相信杜月笙也会揣想过：黄金荣不过是一个巡捕房侦探，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又起洋楼，又养门徒？但杜月笙平日的工作，是在厨房打杂，除了每天来多少客人、要开几桌酒席之外，他没有办法了解更多。

一次意外事件，让杜月笙脱颖而出。那一天，黄金荣不在家，有人急急地向林桂生报告，本该运进黄府的一个麻袋，被一名门徒半路拐跑了。当时，能打的武将全部外出，林桂生一时束手无策。杜月笙自告奋勇站出来，决定单枪出马。枪，是从林桂生处借来的。

杜月笙脑筋清楚，他分析，首先，小偷肯定不敢进法租界，因为那是黄金荣的地盘。而入夜之后，上海城的城门已经落锁，他也进不去。那么，能走的路只剩一条，就是去英租界。

于是，杜月笙叫上车，直奔英租界。刚过著名的孔子路，就见大白月光下，一辆黄包车正艰难前行，麻袋在车上，小偷坐在麻袋上，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状如惊弓之鸟。杜月笙拔枪相向，小偷呆住了。杜月笙命令车夫：“这货是黄金荣黄老板的，马上掉头，拉到黄府去，我给你两块大洋！”车夫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小偷开始哀求：“货给你，放我一马吧！”杜月笙不答话，晃了晃枪口，意思是：我答应，枪不答应。

文弱的杜月笙居然立下如此大功，不禁让林桂生刮目相看。林桂生决定，进一步考验他。这一次，是带他去赌场，赢回两千多块大洋，全归给了他。两千大洋，在当时的上海，足以买下一套豪宅。林就是想看看，杜月笙怎么花钱。如果是买房置地，可靠，但不可大用。如果是吃喝嫖赌，那就既不可靠也不可用了。结果，杜月笙用这笔钱还清了早年的欠债，其余的，大都散给了从前一起混街头的朋友。这让林桂生又一次刮目相看：此人办事牢靠，不贪财，会花钱，敢交朋友，可大用。

经林桂生隆重推荐，杜月笙得以进入黄家军核心圈，这时，杜月笙才发现黄金荣发财的秘密。那次他单枪匹马夺回来的，可不是什么普通麻袋，而是满满一包烟土，即鸦片。这烟土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黄金荣的门徒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当时，大量烟土来自外洋，为躲避海关查验，大海轮泊在码头之外，入夜后，一包一包烟土被丢进大海，由接货方驾小船顺次打捞。正是在这一环节，黄金荣的门徒可以像蝗虫一样围上去强抢。反正是黑吃黑，谁也不敢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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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在黄家，整整服务了10年。

侦探这份职业，黄金荣无需他人插手。除此之外，黄家的三大事业，杜月笙全部深度介入。第一类，贩毒、开赌场、办妓院，都是在灰色地带游走。第二类是正行，经营大戏院“共舞台”，开办“中国最伟大的游乐场”上海大世界等。第三类，则是善举，如救济乞丐、收容难民、捐款赈灾等。

每年春节前夕，黄金荣都要给乞丐发钱，这是上海市井的一件大事。黄的门徒，要先把乞丐集中到一个大院落里，几乎等于强制收押，然后让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领钱，领完一个，放出去一个。初时杜月笙对此不解，黄金荣一笑：你不知道，以前是在街面上发钱，结果，领过钱的家伙们转身又去排队，三天三夜也发不完。就算这样关他们，也没用，有些乞丐还是会翻墙进来，再领一次。

在杜月笙眼中，黄金荣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人，难以彻底了解和把握。从起初的战战兢兢，到之后的心平气和，这种情感变化，见证了杜月笙的悄然成长。最后，也许是黄金荣在五十岁上“冲天一怒为红颜”的荒唐举动，让杜月笙终于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杜月笙记得，就在他把张啸林引荐给黄金荣的那一年，共舞台的年轻女艺人露兰春让黄金荣动了春心。堂堂的上海滩黄老板，自降身份，每天到台下捧场护场，风雨无阻，百般殷勤。有一天，露兰春唱戏不小心走板，招致台下一位年轻人高声喝倒彩。黄金荣怒不可遏，冲过去就赏了年轻人两个大耳光。年轻人拔身而起，正欲发作，却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壮汉围在黄金荣身畔，只好忍气吞声，含恨离去。

可黄金荣不知道，挨了他两个耳光的年轻人，不是别个，正是著名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

民初，上海行政归江苏，但驻防上海的历任淞沪护军使，都受治于浙江督军。也就是说，卢永祥才是上海的实际统治者。这样，转过天来，黄金荣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抓走，关进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家宅后花园假山下的地牢里。在这里，等待黄金荣的，无审判，无辩护，只有无休无止的羞辱和折磨。

为营救黄金荣，杜月笙硬着头皮只身去找何丰林求情。当他迈进刀枪林立的何宅大门时，不知心里会不会油然而生委屈和不解：谁才是真正的黑社会？

黄金荣看杜月笙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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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帮三大亨”，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浙江人张啸林一向蛮勇，在黄家军中，地位相对边缘，那么，黄金荣又是怎么看杜月笙的呢？

为酬报杜月笙多年的忠诚服务，黄金荣送给他的第一份产业，是公兴俱乐部。这是一家赌场，坐落于法租界。而当时在邻近的英租界内，有另一位黑帮人物严老九经营的赌场，每天门庭若市，生意红火，对公兴构成了强大压迫。杜月笙的一个门生精于赌技，擅自闯到严老九处找碴踢馆，惹得严老九暴怒之下扬言要关门歇业。说关门歇业，并不是表示屈服，而是准备暴力开战的意思。杜月笙临急不乱，带上大笔现金，带上唾面自干的笑脸，亲自登门道歉，迅速把一场已剑拔弩张的血雨腥风消弭于无形。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4个字的评价：绝顶聪明。

