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楚军

左宗棠得到了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任命，便从一个仅以绅士身份参戎幕府的宾客而转变成清廷的命官。从此，他得以独自建立军队，自立门户，短短几年便由襄办军务而帮办军务、巡抚浙江、总督闽浙，跃居清朝督抚要员的地位。

“樊燮事件”虽迫使左宗棠退出湘幕，却造成他政治生命的新契机，并受到清廷的重用，这与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向寄望于它的正规军队绿营兵能夺得”首功”，即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于扬州和镇江先后建立江北、江南大营，试图依靠这两个由满族贵族指挥的绿营军收复天京。然而，江北、江南大营在咸丰六年（1856年）便被太平军所击垮。清廷重新组建这两营，江北、江南大营又先后于咸丰八年和十年被太平军围歼。江南大营的覆灭，标志着清朝正规军队的崩溃，清政府以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只能重用由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湘军了。湘军集团成员也自此在晚清政坛中青云直上。这一年刘长佑被任命为广西巡抚，曾国藩被任命为署两江总督，不久实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左宗棠才否极泰来，受到清廷重用。

左宗棠在长沙得悉清廷命他”襄办曾国藩军务”后，表示出兴奋之情，感到”恩遇优渥，实非梦想所期”。此时，曾国藩已总督两江，率军渡江扎营皖南祁门，以图攻取安庆。曾国藩函请左宗棠在湖南募练军队支援安徽。左宗棠则向曾国藩献上”保越图吴”之策，强调”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画，亦当务之急也”。随之。左宗棠在湖南着手组建军队。

左宗棠凭借着自己两次进入湘幕的威望，”招所知湘楚旧将弁，以勇敢朴实为宗”，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四出选募”，设立四营、四总哨和八队亲兵，约3500余人。左宗棠还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由王鑫之弟王开琳统领。由于这些湘军将弁过去曾得到左宗棠的赏拔，此时”勇将健卒多归心”，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左宗棠就募军5000人，并正式命名为”楚军”。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在创立这支军队时不用湘军之名而称楚军，表明他的意向在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而实际上左宗棠所部楚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较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其兵源来自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以避免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弊端。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即以”文员”、”儒生”领军，左宗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左宗棠的这种办法，使其所部楚军战斗力较强，且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但不能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其部属如李续宜等人能以文员而升为巡抚，因此，在政治势力上左宗棠一系就显得非常薄弱。

楚军以左宗棠为统帅，由王鑫之堂弟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处，刘典、杨昌浚副之，军饱由湖南巡抚饬局给领。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月），楚军在左宗棠的率领下于长沙城外加紧训练，准备开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场。

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贵州活动，并有进人四川的动向。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由湘人川。曾国藩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恐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胡林翼劝左宗棠说：”公人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其实左宗棠也不愿入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于是，清廷只好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楚军于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从长沙取道醴陵，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统帅军队出省作战。他对这次入赣非常重视，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方面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相继进行了东征与西征。天京解围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俟下路既得”，”再沿长江上取”的建议，得到洪秀全的批准。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5月），太平军开始了东征。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东下，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常熟、松江等地，并进攻上海，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六月，英王陈玉成率太平军从江苏宜兴进入浙江，攻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被湘军围困，陈玉成回师救援。安庆是天京屏障，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即制订了西征与保卫安庆的战略决策，步骤为夺取苏、杭后，”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八月，陈玉成、李秀成决定按原计划行动，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第二年二三月间会师武昌，逼迫湘军回援武昌而放弃对安庆的攻势。陈玉成、李秀成分率北路和南路大军西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人也随李秀成南路大军行动。南路军在皖南和赣北展开了攻势。

曾国藩移营祁门，目的是在皖南阻止太平军由浙、赣进援安庆，以确保长江北岸的湘军全力进攻安庆。同时祁门与赣北的景德镇临近，湘军在南昌设总粮台，军需物资均经景德镇转运祁门大营，因此皖南与赣北对湘军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左宗棠还在湖南编练楚军时就向曾国藩建议当务之急是筹划江西兵事饷事。曾国藩也意识到：”不患贼之逼我前，而患贼之抄我后，故须广布局势，稳立脚跟”。于是曾国藩决定由左宗棠率楚军盘踞江西，以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

