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铁厂兴衰录:一个古老帝国的工业之梦
在武汉市汉阳区,伫立着一座牌楼,当地人都知道,这里是晚清汉阳铁厂的原址。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如今,这座铁厂留给世人的,除了几块钢模与零星的生产设备,已经找不到当年的一砖半瓦。
据说在今天湖南、陕西、河北一带的铁路上,还能发现个别由汉阳铁厂生产的钢轨。19世纪末,汉阳铁厂一度号称东亚地区最大的钢铁厂,它是这个古老文明迈向工业化的先声,寄托着大清帝国的复兴梦想。
清末民初,汉阳铁厂是中国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是大清帝国的工业命脉。然而,这座钢铁厂从筹款、投产到运营,都经历了重重波折,它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史,更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博弈史。
1:修路炼钢,国之大业
说起汉阳铁厂,不得不提一位名人,时任大清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晚清的诸位名臣中,张之洞以博闻强识,高节清风著称。他14岁就以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两年后又以第一名中举人,之后中进士第入翰林院,相继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等职务,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级人物。
担任学政期间,张之洞广纳贤才,建立书院,召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成为了士林领袖,被视作“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并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官声。
什么是清流派呢?就是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号称以天下为己任的所谓士大夫们。不过,在当时的主政者眼里,清流更像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平时只会夸夸其谈,动辄把孔孟之道,民族大义挂在嘴边,可真要这帮人做点事儿的时候,他们只会两手一摊,“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如果在太平年代,他们尚可用来粉饰一下君主的颜面,可到了非常时期就不同了。19世纪末的中国,积贫积弱,强敌环伺,救亡图存之际,容不得空谈之辈。
好在张之洞不是这样的人,身为清流派的魁首,他不仅品行高洁,还是个出色的实干家。19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张之洞也参与其中。他和朝中的有识之士相信,唯有抛弃闭关自守,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才能富国强兵,使朝廷摆脱外国的摆布与蹂躏。
在洋务派大臣里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李鸿章致力于建设北洋海军,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军工厂,他们的目标是加强国防,但张之洞与他们略有不同,他更多的着眼于民生。
很久以前,张之洞就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欧美各国的崛起,均与铁路息息相关,正所谓“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铁路不仅是现代化的标志,更是连接区域经济的重要桥梁。1889年4月,张之洞向朝廷上奏,吁请修建卢汉铁路。该铁路从北京的卢沟桥出发,途径河南,最终抵达湖北的汉口镇,是贯通帝国南北的大动脉。
卢汉铁路若能建成,对于大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之洞的主张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支持,清廷随即将其任命为湖广总督。
既然是修铁路,就需要大量的钢铁,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就得用中国人造的钢铁,汉阳铁厂就此诞生。
2:与盛宣怀的分歧
1890年,汉阳铁厂破土动工,清廷拨款二百万白银。可对于这样的大工程,你得采购昂贵的炼钢设备,还得大兴土木,聘请外国专家,如果再加上修铁路的话,区区两百万可谓杯水车薪。所以自开工以来,张之洞始终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工程也被迫时修时停。
钱从哪儿来?张之洞首先想到了一个人,来自江苏的盛宣怀。
