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角色、历程与特点

作者：刘鸿武 邓荣秀

内容提要
在“国际亲善”的名义下，皇室一直是日本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天皇不再具有实权，而成为国家的象征。以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也因此成为日本政府特殊的外交工具。在国内与国际局势的影响下，日本皇室积极开拓对非外交，且经历了三个阶段。日本皇室对非外交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涉及国家逐步增多，外交手段也日益多样化。此过程中，皇室外交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一，皇室对非外交在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的同时，也独具个人特色；其二，皇室对非外交更注重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并不涉及具体的外交利益；其三，皇室外交因其成员的世袭性特点而有着更好的连续性，更加契合非洲的政治环境。从研究层面上看，今后我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关系中象征性人物所起作用的研究，以便加深对国家间交往模式的了解。从外交层面上看，应充分了解民心相通是一个长期性的行为，可以在中非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打造专属名片，以便中国形象的提升。
近年来，在对非洲外交问题的研究中，日本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２０００年以来涉及日本对非洲外交问题的期刊文献不论是发文数量还是引证次数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国内有关日本对非洲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梳理日本对非外交的历史，并对其成效进行分析；第二，以政府开发援助等议题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日本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第三，也有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日本对非洲国家的公共外交。然而，作为非洲外交问题中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针对日非关系的研究目前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以较为宏观的视角为切入点，鲜有针对日本某一参与主体的深入分析。
二战后，日本皇室在其政府结构中一直是较为特殊的存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天皇及其他皇室都享有高级别礼遇，但均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学界对日本皇室的研究大多是探讨皇室在日本国内和对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例如日本学者大多是通过梳理日本天皇与日本帝国宪法、二战战争责任、日本国宪法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关系，来探讨二战前后日本皇室，尤其是天皇与日本政治之间的关联。欧美学者主要是从日本皇室的地位、宫内厅在日本皇室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民众对皇室的评价、皇室的继承人以及日本皇室与欧洲王室的比较，来分析日本皇室制度仍存在的原因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国内学者对日本皇室研究的重点是对日本皇室的历史、天皇“现人神”地位的确定以及其对外交往的情况等。在外交领域，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皇室仅存在一定的象征性作用。不过，对于日本皇室外交与其政府外交间的关联、特点以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均鲜有讨论。以此为背景，笔者选取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活动作为案例，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盲点，以增益相关研究。
1：作为日本政府特殊外交手段的皇室外交
日本的皇室成员一直在该国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仅以非洲为例，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日本皇室便与当时非洲的独立主权国家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日本皇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积极参与到了该国与非洲的交往中。
为了与一般的政府外交行为相区别，日本皇室的外交行为一般被称为“国际亲善”。所谓的“国际亲善”是指以天皇和其他皇族成员为主体进行的各类外事活动，包括对外出访、接待来访者、与外国元首互致书信、互通电话等，通过最高层的交往以达到相互理解、彼此亲善的目的。其中，天皇接受外国大使的信任状捧呈式和对访日者的接见属于“宫中公务”。
为了保障国际亲善行为的顺利开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针对皇室外交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机制。１８８９年，日本颁布了皇家典范。该法律确立了皇室自律的原则，即政府无权管辖皇室事务。１９０８年，日本根据“皇室令”设置了宫内省，负责处理与皇室相关的一切事务。依照皇室自律原则，宫内省也得到了独立于其他政府机构的地位，即“宫中”与“府中”互相独立，保障了皇室外交相对于其他外交行为的独立性。宫内厅中负责皇室对外行为的部门主要有长官官房、式部职、东宫职和侍从职。其中，长官官房的秘书科负责公文的发送与接收、文书的审查和递交等，包括外国大使向日本天皇递交的国书。在天皇和皇后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出访时，侍从职、东宫职和长官官房下的宫务科需要安排随行人员一同出行。式部职主要负责皇室外交行为的日程安排等工作。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宫内省除了长官官房外，还有２局２职８寮，１３个外局和１个地方机构等２６个机构。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１９４７年日本国宪法的实施，日本皇室外交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国宪法实施后，日本皇室的外交行为已经完全被至于该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然而，与日本政府掌握的其他外交手段相比，皇室外交却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一方面，日本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皇虽然失去了“现人神”的地位，但日本国宪法依旧称天皇为日本以及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受到百姓的尊敬与爱戴。在外交上，天皇也被认为是日本的国家元首。日本驻各国大使的名单需要经由天皇审批。日本各驻外大使馆入口处摆放的是日本皇室家徽接待室内挂的则是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首脑相比，天皇与其他皇室成员却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责；同时，天皇只能行使日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进行如授予荣誉称号、接受外国大使及公使和举行仪式等礼节性的活动。此外，只有在日本政府安排的情况下，皇室成员才可以承担一些国务，如１９５３年当时的明仁皇太子（即现在的平成天皇）赴英国参加伊丽莎白二世的继位典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非洲国家的皇室外交与一般的政府外交相比体现出了明显的特殊之处，并发挥了独有的影响。日本皇室作为该国政府和国民和平、友善的象征积极参与到与外部的交往中。