法租界公董局更换负责人，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烧向了赌场。而抓赌的重责，自然要落到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肩上，这让他顿时头疼不已。自己的刀，怎么削自己的把儿？杜月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把赌场分为日夜两场，日场安排自己的门生去赌，风声紧时，黄金荣尽管来，反正都是自己人，随便抓一串回去给法国佬看，就可以交差了。而之后的夜场，才会迎来真正的赌客，他们是充分安全的。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的评价还是4个字：聪明绝顶。

1909年，大清政府与英法驻沪领事订立禁烟条约，限定两年内禁绝烟毒。禁烟，肯定是好事，可是，只要一禁，烟土的价格马上飞涨，这也是事实。杜月笙从中看到了机会，向林桂生提出建议，创办一家公司，专门在租界内包销法国海军贩运来的鸦片。

林桂生欣然同意，公司迅速剪彩开张，取名“三鑫”，因为原始股东黄金荣、金廷荪、阿金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金”字。三鑫公司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法国军舰把鸦片运到吴淞口，张啸林负责接洽何丰林的军队，将货从吴淞口武装押运到十六铺，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率门生“小八股党”负责包运到法租界，批发给大小烟馆。

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1916年，三鑫公司年收入5000万元。同年，北洋政府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算下来，三鑫一家公司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2%。

实际上，成立三鑫，是杜月笙与林桂生共同策划的，起初甚至瞒过了黄金荣。等到黄金荣终于知道家里金库的钱为什么会突然增多之后，他明白了，“聪明”这种词，安到杜月笙的头上，已经显得太轻飘飘了。同时，他更明白，杜月笙在黄家军这支队伍中，已接近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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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与杜月笙，实际关系是师徒，情感关系是父子，而表面关系，却是结拜兄弟。

黄与杜，相差20岁，杜怎么好意思管这位父亲一样的领路人叫“大哥”呢？这里，有一个机缘。杜月笙娶正室夫人沈月英，是黄金荣与林桂生做的大媒，而杜沈的长子杜维藩出生时，长得头角峥嵘，十分惹人喜爱，黄金荣与林桂生不容分说认下了干儿子，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杜月笙成为了平辈。

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机缘，是黄金荣被关进何丰林的地牢后，杜月笙与张啸林不遗余力地奔走营救。时任浙江省长张载阳，是张啸林读军校时的老同学，经他从中斡旋，卢永祥态度软化，同意和解。之后，由杜月笙出面，将三鑫公司的大批干股分送给卢永祥与何丰林，并达成双方合作贩毒的协议。至此，黄金荣的一场大厄，方告化解。

事后，黄金荣对杜张二人感激万分，决定取消辈分，正式与他们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被抓事件，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杜月笙的实际独立。江湖上不怕打打杀杀，最怕丢面子。原本横行申江的黄金荣，经历如此不堪际遇，内心难免意兴阑珊，从而萌生退意。况且，为黄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杜月笙，行事稳妥，忠诚不渝，不贪财，办法多，“你办事，我放心。”在黄金荣心目中，杜月笙已足以担起前敌总指挥的重任。

1929年，基于杜月笙的声望和贡献，法国领事馆允许他当选为公董局华董，从而进入租界最高领导机构。当年衣食无继的苦孩子，如今俨然与法国人一字并肩了。而黄金荣作为老前辈，终其一生，也就是个督察长，属于租界内的中层干部，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会不会对杜月笙生出三分醋意？

想来，黄金荣可能这样安慰自己：反正是自己的伙计嘛，他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同时，黄金荣认为，杜月笙固然精明能干，心思灵活，可恐怕还是应付不了那种高阶层的大场面。于是，他开始以老大哥的身份，向杜月笙传授自己和法国人相处三四十年的宝贵经验：外国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如何巴结讨好才能事事取得他们的欢心？

只是，杜月笙内心的观念，恰恰和黄金荣相反。黄对法国人只有浮光掠影的认识，而无透彻精准的研究，因此一生都在竭力争取能为外国人所用。杜却另有雄心，早已定好如何利用外国人的方案。

可是，永远不和黄老板争辩，是杜月笙终身不渝的原则之一。即使黄老板的叮嘱对他已毫无用处，毫无必要，他也总是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嘴里嗯嗯啊啊连声应诺。台湾作家章君榖对此评论说：“他这样，并非全部做作，自有一份感念，一份关切。”

是的，杜一生对黄至忠至诚，让黄待杜如同亲子的寄情没有落空，这也正是杜的崛起没有引发团体内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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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也了解，杜月笙出身苦寒。苦寒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父母去世，无钱安葬，灵柩一直浮厝在家屋后面的田垄上，仅盖些稻草，聊蔽风雨。让父母荒丘暴露，无法入土为安，为人子者，情何以堪？因此，杜月笙功成名就之后，不惜花重金营造杜氏祠堂，并把祠堂落成典礼设计成了自己的人生高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30年，杜氏祠堂落成，蒋介石赠匾“孝思不匮”，同时赠匾的还有徐世昌、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张宗昌、何应钦、顾维钧、孔祥熙、于右任、吴铁城等，甚至还有班禅。而北洋政府前总统曹锟，则给典礼发来了贺电。