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干将之一,他秀才出身,曾经是李鸿章的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很多近代企业的创办,都与他密切相关。包括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以及后来的中国电报总局,华盛纺织总局,中国通商银行等等,均有盛宣怀的一份功劳。
早在1875年,盛宣怀来到湖北,他聘请来自英国的地质专家,对湖北和江西境内的煤炭资源做了大规模勘探,并在湖北大冶发现了一座重要的铁矿,即著名的大冶铁矿。正是这座铁矿,直接催生了汉阳铁厂的诞生。与此同时,盛宣怀还在湖北筹建煤铁总局,专事资源开发。
所以,张之洞去找盛宣怀,无疑找对了人。他甚至比张之洞更早意识到湖北需要一座现代化钢铁厂。盛宣怀头脑精明,八面玲珑,亦官亦商,在政商两界握有庞大的人脉,所以,张之洞想通过盛宣怀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顺便也向他讨教一下生意经。
两人在上海豫园进行了会谈,但结果不如人意,原因是在铁厂的资金来源上产生了分歧。
张之洞认为,无论汉阳铁厂还是卢汉铁路,都应完全由政府出资,毕竟,铁路和钢铁都属于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必须牢牢地抓在政府手里。但盛宣怀指出,应该由民间筹资,以招集商股的方式为工程募款,因为这样做更有效率。商人出钱,政府管理,这样做一举两得,即所谓“官督商办”。
与张之洞相比,盛宣怀有着更丰富的商业经验。此前,他已经通过民间募股成功组建了轮船招商局,有成例在先,又是自己的得意之作,盛宣怀自然大力推荐。他比谁都懂得,商人对利益天生的嗅觉,将促使他们竭尽全力为政府办事。
但张之洞也自有他的道理,他对民间资本有着本能的排斥,在他的内心深处,商人依旧是儒家伦理观下的逐利之徒。更重要的是,对铁路与钢铁厂这样庞大的事业,单靠民间力量根本难以为继,所以,这场会谈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无能为力。就在工厂投产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国库里已经拿不出钱了。
雪上加霜的是,汉阳铁厂自身的运营也出了问题。这个号称东亚第一的铁厂不仅陷入巨亏,连能否维系下去也是个未知数。
3:选址失误与盲目购机
铁厂经营不善,固然和资金链断裂有关,但经营成本的居高不下,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近代钢铁厂的选址一般位于煤矿或者铁矿附近,因为这样能节约运输成本。但是汉阳铁厂位于武汉,既不靠近铁矿,也不邻近煤矿,所以炼钢所需的各种原料不得不远距离运输,提高成本的同时,还严重影响了效率。
其实,当机器刚刚运抵武昌的时候,煤矿局就建议张之洞把铁厂设在大冶附近,这样能方便铁矿的运输,却被张之洞拒绝了。
理由何在?因为张之洞觉得,在武汉开钢铁厂,交通其实更加方便。因为武汉是内陆的航运枢纽,何况将来卢汉铁路建成通车后,陆上交通也将更为方便,从这个角度出发,张之洞力主把厂址设在武汉。
我们不能说张之洞完全没道理,后世有人批评张之洞,认为汉阳铁厂的选址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这纯属无稽之谈。但张之洞显然高估了工程的进度与朝廷的筹款能力,也为自己的盲目乐观吞下了苦果。
除此之外,把钢铁厂设在武汉,还有个现实原因,张之洞身为湖光总督,总督府就设在武汉。据说张之洞曾经告诉部下:如果汉阳铁厂开工,他就能在官衙看着铁厂的烟囱是否冒烟,这样自己就能放心了。
张之洞这句话反映了那个时代洋务派官员的一种典型的心态,他们开办工厂,不仅是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同时还想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前张之洞在广东做两广总督,也主张把钢铁厂建在广州,这样不仅方便管理,还可以在工厂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时刻处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正是这样的观念,加上对时局的错误判断,为钢铁厂的未来埋下了隐患。除了选址有问题,工厂出产的钢铁质量也让人大跌眼镜。
最初在采购机器时,设备厂曾提出要将铁矿石拿去化验,却被张之洞一口拒绝,他的理由是:中国地大物博,老祖宗炼铁炼了几千年,矿石是好是坏还用你外国人教?结果,汉阳铁厂从英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钢炉,这种炼钢炉只适合炼含磷量较少的铁矿,而大冶铁矿的含磷量偏偏很高,结果便是,炼出的钢铁脆弱不堪,统统成了废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张之洞不是湖光总督,而是一位现代职业经理人,他要是把工厂这么玩,早就被炒鱿鱼了。然而,张之洞作为德高望重的官员,东亚最大钢铁厂的奠基人,朝廷不可能因此撤了他的职,顶多是找人替换。更何况张之洞一不贪二不腐,他为工厂经营使出了浑身解数,已经相当努力了。退一步说,即便把他撤了,那么湖广地区的其他事务,又该由谁来做主呢?
