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的史实辨析

文：冯祖贻

丁宝桢杀太监安德海一事，是清后期震动朝野的大案，因事涉同治帝、慈禧、恭亲王等宫廷上层，记载多暧昧不清，这就为后世民间传闻和文艺创作留下较多想象空间。为树立丁宝桢坚贞不屈形象，民间故事、戏曲（甚至当代影视剧）中，大多是丁宝桢如何独自设计捕安，慈禧下旨赦安，丁宝桢又抗旨杀安的情节。但这些美化丁宝桢的情节，并不符合清代督抚处置要案的成例，也无法解释丁宝桢既杀了慈禧心腹，后来慈禧反倒重用丁宝桢的历史事实。

杀安德海并非丁宝桢个人所为，而是同治帝载淳、恭亲王奕䜣密谋策划的，丁宝桢只是具体执行人，这是首先要辨析的。

一些正史对此事记载十分含糊。如《清史稿·丁宝桢传》只有一段话：“（同治）八年，太监安德海私出山东，矫称采办御衣。宝桢奏闻，即饬属严拿，获之泰安，讯实具奏，得旨就地正法，并随从太监人役等，斩绞如律。”这里用了两个“奏”字，一是安入山东，丁宝桢上奏告之此事；二是拿获安并得到安的口供后再次上奏。现此两奏均存，收于《丁文诚公奏稿》，可见事实确是如此。不过两奏也留下了疑窦：朝廷只有一个答复，是在收到丁第二个奏章之后，第一个奏章并没有答复，也即是说，丁宝桢告知安入山东如何矫称御旨，如何招摇等情节之后，双方像有默契一样，朝廷竟不作答，一任丁宝桢从容布置，捉拿安德海。

关于这一段经过，后人记述更神奇了。丁宝桢死后，湘潭名士王闿运为丁写了“诔词”，是这样铺陈的：“有矫伪之乘徒，驰辇下而莫呵。惊朝至而夕擒，美执法之无邪。昭三圣之严法，靖宫府之敖吴。”说安德海“矫诏”南下，一路浩浩荡荡，无人敢阻止，谁知到了山东，即被丁宝桢擒拿，丁宝桢杀安德海既有充足理由，又昭示了“三圣”（慈安、慈禧、同治）的执法公允，更阻止了宫廷对苏州一代的骚扰。“诔词”自然要美化死者，但经王闿运写来，仿佛丁宝桢只手回天，将杀安德海归功于丁宝桢一人，显然把事件简单化了。王闿运可算是美化或神话丁宝桢的第一人。

为说明诛杀安德海关系到清末统治集团内部事件，就不得不补述一下安德海的身世，安与慈禧、慈安、同治、恭亲王之间的关系。

安德海是河北青县人（据丁宝桢的《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一些野史称安为南皮人，误），幼年入宫，称“小安子”。安为人机警，一八六一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在热河病死，慈禧与恭亲王策动政变，废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形成了垂帘听政局面，安在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秘密奔走，通报消息，以是得到慈禧宠信。丁宝桢的奏折称捕获安德海时年二十六岁，推算他应生于一八四四年或一八四三年，一八六一年时正好是十七八岁，也正是可参预大事的年龄。

北京政变后，形成两宫皇太后垂帘于内，恭亲王奕䜣以议政王身份专权于外的政治格局。对于极富权力欲的慈禧来说是不甘心的，于是慈禧与奕䜣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安德海既依附慈禧，便千方百计在慈禧面前诋毁奕䜣，制造事端，同治四年（1865）奕䜣被罢去议政王职务，就与安德海从中捣鬼有关。

慈禧生活奢侈，安德海极力迎合，野史称其“纳贿招权，肆无忌惮”乃至“干预政事”（《奴才小史·安德海》，《满清野史续编》）。论之正史，是符合实际的。同治七年（1868）有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内务府库守贵祥还具体拟出筹款方案：在全国“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时有知其事者，谓由安德海授意二人云。”奕䜣得知此事后，认为二人纯属“丧心病狂”，因为此时太平天国刚刚镇压下去，捻军余波尚在，国库极为空虚，如再建园，不仅“侈端将启”，还会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在奕䜣主持下将德泰革职，贵祥发往黑龙江为奴，将事情压了下去。（《清史纪事本末》）安德海内恃慈禧恩宠，已渐渐形成一股势力，一些朝臣奔走在他门下，“势焰骎骎乎埒魏阉矣”。明末魏忠贤专权误国的局面又将出现，奕䜣不得不痛下决心除去安德海，同时也有抑制慈禧的意图。