典礼总指挥是海上超级闻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曾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的“旷代逸才”杨度，只不过是典礼仪式的中层干员。上海邮政局在杜祠开设临时邮所，赠送纪念封。这在当时，属于开风气之先的创举。由法租界到杜的故乡浦东，游行嘉宾达五千人，前头由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骑马开道，首尾绵延两英里。获邀参加典礼者两万人，观礼群众10万人，大导演张石川全程跟拍纪录电影。

建造杜祠，全部花费为50万元，典礼招待费用，又是50万元。

对此，黄金荣会怎么看呢？当年他的黄家花园落成时，可没有过如此风光。但是，黄自有黄的骄傲，比如他过80大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赶来给他叩头，只要有这么一桩事，就可以把杜月笙所有的风头全压下去了。

关于蒋介石给黄金荣拜寿的情节，刘夏先生在《黄金荣传》中有活灵活现的描写：蒋介石抵达黄家花园后，先把黄金荣扶到一张太师椅上坐定，然后取来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轻轻说了一句：“今天，我特地来拜寿。”说罢后退两步，立在软垫前，双手一拱。这时，黄金荣像一只大皮球，“咚”的从太师椅上跳起来，那敏捷的样子，实在不像80岁的老人。只见他双手急摇，嘴里忙道：“啊哟，这哪里可以，不可以！”可是，蒋介石已经撩起衣襟，双膝下跪，毕恭毕敬地冲他叩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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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君榖先生说：“关于黄杜失和，两家恩怨，有多年的传说。失和固非事实，恩怨更谈不上，小不愉快诚然有之。不过由于杜月笙的竭力忍耐，以柔克刚，许多尴尬场面，都能化险为夷。其实，晚年的黄金荣，对杜月笙并没有什么不满意，更不曾发生过利害冲突，闹来闹去，无非黄金荣退休以后，老年人的情绪问题而已。”

比较典型的一次，发生在黄金荣从巡捕房彻底退休之后。黄的门徒陈培德，犯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偏巧不巧，逮捕陈的，正是杜的门生。这下黄金荣不干了，一口咬定杜在跟他别苗头，于是急吼吼地召见杜。

第一时间赶到黄家后，杜月笙见一堆人守在黄的身边，可黄却全然不理他，自顾在榻上抽大烟。烟枪嗞嗞作响，杜只能乖乖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三筒大烟抽足，黄金荣开腔了：“我也老了，愿打愿杀随你们的便。”杜月笙接话：“您老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哪个敢违抗呢？”黄东拉西扯支吾了半晌，最后才高声喊出来：“陈培德犯了什么错？”

这一声吼，几乎把杜月笙闹愣了，陈培德是谁？这完全是发生在最基层的一桩小事，哪里值得他去关注？但他二话不说，马上扑到门边挂电话，安排手下去息事捞人。杜月笙当然是被冤枉的，可据在场有心人观察，整个过程，杜一直和颜悦色，不曾皱过一丝眉头。

此时的黄金荣，就像一个渐入老境的父亲，当然会经常对已经顶门立户的子女发无名火，那是他在徒劳地对抗时间。作为子女，了解到这一层，也就会像杜月笙一样，用从内到外的顺服，替无情流逝的时光背起黑锅。

杜月笙一生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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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杜氏传记中，有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国生，杜月笙最初落脚上海，在他开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黄门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与大多数赤脚进城的乡下少年一样，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狭窄，人生没有方向，极易沾染恶习。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赌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货款，在输个精光之后不辞而别。可是，王国生却抢先一步原谅了他，在他饥寒交迫、病饿无着时，又将他接回店内，全无责怪，信任依旧。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经历中，却应该占据重要位置。杜从小见惯了各色势力眼，包括亲族，包括乡邻。你坑我？没关系啦，我转过头来也害你就好了。这种对等的恶恶相报，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态。而王国生却让他得以识见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从而觉悟到，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向善的选择。这很可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为他后期出污泥而试图不染提供了动因。

学者廖保平这样评价杜月笙：“作为一个暴力色彩浓厚的江湖老大，竟没有被政治权力消灭，还能将自己的黑社会身份不断洗白，在江湖与政治之间穿梭自如，呼风唤雨。”事实上，杜月笙并没有像廖先生说的那么“自如”，但他对自己身属黑帮这一事实，却一生不甘，一直在挣扎洗白，这倒是真的。

杜月笙讲过，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达官贵人的聚会，但见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再仔细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养的绅士，没一个人戴他手上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钻戒。杜月笙立时自惭形秽，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转了一圈，把那颗大钻石紧紧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钻戒扔进了保险箱，并从此日日长衫，风纪严谨，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绝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时间，整个上海滩，至少脱下上万只钻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脱黑社会形象，仅改变外表还远远不够，内里也必须有货。凭他的识字水平，可以勉强读书看报，可要完全理解内容还存在困难。他自有办法，设专职读报秘书，每天听报。听完一段，有不懂之处，就详加追问，一直到弄通为止。这一习惯几十年不辍。另一个学习的捷径，是听评书。从春秋起，经秦、汉、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从中找经验，找常识，找启示。这一习惯，也是几十载不变。1949年移居香港后，还专程从上海请过评书先生。

创办恒社，是杜月笙试图从组织上摆脱青帮阴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个人如何自洁，只要还拥有众多门生，就永远无法让人忘掉他的青帮背景。现在，他创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社团，就可以用新名义在租界内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发起人19名，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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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金荣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岁丧母，5岁丧父，先随继母生活，后继母不知所终，他就成了吃完上顿无下顿的孤儿。可是，与黄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优势，因为在他入黄门前，大部分脏活累活都由黄金荣干了，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杜是黄的2.0版，可以站在黄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双手无需再接触太多的脏东西，因而向合法化转型相对容易得多。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东南局势渐告稳定。国民政府一向主张废除租界，清理黄赌毒，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开始逐步退出贩毒和赌博行业。因此，他的洗白，除了个人追求之外，还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因素。