4: 盛宣怀接过烫手的山芋
到了1895年,汉阳铁厂已经亏损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张之洞终于后悔了,如果当初听从了盛宣怀的建议,让汉阳铁厂改由募集商股的方式筹款,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为了摆脱困境,他再度想到了盛宣怀。如今,盛宣怀的靠山李鸿章因为马关条约倒台,一向左右逢源的盛宣怀,开始寻找新东家。但精明的他还想再等一会,以便提高谈判的筹码。
但是工厂深陷亏损泥潭,张之洞可等不下去。情急之下,他只能托人找来了一位比利时商人,想借助外资让钢铁厂维持下去。
谁知此举在官场上掀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引进外资最为忌讳,你张之洞,一个口口声声精忠爱国的清流,怎么也打起了洋人的注意?你用大半生积攒起来的名声,难道要亲手毁掉?就连他最亲近的幕僚也觉得此事不妥。
你可能会问,当初盛宣怀明明建议张之洞从民间募股的,怎么他不试着找本地华商呢?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张之洞没那么多人脉,他向来觉得民间资本不靠谱,现在要他发动商人筹款,有点勉为其难。其次,即便他真心诚意地募股,商人也未必肯出钱,你看汉阳铁厂投产不到四年就亏成这样,谁过来投资,不等于把钱扔进水里吗?
所以归根结底,此事非得由盛宣怀出面不可,毕竟论招商募股,他在商界的资源无人能及。
但是张之洞知道,不给出诱人的条件,别人不会无缘无故来帮你。因此,他向盛宣怀提出了以铁厂与铁路为交换,也就是说,如果盛宣怀接管了汉阳铁厂,他还能获得卢汉铁路未来的经营权。
1896年5月,盛宣怀正式接管汉阳铁厂,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接了个烫手的山芋。
汉阳铁厂的亏损,已经不是光靠改善经营就能解决的,市场环境不理想,政府支持不给力,都导致了它的失败。盛宣怀想利用他在商界的人脉再次募股,原本预计募股1500万元,但最终只募到100万元。
他曾经引以为豪的官督商办,此时终于遭遇了尴尬。很多中国商人不愿意出资,一方面是不看好工厂的经营前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企业由政府管理经营,商人持股投资。政府用商人的钱办企业。
这本质是一种被扭曲的合作关系。由于政府强势,商人对企业经营根本无权过问,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企业的股东那样,因为业绩不佳把CEO开除。更糟糕的是,很多官员经营企业并不内行。
虽然商人不能干涉经营,但是承担的风险却得由他们承担,企业玩完了,损失的还是商人自己。而掌握管理权的官僚却可以任意挥霍,贪赃枉法,还不必接受相应的惩罚。
外行指挥内行,加上权利与义务的高度不对等,是官督商办最终破产的根本原因。所以,盛宣怀不得不走上了那条老路——寻求外资帮助。而在此时,一只黑手正在悄悄靠近。
5:日本的介入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和中国一样,日本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厂——八幡制铁厂,这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日本有充足的煤,但缺乏优质的铁矿石,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中国。
日本人早就对大冶铁矿垂涎三尺,控制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也就唾手可得,但由于矿产资源涉及到主权问题,他们始终不敢贸然用兵。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狡猾的办法,中日煤铁互售,汉阳铁厂每年向日本至少出售五万吨优质铁矿石,凡是大冶铁矿出产的铁矿石,一律优先售给日本。
1899年,中日签署《煤铁互售协定》,为期五年,这标志着日本人插手钢铁事务的开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帝国风雨飘摇,一纸《辛丑条约》,使帝国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汉阳铁厂步履维艰,盛宣怀勉力维持。但随着李鸿章的逝世,朝中不断有人意图收购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包括他曾经的好友——袁世凯。
盛宣怀清楚,袁世凯的下一步目标便是汉阳铁厂,而汉阳铁厂正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袁世凯完全能够以整顿经营为由,将其收归国有,那将是盛宣怀所剩不多的筹码,无论如何,他都得让这座工厂活下去。
他首先向德国人贷款,但德国人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他只能再次向日本人求救。
如果有人盯上了你的腰包,他肯定会先让你尝一点甜头。觊觎汉阳铁厂已久的日本人,向盛宣怀伸出了橄榄枝,他们打算向对方提供贷款,为期三十年,而抵押则是大冶矿山、工厂的铁路、建筑和机械设备。另外,他们还要求汉阳铁厂聘用日本的工程师,意在彻底垄断这里的钢铁工业。
如果铁厂倒闭,或者商人撤资,那么袁世凯将成为最大赢家,盛宣怀则沦为替罪羊,张之洞的卢汉铁路计划更将遥遥无期。