安德海与小皇帝同治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其时两宫垂帘，同治嫡母东太后慈安待人宽厚慈祥，不似生母西太后慈禧严厉，同治受了委屈，反向慈安倾诉，安德海探得同治行踪，向慈禧打小报告，同治常受慈禧责备，以是同治对安德海恨之入骨，在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称“杀小安子”。

安德海在宫中结恨了同治与慈安，在宫外更得罪了奕䜣，两者结合，才有杀安德海一事的发生，但如何付之实施？奕䜣与同治决定借用地方督抚大员之手。

刚好安德海为投合慈禧奢侈之心，提出下江南采办龙袍，并自荐前往，同治“阳为赞成”，却密告东太后慈安与奕䜣，方有了安排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在途中杀安德海一事的发生。

此事极为机密，应当是当面交待。交待的时间应该是丁宝桢入觐之时。据《丁文诚公奏稿》记，同治八年（1869）正月，丁宝桢奉诏赴京，根据三月初六的《回任谢恩折》知道，正月二十四日丁在北京见到同治，曾召见两次“训诲周详”。除谈山东军务，秘密交待杀安德海应是题中应有之事。丁在北京前后呆了一个多月，三月初三才返抵济南，这么长的时间，恭亲王必定仔细交待了一些细节。因为《谢恩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兹经天语亲承，既遂瞻就之私忱，实辜率循之有自。惟有恪遵圣训，殚竭血诚。于一切应办事宜，正己率属，认真经理，驭之以严肃，矢之以慎勤，用期物阜民安，在上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这封《谢恩折》还提了同治垂询之事，表面上是军务——平定捻军余党，哪有“一切应办事宜”？“一切”自然包括了同治“天语亲承”想做又不能明言的事了。丁宝桢的表态也极真誠，要“殚竭血诚”，“认真经理”，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所以这份《谢恩折》，毋宁是一封表态和效忠信，之所以语言隐晦，那就是要防慈禧得知。

或许有人要问，密谋杀安德海正值慈禧垂帘听政期间，同治如何能将此事交待给丁宝桢而慈禧反不与闻？原因便在于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载淳已十四岁，按惯例，前朝顺治、康熙都是十四岁亲政，慈禧虽以种种理由认为同治尚未能亲政，延长垂帘时日（后延至同治十一年即载淳十七岁结婚后，才让其亲政），但也不得不放手让同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所以同治想杀安德海，在这之前完全不可能，到同治八年（1869）才可付诸实施。

同治、恭亲王奕䜣将密谋杀安德海事交给丁宝桢，我们还可以从另一则史料中得到证实。

薛福成的《庸庵文续编》中有一篇《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记述了同治八年四月他从江南家乡赴保定，路过济南，拜见了丁宝桢的经过。薛是直隶总督曾国藩幕府中的心腹幕僚，他弟弟薛福保刚巧在丁宝桢手下做事，很得信用。因为是知交，丁宝桢留他在济南住了二十天，告别时，丁宝桢讲了一段话：

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德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有间，复言曰：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如何？

丁宝桢的话当即引起薛氏兄弟注意，对丁说，“审如是，不世之业也。其难如平一剧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审几欲密、欲断，否则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之患。公颔之。其秋安德海果出都……”

从丁宝桢的话和薛氏兄弟的反应，可见丁宝桢必然得到统治阶层最高人物的指示。理由是：一、丁宝桢对安德海的罪状了如指掌，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不是恭亲王亲自告白，丁很难知其端倪；二、丁对安德海的行踪也了解的很清楚，知道安将南下（地点有小误，非为广东，实为江南），安南下应是秘闻，据《翁同龢日记》，翁是事后才知道，翁是同治的老师，又是军机大臣，连翁都不知道的事，丁却在三、四个月前便掌握了，不是同治、恭亲王的通报，丁从何知悉？薛福成在文章最后用“其秋，安德海果出都”一语作结，更反证了丁宝桢对安德海何时将离开北京南下等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三、杀安德海是耸动朝野的大事，薛氏兄弟听后都很震惊，连忙为丁划策，丁没有表示什么，仅仅“颔之”，可见在丁心中，捕拿安德海之后如何“奏闻”、如何处理善后，早已成竹在胸。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支撑，甚至如何善后都已密定，才能如此镇定自若。

所以，杀安德海一事是同治帝、恭亲王密商于宫廷（一些野史记载，还应包括东太后慈安），然后交给丁宝桢完成。说丁宝桢独立完成这件大事，从宫廷斗争形势、清政府督抚权限而论，是不可能的。

