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

作者：高中华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地主阶级政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集团中满、汉地位的差异。满族入关后推行“首崇满洲”的政策。有清一代，掌“铨叙、勋阶、黜陟之政”的六部，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人掌实权。清政府更强调武官由满人充任，清制规定，八旗都统、副都统均系皇帝的宗支、亲属及信任大臣，八旗印信都由满洲都统掌管[1]。在满汉复职的机构中，满官的权力大于汉官，凡核议政事，皆满官“一人主之”，而汉官“相随画诺，不复可否”[2]。清朝开国以来，满汉畛域藩篱深固、旗汉界限分明，种族歧视始终存在。满洲地主阶级不仅享有种种特权，掌握着各级政府实权，而且对汉族官员进行多方限制，竭力不让他们握有军政实权。据载，“六部皆有匾，上书某年。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某宫，敬谨阅看某朝所立御碑”。而“宫内所立碑，系专谕满大臣。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其中立意可谓“深远”[3]。清朝中央集权已强化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如曾任户部郎中的梅曾亮所言：“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4]。清朝历代皇帝深知汉族地主阶级在稳固政权中的作用。为了巩固清朝政权，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他们不时强调满汉一家，大量吸收汉族士绅参加各级政府，尤其在统一全国、镇压汉人时更是执行依靠满蒙、团结汉人的方针，以汉人充作前驱,为其效劳。

作为咸丰朝重臣、满族宗室的肃顺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力主破除满汉成见，予汉人将领尤其是曾国藩集团以地方军政实权。虽然遭满族权贵的阻遏，但其以汉制汉的策略终被咸丰帝、慈禧太后采用，从而使清朝度过危局。

一

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对清朝官僚体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咸丰帝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补救八旗、绿营兵力的不足，先后任命了40余个汉族团练大臣。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令其协助湖南巡抚帮办湖南团练的寄谕。当时湖南兵力不足，湖南巡抚张亮基奏请选调乡勇，集中省城长沙加以训练，并委托团练大臣曾国藩办理。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向咸丰帝提出练兵的主张。他深知八旗、绿营恶习，认为“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5]。曾国藩看到绿营兵的腐败，决心改革军制，拟订营制、营规、饷章等，决心一扫绿营积弊，重新组织一支军事劲旅，这是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开始。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派兵西征，清政府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几同瓦解。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先后筹建湘军陆营和水师，到咸丰四年（1854年）筹建完成。虽然清政府只把湘军作为绿营兵的辅助兵力，但是这支军队逐渐成为两湖地区最主要的主力部队。

在清政府催逼之下，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1月），曾国藩率兵从衡州出发东征，四月初二日（4月29日）,靖港一战不利，曾国藩投水自杀未遂，遭到地方官员的纷纷弹劾。接着，曾国藩的部属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率湘军攻占湘潭。湘潭之战的胜利，才引起清政府对湘军的重视，曾国藩募勇成军的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默许。以后，湘军在武昌、田家镇等几次重大战役中取得胜利，大大提高了军事威望。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54年10月14日），曾国藩率军收复被太平军占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的武昌。消息传至京城，举朝欢呼，咸丰帝更是闻之大喜，即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在奏折中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6]咸丰帝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此时朝中某军机大臣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顿时想起清朝不能授命领兵汉人以地方实权的祖训，“默然变色者久之”，随即收回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成命[7]。咸丰帝还自作聪明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最后还倒打一耙：“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8]曾国藩遂失去垂手可得的湖北巡抚一职。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月）湘军九江大败后，曾国藩遂于咸丰五年起在南昌整顿军队，并欲拥有地方实权，遭到江西官员的反对，于是他即弹劾江西巡抚陈启迈和按察使恽光宸，由此更招致地方官员的诽谤。清政府只知时时督促湘军不顾疲惫征战疆场，以图尽快消灭太平军，而不给与湘军地方实权，使其处处受制于地方政府，多次受困而不得解。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委军奔丧回籍守制，提出不委任巡抚就不返回江西军营。咸丰帝认为前线胜利在即，便准其在籍终制，使曾国藩有苦难言，客军虚悬达六、七年之久，“不获大行其志”[9]。时人评论其中原由，乃咸丰帝深知曾国藩“非我种族，其心必异”[10]。

