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左宗棠交恶：才与位错配的悲剧

张集馨说左宗棠给他的信，“摸之有棱”（《道咸宦海见闻录》），此确是的论。左宗棠对人说话不客气，一则是他恢弘而自信的性格与气势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我以为是在战时状态中，军情火急，说事当越明确越好，委婉温和很可能误事。

请以左宗棠于同治四年致其同乡世谊郭嵩焘一封信为例，看他如何对于其有救命之恩的老朋友不客气。且录一段：

弟之到浙，除衢州一城，无不贼踞者。既挈全境还之朝廷，而灰烬之余，尚能上供大官，下济闽辖。闽当三空四尽之余，沥陈困敝情形一疏，字字确实，今尚能偿宿逋以佐新饷，天下事岂不以人哉？

公不自省责，而惟归咎于毛、瑞。使公处毛、瑞之地，吾窃料公所为亦无以远过毛、瑞也，才之不可强，而明之有弗逮也，人乎何尤？【《左宗棠全集.书信一（15）》 p.642 长沙：岳麓书社 2014.08 】

今日读这段文字，犹可想象左公辞色俱厉的样子。郭嵩焘接到这位“亲家大人”（郭家与左家结姻亲），估计肺都会气炸了。这哪像和老朋友说话，简直是训儿子的口气呀。

第一段文字左公叙述自己的功绩。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底受命督办浙江军务，第二年任命为浙江巡抚。他率军进入浙江时，只有衢州一城还在官军手中，其他所有城池如杭州、宁波，全部由太平军占据。而左宗棠很快收复了浙省全境，在战火之后，浙江做到了向朝廷输纳赋税，并接济福建。而当左宗棠进入福建后，福建被战争蹂躏得一塌糊涂，而今不但能偿还旧债，而且能筹集新的军饷，天下的事难道不是事在人为么？

然后左宗棠笔锋一转，开始指责郭嵩焘。他说郭嵩焘不反躬自省，而是一味地责怪别人，归咎于两广总督毛鸿宾和广州将军瑞麟。左宗棠反问郭嵩焘，如果你处在他俩的位置，我料想你的作为还超过不了毛、瑞二公。你的才能不比人家强，见识也不比人家高明，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这段文字表达了是赤裸裸的鄙视呀。左宗棠吹牛自然有本钱，他奉命以四品京堂之衔入湘军大营襄助曾国藩办理军务，紧接着独领一军，短短的三年内，升到一品官闽浙总督。他的快速擢升固然有清廷想在湘军内部培养另一个大佬与曾氏兄弟抗衡的盘算，但主要是靠无可置疑的战功。

天京失陷后，太平军余部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丛林里做困兽之斗，被左宗棠等人步步进剿，大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跑到粤东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与福建山水相连，语言相通。朝廷下旨让左宗棠节制粤东军务。大军进入到粤东，后勤则要由当地官府承担。郭嵩焘则强调各种困难，不大能配合左公的军事行动。

即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当时左宗棠的部队从福建入广东作战，已经收复了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蕉岭县），左宗棠在给儿子左孝威的家信中流露出对郭嵩焘深深的不满：

江西各边兵力甚厚，刘岘庄（案：即刘坤一）中秋前后履新（案：指刘坤一任江西巡抚），必能布置也。郭叔（案：郭嵩焘是左孝威叔父辈）如何布置情形未见一字，昨克镇平，亦未见，亦未见粤东一卒一骑相助，不知其何说也。【《左宗棠全集.家书 诗文（13）》 p.94 长沙：岳麓书社 2014.08 】

指责郭嵩焘的那封信是回信，左宗棠一一驳斥郭嵩焘来信所强调的客观困难。信一开头就说：

此时诉屈诉穷，亦可不必，且大家计议，将贼事了却，何如？所急欲商者，鲍军食米、潮州炮船两事，请以明、恕二字决之。

左宗棠在信中将广东巡抚郭嵩焘和江西巡抚刘坤一做对比。他说江西负责鲍军（即湘军悍将鲍超的军队）的饷银，毫无推诿之词。而军队入广东帮助你们剿贼，让你负担粮食和弹药，你就这样推三阻四，有这样的道理吗？

作为一省的巡抚，郭嵩焘不能配合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是二人决裂的根本原因。为了朝廷剿灭太平军剩余势力的大局，左只能置私人情谊于不顾，参劾郭嵩焘，让他把位置腾出来给能办事的人。

