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回眸太平军与清军的血腥安庆攻防战

一、前言

一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王朝兴衰的历史，更是一部战争流血的编年史，这是因为，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每一个国家的国运沉浮，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征战与残酷的杀戮，无论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还是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中的“成王败寇”的宿命选择观念，都决定了暴力决斗中的强者将实际掌握解释篡改历史的话语权，最终往往会被后世史家以胜利者和“圣君”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而一笔抹杀那些他所犯下的违背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暴行与罪恶。（或者说敌对的双方按照自己的宣传的需要编写符合自身要求的“历史”）

在这种背景前提下，历史记载中的战争过程往往也就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被修史者们有意的按照统治者意愿去修簒，而不再去注重考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就使得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与历史上的真实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在这方面，在传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被评论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堪称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的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部分学者专家们已经将它称之为“弥天大谎”！

面对错综复杂的歪曲删改，就给那些真正关注历史本身的人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去伪存真，拨云见日，把人为处理过历史还原成令人认可的信史？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待历史的本身的严肃性和修史者自身认真负责态度的两重因素，作为能力有限的笔者，也许无力将发生在150年前，决定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安庆之战这幅残酷而又惨烈的历史画面全面客观的展现给诸位看官，但将本着求真务实的准则，努力的去探索勾勒描绘这一战的原始面貌。

二、战前形势

公元1860年，也就是清王朝历史纪年历的咸丰十年的时候，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殊死相搏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对清王朝来说，其实形势一点也不容乐观，从战略上看，虽然清军在北方挫败了太平军北伐军直捣京师的图谋，消灭了由林凤祥、李开芳所统率的太平军北伐军和曾立昌等人所统率的北伐援军，基本解除了太平军对清王朝国都北京的威胁；南方的湘军在胡林翼的统一指挥下，利用太平天国内讧的大好时机，趁势收复了武汉三镇，在江西方向拿下湖口与梅家洲，使得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内湖与外江水师重新会合后，紧接着于公元1858年5月19日攻克九江，拔除了太平军在天京上游的一个重要屏障要塞，得以顺江东下继续逼近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

表面看来，清军似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形势一片大好，但此时清王朝的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出走的石达开部太平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的民变造反浪潮，同样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国际上英、法等列强，为了在中国谋求更大的特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其廉价工业品，榨取中国的财富，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在广东大打出手，还于1860年春组织远征军北上京津，经过交战击败了清军胜保、僧格林沁所部，于10月进入北京，咸丰皇帝留恭亲王奕訢在京督办和局，自己率部分大臣与妃嫔仓皇出逃热河避难！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清军大量的兵力被牵制，难以集中精力一心对付太平军，在安庆之战中，围攻安庆的湘军和绿营军在兵力上始终处于劣势，太平军以及配合作战的捻军前后动员的兵力达数十万之众，而湘军与绿营总计投入兵力不过数万，排兵布阵上的捉襟见肘，直接导致了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省城武昌面对太平军威胁时无兵可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遭受围攻的惊险情况发生！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经过天京内讧和翼王石达开领军出走等一系列的变故，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原有的六王集体领导体制瓦解，失去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着出色军政才能的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从两广杀出的且富有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老骨干，极大的削弱的太平军的战斗力，使得太平军所面临的局面骤然变的很困难！

虽然从战火中走来的洪秀全比较及时的调整重组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大胆提拔了像陈玉成、李秀成这样骁勇善战的青年将领主持局面，取得了击溃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以及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一度遏制了清军猛烈的势头，但此时的太平军的领导层由于缺少了类似东王杨秀清这样能够统揽全局、驾驭高级将领的总参谋长式的权威人物，使得太平军在作战中往往缺乏配合与协调，将领经常看重一己之私而不顾全大局，因个人矛盾而忽视整体的安危（这种情况在陈玉成、李秀成两人之间体现的很明显），这就为安庆之战的最终失败种下了祸根。