丁宝桢领受任务后，经过精心策划，终于除去了安德海，在这方面，表现了丁宝桢的出色才干。

同治帝和恭亲王奕䜣密谋诛杀安德海时，必定考虑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人选。一是要挑选安德海南下途经的省份，山东自然是理想地方，四百里或六百里的加急文书，至多二天可达，可防止消息泄露；二是领受密旨的人一定要忠贞可靠，有守有为，丁宝桢恰是理想人选。有一件事必定给同治、奕䜣留下深刻印象：同治二年（1863）丁宝桢时任山东按察使，僧格林沁正率清军在淄川与捻军作战，僧是亲王，为咸丰表弟，为人极傲慢，见地方同道官员从不让坐，丁宝桢谒见前便申明，如让坐则见，不让坐则不见，僧的左右听此话后大惊，僧却服其强项，特别对他优容加礼。后丁代阎敬铭为山东巡抚，受命围剿捻军，作战六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消灭了捻军余部，清政府对丁“褒诏凡七下，声赫中外……加太子少保”（《清史稿》本传）这就是丁宝桢称“丁宫保”的由来。

丁宝桢以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和刚正不阿的秉性，得到同治、奕䜣的信任，将诛杀安德海的这项极机密的事交待给他，实属理所当然。从丁宝桢透露给薛福成的话中，已不难看出，丁必定已有一套计划在腹中，他必定对属下作了周密布置。果然安德海一行于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六日率随从三十余人由通州沿运河扬帆南下，他们共雇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太平船上插起“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大旗，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鸟，船两旁有龙凤旗帜，船上还陈龙衣一袭，女乐成队，品竹调丝。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德海生日，所带男女，对龙衣跪拜，两岸观者如堵（情况见丁宝桢：《太监出京招摇饬拿审办折》）。进入山东第一站为德州，德州知州赵新即迅速将情况禀报给丁宝桢，丁宝桢于七月二十九日以一日行四百里速度由驿站向北京传递消息。

这封奏折除反映安德海一路招摇情形外，值得注意的是已将几项罪名稳稳戴到安德海头上，那就是“假冒钦差”、“控词私出”、“招摇煽惑”。理由为：一、“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二、朝廷要织龙袍，向来是下明谕命织造“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靡费；三、万一命太监外出，也应“明降谕旨并部文”并有“传牌勘合”；四、安德海所用龙袍旗帜、女乐等为“御用禁物”，是明显“违制妄用”。这封奏折辞正义严，丁宝桢不待朝廷传旨（也许是早就商定好的步骤），已安排属下“一体跟踪查拿”。

四百里加急文书还在路上，丁宝桢已安排沿运河及南下各路官员采取行动，无奈安德海来头太大，一些地方官竟不敢行动，德州知州赵新虽向丁禀报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情况，用的是“夹单密禀”而不是“显禀”，其用意为：若不向丁禀告，怕丁不依，“夹单密禀”例不存卷，为自己留下后退地步。可见赵新采取的是一种骑墙姿态，因此安德海过德州，赵新并未采取行动。

眼看安德海已过德州，丁宝桢不得已安排第二站东昌（今聊城）知府程绳武，程“驰骑烈日中，踵其后三日不敢动。”可见沿途官员忌于安德海（实际是慈禧）淫威已达何程度。连续两站都让安德海轻轻逃脱，丁宝桢遂命总兵王正起发兵追赶。这时安德海的船因运河水浅，改由陆路奔赴泰安，八月二日王正起与泰安知县才在泰安南关将安德海一行捕获，押解济南。初，安德海到济南向丁宝桢咆哮不已，称“我奉皇太后命……汝等自速戾耳”，经丁宝桢以“即系奉差，何以并無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安德海才“形色惶恐，俯首无词”。（丁宝桢：《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

丁宝桢第一封奏折到北京，恰巧慈禧有病，经慈安同意，同治、恭亲王命内务大臣面质，内务大臣还为安德海辩解，同治帝非常气愤，说：“此曹如此，该杀之至”，接着召见军机大臣，命拟旨以六百里飞寄直隶、两江、江苏、山东督抚和漕运总督，要他们“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员指正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清实录·穆宗实录》）

一些笔记曾说，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后，没有等朝廷下旨便立即正法了安德海，安德海之死距朝廷旨意到济南，提前了三天，以致后世传闻乃至今日文艺作品为了突出丁宝桢刚正不阿、敢作敢为性格，多采其说，但均非事实。事实还应回归正确的史实上来。根据丁宝桢八月七日向北京报送的《拿获私逃出京太监遵旨正法折》称：八月二日王正起与何毓福（泰安知县）拿获安德海后，当即押回济南审讯，八月六日戌时（大约是晚上九至十时），朝廷的旨意到，第二天（七日）才将安德海正法。丁宝桢的奏折，时间是不会错的，丁的奏折也明明白白写清了，是“钦遵谕旨”才将安德海处死的。