杜月笙创办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经营，涉及航运、金融、纺织、面粉等行业。还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孙开办的公司，主动要求挂他的名为董事长，他也一概欣然应允。最多时，他拥有七十多个头衔。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习惯，把所有的职衔都开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开纸那样大才行。

一个人，即使换了芯片大脑，如果身兼七十项职务，恐怕也会经常短路死机吧。从杜月笙这种无害的贪婪中，可以隐约看出，对于正常的社会身份，他的补偿心理有多么强烈。

抗战胜利后，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他。随后，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于是，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先让杜高票当选，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其实他也明白，一朝为贼，终身为贼，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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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这样评价杜月笙：“名闻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借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没有。可以说有誉有毁，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触犯，他做出的第一反应，依然难脱黑社会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来鄙视杜月笙，发现同乡或晚辈与杜结交，就会训斥他们：“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来往！”后来，巨子与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怀孕后不依不饶，非嫁他不可，否则就要新闻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无门，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杜月笙。杜关照各报馆，不准刊登相关新闻，然后亲自与女子谈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笔钱，就将事情平息下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闻有两大招法，一是直接买报馆，自己当老板。再有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情怀的新闻人，也没有办法和老板叫板，否则铺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广交朋友，定期给新闻界名编辑名记者发放高额津贴，换来他们的言听计从。

1933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闽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这让相距遥远的上海国华银行摊上了大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闽变”主力19路军，一年前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笔钱，一时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国华银行。现在因为他们“闹事”，上海有些人生气了，召开民众大会，要求索回当年的捐款，还要追究国华银行的责任。

等到国华银行老板唐寿民获知相关情报，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时，已经太迟了，民众大会通过了十条决议，其中一条是：没收19路军款项，敦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消息传来，杜府内众人面面相觑，杜月笙却神闲气定，不慌不忙打过几通电话后，转身上楼听评书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报纸报道民众大会的消息中，十条决议变成了九条。

如此操弄社会公器，实为一大罪恶。可杜月笙的弟子后来在台湾给他作传时，依然将此视为了不起的事迹大书特书，洋洋得意之态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新闻自由这种高级理念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该有多么艰难。

1937年，上海沦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庆，一直遥控指挥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军统戴笠的地下工作，抢救要员，暗杀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门生之手。抗战中期，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逃奔香港，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参与谋划。

可是，有这样一个细节却颇堪玩味：在重庆期间，杜月笙经常与前军阀范绍曾等大佬赌博取乐，赌规是，每人每天至少带法币5万元。这5万元，相当于战时60位国军上将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线流血拼杀的二等兵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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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偌大的上海滩，只要与杜月笙有交情，几乎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而且，杜月笙还有一个习惯，给朋友送钱时，一定要一对一，绝不让第三者在场，以保全受钱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罢工事件，据杜的门生陆京士称，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过杜月笙居间调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间人，一手托两家，全力弥合劳资分歧，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间。

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劳资矛盾极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参与和解谈判。他身在资方，却心在劳方，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可是，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工人群情激愤，复工眼看就要流产，这时，杜月笙“言话一句”，扭转了局势：“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

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修了医院和小学，并且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而且在上海，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从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

他这样花钱如流水，手面阔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潇洒固然潇洒，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实际上，他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觉。他一定以为，钱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这种违背常规常理的用钱方式，反而会让人时时刻刻联想到，他的钱来路不正。

而且，他赚得多，花得更多，实际上是个穷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彻底退出暴利的烟赌两行，收入应声大幅下降。可是，来钱的渠道变窄了，花钱的渠道却和原来一样宽，他根本停不下来。因此，每到年关，对杜月笙来说，都是难过的一关，手头没钱打点各路人马，他有时会急得直跳脚。1933年春节，对杜月笙来说，是最寒冷的严冬。传说，他向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借款30万元，被张一口回绝了。

但据章君榖先生称，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张公权一口答应了，可其他银行听说杜闹饥荒，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经过一番商议，最后由中国、交通等四家银行共同出资，抵押物是杜家的房产。房契被裹在一张报纸内，黏合处盖有杜的图章，由中国银行代为保管。报纸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没有人拆开查验过。也就是说，一张报纸盖个章，就可以借出30万元来，这一点，是让杜月笙最为自豪的。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向来这样说。

这条原则，他倒是一以贯之，坚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当着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钱的借条全部烧掉了，涉及的具体金额不详。据匆匆翻看过借条的家人回忆，其中有一张，是数十根大金条。

这样，当杜月笙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亲口说出，他的钱只有十万美金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谁也想不到，大半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居然如此之薄。这笔钱要分给4位太太和四儿三女，一个人能到手几文呢？难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这么一点钱，怎么活？”

黄的自如与杜的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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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与杜月笙的不甘完全不同，黄金荣对于自己的黑社会身份基本上没有焦虑感。这可能恰恰因为他拥有合法的职业，这种身份为他提供了强大的心理保护。而杜月笙呢，尽管当上了法租界的华董，地位崇高，可地位所具有的保护作用显得过于脆弱。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退休高官，还不如一个退休水电工活得从容自在，就因为职业背后的技能永远不会消失，足以让人保有内心尊严感，而地位一旦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就被瞬间切断了。黄杜的差别，大抵源于此。