而另一个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彻底瓦解，清廷终于失去了对绿营军的最后一丝希望，转而重用在实战中表现强硬的湘军，于公元1860年8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统一指挥长江下游两岸清军水陆各军。这样，曾国藩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配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的赋税、厘金以充湘军军饷，解决了湘军后勤上的后顾之忧和与绿营军及地方练勇协调作战的问题，以往长江中下游湘军和绿营军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复存在，可以毫无顾忌的组织围攻安庆了，也可以充分实施他的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了！

另外，此时太平军的水师已经基本瓦解，长江水面已经完全是湘军水师的天下；而湘军水师在统领彭玉麟、杨载福二人的精心调教下已经成为一支劲旅，安庆之战中湘军最终获胜，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清军和太平军都各有自己的困难，但相对而言，清军方面的困难更大，因为清军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应付其他地方的造反运动和外敌入侵，实际处于军事历史研究者习惯所说的“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造成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与预备队匮乏，如果太平军能够利用再次摧毁江南、江北大营后，清军对天京的直接威胁得以消除的有利形势，联合捻军向上游的湘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攻为守，充分利用兵力上的优势进行机动作战来消耗对手，伺机收复在江西、湖北的失地的话，则胡林翼、曾国藩很容易由于兵力不足而收缩战线转入守势，太平军将重夺战争的主动权（这一点已经被太平天国前期的西征行动所证明），那麽其后的太平天国与清廷之争或许将是另一番模样，中国近代史或许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但实战中，太平军却未这样去做，虽然的确也制定了一个先攻下游江浙后取湖北的计划，但并未认真加以贯彻执行，而是将很多的兵力与精力投入进击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坐视湘军步步紧逼合围安庆，其后的解围行动中，又在有利形势下将主动权拱手相让，自陷被动之中，最终导致安庆陷落。

三、清军紧逼合围安庆

清军紧逼围困安庆的行动，早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就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主持下开始了，三河之战以后，太平军收复了安庆附近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四县以及石牌镇，但太平军前军主将陈玉成并未趁势入鄂进击清军，使战线远离安庆，以确保安庆的安全，而仅是派军驻守潜山、太湖两县及石牌一镇，作为安庆的屏障，随即领兵东去，与李秀成会攻两浦，不再亲自主持安庆的防务，胡林翼趁机进驻黄州，积极布置反攻。

胡林翼对安庆志在必得，而陈玉成则对安庆的安危疏于关注，使得战事一开始就向着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方向发展。

公元1859年9月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军夜袭石牌镇，守军未加防备，待到对手越壕爬城才察觉并开始反击，结果石牌镇为清军轻易攻克，守军数千人战死，守将被俘。

拿下石牌镇之后，胡林翼以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总兵鲍超等部一万余人进攻太湖县。

陈玉成得知石牌镇陷落，太湖县被围，遂亲率大军援救太湖，公元1860年1月，陈玉成会同捻军龚得树所部在太湖县附近与多隆阿展开激战，前后一月有余，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驻军宿松的曾国藩不断调兵增援太湖前线，胡林翼又密令一部官军绕到太平军侧背，与多隆阿部前后夹击，太平军腹背受敌，最后不支败退。

多隆阿乘陈玉成锐气受挫，立即组织反攻，公元1860年2月16日，多隆阿分兵三路，直扑太平军营垒，太平军接战失利，败退而去，在太湖的太平军守将见大势已去，于2月17日夜弃太湖县而走潜山县。

多隆阿很快尾随而至，再次于太平军交战于潜山城下，太平军再遭失利，潜山又告失陷。

两县一镇既失，安庆门户洞开，公元1860年5月，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派遣其弟曾国荃领军万余人合围安庆，深沟固垒，开挖长壕，以围为攻。

胡林翼则命令多隆阿领军万人，一面进攻桐城一面阻太平军救援安庆，又派李续宜部万人为多部援军。

在曾国荃部包围安庆的同时，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率领下，于6月20日拿下安庆与外界唯一联系的陆路补给通道枞阳镇，这样在安庆的太平军守军叶芸来部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湘军对安庆的合围完成。

