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千古奇案的后续效应

中国的电信事业起步于晚清，当时故步自封的清政府能接受西方的这种“奇技淫巧”，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刺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刺马案”。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1870年8月29日，北京城，闷热无比。即使穿着透气的葛布衣服，人们仍然挥汗如雨。这天，同治帝和老师翁同龢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的是，一周前的8月22日，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阅操后返回官署的途中，被河南人张文祥刺中右肋，次日殒命。这就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千古奇案，人称“刺马案”。当8月22日马新贻遇刺后，南京的江宁将军魁玉立即用“六百里加急快报”向北京传递消息。一直到8月29日，清廷才收到快报。从南京到北京，两地直线距离不过1100公里左右，但清廷在1870年使用最快的“六百里驿站快报”，也要费时一周。

“刺马”引人事巨变

如果再比较一下清朝与欧洲的通信时间，就可以发现清朝的通信是如何地落后于时代了。同样是在1870年，清廷与法国政府之间的往返通信，前后历时一个月。但是，这一个月基本上都是因为清朝落后的通信网络而被延迟了。比如说，从天津发信给法国的巴黎，沿途经过香港和孟加拉两个信息中转站，再直达法国巴黎。然而，从天津到香港的邮递历时七天，从香港到孟加拉费时八天，但从孟加拉到巴黎，通过电报线传递，则是顷刻之间。

就在这条国际通信线上，东方国家传统的驿站通信与西方世界现代的电报通信相互连接，而其通信速度却有天壤之别。东西方通信速度的巨大反差，深深地震撼了大清帝国的一个灵魂人物，此人是帝师翁同龢。他在1870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法两国通信“一月可往返”，从天津到孟加拉要半个月，但从孟加拉到法国，“有电气线，顷刻可传”。就在翁同龢写下这则日记之后的第10天，他收到了南京江宁将军魁玉的六百里加急快报，得知马新贻在一周前被刺杀。

马新贻之死，让清廷震动不已。随之而来的是重要的人事变动。1870年8月29日，清廷发布命令，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接替马新贻留下的遗缺；同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擢升湖广总督，杨昌浚擢升浙江巡抚。

一日之间，大清帝国疆域里最重要的三个总督和一个行省：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湖总督、浙江巡抚的官位发生变动，这在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由于“刺马案”而引发的连锁反应。翁同龢大发感慨地说道，此乃“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作为咸丰六年的状元和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无疑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中的佼佼者。论才智和情商，翁同龢当然都是第一流的。也只有像翁同龢这样身居朝廷中枢的重臣才能从刺马案中，敏锐地感受到大清朝所遭遇的“三百年未有之奇事”。

人们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在事后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今人才清楚刺马案以及李鸿章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确实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引领清朝进入现代传播时代。而担当这一使命的，就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盛宣怀！20年后，当盛宣怀和他的媒介帝国初具规模时，人们感受的将不再是翁同龢所说的“三百年未有之奇事”，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从传播史的角度看，这个千古未有之奇变，不单是晚清人们的感受，还是震撼着全体人类的心灵。

试想，当1870年世界上第一批铁路建成时，火车让书信的邮寄速度提升到每小时40公里，是原来的3倍。而电报通信实现了“零距离”传播。早在1843年，德国抒情诗人海涅就预言了铁路等现代媒介诞生之后，人类实现“零距离”的未来景象：我似乎看到了世界各国的山峦和森林向巴黎走来，我已经闻到了德国椴树的香沁；在我门前，北海的波涛汹涌，激起千层雪。

盛宣怀踏上历史舞台

信息传播的国际化和零距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现代媒介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可谓是阻力重重。而打破人们的陈腐观念，让中国通信零距离的，首推盛宣怀。

1870年10月，27岁的盛宣怀在杨宗濂的推荐下，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旋即，他跟随李鸿章前往天津，协助其处理棘手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这一年6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进驻上海，成立远东公司和上海站，其首任经理是史温生。

大北电报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电报公司。当盛宣怀跟随李鸿章北上天津就职时，大北电报公司在1870年冬建立了从香港到上海吴淞口外的海底电报线，随后又偷偷地将电报线沿着黄浦江秘密引入南京路大北公司的电报房。1871年4月18日，大北公司正式开通从上海至香港的电报水线，在上海南京路正式对外受理电报业务。此举也标志着大清帝国电报通信国际化的开端。而盛宣怀就是在此背景下，历尽艰险，最终开创了他的媒介帝国。1880年秋，37岁的盛宣怀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设立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以贯通“南北两洋之气”，并遏制外国电报线“进内之机”。根据盛的建议，李鸿章上奏清廷，很快获得批准。其后设立天津电报总局，盛宣怀就任总办，他的好友郑观应担任上海电报分局的总办。以兴办电报事业为契机，盛宣怀在其后的20年里打造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媒介帝国。

