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人曾国荃

文:张宏杰

导读:

如果曾国荃战败,其他部队必然也随之而败,湘军多年之精锐尽失,则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还真不好说。

曾国荃的“吉字营”在湘军中成军很晚,但却建功极速。

咸丰十年,湘军开始进攻重镇安庆,由曾国荃担任围城的主力。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当然是为了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闻讯当然非常振奋。在安庆一战中,他不负所望,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

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与陈玉成一起进行救援,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

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激战,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上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产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连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濠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湘军之所以能顶得住,除了双层壕墙之力外,还得益于主帅曾国荃性格之“坚忍”。曾国荃有一股异乎常人的蛮劲。无论形势多么危险,他都能咬牙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由于他的坚定指挥,湘军才能死守壕墙,寸步不退。

在这次战役中,曾国荃甚至亲身参与战斗:

“攻方急,一勇掷火包,线长未燃,被拾起掷回。时我濠内遍地火药,炮发轰燃一二处,守者皆溃,奔退十余丈,贼过濠者已七八人。统领曾观察国荃见事急,亲下斫贼数人倒地。溃卒见统领自战,枪炮复续。贼见不可攻,其逼胁为前队之众已尽,乃退。”

湘军向太平军扔的“火包”,类似后来的手榴弹,因为引线过长,落地未炸,被太平军又拾起扔回了壕内。恰好扔在壕内火药密集处,引燃火药,轰死不少守军。守军惊溃,退逃十余丈远。有七八名太平军抓住这个机会,冲过了壕沟。曾国荃一看军情紧急,亲自挥刀冲向太平军,斩倒数名敌人。向后奔逃的湘军看到主帅亲身冲锋,遂再度返身作战,这才堵住缺口。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象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文化墙

拿下安庆之后,湘军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

曾国藩仍然让曾国荃主攻,让多隆阿、鲍超、李继宜等其他人打援。所以他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第一路是曾国荃部直插南京城下,其他三路,西路一支,由多隆阿先攻下庐州,再向南京方向合围,东路一支,鲍超先攻下宁国,再进兵金陵,北路一支是已任安徽巡抚的李续宜突破阻碍攻向南京。

通过安庆之战,曾国荃名满天下。领到主攻金陵的任务后,他便雄心勃勃率领吉字营,循大江北岸一路摧城拔寨,斩将夺关,一直攻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

然而,曾国荃用兵太锐,进军太速。其他三路援兵或者被阻,或者出现意外,没有一路能跟得上来,一时之间形成了曾国荃一支孤军深入之势。

曾国藩大吃一惊,严令曾国荃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坚守休整待命。但曾国荃却全不管这一套。他急于复制安庆的辉煌,违抗军令一路向前猛攻。他认为曾国藩年纪已大,行军打仗没了早年的锐气。通过安庆这一战,他感觉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自作主张。所以他写回信说:

“诸军士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

于是他“随风直薄雨花台”,在雨花台扎下大营,围绕营盘挖好壕沟修好长墙之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李臣典、萧孚泗等几员心腹大将,到南京城外巡视一番,领略一下这座江南名城的风采,估计一下要挖多长的沟才能把它围起来。

这一走才发现大势不好。

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当初明太祖修这道城墙,前后修了21年。它周长96里,高度厚度都是全国其他城墙不能比的:城墙基础宽14米,最宽处达30米,高14-21米。城垣用巨大的条石砌基,用巨砖筑成,规模极其宏大。

曾国荃他们几个人在城外走了一整天,也没能周览金陵城墙的全貌。这一下曾国荃傻了眼。

修濠不能紧挨着城墙修,那相当于给城里守兵当了活靶子。要远远地画一个大圈把城围起来。安庆城墙不过“九里十八步”,他们修了七十里的长濠和长墙来围困。南京九十六里,还不得修七百里的长濠和高墙?那岂不是要和秦始皇一样修起一道长城?