出身宗室的肃顺（1816－1861），乃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又字豫亭、裕庭），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郑亲王之位由其兄端华承继。肃顺早年因闲散无事，以至整日游荡街头，“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11]。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委派乾清门行走。道光三十年七月（1850年8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经端华和怡亲王载垣推荐，肃顺遂得咸丰帝赏识，于咸丰七年正月十五日（1857年2月9日）迁都察院左都副御史，八月十七日（10月4日）晋理藩院尚书，擢升日快，权势日隆。面对大清王朝的颓势，肃顺看清了只有汉人才能挽救这一败局，显露出“万人皆睡他独醒”的政治敏感。肃顺认为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才有可能渡过重重难关。曾国藩、胡林翼等自己组建团练，进而编练出一支新兴的私人武装，自筹军饷养活10多万军队，故肃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12]。当然，给予汉族官僚以地方实权可能会导致中央集权的衰微，但不让曾国藩等掌握地方实权，不仅湘军似飞蛾扑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难逃死劫。肃顺“两害相比取其轻”，决心重用汉士，暗助曾公。

二

肃顺“最喜结汉人”[13]，“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14]。他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在其私宅之中，“延揽天下文艺之士，皆有布衣昆弟之欢”[15]。他对“江浙间橐弛不羁之士，辄延致上座，罄折而请焉。家虽不裕，挥霍不吝，大有孔北海座客常满，樽酒不空之概”[16]。正是由于肃顺“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17]，他手下有所谓“肃门六子”，分别是郭嵩焘、王闿运、尹耕云、高心夔、李寿蓉、盛康，另外，还有李鸿裔、龙汝霖、邓辅纶、莫友芝、许振袆、吴汝纶、赵树吉、刘树堂等人。这些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汉族文人，或是相互引荐，或是慕名投奔而来。肃顺召集贤才，除了“延誉树党”之目的外，还为“延揽英雄，以收物望”[18]。其中不少人如郭嵩焘、王闿运等，后来都加入曾国藩集团。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博学多识，有经世之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间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办理劝捐、饷盐，参谋军政大计。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12月）入京，次年正月（1858年2月）供职翰林院，授编修。郭嵩焘因喜谈洋务，备受陈孚恩青睐，陈孚恩又将他推荐于肃顺，为肃顺看重，交往较密。在陈孚恩、肃顺推荐下，郭嵩焘奉命在南书房行走[19]。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七日（1858年1月10日），惠亲王绵愉、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和肃顺为俄国侵扰边界之事面询郭嵩焘，郭嵩焘主和，肃顺碍难应允[20]。但此亦未影响肃顺对郭嵩焘之器重。咸丰九年六月（1859年7月），郭嵩焘应时任户部尚书肃顺之命，上书论盐法。郭嵩焘曾进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做好塘沽等地防守事宜，不为僧格林沁接纳，且受到排挤，并被僧格林沁借以办理山东厘税不妥之名查办，遂于咸丰十年（1860年）辞职南归。咸丰十一年六月（1861年7月）入曾国藩幕府。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晚年号湘绮，湖南湘潭人[21]，与曾国藩同乡。咸丰二年（1852年）中举，时年19岁，补诸生。咸丰三年（1853年）在长沙设城南书院，设帐教习子弟。曾入曾国藩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会试落第，寓居法源寺，应聘到肃顺家中为其子教读。王闿运“纵横有大略”[22]，肃顺“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23]”。肃顺对王闿运之才识尤为看重，甚至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并欲为其营得一官半职[24]。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25]。王闿运也自称“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26]。