盛宣怀一生的功业离不开李鸿章的庇护与扶持。他最初不过是李鸿章幕府的一个师爷而已。但是，这位来自常州的师爷机智敏捷，深得李鸿章的器重。恰恰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恩主与仆从的关系，开创了近代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企业。如果把李鸿章比喻成这批现代企业的董事长，而盛宣怀就是总经理。李鸿章为这批现代企业的管理创造了一个新模式，就是“官督商办”，这个术语带有强烈的官僚政治色彩。简单地说，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在官方倡导和监督之下，私人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经营自负盈亏。实际上，在1870年代的中国，李鸿章、盛宣怀和许多私人投资者们，对于董事会和股东法人团体的管理责任概念，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李鸿章作为现代企业的当然“董事长”，很少使用“监督权”，而作为“总经理”的盛宣怀对电报、航运、矿物等现代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在这方面，李鸿章很像传统商号的老板，很少干预盛宣怀的企业管理活动。

盛宣怀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创建一个横跨航运、邮电、铁路、银行等现代企业领域的媒介帝国，很大程度上是归结于李鸿章在至关重要的25年里（1870-1895）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如果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任期过短，那么盛宣怀再有能耐，他的现代企业一旦失去官方的保护，将无法维持下去。师爷出身的盛宣怀，有一个天然的“短板”，那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地盘”，也就是权力根基。所以，他只能最大限度地依靠李鸿章、张之洞等权臣的庇护，才能保持他的各种私人的以及官督商办的企业。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像盛宣怀这样的现代企业开创者，要想办企业，如果离开官方的支持，简直是寸步难行。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实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对此有深刻的体悟，他说：“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

李鸿章庇佑下的媒介帝国

盛宣怀的权力欲极重，在李鸿章庇护下，他不仅牢牢控制了中国电报局，而且还在1884年前后挤走了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唐廷枢和徐润。到了1887年，盛宣怀又接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此期间，盛宣怀掌控的电报事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到1885年，盛宣怀主持建成中国三大电报干线，即津沪线、长江线和沪粤线，形成覆盖全国的电报网络的基本构架。截止到1900年，盛宣怀主持的电报线已经扩展到西北、东北、西南以及台湾等地。这个以上海为中心而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就是盛宣怀的媒介帝国的根基所在。

1902年，功成名就的盛宣怀在回顾他创办电报事业的艰难历程时，感慨地说道：“创兴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即身任其事者，成败利钝亦绝无把握，若非不辞劳怨，不避疑谤，惨淡经营，焉有今日！统计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即有借用官项者，业经陆续清还，有案可考。”

但是，如果把盛宣怀视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人，那就错了。事实上，盛宣怀的志向是在做高官，而非当富商。在这方面，他与同时期的实业家张謇是截然不同的。盛宣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清楚没有权力护航的企业主，是朝不保夕的。

他如果要牢固地控制自己的媒介帝国，就必须拥有实际的官方职务，这样他才能够控制和扩展他的媒介帝国。他也深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相互转换的微妙关系，于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权力去兑换更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谋求官职。在这个意义上，盛宣怀是最成功的官僚企业家，即一个玩政治的企业家。

盛宣怀是如何一步步地用商权谋取官位的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就明白了。1879年，他在招商局任职6年之后，获得了第一个行政职位，就是天津河间兵备道。1885年在李鸿章的提拔下，因办理电报线有功，奉旨简放海关道。1896年，53岁的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独揽修筑铁路大权，并被授予太常寺少卿。1897年，盛宣怀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随着官越做越大，他掌控的企业也越来越多。1899年6月10日，盛宣怀的属下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在给郑观应的私信中，就批评盛宣怀独揽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煤矿以及纺织等企业，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有务博不务精之弊”。

有清一代，盛宣怀所获得的最高官官职是1911年1月6日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同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盛宣怀又被任命为邮传大臣。但是，这位晚清媒介帝国的创始人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引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由保路运动而触发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因此而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