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叶若夫之死,俄罗斯为何不为其平反?

本文选自《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闻一／著

叶若夫

当我们探讨1937～1938年的“大清洗”时，不能不涉及叶若夫这个人。离开了叶若夫这个人，“大清洗”就将不复存在，以莫洛托夫为标志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以斯大林为标志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有关“大清洗”的一切指示和行动就会变得飘忽不定，从而会消失于神秘莫测的苍穹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叶若夫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群体。因此，叶若夫的言行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言行，他的言行成了有“群体效应”的游荡于苏维埃大地的幽灵，成了一种独特的苏维埃文化现象——“叶若夫现象”，而1937～1938年的“大清洗”正是以这种现象为表征，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

叶若夫出身是个工人，参加过国内战争。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对于理论问题更是一窍不通。听领袖的话，领袖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但是，他却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行事的铁的手腕。这样的才能很早就被斯大林所赏识和利用，所以从1930年起叶若夫就被调到联共（布）中央工作，负责干部的分配和调动。1934年初，在联共（布）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39岁。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后，他被斯大林立即秘密派往列宁格勒，去暗中调查和处理这一事件。基洛夫的谋杀者很快被定下来和被迅速处决，大批列宁格勒的党政工作人员因此案而遭镇压，这一切都和叶若夫的秘密行动有关。关于这一点，叶若夫自己有过记述：“1934年，当我着手承办‘基洛夫事件’一案时，我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亚戈达和肃反委员会内其他叛徒的情况，这些暗藏在肃反委员会内的敌人，如阿格拉诺夫和其他一些人欺骗了我们，说这是拉脱维亚侦查机关干的。我们不相信这些肃反工作人员，迫使他们向我们坦白交代，供出托洛茨基右倾组织插手此事的情况。侦查基洛夫被害一案时我在列宁格勒，我看见肃反工作人员想把这个案件掩饰过去。我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详细报告给斯大林，这之后斯大林立即召集了会议。”

此后，叶若夫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从1935年起，他就身兼数职：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最后还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在叶若夫一个人的手上集中了除了斯大林以外，没有人（包括莫洛托夫）能拥有过的如此巨大的权力：全国党政干部的分配权，统领内务部的军队，掌控全部党政监察机构，指挥边防和社会安全部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操纵全部情报间谍系统。

在这样的权力掌控之下，叶若夫成为苏联这时“个人崇拜”的一个特例。这就是说，在那时，苏联社会除了对斯大林的日益强化的个人崇拜外，还存在着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是公开的，是用尽人世间的一切赞美之词的，因此也是最露骨的。随着叶若夫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落在他头上的桂冠和花环就越多。1937年7月18日，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命令，授予叶若夫列宁勋章和“荣誉肃反工作人员”称号。同年夏天，北高加索的苏里莫夫城改名为“叶若夫－切尔凯斯克”。随后，又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的称号。1937年12月，在莫斯科的大剧院举行了内务机构（从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到叶若夫掌权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台上悬挂着捷尔任斯基和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和叶若夫坐在一起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赫鲁晓夫。米高扬在大会的报告中，把叶若夫称为“绝佳的、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天才的斯大林的学生”，“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在1938年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中的苏联领导人与选民的会见招待会上，斯大林甚至高呼：“叶若夫同志万岁！”而听众也就接着狂呼：“叶若夫同志万岁！叶若夫，乌拉！”在斯大林时代，谁敢这么大胆，在斯大林的面前安然地听人们向他欢呼“万岁”？唯有这时的叶若夫。1938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以叶若夫的名字命名“边防和内务部队指挥人员进修学校”。

当年，苏联著名的诗人江布尔在自己的诗中是这样赞颂叶若夫的：

哈萨克人民张开臂膀，
迎接草原上升起的太阳，
牧羊人奋起去反对巴依。
列宁和斯大林把叶若夫派给我们，
叶若夫把吸血鬼赶上了山脊，
夺回了草场和畜群。
我们永远摆脱了巴依的羁绊，
春天在哈萨克的土地上鲜花似锦。
叶若夫的手——人民的手把豺狼消灭干净，
把一枚列宁勋章，一枚火般燃烧的勋章，
献给你，斯大林的忠诚的人民委员！