高心夔（1835－1883），字伯夔，号陶堂，江西湖口人。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曾两次出任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知县，官至知州。高心夔“幼而敏赡爽迈，十八举于乡，会试制艺篇至千五百言”。肃顺闻知其才华，将他延纳入府，并请高心夔为其子教读，“久馆故尚书肃顺家，待之厚”。高心夔在肃顺幕府时，曾向肃顺极力推荐曾国藩，“左右其事”，终使曾国藩得任两江总督之职[27]。

李鸿裔（1831－1885），字眉生，别号香岩，四川中江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生，咸丰元年（1851年）顺天府乡试举人，捐资为兵部主事，在兵部与曾国藩相识，受其器重。李鸿裔之子称肃顺与其父关系友善。咸丰十年（1860年）出京充胡林翼幕僚。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入曾国藩幕。同治六年（1867年）迁江苏按察使，负责草拟奏折，“勤朴廉俭，综核精密，尝管国藩军需，年余出纳至三百余万”[28]。

邓辅纶（1828－1893），原名邓纶，字弥之，湖南武冈州（今湖南省武冈市）人。父亲邓仁堃，弟邓绎。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与王闿运为同学兼姻家。道光二十年（1849年）中拔贡，以助饷官内阁中书舍人。咸丰年间，曾国藩及湘军被困江西，邓辅纶随许振袆募乡兵前往救援，收复吉安。后入曾国藩幕府。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等关系较为密切。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侣亭，贵州独山州（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名士莫与俦之子。“家世传业，通会汉、宋”，学问与郑珍齐名。1831年中举（乡试主考官为编修贾桢），屡试礼部而不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赴京会试，与曾国藩在书肆相识，遂成莫逆之交。据曾国藩日记中记载：“道光二十七年在京城相遇于书肆，旋与刘菽文相友善。……学问淹博，操行不苟，畏友也。”后来曾国藩称其为“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29]。莫友芝“和易近人，好为滑稽，每谈四坐辄喷饭”[30]，与肃顺性格颇为相投。后来莫友芝离开京师，相继入胡林翼、曾国藩幕府，任编书局分校。他以拔贡授州判，后得到曾国藩推荐升知县。

许振袆（1827－1899），字仙屏，号大泽树人，江西奉新县人。曾国藩的弟子，深受曾国藩器重。咸丰三年、八年（1853、1858年）两次入曾国藩幕府。后湘军困于江西，许振袆“偕内阁中书邓辅纶募乡兵击贼进贤、旋复吉安，叙功，以同知铨选”[31]。咸丰九年（1859年）中乡试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南乡高甸刘庄（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人。其父吴元甲曾经被曾国藩聘请为塾师，教读其子。吴汝纶又师从曾国藩，与武昌张裕钊、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与李鸿章关系亦较密切，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秘书处任职。

肃顺经常参加郭嵩焘、王闿运、高心夔等文人举办的酒会，且对这些人多所庇护。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32]。他“待汉员颇极谦恭”，自称“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33]。他对汉人名士的器重不仅形诸言表，而且付诸行动，常常不拘一格地选拔保荐人才，如曾不惜违反科场条规选拔使用高心夔。还有，当肃顺访知江西道员李桓有才华，即令人示意李桓向他递“门生帖”，即可晋职。

肃顺颇能知人善用。《清世说新语》称：“肃顺优礼贤士，而又有知人之鉴。”[34]这些人“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35]，成了肃顺的智囊团成员。当时旗人多恶于交往汉人，而肃顺能以宗室之尊，亲近汉人，且以破格之礼相待，从而为他们所尊崇。这些人多是在京师参加会试时相识，年轻有抱负，关心时务，讥评时政，对国家政务表现出高度的关心。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地区，熟悉前线战况。如郭嵩焘、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与曾国藩、胡林翼均为湖南长沙府人，且素有交往。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十一月（1834年12月）赴京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又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长沙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一见如故，郭嵩焘不仅与曾国藩成为金石至交，与胡林翼也是好友。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母丧回籍守制，受郭嵩焘之请出山办团练。其他诸位名士如高心夔、尹耕云等，也多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友善，如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尹耕云为其属员，曾国藩“极器重之”[36]，他们多相继入曾国藩幕府，参加过与太平军的作战。这些幕僚积极为肃顺出谋划策，肃顺多能虚心接纳，再对咸丰帝因势利导，使其采纳。肃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英法敌军态度的摇摆，曾受到他们的影响。王闿运在《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中称：“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亭依违和战之间。”[37]