杜月笙发迹后，曾对朋友发表过这样一段著名的心理剖白：“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龙门，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滨里的一条泥鳅，先要修1000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鲤鱼之身，我呢，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了。”

因而，杜月笙自成名起，做人做事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日三省五省，克己功夫堪比曾国藩，胜过蒋介石。

北伐成功后，吴开先担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杜月笙多次托人带话请吴吃饭，可吴看不起杜，屡屡拒绝。实在找不到借口了，就先口头答应，然后不声不响地爽约。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不放弃，三天两头请人找他。终于有一次，吴被缠不过，心下一横：难道杜月笙还有三头六臂不成，我为什么不能去会会他？

这一天，吴开先如约出现在杜家豪宅大门口，杜的总管万墨林正在下马石处毕恭毕敬地等候；二道门口，又有杜的头号法律顾问、上海名律师秦联奎，在毕恭毕敬地迎候；进得内厅，杜月笙一身长衫，正双手扶膝，眼观鼻，鼻观口，正襟危坐于沙发之上，见吴进门，满面春风，起身相接。三道迎宾，层次分明，礼数周全，吴开先不由心中一动：前几次答应来时，他们也曾这样等过我吧？试想三人一线，大眼瞪小眼，等了又等，盼了又盼，最后没等到人，该有多失望？于是，抱愧之情油然而生。

杜月笙开口第一句话是：“老早想约吴先生过来坐坐，就因为我这里一天到晚人来客往，实在太忙，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好像此前多次邀约遭吴开先拒绝的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含混地说：“岂敢岂敢。”

由此，吴与杜，成为生死之交。

黄金荣的做派，就与杜月笙不同了。1919年，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为此，英国方面宣称，将在英租界内全面禁绝鸦片。那么，密布大街小巷的众多烟馆怎么办？黄金荣从中看到了机会，找英租界巡捕房侦探沈杏山谈判，劝沈同意把烟馆全部搬到法租界，由他负责保护，沈可坐享红利。

在黄金荣看来，这种选择很现实，条件也足够优渥，但没想到，沈杏山判定英租界并不会真禁烟，因此不仅一口回绝了，还对黄的不良企图大加讥讽。黄金荣当场暴怒，扑过去抽了沈杏山两个耳光。

沈杏山是什么人？名义是侦探，实际也是英租界的黑老大，以他为首的“大八股党”开赌场设烟馆，势力不亚于黄金荣。因此，黄金荣的举动，按国际政治来解说，相当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乌克兰问题发生争吵，普京隔桌甩了奥巴马两个大耳光。

当时也在谈判现场的杜月笙，想来应该会在心底感叹，黄金荣的这种真流氓手段，是他绝对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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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收纳孟小冬，黄金荣迎娶露兰春，同样是黑道大佬与名艺人结合，前者成为一时佳话，后者却闹出了天大的丑闻。

孟小冬，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弟子，人称“冬皇”。此称号，可比今天泛滥成灾的“影后”、“歌后”金贵多了。孟小冬之暴得大名，除了长相俊、唱功好之外，还在于曾经敢跟名满天下的梅兰芳梅老板唱对台戏，结果，让梅老板爱意顿生，二人喜结连理。

但梅的原配对孟极凶，孟小冬在梅家过得不开心。后来一起意外的命案，到底把梅孟彻底分开了。有一位孟小冬的脑残粉，爱孟恨梅，无力自拔，绝望之下携枪闯入梅家，刺杀梅兰芳未果，误杀了梅的朋友张汉举。名伶，绯闻，命案，八卦要素齐全，事件轰动全国。孟小冬难承压力，与梅断然分手，先在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后赴上海，接受了一直仰慕她的杜月笙。

说起来，杜月笙与梅兰芳也是老朋友了。梅老板每次到沪献艺，第一站，必拜杜老板的码头。而且，杜月笙作为超级票友，也颇能唱几出大戏，一口浦东方言，往往把京剧演绎成滑稽戏，不管台下的观众如何肚皮笑穿，台上的他依然唱得一板一眼。1949年8月，杜月笙60大寿，梅兰芳专程赴上海唱堂会，引得各种小报狂欢猜测：杜月笙会不会把孟小冬再还给梅兰芳？

而黄金荣对当红艺人露兰春动念时，已年满54岁，露只有25岁。露是黄金荣门徒的养女，幼时常出入黄家，曾在黄大爷膝头撒娇玩耍。而今，黄金荣要娶当年的“小毛头”，第一个不高兴的人，当然是林桂生。杜月笙义无反顾站在林桂生一边，破天荒地表示反对黄金荣。但黄仿佛吃了秤砣，非娶不可。其他事，他几乎对杜言听计从，惟有这件事，绝不肯让半步。

说到露兰春本人，实际上打心眼儿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黄金荣是她养父的饭辙，又把她本人一手捧红，还为她蹲过何丰林的地牢，她能有什么选择？于是，她提出条件，第一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第二要独掌黄家财权。人人都猜，黄金荣不会答应，否则，将置林桂生于何地？没想到，黄金荣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在这一问题上，黄表现出来的流氓本色，也是杜月笙不具备的。可能在杜月笙看来，黄娶露，已经很接近强抢民女了，他绝不会允许自己如此放纵。

林桂生愤而与黄金荣离异，多年情分，一朝割袍。临别黄家，林放出狠话：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事情果然被她不幸而言中，露兰春像一只被囚的小鸟，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飞离金丝笼。最后，趁黄金荣去山东协助处理临城劫车大案之机，她卷走黄家全部金银浮财，与一位薛姓小开私奔。