在1937年、1938年，像这样的赞颂之词，不胜枚举。此外，就是给叶若夫画像，画家们把那个原本矮小的、一头稀疏的黄发和有双鼠目的叶若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威严。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在1937～1938年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种苏联的最高权力向最坏方向倾斜的话，那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无论对崇拜者和被崇拜者来说，都是一种为虎作伥的行为。

叶若夫当上内务人民委员是其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苏联社会发展中一个严重的转向。这是1936年的事。这一年，斯大林被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者弄得焦头烂额，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的、农业集体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清党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穷于应付。而主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又远远不能满足斯大林的高速、坚决、无情镇压的需要。因此，替换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改组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成了斯大林的心病。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清党和社会的镇压几乎都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过问并决策的。斯大林的身体似乎经不住这种折腾，最后不得不在1936年夏天去索契疗养。斯大林需要一个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需要由这个新人来执行他的“社会主义进攻”的决策。9月25日，斯大林作出了决策，他以自己和日丹诺夫的名义给在莫斯科留守的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出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亚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中耽误了4年的时间。所有的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的大多数代表都在议论这一问题。阿格拉诺夫可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叶若夫的副手。”

留守的政治局委员们奉命照办，第二天就通过了一项决定：免去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之职，任命叶若夫为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并兼任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决议还要求叶若夫要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对叶若夫的任命事实上在中央政治局也引起了震动，委员们对此不是噤若寒蝉，就是奉承有加，极尽曲躬逢迎之能事的是卡冈诺维奇。9月30日，卡冈诺维奇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亚戈达充当这个角色当然是力量不够的。当建设的组织者是一回事，而当一名政治上成熟的、又能及时揭露敌人的人又是一回事。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暗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这封信中所提到的亚戈达作为“建设的组织者”一事，显然指的是亚戈达在1930～1933年间对“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的组织工作。在这项工程中劳动的全是来自各地的“劳改营”的“犯人”。亚戈达把整个工地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劳改营，按照劳改制度迫使犯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动，并抽调“优秀的契卡人员”来监工。亚戈达在劳改营工地上悬挂出的口号是：“想自由吗？你就从事突击劳动吧！”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运河建设的“组织工作”，亚戈达最后被授予苏联奖赏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亚戈达为利用“劳改犯人”从事斯大林“直接工业化”的建设开创了先例，为后来者去无限制地、无法制地这样做提供了榜样。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不满意，因为亚戈达没有抓住主要的，即他没有抓住对斯大林死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样的敌人的斗争，并迅速将他们置于死地。斯大林所需要的是另一种的内务人民委员。

10月12日，卡冈诺维奇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又谈到：“我还要告诉你，叶若夫同志的情况很好！他已按斯大林方式着手工作，很起劲。我们要按布尔什维克方式镇压匪徒，镇压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挑拨者的欺骗卑鄙无耻，耍两面派，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革命的镇压必须是相应的。”

卡冈诺维奇所说的“很起劲”是对叶若夫接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一个惟妙惟肖的写照。叶若夫开始放纵地听取各种小报告的告密和暗中的检查（包括信件和居所），来编织各种案件，肆无忌惮地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将本来就是纸面上东西的法律完全弃置不顾，唯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叶若夫自己的判断就是镇压的行动准则。他连续地、马不停蹄地“干”了几件让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等核心领导人觉得“很起劲”的大事：1937年2～3月间，组织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案”；7月，亲自起草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镇压这些已经被迁徙到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战斗；8～9月间，亲自起草了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决议并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是在1937～1938年间将从30年代初开始的“清洗”工作推向了一个高潮，一个残酷无比的顶峰和极端。

叶若夫早就是以铁腕方式镇压和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的行家里手，这也正是斯大林任命他为内务人民委员的决定性因素。1937年2月27日，在中央全会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就是这种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的典型例证。叶若夫在讲话中，用了一条“如果怎样，就必定怎样”的推论，并以此推论为基础提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政治指控”。叶若夫说：“我们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在同所有苏联的敌人结成的联盟内，他们采用恐怖手段，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这就是向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的政治指控。然而，布哈林也好，李可夫也好，都没有对这些指控作出回答。”因此，叶若夫的逻辑就起作用了，如果布哈林和李可夫不对这些指控作出回答，就是承认了这些指控。由此逻辑延伸，叶若夫得出了对他们的另一项指控——“他们是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国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叶若夫对这个信号的解释是：“他们向自己的党徒发出信号：继续干，隐蔽得深一些，如果落网了，不要承认。”有趣的是，叶若夫还尽情自夸：“这是经过讨论我们完全有权向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的第四条指控。”