郭嵩焘曾向咸丰帝指出江南局势日坏的原由之一就是“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38]。而肃顺通过这些幕僚对江南战事了解甚详，对“湘军将帅知之甚深”，故对曾、胡诸人“颇能倾心推服”[39]。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北逃热河，病死前仍萦怀江南战事，“问江南近有军报否？”肃顺对答：“安庆指日可复，因极言曾、胡忠干。帝频点首。”[40]肃顺所推行的以汉制汉政策，较诸大学士杜受田、军机大臣文庆等人更为坚实有力，且最终成为咸丰朝后期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方针。肃顺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汉人名士，成为他了解周围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没有形成如曾国藩那样的幕府班子。肃顺重用每个人的原由不一，诸多成员对肃顺倾服的原由也不同。《慈禧传信录》称：“肃顺虽暴悍，独敬礼汉人。”[41]这些汉人名士之所以团结于肃顺周围，是因为他们看到肃顺颇有侠士之气度，在整个腐败的官僚政坛上颇显清新之风气，这些人也想通过肃顺推动清政府加大重用汉人的力度。

肃顺素知曾国藩自己练兵、筹饷，但结果并不顺达，处处受到清廷的猜忌、牵制，直接影响到江南战事的进展，遂认识到只有放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方能筹到饷、练好兵。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向清政府进奏不愿意再以“客寄”身份继续带兵，“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42]”。其中反映了当时带兵、筹饷与地方政权之间不可分的内在关系。肃顺有意向咸丰帝保荐曾国藩及其集团成员，但其深知咸丰帝忌用汉族官员，更有满族权贵之阻遏，以致颇费周折，但其处心考虑，或让幕友举荐，或亲自奏保，终致曾国藩集团成势。

三

肃顺重用汉人、以汉制汉之策，不仅得到郑亲王、怡亲王的附和，而且开始得到咸丰帝的支持。

肃顺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倾心推服”，信而不疑。“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43]，他还向咸丰帝屡次“倡言重用汉臣”，使其逐渐认识到重用汉人对维系清王朝安危的重要性，从而任用曾、胡等汉族官僚“领兵握符”[44]。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说：“其才识，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45]

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55年4月13日），咸丰帝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代替在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时死于城中的湖北巡抚陶恩培，这一授命甚得肃顺的举荐之功。肃顺此举补救了咸丰帝撤销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之命的错误，从而成为日后湘军转败为胜的契机[46]。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5月6日），太平军再次攻破江南大营，接着进军常州、苏州，两江总督何桂清弃苏州城逃走，至此，清政府最大一支绿营部队被彻底打垮了。四月十九日（6月8日），咸丰帝撤去何桂清两江总督兼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之职，颁旨查办。同日赏前兵部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以江苏巡抚徐有壬兼署[47]。不久清廷获悉徐有壬已死，咸丰帝便接连催令曾国藩迅速东下，以次攻克苏、常，维持东南大局。起初，咸丰帝欲调湖北巡抚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肃顺借机进言：“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48]此时的清政府，除湘军之外已无它兵可调，形势的发展不容许咸丰帝摇摆不定，要维持清朝统治，就要利用湘军，而要调遣湘军，就必须给予曾国藩以地方督抚之实权。咸丰帝“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烈文在评论这一任命时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49]“不得已而用之”道出了咸丰帝难言之苦衷，而肃顺因势利导之功更显重要。六月，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等地军务，谕旨中称“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事权归一，责无旁贷”。《归庐谈往录》中称：“两江总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50]不久，咸丰帝以廷臣的奏请，相继颁旨令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人员及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使湘军将领握有地方实权，成为扭转时局转变的一件大事。八月二十五日（10月9日），湘军克复安庆，咸丰帝谕以曾国藩“调度有方”，颁旨加恩授太子太保衔[51]。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北逃热河后，谕令各地督抚进京勤王，“曾国藩曾疏请勤王，为朝旨所拒”，因为曾国藩正统帅湘军进攻太平军，如北上勤王，势必功亏一篑。朝廷两害相权才拒绝了曾国藩勤王之请。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前后变化之大，想必肃顺从中起了很大作用。时人亦言“当时所谓朝旨，固肃六所指挥也”[52]。