此事对黄金荣打击相当大，他开始沉溺于鸦片与赌博，家事统统交给儿媳李志清，外间公事全部责成杜月笙负责。由此，黄杜权力交接顺利完成。这时，黄金荣60岁，杜月笙40岁，杜已鞍前马后为黄服务了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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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58岁的黄金荣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退休申请，同时推荐门徒金九龄或程子卿接班。可是，最终上位的，却是他的又一个竞争对手沈德福。

黄金荣心中老大不痛快，再赴苏州，动用各种关系，从牢狱中捞出著名盗贼“水上飞”胡老七，安排他到上海，先偷法国领事家的狗，后盗巡捕房总巡家的拿破仑金币。一时间，法租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新官上任的沈德福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却根本没办法破案，因为作案者正在黄金荣的大宅子里肥吃肥喝呢。

最后，还是由黄金荣指挥部下成功“破案”，并由“水上飞”向法国人吐供，栽赃称在沈德福家中翻找到了大批烟土。沈百口难辩，情知不是黄金荣的对手，遂黯然辞职。金九龄如愿坐上督察长位子，程子卿得任政治部主任，连黄自己，也被慰留为租界特别治安顾问，待遇与督察长同。

这就是黄金荣的真小人玩法，卑鄙足够卑鄙，却显得快意恩仇，符合人们对江湖的一贯想象。黄金荣出身公门，但信奉这样的道理：自古狡兔死走狗烹，抓强盗的与做强盗的，看似不共戴天，实则相互依存。这才是真正的流氓精神。

而杜月笙一刻没有离开过江湖，却对自己的身份难以认同，只要有与白道结交的机会，受多大的委屈也在所不惜。没有谁比杜月笙更渴望自由了，可他已不知不觉患上了“取悦强迫症”，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928年，北伐军进抵济南，与日军日侨发生纠葛，引发“济南惨案”，一时间全国反日浪潮迭起。杭州大学生游行抗议，过程中听信传言，说杜的一座湖滨别墅是日本人的机关，于是一哄而入，砸了个稀烂，损失超过十万元。

时任浙江教育厅长张道藩肯任事，决定给予赔偿。张赴上海见杜，商量具体的数额，没想到杜月笙毫不迟疑，张口就开价三千，而且还全数捐给浙江救济院。

章君榖先生说：“张道藩对杜月笙为人通情达理，慷慨大方，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原以为杜月笙是市井中人，如今亲眼目触他的豪爽与漂亮，不但观感丕然改变，且历数十年不忘。”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移灵台北时，张道藩亲临致祭，称杜“仁义何常，蹈之君子”。

像杜月笙这样违背常规常理做事，固然会有非常收获。但是，长此以往，被他强压下去的不快与痛苦，也不可能不在内心郁结，最后的代价，就是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说起来，夺走杜月笙性命的，并不是什么绝症，而是气喘。据说，有一次，他乘坐飞机从重庆回香港，半路遭日本军机追逐，闪避过程中，忽高忽低，让他透不过气来，从此坐病。但实际上，表面风光的散财，以及遭受冷落与白眼后的隐忍，种种强迫自己的举动，早已让他的内心伤痕累累，飞机颠簸，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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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人打来了，杜月笙跑到香港，黄金荣则留在上海。日本人找他出来做事，他推脱不过，就大剂量注射氯丙嗪，也叫冬眠灵，这样就不再怕热，然后大暑天捂着厚棉衣给日本人看：我真病了，没能力干事了，放过我吧。

1949年来了，杜月笙又跑到香港，黄金荣还是留在上海。躲在自家小楼里抽饱大烟之后，黄金荣偶尔也会暗暗嘲笑杜月笙吧：跑算什么本事啊，当年我连日本人都骗得一愣一愣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新政权让黄金荣写悔过书，他就乖乖地写，一遍没通过，再写第二遍，然后登到报纸上。新政权让他去大世界门前扫马路，他就乖乖地扫，然后拍成照片，登到报纸上。杜月笙在香港看到照片，流下了眼泪，可他不知道，黄金荣早已与自己的命运和解。而杜月笙则一生都没能与自己和解。因此，黄金荣能活到86岁，杜却只活了63岁，比黄金荣还早死三年。

章君榖先生说杜月笙是“中国第一品大百姓”，其实，更应该说他是第一影帝。杜一生都在演戏，最重要的观众，是他自己。他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好，好，大家有希望。”

而黄金荣呢，中共军方代表曾去他的家，只是要诫勉他几句，他却误以为是来施行逮捕的，吓得当场尿了裤子。一世英雄，也有一泄如注的时刻，这就是黄金荣真性情的一面。他能长寿，正因为肯把尿尿在裤裆里，而换成杜月笙，一定宁可把自己生生憋成内伤。

黄杜与权力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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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权力结盟，是黑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清末民初，政局混乱，上海的实际统治者更换频繁，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应对办法，就是大面积撒网，广种薄收，宁可错误巴结一千，绝不漏掉一个。

1910年，黄金荣通过陈其美结识孙中山，提供三千银元赞助。1911年，武昌事起，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入住上海宝昌路408号，黄金荣亲率部下站岗放哨。1923年，孙中山自澳门抵上海，法租界当局迫于北洋政府压力，阻其上岸。后经黄金荣力争，准孙中山在太古码头登陆，进入莫里哀路寓所。同时，安全保卫工作，依旧由黄金荣负责。