另外薛福成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薛是这样说的：“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论杀之，虽获重谴无憾。知泰安县何毓福长跪力谏，请少待之。会朝旨已至，乃至八月丙午（七日）夜弃安德海于市。”指出了丁宝桢因担心朝廷可能因慈禧关系而赦免安德海，曾一度愿承担风险，不等谕旨到，先处死安德海，经何毓福的劝阻，还是等到朝旨下达，才将安德海正法（《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薛的记载也指明安伏法日期是八月七日（丙午）。丁宝桢最终还是在接到朝旨后才处死安德海，主要是不得不顾忌慈禧的态度。

丁宝桢杀安德海消息传出，赢得朝野一片赞扬，北京的翁同龢呼：“快哉！快哉！”（见《翁文恭公日记》）。李鸿章“时阅邸钞，矍然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稚璜是丁宝桢的字。应当说翁与李在这之前，并不知道事件的端倪，可见同治、奕䜣与丁宝桢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之好。而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对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曾与翁、李不同，他已从薛福成那里知道了这事原委，但也不能不佩服丁宝桢的作为（薛福成：《书太监安德海伏法事》）。

丁宝桢杀了慈禧的宠信安德海，并没有造成慈禧的嫉恨，丁之后的职位反而步步高升，这是什么原因？

同治、奕䜣、慈安密谋除去安德海，慈禧并不知情，给丁宝桢下达杀安德海的密令，慈禧也不在场。事后，慈禧虽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其原因正如丁宝桢第一个奏折所说，清代自顺治、康熙以来鉴于明末宦官专权，严禁宦官勾结外臣，更毋庸擅自外出了，一经查出，必死无疑，在军机处等办公地点还挂有“严禁内臣干政”的圣谕，这就是所谓“祖制”。丁宝桢在捕获安德海时又搜出了“纸片二件，均系干预地方公事，询系受人之托”，安德海所为已触动祖制国法，条条都是死罪，慈禧即便知情，安敢为安德海辩护？

某些小说、戏剧称慈禧曾下旨“特赦安德海”，显系不了解清宫内廷制度的胡乱编造。相反慈禧为改变被动局面，主动从后台走向前台。当丁宝桢奏报安德海已诛，请示其他随从人员如何处理时，慈禧亲自召见军机大臣，以皇帝名义下令，将安德海随从太监六人、管家二人、所属镖客五人一并正法，随安德海的家属二人、和尚一人、苏拉护军四人及为苏拉服役者一人，均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见丁宝桢：《办理私逃太监随从人等折》）又命抄没安德海在京家产，为安德海经营家务的太监王添福虽未出京，也被处绞。这样就赢得包括丁宝桢在内的京内外官员一致拥护。慈禧一不做二不休，还下令将有关本案的上谕及丁宝桢结案奏折编入现行宫中则例，以为后来者戒。慈禧摇身一变，从破坏祖制的元凶变成维护祖制的护法神，这一番表演是成功的，朝野一致认为她“德音焕然，中外颔服。”

慈禧的表面文章终究不能掩盖她内心的愤懑，原来只是小病，经处理安德海事件后，她终因“肝气上逆，喉痛面肿”一连二十多天卧床不起。（见《翁文恭公日记》）她痛恨慈安，慈安便在原因不明情况下病死；同治虽因生天花而死，她为专权，不为同治立嗣，又逼死同治皇后；她最痛恨的恭亲王奕䜣，也在她一再打击下，于光绪十年（1884）被赶出军机处。

丁宝桢的境遇则不同。慈禧知道杀安德海是宫廷密谋，丁不过是执行者，何况丁宝桢对清政府总是忠心耿耿的，又具有胆识才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能员，慈禧反倒加意笼络。在慈禧二次垂帘听政后的光绪二年（1876），慈禧召丁宝桢入觐，并任命为四川总督。丁宝桢也不负慈禧所望，在四川整顿盐务，为清政府增加百万两白银收入；又兴修水利，复都江堰故堤，还民田数十万亩。光绪十二年（1886）丁宝桢病死在任上，慈禧特赠丁宝桢太子太保衔，赐谥“文诚”，“诚”即对朝廷忠贞不二，慈禧并没有错看丁宝桢。

根据一些笔记记载，丁宝桢虽杀了安德海，但在一些细节处理上却十分注意。安德海死后，丁宝桢特下令“裸尸暴市”，供群众观看，目的是消除朝野对安德海“秽乱宫廷”的疑虑。果然此计甚灵，一些谣言立即止息，慈禧对此是相当欣赏的。此事虽在正史中找不到依据，但从当时情况看，是极有可能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丁宝桢不仅胆大，更是心思缜密。不过另些笔记说，丁宝桢是搞了李代桃僵之计，那“暴市”的尸身不是安德海，而是安手下的太监，事涉宫闱秘辛，史无确证，只能存疑待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