叶若夫甚至指控“柳亭纲领”是“布哈林和他的人写的”，理由就是“柳亭纲领”和1929年布哈林提出的纲领“风格很相同”，是“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把这两个政纲加以对比之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作者是同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叶若夫同样使用了“如果这样，就必定这样”的逻辑。叶若夫说：“如果得到证实，柳亭纲领是右派纲领，其真正作者是右派中心，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施米特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是作者，那么布哈林和李可夫等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全部论据就站不住脚了。”有了这个“如果”的逻辑，叶若夫就给布哈林和李可夫“盖棺定论”了：“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么躲躲闪闪，事实是存在的——你们是纲领的作者，你们是逃不掉的。”

叶若夫的罗织罪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说列宁逝世时，布哈林在场这样的事实都是布哈林及其一伙编造的谎言。他在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里写道，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布哈林只是辩护了几句：“伊里奇去世时，我确实在场，我那时住在哥尔克！”叶若夫更是破口大骂，说布哈林的辩护“是政治娼妓行为”。

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敢于这样毫无顾忌地给布哈林和李可夫罗织罪名，是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在这样罗织罪名。在叶若夫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时，中央委员们都起哄式的为叶若夫叫好，纷纷插嘴指责他们，不让他们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他们都站出来说，布哈林什么时候说过反党的话，在哪一天，在什么场合之下。当叶若夫说：“布哈林把一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时，席上在喊：“对！”当叶若夫指责布哈林“拉列宁做证人”时，莫洛托夫支持追问，波斯蒂舍夫说：“这是亵渎行为。”当叶若夫说到柳亭纲领和布哈林的纲领，作者是同一人时，斯大林也插话：“非常相像。”这种起哄式的、最后审判式的中央全会上，胜利早就预先决定了是属于叶若夫的。

在叶若夫讲话后，立即成立了一个以米高扬为主席的起草李可夫和布哈林问题决定草案的委员会。作为该委员会的核心委员，叶若夫提出了“关于撤消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交军事法庭并处以极刑——枪决的决议草案”。该委员会的19名委员都对叶若夫的提议表了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交法庭，枪决（有5名中央委员赞同）；第二种是，撤消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交法庭，但不枪决（有8名中央委员赞同）；第三种意见是斯大林的意见：“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意斯大林建议的有5人（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瓦雷基斯）。该委员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是斯大林的提议。

斯大林的提议是很费一番苦心的，在文字中不见任何法庭、审判、枪决的字样，但是，“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把一切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建议原本就是军事法庭审判和处以极刑。斯大林知道叶若夫会如何做，何必再在字面上充满杀气呢！在整个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对于镇压的决策、决定大都是用这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文字下达的。当然，一个极为严肃的事实是，叶若夫经常就镇压事件，直接给斯大林打报告，在1937～1938年，叶若夫就给斯大林打了383封报告。而在这些报告上，斯大林就不隐晦了。例如，1937年10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上报了逮捕“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399人的报告，斯大林在上面批示：“一律枪毙。”12月13日，叶若夫向斯大林转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伯利亚分局局长戈尔巴奇的报告，其中提到增捕了387名“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成员。斯大林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戈尔巴奇报告中所有的军官和将军一律枪毙。”叶若夫在执行这一指示后，在这份报告上也写上了一行话：“已执行。电报已发出。1937年12月15日。叶若夫。”

因此，叶若夫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地捕人、审人、杀人，就是他在具体行动时，有中央的决定、决议、指示在支持。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叶若夫虽文化理论不足，但绝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生死荣辱并不决定于自己的行为，而决定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些行为的决策者。有亚戈达前车之鉴，叶若夫深知权力奥秘和权力运行的机制可能带来桂冠也可能带了灾祸。

问题还远不在此。在那时，经过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消灭党内的反对派、破坏者、间谍、“人民之敌”的一系列运动实践之后，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荡涤旧世界的一切”等的思想铺天盖地地熏陶、浸染了人们的意识之后，人们的旧的道德观、行为准则、思维逻辑，总之，人们原有的文化、原有的人文精神发生了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