曾与孙中山订交，是黄金荣一生的骄傲，在1949年写的第一版悔过书中，他还忍不住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结果未获通过。黄金荣抗战后创办的荣社，拥有3500徒众，入社誓词是：“尊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情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看起来，直接给国民党当入党誓词用都没问题。

1923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因政争失败被迫下台，到上海谋东山再起，下榻之所，居然也是黄金荣这个小侦探的家。受黄金荣指令，杜月笙亲率小八股党日夜巡逻，把个保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为了表示感谢，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送杜月笙一副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这是把杜月笙与春申君相提并论了，荣耀大去了！楚国春申君，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并称“战国四大公子”。他的封地即在上海一带，故上海又称“申江”。

杜月笙对此联甚为满意，请名家雕为黑底金字，悬在家宅第一进客厅正中。

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联合孙传芳，打败卢永祥，占据上海。卢永祥通电下野后避风日本，而曾与黄金荣闹过大风波的卢筱嘉和何丰林来不及逃走，在杜月笙家里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谓不打不相识，指的就是这种，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还没等黄杜与孙传芳建立深交，奉系张宗昌又杀进了上海。黄杜接待张宗昌时，投其所好，直接把欢迎宴摆到了长三堂子，也就是高等妓院，并由上海“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亲自作陪。席间，有人提及，今天是两个张大帅聚到一处了。张啸林敢打敢杀，素有“大帅”的外号，此刻却紧张得直出汗，连说自己的外号是闹着玩的，比不得真正的张大帅。

没想到，素有粗鲁残暴之名的张宗昌，却兴致盎然地大开玩笑，说自己的号为“效坤”，军中将士都称他为“效帅”，叫白了，就变成“小帅”了，因而，张啸林才是真正的大帅。一席话出口，满室皆春，看来黄杜是真把他给侍候舒服了。

1925年，在直皖战争中失势的远威将军徐树铮从国外流亡归来，欲促成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合作。抵达上海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齐齐出动，先行登上徐乘坐的海轮，再陪他一同上岸。三大亨同时伴驾，成为当年上海滩街头巷议的话题。事实证明，这种保护措施并非多余，徐树铮回北京后，不肯老实避风，决意南下，结果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逮住，第一时间枪决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备受各方责难，躲到上海避风头，也是由杜月笙提供住所，并实施保护。当时，著名杀手王亚樵放出口风，要对张学良不利，杜月笙不惜撕破脸皮对王撂下狠话：如果敢动我的客人，会把你和你的手下赶尽杀绝！同时，杜月笙主持一个四人小组，帮助张学良戒毒。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戒毒第一天，张学良居然该吃吃，该睡睡，全无不良反应，美国医生米勒大惑不解，杜月笙则一语道破天机：“给少帅换张床。”没错，秘密就在原来那张床上，枕头、床缝、床垫，到处都塞满了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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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一生收徒无数，令他最为得意的一位，当然是蒋介石。

1922年，蒋介石的名字还是蒋志清，在上海当股票经纪人，投资失败，负债三千元，讨债者日夜堵门，蒋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经上海商界大佬虞洽卿介绍，蒋拜到黄金荣门下，黄把债主召集到一起，轻轻一句“志清的债我黄某人替他还”，直接就把蒋介石解放了。之后又送他两百大洋做跑路费，蒋直奔广东办黄埔军校去了。

黄金荣也不会想到，那个曾落魄到尘埃深处的蒋志清，五年后会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声势隆隆地重回上海。这是黄金荣一生获益最大的投资。黄金荣要给蒋介石送见面礼，有人主张送匾，有人主张送钱，杜月笙的建议则是送“面子”。

面子怎么送？就是要黄金荣把当年蒋介石递的门生帖子还回去。而且，还不能当面公开还，要悄悄地托虞洽卿转交。黄金荣依计而行，蒋介石对此有什么反应无从知晓，但不久，蒋就亲自登门拜访黄金荣，礼敬有加，让黄大感风光，知道杜月笙的宝又一次押对了。

凭现有的资料已经难以证明，黄杜参与“四一二”清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理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投机。枪械是杜月笙自掏腰包购买的，人员主要是他的门生，机构则是他与黄金荣共同成立的“共进会”，杀工人领袖汪寿华，清剿上海工人武装，黄杜与蒋介石关系直达顶峰。为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获颁国民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名衔。

读黄杜传记，往往囿于视角，难免夸大他们对于蒋的重要性。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黄杜，情况马上就不同了。从蒋掌握兵权起，他的敌手都是些什么人？先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后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个个都是拥兵百万的大势力，个个都是足以威胁其领袖地位的实力派。因此，他需要的帮手，自然都是能够攻城拔寨的悍将，如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黄杜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可以说，在蒋的棋盘上，黄杜连棋子都算不上，顶多是蒋在拧汗时落到棋盘角落的几滴水珠。

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经国受命赴上海整顿经济。当时，美联社发过一条电讯，比较中国的物价：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尾鱼，1946年为一枚生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到1948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了。因此，蒋经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囤积居奇，控制物价。在这场“打老虎”运动中，杜月笙三子杜维屏涉嫌投机倒把，被小蒋捉了去。

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杜月笙拒绝施以援手，坚决以大局为重。另一种说法是，杜不动声色，暗中调查孔祥熙之女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发现其囤集物资的证据，直接抛给了小蒋，用一招“围魏救赵”，逼退了小蒋的进攻。最终，小蒋在上海失败，蒋记政权也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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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赴美谈成《中美棉麦借款协定》，被视为重大外交胜利。宋回上海，各界有盛大欢迎仪式，杜月笙代表工商界致词，他特地找来黄炎培和陈群当枪手，数易其稿，闭门苦练演讲十余天。其用心之专，在整个上海滩不作第二人想。

