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入曾幕|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微妙情谊

文 / 嘉非

引言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曾为师徒,可以说,正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与激励下,才有了李鸿章日后的名满天下、备受瞩目。二人从相遇、相识到相知、相交,有言传身教、有把酒言欢,却也有话不投机,互相“看不对眼”的时候。那么,这种微妙的情谊究竟缘何而起,两人之间的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发展呢?

在李鸿章的发迹史中,有曾国藩写下的重重一笔。这一笔看似直截了当,实则变化万千。

投靠老师,未受重用

李鸿章在安徽四年,虽然战功卓著,从正七品的编修升到了正四品的道员,但是安徽战事毫无转机,又被胜保猜忌,只能另谋出路。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其实,李鸿章来曾国藩大营的过程并不顺利。首先,他入曾国藩幕的背景是大哥李瀚章的推荐。李鸿章在江西不如意,去投奔大哥李瀚章。李瀚章此时正深得曾国藩器重,被任命为江西总粮台,负责筹粮工作。李瀚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李鸿章,李鸿章此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就来到了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关于李鸿章入曾国藩幕的说法,除了大哥李瀚章的推荐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他知道老师在江西督战,自己在安徽不如意,于是就想去投靠老师。本来,他想着老师一定会重用自己,结果,他在江西待了将近一个月老师都不见他。

这个时候在曾国藩幕府中有一位李鸿章的同年(陈鼐),李鸿章就托他去曾国藩那里打探虚实。陈鼐找到曾国藩说:“少荃(李鸿章字)想陪在老师左右历练历练。”曾老师也很会演戏。政治家一般都是好演员,当然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他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太小了,小河沟里容不下他这艘艨艟巨舰。他为什么不回京任职呢?”陈鼐说:“少荃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已不像当年那样意气用事了。老师试试如何?”曾国藩勉强答应了。

一切归零,磨砺性情

曾国藩对待李鸿章的态度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的交情非同寻常,是世交兼师生的关系,当年曾国藩还相当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按说此时他应该欣然接纳李鸿章并委以重任才对,为何连接受他在身边工作都如此勉强呢?曾老师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至少有两个:

一是李鸿章自视甚高,恃才自傲,需要打磨。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

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从此以后,李鸿章有了早起的习惯,再也不睡懒觉了。

我们知道,曾国藩早年以理学修身,讲究的是从生活细节入手养成良好的人格,以不吸烟、不妄言、静坐、早起、坚持写日记等等“修身十二条”自律。李鸿章在老师的调教下接受了这些看似寻常实际上很难坚持的习惯,终身受益。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野史中所谓:“盖文正素稔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确实如此。

二是曾国藩、李鸿章秉性相异。曾国藩为人非常厚道、朴实、原则性强,也喜欢朴实的人,因此在组建湘军的时候特别喜欢朴实的山民、农民;李鸿章则为人灵活,有时候点子很多显得油滑,有时候做事不讲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后面我们要讲到的“苏州杀降”事件就是明证。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和李鸿章组建的淮军的区别也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士兵。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级。湘军比较重内在的精神教育,打仗为道义、为传统、为国家;淮军则比较重外在的东西,对利益的追求更多一点。

另外,曾国藩对李鸿章还有一点隐隐的担忧。他和李鸿章都是被形势所迫,书生从戎,首先需要完成的就是从书生到武夫的“角色”转换。我们知道,书生温柔敦厚,武夫杀伐果断,从书生到武夫的“角色”转换是很艰难的。曾国藩自己经历过这种“转型”的痛苦。他自认为性格不适合带兵打仗,但是历史和国家利益把他送到了金戈铁马的战场,他不知道同为书生的李鸿章能否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这种转型。最起码,目前他在安徽的表现,曾老师还很不满意,他这四年并没闹出什么名堂。因此,他也有让李鸿章一切归零,从头做起的想法。

在入曾幕这件事上,老师显得不情愿,学生也很纠结。这是为何呢?

第一,李鸿章在一年前就得到按察使的头衔(非实质,副省长待遇),但是在老师的幕府中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僚,这让恃才自傲的李鸿章非常难受。

第二,李鸿章在安徽东挡西杀,好赖也是独当一面,现在曾国藩并未让他带兵打仗,因此他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

第三,曾国藩当时也不得志,没有督抚大权,只是以一个虚衔的侍郎在帮办军务,而且在江西“客寄虚悬”,举步维艰,也很难提携李鸿章。

上述因素导致李鸿章来到老师大营后消极怠工,不好好干,老师自然少不得敲打一番。当然,相对来说,在曾老师这里学的东西比其他地方多得多,这也许是李鸿章最大的安慰:“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找到老师,可算是找到了指路明灯。