经过深思熟虑,1904年,在朝廷的授权下,盛宣怀与日本签署协议,协议规定:汉阳铁厂向日本借款300万日元,以大冶矿山,铁路以及工厂设施为担保。期间不得转让给他国,另外,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需聘请日本工程师。
自此之后,日本人的魔爪正式伸向了汉阳铁厂与大冶煤矿。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以及江西的萍乡煤矿合并,组建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汉冶萍公司一直靠举外债度日,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公司向日商共借款17次,总额达3700万日元。日商基本成为汉冶萍公司实际上的股东。
1938年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武汉,为了不让工厂落入敌手,国民政府把汉冶萍公司的全部设备运往重庆,剩下来的建筑悉数炸毁,成立五十年不到的汉阳铁厂,就此灰飞烟灭。
6: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汉阳铁厂曾被一代国人寄予厚望,作为近代中国工业的起步之作,它的坎坷多难令人扼腕叹息。
导致汉阳铁厂陷入困境有着诸多原因,国家贫弱,市场落后,外敌入侵,政府公信力丧失,企业自身的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都给它最终的失败打下了伏笔。但从根源上讲,他和近代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有关。
洋务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国之栋梁,倘若他们早出生若干年,比如生活在康乾盛世,或者唐宋时期,他们都将成为名垂青史的治世能臣。很遗憾,他们活跃的年代,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代,既需要能够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也需要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的能人异士,但这两种角色很难集中于某人一身。
就拿盛宣怀来说,他的商业才华有目共睹,对于产业发展也有着系统性的思考与长远规划,凭借在官商两道的纵横捭阖,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1726万两白银,成为万众瞩目的晚清首富。
然而,在为民族现代化开疆扩土的同时,盛宣怀也和大清的所有官僚一样,把兴办产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盛宣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官员身份所赋予的特权地位,他一边享受政策扶持,一边拿着商人的回扣,一边利用手中的企业大发横财,各种便宜全都占尽。
更重要的是,盛宣怀办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官进爵,企业之于他,在仕途顺利时,是晋升的阶梯。在官场失意时,则成了保本的手段。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宁愿求助于日本人,也不愿把汉阳铁厂出让给袁世凯,正是这种政治需要,使之舍弃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把官场逻辑置于商业逻辑之上。
那么张之洞呢?与盛宣怀相比,张之洞无疑是君子的表率。他一生为国家夙兴夜寐,廉洁奉公,又通达权变,有大局意识,即便放眼中国历史,这样的贤臣也屈指可数。
他创办汉阳铁厂的初衷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但和盛宣怀一样,他也把工厂视为个人政治资产的一部分,张之洞在为工厂选址时,没有像企业家那样考虑问题,而是掺杂了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加上本人对炼钢知识的外行,从而严重影响了其后工厂的运营。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除了敢于创新,还得具备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有风险,你方能懂得慎重选择,全力投入,这才是企业家最了不起的地方。
张之洞与盛宣怀都不乏创新精神,他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他们打破传统观念,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给陈腐的社会带来文明的曙光。
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必须为选择承担相应的风险。官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赌上自己政治生命,为公司的业绩去冒险。尤其当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后者。
所以,选择承担风险,主动拥抱不确定性,不仅是企业家的能力,也是他们的特有的基因。一个社会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越多,才能孕育更加丰沛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