2：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一）第一阶段（１９４５～１９８０年）：边缘化的皇室对非外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皇室将欧美与亚洲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主要关注对象。１９５２年明仁举行成年式并被立为皇太子，次年便开始“代父出访”。他借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仪式的机会，在１９５３年３～１０月的半年中访问了欧洲１４国。随后，明仁皇太子还于１９６０年９月借参加日美建交百年庆典的机会代父访问了美国，缓和了当时因《日美新安保条约》而日益紧张的日美关系。昭和天皇和皇后还于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５年分别访问了欧洲七国和美国，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在亚洲方面，明仁皇太子夫妇在１９６２～１９７０年中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通过对相关国家的访问，日本皇室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作为二战战争策源地的不利形象，为战后日本的发展创造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非洲方向上，巩固发展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成为日本皇室外交的主要工作。日本与埃塞俄比亚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便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其中，埃塞俄比亚１９３１年颁布的《埃塞俄比亚宪法》便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两国贸易额在１９３５年已达１０００万日元（约合２９０万美元），占埃塞俄比亚进口总额的３２．２％。塞拉西皇帝还曾特批１６０万英亩的土地给日本人开办工厂和建立棉花种植基地。然而，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意－埃战争的爆发与随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使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被迫中断。
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随后，日本与埃塞俄比亚在１９５５年恢复了外交关系。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对日本进行了访问，成为日本恢复主权后首位造访该国的国宾，受到了日本皇室高规格的接待。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埃塞俄比亚的皇太子阿斯法·沃森及其王妃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并与天皇和皇后为首的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两国刚恢复的外交关系，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埃塞俄比亚皇室的友谊，１９６０年明仁皇太子及其太子妃美智子（即现今的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在访问伊朗、印度和尼泊尔的途中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为期４天的回访。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皇室成员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１９７０年日本大阪世博会期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与皇太子先后访问了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待。
相较于埃塞俄比亚，日本皇室对非洲其他国家的关注则明显不足。例如，非洲共有１２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大阪世博会，其中中非共和国与毛里求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不过，天皇没有对除埃塞俄比亚外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接待。在对外出访方面，也只有崇仁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及王妃于１９７５年在访问了英法两国后，对埃及进行了短期访问。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中日本皇室外交的重点在于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洲和亚洲）改变自己战争策源地与战败国形象。相比之下，由于非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到日本的直接侵略，民众对日本不存在普遍的负面印象，加之非洲很多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的民族解放，日本皇室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较低，关注点仅集中于埃塞俄比亚一国。然而，即使是对最为重视的埃塞俄比亚，日本皇室外交也展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埃塞俄比亚皇室首先对日本进行了访问，随后又数次到访该国，而日本皇室在同一时期仅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次非专程性质的回访。
与此同时，日本同样也不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外交的重要对象。在１９４５～１９８０年这３５年中，除埃塞俄比亚外的非洲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日本仅进行了１８次正式访问与３次非正式访问，年均不足一次。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访问中，仅有１９７１年４月扎伊尔总统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冈比亚总统对日本的访问较为具有实质性内容。其中，扎伊尔决定与日本在铁路建设、铜矿开发、石油勘探领域开展合作；而冈比亚则要求日本为该国的渔业发展提供援助。相比之下，其余的对日访问均未达成任何合作协议。