就在左宗棠出湘入赣的前后，太平军已在皖南战场连连得手。咸丰十年（1860年）八九月间，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太平军相继攻占宁国、绩溪、徽州、休宁等地，在祁门东线直逼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急忙于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调左宗棠军从南昌东进驰援。九月二十日（11月2日），左宗棠带领楚军抵达赣东北的景德镇，二十七日（11月9日），左宗棠到祁门面见曾国藩商讨军事，然后返回景德镇驻守。曾对左”精悍之色更露，议论更平”而深为佩服。此时，太平军兵锋直指曾国藩祁门大营，十月十九日（12月1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占距祁门仅60里的黟县。当时，曾国藩祁门大营非常空虚，仅有兵力3000人，如李秀成能乘势进攻，有望将大营破除。但李秀成不知曾国藩的虚实，却在黟县调转进军方向，南下改道浙江进入江西。尽管如此，其他几支太平军仍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十一月四日（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部太平军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北面与进围安庆湘军的联系。十一月初九日（12月20日），黄文金又率太平军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李世贤部太平军又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这样，祁门大营只有南面的景德镇为其门户了。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于十一月初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两地，旋因太平军进攻景德镇而回师。在左宗棠看来，景德镇”为江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傥有疏失，不堪设想”。同样，太平军进军赣北，用意也在控制这一地区，以断皖南曾国藩湘军对外联系和粮饷供应的通道。于是，双方在景德镇一带展开了激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率太平军分兵五路进攻景德镇，并分军攻浮梁。左宗棠在景德镇布置防御，击退太平军。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调派鲍超由皖南赴赣北，增援左军。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61年2月18日），左宗棠会同鲍超向太平军发动反击，黄文金抵挡不住，于次日退至彭泽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军协助鲍超军加紧追击，攻克彭泽、建德。黄文金部太平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守芜湖，无法参与皖南、赣北战事。黄文金首攻景德镇败退后不久，李世贤部太平军于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从安徽休宁攻占婺源，分兵进攻浮梁和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出景德镇抵御，太平军初战失利，随后李世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王开琳败退景德镇。曾国藩急调皖南镇总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镇，左宗棠率军转攻鄱阳。二月三十日（4月9日），李世贤向景德镇发动猛攻，全歼守将陈大富一军，太平军胜利攻克景德镇。左宗棠害怕被太平军所歼，遁往乐平。李世贤回师皖南，准备再攻祁门。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曾国藩祁门大营粮断路绝。曾国藩亲率湘军从祁门抵达休宁，试图攻取徽州，打开通往浙江的饱道，结果被太平军打得大败，逃回祁门。曾国藩在绝望之中，写下遗嘱交代后事，坐以待毙。恰于此刻，左宗棠在乐平击败太平军。曾国藩绝处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败退至乐平后，经过休整，乘机出击，于乐平的桃岭、塔前击败太平军。正在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闻知左宗棠卷土重来的消息后，调转军队于三月十三日（4月22日）向乐平发动进攻。左宗棠凭借着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次日大败太平军，竟以六七千之众将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大军击退。李世贤被迫向东撤退，由赣北进入浙西。左宗棠乘势占取景德镇等地。祁门的后路又得以巩固，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向清廷上奏称赞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遂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改为帮办军务，紧接着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的官位隆至正三品。

六月初二日（7月9日），左宗棠率军进至婺源。此地为左宗棠所崇拜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左在这里倡导复兴程朱理学，并待机入浙作战。

左宗棠在赣北的战事，对牵制太平军西征和确保曾国藩集中兵力围攻安庆的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军黄文金部和李世贤部均在赣北受到重创而分别退至皖东和浙西。李秀成部太平军绕道江西腹地抵进湖北时，陈玉成的北路太平军已从湖北撤兵两月去救安庆之急，李秀成便从湖北经江西也开进了浙江。而曾国藩则在赣北之战后从祁门移营进驻集贤关，加紧对安庆的围攻，于八月初一日（9月5日）攻占安庆。

安庆陷于湘军之手，使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上游已失去了屏障，太平天国试图通过西征而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破灭，西征军的两支主力军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则去锐意经营浙江了。咸丰十一年三月至九月，李世贤在赣北失利后转进浙江，克复常山、寿昌、金华、义乌、严州（今建德）等地，控制浙中地区。李秀成进入浙江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商后，即进兵克临安、余杭等地，十月初进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攻破杭州。这样，浙江大部已为太平军掌握，并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太平天国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已难以扭转。

也在湘军攻占安庆后不久，北京城内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等人，解除了咸丰皇帝遗命的载垣、肃顺等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开始垂帘听政，夺得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并将新继位的年仅六岁的皇帝的年号改为同治。慈禧太后掌权后，进一步对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加以重用，使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势力不断膨胀。十月初，太平军进围杭州，清朝中央政府中的一些人如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纷纷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于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王有龄也自认无能，先是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后又保荐左宗棠接任其巡抚职位，甚至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清廷遂于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两天之后，曾国藩也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他布署了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李鸿章带领新组建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取浙江。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又根据曾国藩等人的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率军杀人浙江。

楚军,或称新宁勇,在湘军中资历最老。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雷再浩起义之前就已发端,即有江忠源所办的民团,并参与了对雷再浩起义的镇压。两年后李沅发起义时,又有刘长佑、刘坤一纠集的四乡二十八村乡勇。此时的新宁团练,即为楚勇的前身。其后江忠源奉命募勇以剿太平军,在原来团练的基础上建立了楚军。楚军建立之始,就表现了它的强悍与凶狠,与其时八旗、绿营相比显示了更强的战斗力。如解围桂林城、伏击蓑衣渡、强守长沙南门天心阁、敉平浏阳会党起义等役,太平军的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都是与楚军的作战中先后受伤而阵亡的。楚军由此声名大震,其头目江忠源则以军功被擢为安徽巡抚。随后湖南及各省纷纷效楚勇而办起了团练,曾国藩亦在此时以礼部侍郎衔团练于长沙,各项组织一仿楚营,仅略加变动而已。湘军亦自此而兴。王定安说:“楚军之兴,湘军之萌”“江作先声,曾继其武”