总的来说，来自最上层的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许诺主宰了人们的思维和言行。人们开始相信这样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迟早，将完全取决于对敌斗争的胜利。而在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敌人的反抗将愈来愈顽强，阶级斗争将愈来愈激烈。因此，镇压是在所难免的事，愈是强力、快速的镇压，胜利就愈有保障，社会主义就会愈来得早。从而，社会的道德准则就变成了是否忠于作出这种选择和决策的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领导人、是否能去为此无情地揭发和打击敌人。在这种人文背景下，在传统上被视为无耻、卑鄙的告密、暗中监视、罗织罪名的小人行为，就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幕布，在文化上被斥责为荒唐、伪装的曲意逢迎和歌功颂德的卖身姿态，就成了衡量一切的金科玉律。人们在这块神圣的幕布和金科玉律的牌子下生活、行为，于是一个一些人的现象，就变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一旦“叶若夫现象”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1937～1938年的“大清洗”就有了十分广大的社会基础。没有这种基础，斯大林的个人决断、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议、叶若夫的忠实地、变本加厉地执行，就都是不可能的。

在1930年代的那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仅不再习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形成的那种缓和的、迂回的、有序的前进路线，而是去急切追求一种“一蹴而就”的道路，于是人们把非常的、激进的行为和措施看成是正常的、必须执行的。1930年代苏联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矛盾和困境的存在，到中期尤甚，人们急切希望摆脱困境、摆脱经济的不振、摆脱穷困，因此把诉诸于非常的、激进的途径看成了唯一的希望之路。于是，大规模镇压也就成了这种希望之所在：把这些敌人镇压了，好日子就来临了。

从1930年代初开始，一切不符合于通过“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来实现苏联的强国之梦的思想、文化的表现和表现者都先后被清除。旧有的（这里暂且只说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被摧垮，那些曾经是社会结构中坚的人士被一代“苏维埃人”所替代，进而，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文化和文化观被取而代之。那种苏维埃爱国主义、苏联世界第一、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金光大道的宣传和鼓动，都统统融化为一个概念——“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斯大林解释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主义的旗号下，所确立的是领袖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威信和他人对领袖的无条件崇拜。社会生活中，缺少比较，缺少了鉴别，因此，文化就相应的简单化、模式化，崇奉和膜拜成了文化中的独特而又能决定一切的因素。那些民族的、民主的、个人的思想和文化统统被斥责为是平庸、市侩，是背叛，是旁门左道。这种文化的简单化、模式化、崇奉和膜拜现象就成了“叶若夫现象”得以生存并扩展的营养丰富的基础。因此，叶若夫就不仅是叶若夫个人，而成了拥有生杀大权的一批人。“叶若夫现象”首先是政治现象，但它又是在严重的人文背景下孳生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至今仍常常忽视了的。

苏联的执政者本来是期望通过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来解决20世纪30年代的多种困境和危机的。但是，事与愿违，结果是适得其反。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导致了苏联社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道德的堕落、人心的浮动、社会的不稳，所有这一切使斯大林及其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央不得不要对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持自己执政地位的稳固和不被取代，于是，“大清洗”的打击矛头在瞬间就转向了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而叶若夫就不得不成为他自己所绞尽脑汁开展的、史无前例的大镇压的牺牲品、一场权力赌博中败得最惨的输家。

苏联执政者已经完全不能否认“大清洗”中的毫无法制的逮捕人、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但是，它却把一切罪名都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上，似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欺上瞒下，干下了这一切罪恶勾当，似乎一切都与最高决策者无关。于是，叶若夫成了被告和牺牲品。193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免去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之职，保留了他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投进了“大清洗”期间他肆意关押“人民之敌”的监狱。接着，新的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按照他的镇压方式，对他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编造案件。叶若夫也经受不住这种审讯方式的折磨，为了自己能活命，不得不屈膝于他的前同事、前副手的淫威之下，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给他早已准备好的罪状：和柯秀尔有间谍联系，同情过“工人反对派”、策划过反党反政府的阴谋、从事恐怖活动、道德生活腐化等。这种下场是叶若夫本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待到他明白过来时，他决定为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搏。他在1940年2月3日最高军事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对自己承认过的全部罪状作了翻供。