今人对郭嵩焘评价很高。他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是近代外交的开拓者之一，他对世界和洋务的认识超过同时代大多数士大夫。他的这种才能未能得到充分的是施展，诚如他自己所言，“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

“世须才，才亦须世”，郭嵩焘挽左宗棠这句上联，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贴切。一个人的才华要有能展示的时代，需要能匹配的位置。郭有见识，但一个人的见识要在现实里落地，需很多条件，而这个人的执行能力如何，尤其重要。郭嵩焘的才能并不适合领兵、治民、察吏，遇到大事，他没有力排众议、当机立断的主见与决然。他署理广东巡抚，成为一省之封疆大吏，对其才具和性格而言，是一种错配。

郭嵩焘和左宗棠由旧友、姻亲反目成仇，根源就在此。湘阴县文庙生灵芝应在郭家还是左家的争执，只是两人决裂缘由的一种戏剧化的“佐料”。

对郭的长处和缺陷，他年少时在岳麓书院结交的老大哥、其一生所服膺的曾国藩看得非常清楚。

同治元年(1862 年)三月 ，应江苏绅士之请，曾国藩委派李鸿章独领一军开到上海。该月十五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藩，商请以郭嵩焘担任江海关道，帮他筹集钱财，信中称：

当世所识英豪 ，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将来可否奏署此缺， ……更请吾师手函敦促筠公 ，速来救我。【《李文忠公全书 朋僚函稿》（卷一）】 p.11

李鸿章与郭嵩焘是会试同年，交情甚笃，郭嵩焘在晚年一再说李鸿章待他最好。李鸿章看到了郭嵩焘对洋务和时局见识非凡，刚到上海了独当一面，希望能找好友郭嵩焘负责上海最重要的钱财来源——海关。曾国藩对郭嵩焘的认识比他深刻，在当月二十四日回信说：

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若任以沪关，决不相宜。阁下若挚爱迫求 ，或仿篪仙之例 ，奏以道员归苏提补，而先署苏臬。得清闲之缺以安其身，收切磋之益，庶几进退裕如。…….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将来多半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曾文正公全集（卷十八）》 p269】

这话说得很到位。在曾国藩眼里，郭嵩焘“芬芳悱恻”，多愁善感，有诗人气质，写诗为文尚可。若让他去办事，他耐不得烦，不如给他找个清闲的差使养起来，平时切磋切磋，给你当当参谋。如果让他去负责海关，将来耽误郭嵩焘本人，更误了公事。曾国藩只差把话挑明，那样你们将来连朋友也做不成。

郭办事能力不行，是当时熟悉他的人一种共识。三弟郭崙焘（志城）五十岁生日时，郭嵩焘在送给郭仑焘的寿序中说：

往胡文忠公（即胡林翼）论吾兄弟之才，以谓意城（即其二弟郭崑焘）视吾优矣，志城又益优。尝笑曰：“君家兄弟，后来累而上，若汲长孺之积薪也。”【《郭嵩焘全集.集部三》 p.448】

胡林翼此语中所言的“才”是指处世办事的才能，而非写文章。湘军出省作战，主持东征局，对湘军后勤保证出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即是郭嵩焘的二弟郭崑焘。

郭嵩焘在咸丰初年丁忧在籍时，和左宗棠都做过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骆秉章晚年在四川总督任上（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在致朱学勤信中如此评价郭嵩焘：

粤东所办之事皆细候主持。弟前在湘南曾延请细候入幕，不特奏章不合体裁，即拟一示稿亦不能用，是以请其往宝庆府劝捐。昨与胡小遂星使谈及，亦言在江西见其所办文案笔墨殊不清楚，此非弟一人之私言。

“细侯”乃以后汉人郭伋指代郭嵩焘，当时官员通信中经常如此笔法，如以左太冲（左思）指代左宗棠。大概是朱学勤（修伯）在信中询问过湖南的人才，骆秉章贬了一通郭嵩焘后，对其他几位湖南人评价甚高：