纵观这一阶段的战事，太平军先是准备不足，其后不得不仓促应战，战斗中既没有阻止宿松的清军增援，也没有出奇兵避实击虚以扭转战局，反而被胡林翼钻了空子，结果导致全盘失利。

四、太平军直接援救安庆失败

自太湖、潜山失守之后，陈玉成本来应该立即组织反攻，夺回太湖、潜山，但他却被洪秀全调去天京与李秀成会攻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困，这一去就是将近十个月，这就使得湘军得以从容合围安庆，进而布置严密的防御体系，等到十一月份陈玉成回到安庆城下，以图解围时，自然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公元1860年11月下旬，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所部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线，伺机救援安庆，但12月10日，进攻桐城的多隆阿会同李续宜部湘军近万人夹击陈部，并派一支偏师抄袭陈军的后路，陈部在付出伤亡数千人，捻军首领孙葵心阵亡的代价之后，不得已败退庐江休整。

挂车河的失利，使得陈玉成不得不另做打算，他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于次年一月初又遣军一部进攻枞阳，试图打通通向安庆的陆路补给通道，但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率军击退，至此太平军首次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宣告失败。

五、陈玉成、李秀成合取湖北落空

公元1860年5月，正当曾国荃部湘军的合围安庆的同时，太平军诸将在天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将解围安庆之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到9月下旬，随着安庆局面的日渐困难，太平军领导层决定再次采用击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之法，通过进军湖北调动皖南湘军主力回援，以期安庆自然解围，为此，太平军决定分兵五路，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西进湖北；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湖北；杨辅清、黄文金自长江南岸进军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约定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于次年春天会师武昌，迫使安庆湘军回师，另外三路则牵制皖南、江西湘军，并寻机破敌。五路人马，每路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

看得出来，太平军这个计划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因为它恰好抓住了清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这一软肋（屯驻安庆城下，如果各路太平军能够密切配合，搞好协作，坚决按照计划实施，则解围安庆甚至重现二破江南大营的辉煌，还是很有可能的！

公元1861年3月初，陈玉成率军数万西进入鄂，于3月18日攻克黄州府，逼近汉阳、汉口，当时，武昌城内兵勇不足三千，附近无一兵一卒，时胡林翼驻守太湖，重病缠身，连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也吓得逃出城外。

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当然不会坐视省城沦陷，急忙调水师彭玉麟自安庆附近逆水上行救援，同时派李续宜部由桐城回师上救。

此时，对陈玉成来说，夺取北岸的汉阳、汉口已经易如反掌，南岸的武昌由于湘军水师的存在，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调动安庆清军回援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

就在陈玉成逼近武汉之际，英国参赞巴夏礼于3月22日抵达黄州，会见的陈玉成，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的“劝告” 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终止攻打武汉，转而在鄂东南攻取州县，先后拿下了一些州县，到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见李秀成不能如期入鄂，而安庆又被湘军围困日紧，遂放弃了合取湖北的计划，回师安庆，以图再次直接救援。

与此同时，南岸的李秀成从1860年10月下旬自天京出发后，却并不积极迅速向武汉进发，而是转战于皖南、赣北、浙西一带，攻城筹粮，甚至还从容在浙江常山过年，直到次年六月才进入湖北。

但这时陈玉成已经回师安庆，正为解围安庆与湘军展开激战，如果李秀成利用招纳湖北境内的会党武装，（大约有三十万会党武装和民众加入李部），实力膨胀的机会，积极在湖北境内展开攻势，图谋威胁武汉的话（在湖北境内与李部接触的清军陆师仅有一万余人），清军必然积极回援，同时陈玉成集中兵力解围安庆，则清军很容易因为兵力不足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陆师也仅一万余人），即使不能立即解围安庆，也会使得战局转而向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但李秀成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听到陈玉成早已回师救援安庆的消息之后，于7月上旬率军东返赣北，又一次放弃的夺取武汉的好机会，就这样，太平军精心策划的“围魏救赵”、合取湖北之计最后落空了。