他可没有秦始皇那样的人力。吉字营、贞字营合起来不过两万多人,撒在金陵城外,如同一把花椒面撒到锅里,根本看不到影,怎么可能像过去围吉安围安庆一样包围天京?他这才明白老兄所说“金陵城大贼众合围不易”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向蛮横不肯认输的他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

他写信给曾国藩说:“两日登大、小牛头山俯视,金陵地脉之大,我兵到此,渺若沧海之一粟,盖与围吉安、景镇、安庆迥乎两样规模,大约非三万、四万人不能尽合围耳。”

但事已至此,倔强自负的曾国荃也不肯轻易退兵,那岂不被天下军人耻笑?只有硬着头皮先挺下去,等着其他几路湘军到来。曾国荃于是命令将士加深壕沟,加高长墙,做自固计,围不住敌人,先把自己围结实了再说。

哪知其他几路各有各的难处,迟迟不能到来。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出师,忽然接到父丧之信,匆匆回家奔丧,这一路于是落空了。

鲍超则被太平军重兵阻于宁国,欲进不能。

至于多隆阿,在上次安庆之战之后,因为功高赏薄,已经心凉了。他私下里秘密联系官文,远走陕西,再也没有和曾国藩打过交道。西路也因此没有了。四路人马,其余三路都不能按期抵达,驻扎雨花台的吉字营,实际上成为孤军,形势一天比一天危险。

曾府三杰图(从左至右:曾国荃、曾国藩、曾纪泽)

屋漏偏逢连阴雨,更为料想不到的是,一场严重的瘟疫又突然袭来。

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霍乱病菌也随着外国船只悄悄地进入中国战区。从上海开始,在江南一带蔓延。

当时关于这场传染病的记载很多,比如《漏网喁鱼集》记:“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天国之秋》说:“霍乱病于一八六二年五月首度出现,这些病人先是出现痉挛,没有其他症状,然后开始呕吐。但接下来,来得又急又猛的腹泻危害最烈,使人拉得脸色苍白,全身虚脱,往往几小时后就身亡。”“疫情最烈时,租界里一天有多达三千人死于霍乱。”

这场瘟疫从上海逆长江向内陆扩散,通过湘军水师的补给线,传到了曾国荃的大营,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营房里,只要有一人得了病,便会立即扩散开去,早上看着还是好好的,晚上便僵卧不起。数年后,曾国藩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中回忆当时情景云:“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碚于途。”霍乱的流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烧火做饭。王定安《湘军记》称:“金陵围师亦苦疠疫。闰八月,疾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

事后统计,两万湘军中,约一万人得了传染病。

太平天国方面,自从打破江南大营以来,天京附近已经两年没见敌军。曾国荃突然进兵雨花台,令太平天国领导层十分惊心。正在上海作战的李秀成率军十余万,号称六十万,迅速回救天京。他们来到雨花台外,抓住曾国荃孤军暴露的机会,向曾国荃部发起了猛攻。

这场战役,看起来实在是凶多吉少:太平军人数战绝对优势,将曾国荃所部围之数匝,阻隔了其与外援湘军的联系。湘军不但人数不足二万,且疾病减员严重。太平军因为从上海附近回援,获得了大量西式武器,装备水平比湘军先进很多。曾国荃方面则是孤军冒进,不再象以前那样有围城之军与打援之军相配合,所以将领们都害怕重蹈江南江北大营的覆辙,建议突围。曾国藩更是极为担心,多次写信要求曾国荃马上撤军。“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撤围。”

但是曾国荃性格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霸蛮,此时蛮劲发作,谁的话也不听。“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

他凭借与太平军多次打交道的经验,说太平军向来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强。特别是他们在上海一带没遇到劲旅,没打过硬仗,属于骄兵。如果我们咬牙死守,能守得住。这段话确实道出了李秀成部太平军的弱点,说明曾国荃倒也并非一味蛮干,而是基于知已知彼做出的一种判断。他决定死抗到底,双方遂在雨花台一带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战。