叶若夫首先陈述了他所以认罪，是因为刑讯逼供所致，他说：“在预审中我说我不是间谍，我不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家不相信我，并且对我严刑拷打。”叶若夫声嘶力竭地呼喊：“我的案件起诉书所认定的罪行我没有犯过，我没有罪”，“我没有策划过任何反党反政府的密谋活动”，“我从未参与反苏密谋活动”，“有人指控我道德生活腐化。但有什么事实呢？我25年来在党内担任要职。在这25年中大家有目共睹，我的谦逊和诚实受到人们的爱戴。我不否认我酗酒，但我干起活来像头老黄牛。说我腐化有什么根据？”“我不是恐怖分子。此外，如果我想对某个政府成员搞恐怖活动的话，我也用不着为此招兵买马，只要利用技术设备，在任何时候都能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在预审时就恐怖活动所作的口头的和书面的供词都是捏造的。”

对于为什么要作假供，叶若夫也说出了真话：“我现在明白，并且我要说的实话是：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只有承认对我提出的指控，向党忏悔并请求党免我一死。党也许会考虑我的功劳给我留下一条命。”

叶若夫在军事法庭上的最后陈述的最后一段话是极为凄凉的，充满了临死前的恐惧和悲鸣，以及由于洞悉内务人民委员部暗箱操作的全部规律而产生的无奈与顺从：

我的陈述快完了。我请求军事法庭，满足我的下述请求：
1．我的结局已经很清楚。我的性命当然是保不住了，因为在预审时我自已也促成了这个结局。我只有一点请求，请麻利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
2．无论是法院还是中央委员会都不相信我无罪。如果我的母亲还活着，请保障她的老年生活并养育我的女儿。
3．请求不要迫害我的亲属侄子们，因为他们完全是无辜的。
4．我请求法院仔细地分析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个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的老实人。
5．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这是对我的诚实和谦逊有所了解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清楚的。请转告斯大林，我的事纯粹是各种情况的偶合而造成的，也不排除是由于那些未被我揭露的敌人插手造成的.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室里，叶若夫听到这样一份判决书：“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决尼·尼·叶若夫最高刑事惩罚——枪决，并剥夺属于他个人的财产。根据1934年12月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本判决为最终判决并立即执行。”

枪决叶若夫的报告书全文如下：

秘密 报告
对尼·尼·叶若夫的枪决判决于1940年2月4日在莫斯科执行。关于执行判决的文件保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局的档案里，第19卷186页。第12局局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局）国家安全尉官 克里维茨基。

这个自认为是成千上万人都清楚的“诚实和谦逊”的叶若夫的结局是悲惨的，更为不幸的是，他的悲惨结局并没有异样和超越于他曾经制造过的无数他人的悲惨结局。他同样是“大清洗”的牺牲品，他同样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编织的案件中倒下去的。叶若夫的悲惨结局就在于他是“大清洗”的工具，而且仅仅是一个工具。他和那个时代的如他一样的许多工具，除了官职上的差异，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组成了“叶若夫现象”。叶若夫的被清除表明“大清洗”在1930年代末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若不在这一问题上寻找出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威信和权威将会面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从联共（布）中央对叶若夫的最后处置，不难看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7日《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并不是想真心结束叶若夫式的镇压，而只不过是要把“大清洗”的一切过错都推由叶若夫和他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来承担，以便说明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和由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无误的，一切罪过都在执行之中。

而作为文化现象的“叶若夫现象”并没有随着叶若夫的在政治舞台和肉体上的消失而消失。“叶若夫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集团的、党派的，甚至个人的利益，而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进攻”、“为人民的未来”的旗号，来进行镇压反对者的斗争和战斗；另一个方面是，人们被卷入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和战斗中去，不得不相信那种专政和进攻是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因而屈从于这种潮流，或参与进攻，或为了保全自己而编织谎言、诬陷他人。文化的坠落是道德的蜕变引起的，文化的坠落又促使权力的变异。在1930年代末期之后的苏联历史进程中，“叶若夫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叶若夫式的人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对苏联的发展进程几乎是持续不断地产生过重大、深刻的影响，直至这种现象最后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切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在苏联解体后，苏联历史上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案件，即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的案件都先后被平反。叶若夫当年的养女哈尤金娜（纳达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也上书有关机构，要求为叶若夫平反，但是被否决。俄罗斯军事检察总署给了哈尤金娜一纸回文：“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庭1998年6月4日确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不得平反。”现在，在俄罗斯只有两宗历史大案没有被平反，一个是叶若夫的，另一个就是他的继任者贝利亚的。这可见，苏联时期的“大清洗”以及此后的一系列镇压活动是如何地深深伤及了普通人的心灵，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人们仍然不愿意说“宽恕”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