六、太平军策应西征的牵制性作战

根据太平军先前的计划，在李、陈二人西征武汉的同时，留在安庆附近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杨辅清和黄文金部、刘官芳部须在皖南与赣北同时展开牵制性进攻，并伺机捣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公元1860年9月下旬，杨辅清在与李世贤携手率军攻克宁国府后，又于12月上旬与黄文金联手拿下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要道建德，祁门大营与江北湘军主力的联系受阻。

曾国藩急忙调军反攻建德，杨辅清为湘军所败，退回宁国。

在此之前，黄文金会同另一太平军将领李远继率军进入赣北，很快攻克饶州府。

公元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以二万之众自饶州府分数路攻打景德镇，意图切断祁门大营的补给线，但为在景德镇的湘军左宗棠部所击退，2月18日，赶来增援的湘军鲍超所部与左军联手，在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与黄文金、李远继展开激战，结果太平军失利，退往建德，驻扎于城外的黄麦铺。

3月7日，鲍超率本部与左军一部复又攻击黄麦铺，太平军再次落败，不得已放弃建德，退往芜湖休整，这样，黄文金、李远继意图阻断祁门大营粮道的作战宣告失败。

而李世贤在与杨辅清共同拿下宁国府之后，随即南下进攻徽州，击败湘军李元度部及来自祁门的援军共六千人后占领该城。

接着李世贤于10月中旬转向浙江一带活动，到12月上旬，与刘官芳部联络，开始进攻祁门大营。

12月底，李世贤自休宁、刘官芳出羊栈岭共同进逼祁门，但刘官芳很快为湘军鲍超部所击退，公元1861年1月4日，李世贤也被湘军张运兰部所击败，被迫后撤至兰田。

公元1861年2月18日，刘官芳探知鲍超出援景德镇，便分兵两路，再次进攻祁门，一度到达仅距祁门十八里处，但由于遭受伏击，被迫无功而返。

李世贤自祁门失利之后，决定绕道江西，先切断皖南湘军粮道，尔后伺机回攻祁门。

4月9日，南下的李世贤在击败左宗棠军一部之后攻占景德镇，威胁到皖南湘军的补给线！

正当李世贤准备回攻祁门之际，在途中却闻听退守乐平的左宗棠军开始反攻景德镇，便改变计划回师进攻乐平。

4月22日，太平军与左军大战于乐平城下，至23日，湘军发动反击，击溃李世贤部，李部损兵万余，被迫放弃景德镇东返浙江，至此，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在皖南与赣北展开的牵制性作战告一段落，但却未能达到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造成实质性威胁，进而吸引安庆湘军回援的目的。

另外，李秀成在西征途中，也曾经于12月初一度突破羊栈岭，到达黟县逼近祁门，但李秀成的真实目的在于借道前往湖北，并不打算真正进攻祁门，因此在遭遇到鲍超部抵抗，稍有失利后，就退出羊栈岭西去。

本来，1860年底到1861年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四面都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李世贤部在东南方的休宁，西南景德镇一带是黄文金、李远继部，刘官芳部在东北方向，李秀成部自南面进抵婺源；从客观上对祁门大营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且皖南太平军兵力一度十倍于湘军，使得在祁门的曾国藩深感危机四伏，甚至写下遗书布置后事；但太平军方面却非但没有一个合力进攻祁门的总体计划，在实战中也未做到统一协调指挥，而是各自为战，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虽然李世贤、刘官芳一度有所配合，进攻祁门，但很快李世贤就转而南下赣北，只剩下了刘官芳一部唱独角戏，这就使得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进行的牵制作战行动显得徒有声势浩大，而实际效果不佳，最终让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而已。