经历磨合,渐入佳境

虽然在初入曾幕时,两人似乎还有不少隔阂,但后来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的关系变得亲近了许多,毕竟在心底里,曾国藩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他给李鸿章的冷遇更多的是为了培养磨砺他。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此以后就一直很好,中间还经历了很多的磨合和波折。在后面这段磨合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认识又深刻了许多。李鸿章的特点是有大局观,头脑灵活,点子比较多。后来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曾国藩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首先是“翁同书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其次是“北援筹议”事件。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下令让湘军悍将鲍超引兵北上,曾国藩召集幕僚商议此事。李鸿章坚决不同意让鲍超北上,他说北京沦陷是早晚的事,之后就是议和,鲍超北上无济于事,而且有可能被胜保借机收编。我们知道,李鸿章当时在安徽跟着胜保干过,胜保非常骄横,还怀疑李鸿章拥兵自重,和乱党勾结,实际上是一山不容二虎,妒贤嫉能。李鸿章太了解胜保了,所以建议不要让鲍超北上。后来果如李鸿章所料,很快北京就沦陷了,咸丰逃到热河,下了旨意,曾国藩不用派人勤王了。这件事让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因为李鸿章的大局观非常好,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

再次是“祁门困境”。曾国藩的部队在安徽打仗,来到祁门这个地方,曾国藩要在此扎营。李鸿章极力反对。他说祁门的地形就像在锅底,就是兵家所谓的绝地,不宜屯兵。结果“一根筋”曾国藩不听,李鸿章力争。曾国藩说:“你们要是害怕的话,可以自寻出路。”坚持在此安营。后来也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被太平军围困,差点做了俘虏。这件事让曾国藩看到李鸿章也很有军事眼光。

最后是“李元度事件”。曾国藩的老部下李元度没有守好城池,他要上书弹劾,还让李鸿章起草奏章,李鸿章坚决不干。他说:“第一,李元度和翁同书不一样,他是自己战友,对曾国藩不离不弃,坚定追随,弹劾这样的人容易让其他将士心寒;第二,李元度是个有血性的人,只是不懂得知人善用,他也相当有才识,但是不善于带兵。老师你既然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还让他带兵,这是你的过错呀。”结果曾国藩勃然大怒,李鸿章也拂袖而去,离开了曾国藩的大营。

李鸿章离开祁门以后不久,曾国藩就遭遇了祁门困境,被太平军围困,差点丢了命。后来他在胡林翼和曾国荃的劝说下离开祁门大营,移兵东流。这时候他才认识到李鸿章的见解是正确的,因此,又写信给李鸿章,让他回到自己身边。李鸿章从祁门离开后,本想另谋出路,但他的两位同学沈葆桢和郭嵩焘都劝李鸿章回到曾国藩身边。李鸿章放眼天下,觉得能成大事的也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了,于是他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以后,曾国藩更加器重李鸿章,他们之间的关系才算渐入佳境。

通过上面的这些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讲原则的人,李鸿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讲原则的人事事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讲义气的人事事从亲疏远近考虑问题。这个差异决定了曾、李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

不过李鸿章的据理力争也让曾国藩对他高看一眼。曾国藩的另一位弟子吴汝纶曾经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致命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意思是:曾国藩幕府出了这么多人才,但能直言抗争的只有李鸿章。不同意祁门驻兵和曾国藩争,不同意弹劾李元度还要和曾国藩争,可见李鸿章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甚至以个人的进退来争。曾国藩赏识的也是李鸿章这种有主见、坚持自己立场的性格。放眼大清帝国,敢于坚持自己见解毫不动摇的人太少了,尤其在国家多难、风雨飘摇的时候。

当然李鸿章也被老师的坦诚、真诚打动,所以终生信服老师的思想。其“忍”功和“挺”功两门绝活就是曾老师的真传。曾老师能忍,学生李鸿章更能忍。曾国藩早期以侍郎身份出来办团练,被绿营兵拔刀相向,后来在江西又饱受欺凌,但他忍下来了。曾老师能挺,学生李鸿章更能挺。李鸿章后来被国人嘲笑为“汉奸”、“卖国贼”,他依然能顶着这些骂名坚持工作;据说李鸿章得到过曾老师的“挺经”,因此从不气馁,再苦再累从不言退。

这一对师徒,撑起了晚清的半壁江山。

结语:

李鸿章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而曾国藩是个朴拙之人。一个绝顶聪明的“官二代”为何心甘情愿拜一个儒缓朴拙之人为师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曾国藩有足够大的格局,一方面是曾国藩有足够大的定力。有足够大的格局,才使得曾国藩和其他团练大臣不同,他要改造的是帝国的政治和军事,有极其远大的视野和胸襟。这种视野和胸襟打动、感染了很多人,聚合了众多志同道合者。有了这种格局,再加上有足够的定力,就能做到知行合一,就能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曾氏曾言,人生有精明有高明。李鸿章早期是精明之人,经过曾老师的刻意雕琢才成为高明之人。李鸿章之所以能笑傲晚清官场数十载,离不开曾老师的点拨与打磨。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政治家都是伟大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