肃顺智救左宗棠，不仅为湘军培养了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也为清廷造就了一个栋梁能臣。湖南名士左宗棠（1812-1885）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供职时，大力整顿湖南吏治和财政，增加了赋税收入，使湖南成为供应湘军粮草兵员的重要基地。咸丰帝谕令将左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见。骆秉章以军事所需奏请将左宗棠继续留用湖南。从此，左宗棠开始得到咸丰帝的关注，得以膺任简拔。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克复武昌，奏陈左宗棠有济师、济饷之功，咸丰帝颁诏以兵部郎中用，旋即加四品卿衔。

左宗棠素有才华，但常恃才自傲，遂招致杀身之祸。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左宗棠将永州镇总兵樊燮以见面不跪有骄倨之罪革职。樊燮不服，遂勾结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对左宗棠早存忌恨，暗助樊燮，两人欲借樊燮案将左除去。官文为打击湘军势力，也对左宗棠加以弹劾，并召左宗棠至武昌，与樊燮对簿公堂。左宗棠如去，恐有去无回，如不去，亦难辞其咎。骆秉章上疏力争。朝廷下旨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闻知大惊，连忙将此消息辗转透露出去。他首先告诉其幕客高心夔，高又告诉王闿运，王再告知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郭嵩焘复请王闿运求援于肃顺，肃顺乃授以营救之术：“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唇（或齿）。”此时，胡林翼保举左宗棠的奏折《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也星夜呈到咸丰帝案前，内称左宗棠有大才，可大用，还说左宗棠之所以遭到诽谤，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因。咸丰帝果然询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咸丰帝从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53]左宗棠参革樊燮案，几乎招致杀身之祸，但最终因祸得福，不仅其死得免，而且名声大增。这场前后持续一年有余的官司，其间险情丛生，屡有波折，而肃顺遇事不惊，先授计于他人，后对咸丰帝启发诱导，内外营救，终使左宗棠逃脱死劫。肃顺政治斗争的高度灵巧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咸丰帝开始接受重用汉臣、以汉制汉的方针，用人上不分满汉，唯贤是尚，此均为肃顺匡辅之功。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1860年6月9日），曾国藩授命署理两江总督的第二天，以兵部郎中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54]。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诏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毛鸿宾实授湖南巡抚后上疏：“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55]后来左宗棠扶梓出关，平定新疆叛乱，毛鸿宾之前语果然应验。

正是由于肃顺的力荐，曾国藩集团众多成员方得以陆续重用。尤其是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肃顺借戊午科场案将柏葰处死后，更是尽力放手使用汉人。当年四月（1859年5月）清政府令湖北布政使罗遵殿迁福建巡抚，九月（10月）将罗遵殿调任浙江巡抚，十月二十六日（11月20日）赏授筹划抽厘有功、当时被革职的雷以为陕西按察使[56]。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之前一月，清政府已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大批保奏其部将、属吏与幕僚，每次少者三四名，多者八九名不等，几乎无不批准。有时所保举的人员违反成例，被清廷驳回，曾国藩就稍加修改，再次上奏，清政府只好照准;并应曾国藩的请求，在每年分发外省的新进士中，特为安徽一省增额16名，“他省不得援以为例”[57]。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1860年7月9日），咸丰帝谕令前任户部侍郎杜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58]。接着，咸丰帝又连续任命了一批汉人在各地督办团练。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命大理寺卿晏瑞书为江北督办团练大臣，在籍内阁学士庞钟璐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六月初五日（7月22日）以前任漕运总督邵灿为浙江督办团练大臣。六月十五日（8月1日）以候补内阁学士桑春荣为顺天直隶督办团练大臣。八月十二日（10月13日），胡林翼病势加剧，清政府以安徽巡抚李续宜暂署，以湘军将领一人而兼两省职权，尚属首次。