七、太平军二次直接救援安庆失败及安庆陷落

陈玉成自放弃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既定计划，自湖北率军三万回师之后，即着手谋划再次直接援救安庆，1861年4月29日，陈玉成与安庆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船沟通两岸联系，同时在集贤关外赤冈岭筑垒四座，以加强安庆防御。

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旰、章王林绍章领军出天京，会合桐城一带的太平军吴如孝部，谋与陈玉成共救安庆；以黄文金出芜湖西援安庆，同时联络皖北的捻军南下，以增强援军实力。

1861年5月1日，洪仁旰等人进至安庆以北的新安渡，连营三十余里，与进攻桐城的多隆阿部形成对峙。

清军方面，曾国藩为就近指挥安庆湘军，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并将湘军悍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江西景德镇北调，驰援安庆，驻太湖的胡林翼也以总兵成大吉统兵五千赴安庆增援。

这样，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庆城下和桐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了逐鹿。

5月1日，陈玉成和叶芸来率部与进攻菱湖十八垒的湘军发生激战，胜负未分。

5月2日，在桐城的多隆阿率军向驻扎新安渡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太平军迎战失利，营垒被毁坏甚多，被迫退守桐城。

5月3日，太平军黄文金部及皖北捻军约三万人赶到，扎于桐城东南面的天林庄，与桐城形成犄角之势。

5月6日，黄文金部与洪仁旰部联手，兵分两路，主力进击新安渡的多隆阿部，另一偏师则进攻桐城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两路太平军皆无功而返。

5月11日，多隆阿自新安渡、挂车河进攻天林庄，黄文金不敌，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旰援军受阻，而湘军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赶到，决定亲赴桐城与洪仁旰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5月20日，陈玉成到达桐城，与洪仁旰、林绍章会商，决定先解决多隆阿，尔后回救安庆，进攻日期定在23日。

5月24日清晨，太平军及捻军约二万人兵分三路，再次进攻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因事先走漏风声，为多隆阿所知，多隆阿遂派出多支马队，分路设伏，当太平军进攻时，伏兵自后方突发，冲乱了太平军阵脚，使太平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回桐城。

这一阶段的战斗，太平军疲态尽显，却未取得任何进展；而桐城方向的太平军屡屡失利，也证明洪仁旰、林绍章绝非多隆阿的对手；太平军要想扭转颓势，非得长江南岸的李秀成兄弟统率的强大援军加入不可，已是明显的事实。

就在陈玉成赶到桐城的5月20日，湘军鲍超、成大吉部也赶到了集贤关外，并立即向赤岗岭四垒的太平军发动攻击。

初战，湘军为太平军刘玱林部击退，随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岗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自6月2日开始，不断轰击赤岗岭四垒，到6月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坏，守将朱孔安等人知无生理，被诱乞降，但湘军入垒后仍然斩杀2800余人。

刘玱林率部在第一垒继续抵抗，坚持到6月10日凌晨，率残部向北突围而走，因溪水上涨，不能渡，被鲍超部追及，全军覆没，刘玱林本人为湘军水师俘获，押解至统领杨载福营垒处死。

赤岗岭四垒失陷，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守卫赤岗岭四垒的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灭，使得陈部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吴定彩部自菱湖北岸攻击湘军，但为湘军所击败。

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十八垒发动总攻，太平军因连受挫败，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处死），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

赤岗岭四垒和菱湖十八垒的陷落，使得安庆对外联系完全中断，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此情况下，陈玉成联系驻扎安徽无为的太平军杨辅清部，约其出兵援助。

8月上旬，杨辅清部抵达马鞍山。

8月7日，驻桐城的太平军林绍章、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再次与多隆阿交战，仍无胜绩，只得返回桐城。

8月18日，安庆城外北门三垒为湘军攻克。

事已至此，陈玉成不得不改变先前先取多隆阿的计划，以一部在桐城监视多隆阿，大部趋安庆，力图以拼死一击突破湘军封锁，进而与安庆城内守军会合。

8月21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军约四、五万人，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准备向湘军营垒突击。