太平军援军联营数百里,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曾国荃把那些患病的湘军留下来守账棚,能战的全部上前线,顽强死守,“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球、大炮烧贼无算。贼乃抵死不退,军士伤亡颇众”。 想复制安庆守壕战的辉煌。无奈湘军毕竟疾病减员太多,敌人人数过于悬殊,形势非昔日可比。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汇报军情说:“此次贼之布阵比安庆大三倍,洋枪则十百倍。”“目击枪炮打死之贼与火蛋烧死之贼极多,无如前者打死,后者继进,恃其洋枪、洋炮之多,且利负嵎之势,更番而来,我军已劳且惫矣。我军存者本不过七成,而病甚不能出力者尚有四成。只此三成略好之人,已昼夜劳苦半月,且守地段太长,又不能出濠猛打,竟是无可如何。”

曾国藩也在家书中向老家亲人汇报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扑。”李秀成部的洋枪枪炮杀伤力很强,曾国藩说:“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炮,打入营中。”

到了这个时刻,曾国荃终于开口承认自己错了,不应该孤军深入。他请曾国藩原谅他,更请求老兄急调救兵。“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大人原亮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如能有大军从后打来更好,否则设法添五六千人由大胜关入长濠内,守剿兼施,亦必能分作两三仗打退也。此实确有把握之言,百叩求兄作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

“务求”“百叩”“迅赐”“切勿”,从这些词汇可见曾国荃的焦急程度。

其实不待曾国荃请求,曾国藩已经四处发出调兵令。然而各路均军情紧急,无兵可调,曾国藩也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居然不顾自身安危,把自己的亲兵护卫四百人派了过来,但是这点人其实只能起到壮胆作用。

好在曾国荃过人的坚忍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无兵来援,他只能依靠自己,拼命苦战。他“昼夜不眠至五十馀日之久”,日日亲到前线巡营,查看形势,调度军队。有一天,曾国荃正在前线巡视,突“受炮子伤”,子弹从曾国荃的左唇打入,从左边脸穿出,如果再偏几厘米,曾国荃就没命了。曾国荃找块布裹好伤口,仍然继续巡营。“二十九日,公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可见他确实是一个猛人。

曾国荃的壕沟与营墙建得也非常扎实。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还回忆:“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木桩)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

李秀成大军围攻,整整十六天,居然始终不能攻破曾国荃的防线。洪秀全又调后来侍王李世贤助攻。“伪侍王初三四亦至,现在金陵之贼数近二十万。”战斗更加激烈。

面对敌军的增加,曾国荃的应对办法就是挖沟挖沟再挖沟,他命令军队在自己的长濠内,又挖了一道沟,准备万一外濠失守,退回内濠继续作战。

这道沟发挥了关键作用。十月二十五日以后,太平军开始改变策略,表面上攻势缓了下来,实际上却加紧猛挖地道。十一月三日,太平军挖好了两道地道,只听一声巨响,烟尘蔽天,湘军营墙被轰塌数十丈,太平军“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呼声动地”, 数千人冲入外墙。幸好曾国荃已经挖好内濠,修了第二道墙。湘军一面守住内濠,一外组织反冲锋,打了一天,终于把冲进来的太平军又打了回去。曾国荃在家书中汇报说:

“所幸先数日所做之内濠、内墙已成功,贼虽轰开头一层,我军尚克守住二层,而贼之人头一层者均已烧死,枪炮伤毙贼。自未正二刻起,已拼力堵住,至上灯时,贼乃退。我军并出一支在前濠外佯作包抄之势,贼乃大败。”

这场战斗是比三河战役还重要的,事关清方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的关键战斗。此时外围的鲍超等军也已经深受传染病之苦,战斗力大大下降。如果曾国荃战败,其他部队必然也随之而败,湘军多年之精锐尽失,则清王朝与太平天国谁兴谁亡还真不好说。

好在太平军一直没有湘军那样有坚定的意志力。特别是李秀成部,远没有陈玉成凶悍耐战。这一次战役双方相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天气已寒,太平军既无冬衣,正如曾国藩判断的那样,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曾国荃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但是湘军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湘军“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郭嵩焘亦认为此“极古今之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