凭黄金荣的威势，加上杜月笙的手腕，一度，在大半个中国，人人都以结识他们为荣。“但凡有点地位的人，到上海而不曾接受过杜月笙的招待，大有入宝山空手回之慨。”章君榖先生这样说。

当然，也有人不吃黄杜那一套。1927年，北伐的国民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进抵上海龙华，杜月笙受黄金荣委托，专程赶去劳军，捐献48000块大洋，求见白总指挥一面。可白总指挥硬是没给他这个面子，传出话来说：“革命军可以还他5万元，但名器不可滥假，军人岂能与黑社会为伍！”

自古匪不和兵斗，这个道理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懂。况且，白崇禧的西南帮势力极为强大，连蒋介石都要忌惮三分，黄金荣与杜月笙也只能是相对苦笑一声，忍了。

但且慢，1947年，黄金荣80大寿，上海各报刊登《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评价之高，一时无两，而领衔署名者中，白崇禧的大名赫然排在第四位。

被美化的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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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黑社会无疑是被美化了的。这种美化，多缘于文学及影视作品。一部《教父》，一部《美国往事》，就足以培养起我们对黑社会的集体想象：他们组织严密，阶级分明，机谋中不乏侠气，残忍中尚存信义，并且，还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平年代，一些荷尔蒙容易过剩的男人们，主要靠足球和黑社会来寄托自己的英雄崇拜情结。

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些人都存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黑社会应该是不扰民的。他们自成江湖，互斗不止，却与升斗小民的庸常生活关联不深。因此，这些人往往揣了一颗隔岸观火的心，希望看到他们表演得精彩一些。

实际上，不只文学及影视作品，现实生活也会给我们制造想象。比如去泰国旅游，在著名的芭堤亚，导游会告诉你，这座小城完全看不到警察，因为所谓的社团已经织成一张密网，笼罩每个角落。他们的管理效率世界一流，一切潜在的犯罪者，都被组织严格约束着，因而犯罪率极低，治安良好。包括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领域，都有界线分明的规则，人人自觉遵守。

又比如今天的日本，黑社会组织是合法存在的，只要你没有可证实的犯罪行为。法律只惩罚证据确凿的犯罪行为，对于有犯罪可能性的组织并不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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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1912年垮杆，到蒋介石1927年北伐成功，这一时段，统治上海的，先后有国民党系的陈其美、北洋袁系的郑汝成、皖系的卢永祥、直系的孙传芳，以及奉系的张宗昌。十里洋场之侧，刀光剑影交错，租界就成为相对自由与平稳的港湾。这一时段，也正是黄金荣与杜月笙的高速成长期。

关于租界，我们的历史课本一向不肯给出详细解说的一项内容，就是领事裁判权，也叫“治外法权”。为什么老外一定坚持要领事裁判权？说白了，大清的法律，虽然不像电影电视里表现的那么夸张，动不动就摁倒被告扒下裤子来打板子，但当时整个的司法体系毕竟粗糙原始，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尚未得到明文禁止。因此，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绝难接受中国的司法审判，让他们去森严的衙门，跪倒在长袍大袖的老爷面前，领受惊堂木的恐吓，这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审理结束，判他们个鞭笞火烫、凌迟砍头以及剥皮抽筋，估计吓也吓死他们了。因此，按领事裁判权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华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不可由中国官厅审理，而由英法领事主导审判，上海道宪可派员共组法庭，但不参与决定审判结果，只相当于观察员。此后，这一裁判权又扩大适用于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犯。

有人说，中国近代法治是从租界开始的，这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因为租界的存在，我们知道了“法律援助”，如1903年的“苏报案”，被告章炳麟的律师就是由英租界工部局出钱聘请的。因为租界的存在，我们了解了“无罪推定”——用无罪推定来解说黄杜是毫无意义的，我想说的只是，黄杜在那样一个时代，曾经享受过这条司法原则的保护，而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充分享有——读到以上话语，最先愤怒的，可能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接受这条原则保护的人。

租界之外，上海的华界，也曾处于半自治状态。这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不同，军阀以及依附于军阀的政权，对于城市，尤其是上海这种大城市，往往手足无措，无以应对。因此，政权的翅膀，多数时候在半空盘旋，其阴影，难以覆盖广大的街巷里弄。而街巷里弄，正是黄金荣与杜月笙们自由活动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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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金荣与露兰春的故事，坊间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说苍颜老鹰被嫩黄小鸡啄瞎了眼。而少为人知的内幕还有，张啸林一直为黄金荣抱不平，利用“清党”之机，诬陷露的丈夫薛某为赤色分子，将他投入大牢。当时，一旦身背这种罪名，就离死期不远了。露对薛有真情，不惜倾家荡产，上下打点，勉强把薛抢救出来。张啸林为此很得意，不想却惹得黄金荣大怒不止。因为不解内情的人，会以为黄金荣输不起，下阴招，有失大佬风范。

由此可知，对于黄金荣与杜月笙，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如坊间闲人一样猎奇轶事以消磨时间，另一种，则是把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清楚，从中发现在社会大趋势之下，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设定边界。

1949年之后，杜月笙似乎有很清醒的预判，在新地面上，不会有他这种人存活的空间，所以必须远远地逃离。相比之下，黄金荣的见识要比杜月笙短一些，这也是事实。

1980年代以后，类黄杜式的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我们也都会同意，1980年以后的社会是好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可能得面对刘汉式人物的出现。

这就是所谓自由的代价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