肃顺一方面重用曾国藩及其集团成员，另一方面对阻遏曾国藩集团发展的满族官员进行限制。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860年10月13日），副都统胜保奏请一人统筹南北军务，肃顺等指令其先将畿南一带堵剿，等直东交界肃清后，再候谕旨遵行[59]。九月初二日（10月15日），肃顺再次催令胜保迅速启程前赴大营剿办[60]。当月初七、二十日（10月20日、11月2日），肃顺接连两次指责胜保承办军务不力，最后警告若如此，则“恐不能当此重咎也”[61]。九月十七日（10月30日），清廷获悉胡林翼死讯，遂颁谕抚恤，“湖北巡抚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洁”，“在军营九年，赏罚严明，知人善任”，“军威丕振，所向克捷”，闻其死“实深悼惜”，著即照总督例赐恤，谥号文忠。“命人祀贤良祠，并使湖北暨本籍建立专祠，且赐公子子勋举人，一体会试”[62]。此时，适值肃顺以赞襄八大臣之名主持中枢政务之际，给予胡林翼的恩遇更胜于一般的汉人督抚。为体现对汉人的重用，遂于九月二十日（11月2日）召令湖北按察使、旗人裕麟来京，以候补按察使阎敬铭为湖北按察使。同月，四川总督骆秉章参劾四川布政使、旗人祥奎性情贪鄙，清廷颁旨予以革职，令曾国藩之密友刘蓉前去接任[63]。两相对比，足见肃顺对曾国藩集团之器重。

咸丰帝病死热河之前，肃顺向他许言曾国藩可寄予厚望。据薛福成《曾左二相封侯》中称：“曩闻粤寇之据金陵也，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谓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64]咸丰帝病死，肃顺等奉旨赞襄政务，“益重（曾）国藩”[65]。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清廷谕令毛鸿宾实授湖南巡抚，骆秉章补授四川总督。九月（10月）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刘坤一补授广东按察使。正是肃顺“主用湘军”，湘军更得发展。就在祺祥政变发生的当日—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赞襄政务大臣还接到了江南诸督抚发来的奏折：官文等奏请将隆阿、杨载福等加恩简放，曾国藩奏报鲍超一军追剿获胜并克复铅山县城，并请加赏阵亡将士；曾国藩专折奏请将鲍超补授提督实缺并懋赏其部署，署湖北巡抚李续宜奏陈统筹皖鄂全局且请准仍回安徽本任，曾国藩奏请酌派司道大员赴省城分任责成；巴栋阿、冯子材奏报迎剿镇城连胜并于沙城等处戒严[66]。不久，肃顺被处死，以上曾国藩集团成员的奖赏之事就由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接办了，实践了杀其人而不废“以汉制汉”之策。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861年11月8日），肃顺、载垣、端华等因与慈禧太后、奕䜣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失败，被下令处死，史称“祺祥政变”。肃顺被杀后，郭嵩焘、曾国藩等扼腕叹息。曾国藩“惨然曰：‘此冤狱也，自坏长城矣。’”[67]曾国藩深知京城之中能识大体之士除肃顺外，几无他人，恐清政府使用汉人的政策再有波折，如此不仅太平天国起义难以平定，自身亦有被人陷害之危。后来，慈禧太后等承继以汉制汉之策，才使曾国藩释然。王闿运曾撰写《祺祥故事》一文，为肃顺力辩其罪，称咸丰帝对湘军从最初的利用、限制转向大力使用，肃顺襄办之功最大，“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68]。从左宗棠得救、旋受重用到其他湘军将领先后受到提拔，“帷幄之谋，皆由肃顺主持之”[69]。故王闿运评论道：“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军书旁午时，庙谟广运时，皆肃顺一人之策，故能成中兴之功。”[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