8月25日，太平军大举进攻湘军外围壕沟，拉开了安庆之战双方最后决战的序幕！

在战斗中，湘军以鸟枪与铁炮构筑火网，阻止太平军接近外壕沟，

8月27日，太平军再攻西北壕沟，每人背一捆束草，掷草填壕，然后越壕冲击，前仆后继，毫不气馁！

在湘军猛烈的火网面前，太平军尸如山积，以致连路都阻断了，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他们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至8月28日寅刻，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而不能破湘军后濠，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

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其后自8月28日至9月3日，太平军一面以大队攻壕，一面用小划送米接济城内，但为湘军水师截夺，未能入城。

9月4日，湘军地道挖成，于夜间引爆地雷炸塌城墙，随后大队蜂拥而入，守城太平军饥极僵仆，不能抵抗，最终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万人战死，安庆遂陷。

时为公元1861年9月5日。

八、结语

历时一年之久的安庆会战，最终以太平军的失败而落幕，其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正如洪仁玕所言：“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受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旰自述》）

洪仁玕话是他在一百多年前临刑前痛苦反思后的归纳，可以说准确的总结了安庆之战对决定清王朝和太平天国最终命运沉浮的纪念碑式的划分意义！

作为生活在一百多年后的后人，笔者既无法亲身体会那场惨烈而又漫长的殊死搏杀的艰苦，也无法亲眼目睹胜利者的喜悦与失败者悲伤，因此，笔者可以坦率地率讲，这篇参考少许资料后草草撰写的小小文字恐怕连安庆之战全部内容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展现出来！

但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来说，笔者通过翻阅史料，却又收获了很多！

在笔者的收获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那就是其实就安庆之战本身来说，作为安庆之战的双方其实都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与战役层面的谋划！

就清军方面来说，曾国藩先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思路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在安庆之战中，曾国藩与胡林翼却罔顾清军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像而二战中的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一样，以重兵屯驻坚城安庆之下长达一年之久，而湘军本身又无能力迅速攻克安庆，只能将战事向持久方向转化，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后果，就是湘军将广阔的地域让给了太平军，任其自由驰骋纵横！

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重兵逼近武昌的时候，当李侍贤、刘官芳围攻祁门、景德镇的时候，曾国藩、胡林翼面对太平军以多打少的巨大的危机，除了抽调部分兵力回援之外（这正是太平军所希望的），除了写下遗嘱布置后事之外，就再也做不了甚麽。（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安庆之战中他所管辖各省没有派出一支驻防绿营军和地方练勇前往祁门大营救援）

历史上的曾国藩知人善任，注重幕府建设，手下人才济济，可是就在安庆之战中，他的这些幕僚却竟然也毫无建树，这里面就包括后来成了曾国藩事业继承人的李鸿章。

当时还是幕僚的李鸿章，在整个安庆之战中一直在曾国藩身边效力，亲身经历了此战的全过程，但他却没有在这个最应该表现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刻为他的恩师兼幕主分忧解难，这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他在军事谋划方面的缺陷！

这样想来，就不难理解后来未及人臣的李鸿章虽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扛鼎旗手，在外交领域更是一柱擎天，成就非凡，但却在四十多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按照西式方法武装训练起来的日本新式陆海军，却连自己的家底—北洋水师都保不住的尴尬情况出现！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他们其实可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利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联合捻军从长江两岸南北夹击围困安庆的湘军，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反包围，就像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那样。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湘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虚，沿用二破江南大营的老套路，实施围魏救赵。

实战中太平军选择了第二种，但首先此招为曾国藩和胡林翼所识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认为太平军会“抄写前文无疑”），其次在实际执行中走了样，完全没有统一协调可言，各部太平军首领实际是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不顾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安排，使得围魏救赵的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太平军所表现出的这种组织纪律性的观念的淡漠，不仅使得太平军兵力较多这个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也使得战事一步步得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太平军在关键的安庆决战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