承询湖南人材，据弟所见，如彭玉麟、刘坤一、席宝田、杨昌濬、刘典，均可独当一面，然求如左季翁者，实不多得也。

在骆秉章心目中，这几个湘籍人物都是独当一面的人才——这是封疆大吏的标准，而想找到左宗棠那样的大才，就太难了。骆秉章写这封信时，其家乡广东花县的族人与邓姓人才争坟山而巡抚郭嵩焘根本不给骆家的面子（尽管骆秉章写信疏通），结怨于郭，故贬损过甚。但郭嵩焘不能独当一面应该是大致不差的事实。

黄濬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收录了两篇文章《左宗棠郭嵩焘关系始末》《左宗棠郭嵩焘续编》，分析了左、郭二人反目经过，较为详细。郭嵩焘晚年在《玉池老人自叙》中犹然不能忘怀者，是左宗棠忘恩负义，上书弹劾他夺其巡抚之位，而授予自己的小老弟蒋益澧。他在与多年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丁日昌信中，一再为自己辩白，强调在潮州一带筹饷的客观困难，而左宗棠好大喜功，不分青红皂白归罪于他办事不力。其于《自叙》中言：

某公（指左宗棠）知潮州厘捐之少，而不知潮州开办之独迟。张寿荃（潮州道道员）固言，潮州绅民，可以顺道，而不可强制。但邀允准，陆续犹可增加。贼势方急，而与绅民相持，此危道也。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诡变陵跞之气，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区区一官，攘以与人无足校也，穷极诞诬以求必遂其志，而使无以自申，而后朋友之义以绝。

为军队后勤供养，当然会有困难，没有困难还需要打什么仗？作为统帅的左宗棠，才不管你强调什么潮州办厘捐较迟、潮汕地区民风强悍等原因，他只要结果。如果你办不了这样的事，那换一个人来办。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左公办事，与郭嵩焘风格大不一样，贬之者说其跋扈专断，褒之者则认为是敢担当，有魄力。他才不会瞻前顾后，为办大事需要得罪人那就毫不迟疑地得罪人，哪怕曾是自己的恩人。

丁日昌替郭嵩焘辩护，原因之一是他是曾、左的人，原因之二乃潮州是丁日昌的家乡，对潮州父老来说，郭嵩焘是仁厚的好官。

郭嵩焘在《自叙》中说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同治中兴”三大重臣的功业都和他大有关联。曾国藩在咸丰二年丁忧时，是郭嵩焘跑到湘乡荷叶塘，劝曾国藩出山操办团练；又是他劝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左氏功业由此而起；樊燮京控左宗棠劣幕把持，左几乎性命不测，郭嵩焘运动潘祖荫上疏为左鸣不平；入值南书房时，咸丰帝询问左宗棠，郭嵩焘大力赞扬左的才华；曾国藩大营在皖南祁门时，危机四伏，李鸿章不愿意为曾国藩草拟弹劾李元度的奏稿，愤然想离开曾国藩去做地方官，郭嵩焘取信劝解道：“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为此，郭公自得地说：

三人者，中兴之元辅也，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亦一奇也。（卷15 p.758）

郭嵩焘眼光不错，分析事情亦精准，但他自己去做，大概率是做不好。他在僧格林沁帐下效力，僧王不满意；署理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毛鸿宾及继任者瑞麟闹得不可开交；奉命出使英、法时，耳根子软，听从朱孙贻的推荐，同意刘鸿锡做副使，最后两人相互拆台，成为寇雠。

后世人对郭嵩焘评价很高，除了他敢于万里出使之外，主要是因为他能理性地、客观地看待西方的文明与制度，并向中国人予以介绍，他愿意以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去和洋人打交道。但这只是办外交的一部分——当然认识是最重要的。若遇到棘手的外交纠纷，譬如像曾纪泽那样去沙俄首都谈判，虎口夺食争回伊犁，我以为郭公未必能做得多好。

“著述之才”，他大哥曾国藩对其定位很准。但骄傲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有些事非其所长，自己去做会卖力不讨好，误己又误人。

光绪十年，年已七十三岁的左宗棠由陕甘总督调任福建前线督师，顺道回长沙。估计也觉得当年对郭嵩焘做得太过分了，清晨衣冠齐全，去郭嵩焘家叩门拜访，郭不得已开门请左进门。“文襄顿首，称老哥，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谢。筠仙为留一饭而别，竟不答拜。”【《花随人圣庵摭忆（上）》P.149】郭嵩焘至死也不原谅左宗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