楚军亦受清政府的重视,早在咸丰三年(1853),江忠源就以一名在籍知县升为巡抚,而曾国藩这个在籍侍郎却多年求一封疆而不可得,长期客寄虚悬。就是早任知府的胡林翼,也只是在江忠源死后三年才实授鄂抚。其后刘长佑由一拔贡九年十迁于咸丰十年(1860)授为桂抚,不到两年又升粤督,再升为直隶总督。刘坤一为第三任楚军统帅,亦是十年十迁寄疆赣省,实望其与曾、左湘军抗衡。另江忠义、萧启江、李明惠、席宝田等楚军悍将也都位于抚、藩、提诸要职。这个派系人数不多,又因江忠源死得过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未能唱主角,但曾等湘军头目从来对其不敢小觑,在中兴的十余年及其后的历史中,并一直受到清政府的青睐,不曾失势。

按照王闫运、王定安听使用之“湘军”概念，江忠源、刘长佑系统之“楚军”无异正为“湘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湘军起源于楚军，楚军是湘军中最彪悍的一支，如长江的雅鲁藏布江。因为在曾国藩在衡阳组训“湘勇”之前，道光末年，江忠源已经率领“楚勇”镇压过青莲教雷再浩起义，咸丰元年（1851），又调往广西去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35页。）。当时已有不少人直呼“楚勇”为“江家军”（《江忠烈公遗集》附录：黄彭年：《江忠烈公基表》。）。与“湘军”不免畛域之分（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1第8页。）。江忠源死后，“楚勇”归刘长佑、江忠义等统带．而始终和曾国藩保持相当的距离．曾国藩一度极需刘长佑率“楚勇”前往江西相助，刘长佑却表示不愿接受曾国藩的调遣。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左宗棠说：刘长佑既然不愿意接受我的指挥,只好仍由湖南供给该部以兵饷，仍由湖南巡抚进行调度（《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5页《复左季高》。）。刘长佑作了广西巡抚，仍对曾国藩谨小慎微，极其谦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颇存戒心，使曾国藩大为不安,他写信给刘长佑说：“来示称谓过谦，万不敢当，以后望弗再施,至感至嘱（《曾文正公书札》卷14第10页《复刘印渠中丞》。）。”接着，再次写信给刘长佑说：“来函称谓更降，虽不敢议君子之不诚，而颇疑贤者之不恕,自处谦而长人之傲，其谁服之？以后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师友，如有过失，互相规戒，去称谓之浮文，求切磋之实益，何如？（《曾文正公书札》卷16第12页《复刘印渠中丞》。）”不管曾国藩对刘长佑如何平等对待，如何友好拉拢，刘长佑却始终保持着“江家军”、“刘家军”独树一帜的局面。其实，极力欲将刘长佑系统纳入自己指挥之下的，不但只有曾国藩，而且还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以曾国藩在另一封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又说：“印渠部下三杰，岘庄（案即刘坤一，刘字岘庄）吾未得见；味根（案即江忠义、江字味根）、孚吾（案即李明惠，李字孚吾）则非‘湘勇’诸营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即润帅（案即胡林翼，胡字润之）亦求之若渴！……‘楚勇’……其耐劳远胜‘湘勇’！岷樵（按即江忠源，江字岷樵）之余韵，当更长于罗（案指罗泽南）、李（案指李续宾）诸公也（《曾文正公书札》卷7第32页《复左季高》。）。”

曾国藩不但不能将刘长佑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即使向刘长佑借用一个部将也极为艰难。例如曾国藩欲调刘长佑部将萧启江归自己指挥，两次通过清廷严旨刘长佑遵照实行，刘长佑就曾两次递折奏留萧启江，终不遵旨拨调。到了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又拟奏调刘长佑部将蒋益澧为助（罗尔纲：《湘军兵志》第215页。），曾国藩总结了奏调萧启江部的教训，写信给左宗棠说:“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隙，可为鉴也（《曾文正公书札》卷13第42页《复左季高》。）。”刘长佑与骆秉章、左宗棠的关系远较曾国藩为亲密，刘长佑基本上也一直在骆秉章、左宗棠指挥之下作战，在江西、在湖南、在广西无不如此．所以经左宗棠与刘长佑函商，楚勇蒋益沣部即迅速拨归左宗棠指挥，成为左宗棠的主力部队。江忠源捐躯后楚军的旗号被左宗棠拿，“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说的就是楚军的威风。

左宗棠是靠湘军起家的。他的部队主要是湖南人，后来就随打随补充了。

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这就是他的老底子。

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指挥的西征清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