（二）第二阶段（１９８３～２００５年）：发展中的皇室对非外交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出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经济权益、提升政治大国地位和增进自身软实力等目的，日本开始加强对非洲大陆的关注。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外向型经济大国，其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世界市场所提供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而非洲作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与日俱增的大陆，强化在非外交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日本的经济安全。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日本改变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要求日益迫切。其典型表现便是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当时非洲共有５３个国家，堪称联合国的“票仓”。日本深知自己要“入常”，国家数众多的非洲大陆的态度至关重要。随着１９９１年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非洲在欧美国家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更给了日本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随着日本在外交上给予非洲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日本对非皇室外交迅速活跃起来。１９８３年明仁皇太子访问了肯尼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三国。这不仅是日本皇太子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也是日本皇室成员对非洲大陆的首次专访。１９８４年，明仁皇太子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扎伊尔（即现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内加尔两国。德仁皇太子与宪仁亲王还分别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９年先后三次访问摩洛哥。此外日本皇室成员还对科特迪瓦、加纳、突尼斯、埃及、赞比亚与肯尼亚等国进行了多次访问。
与上一阶段相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出访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访问的地域不仅局限于某一国家，而是涉及非洲的各个地区。第二，访问的形式由过境访问改为专访，且访问的时间变长，不再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１９８３年与１９８４年明仁皇太子对非洲五国的访问均持续了近半个月。第三，在对出访国的选择上，日本皇室也多选择有一定政治影响力且与日本存在广阔经济合作潜力的国家。
此外，在日本着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同时，非洲国家也日益表现出与日本接近的需要。受制于普遍动荡的国内政局与薄弱的经济基础，非洲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环境。而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有经济实力支援非洲的发展。１９７５～１９８４年间，日本对非投资额增长了近１０倍；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十年中，日本对非政府援助额也迅速增加。１９８９年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的投入占其总额的１５．３％，达１０．４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以坦桑尼亚为代表的很多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积极接近日本。针对日本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２００４年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和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访问日本时均表示支持，同时姆卡帕还指出自己将劝说其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非洲国家对日本外交态度的改变也给了日本皇室在对非外交中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
以１９８１年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访问日本为标志，非洲政要访日频率明显提高。日本皇室也对非洲政要进行了积极的接待。而１９８９年裕仁天皇丧礼是这一阶段中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高潮。非洲共有１１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裕仁天皇的葬礼，其中７个国家是总统亲自出席。通过此次“葬礼外交”，新继位的明仁天皇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起了个人友谊，成功拉近了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为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自１９９３年开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也是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重要表现舞台。其中在１９９８年，日本皇室借日本举办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机接待了１２位非洲国家总统或总理。从这之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来访人员的接待高峰都发生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举办期间，如２００３年接待的非洲国家元首数量为１８位。日本皇室还通过参加日本举办的各类国际性活动来拉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如在２００５年日本举办的爱知世博会期间，日本政府邀请非洲２９国参加此次博览会。明仁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参观了非洲国家的所有展馆并积极与非方人员进行互动。
此外有必要进行单独说明的是，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１年日本皇室曾高规格接待了时任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和塔博·姆贝基。明仁天皇在两次致辞中均回顾了日本与南非的交往历史，对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推行民主和平改革表示祝贺同时指出文化、体育方面与政治、经济一道均能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日本明仁天皇在１９８９年即位后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６年时间里，在接待非洲国家政要的晚宴上，仅发表过５次讲话，其中有两次均是在南非总统访问日本期间。通过这种“特殊待遇”，日本强调了南非在该国对非外交中的“基轴”作用。
（三）第三阶段（２００６～至今）：调整中的皇室对非外交
２００５年“入常”的失败极大触动了日本外交界，相比于同一时期迅速发展的中非关系，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同一时期，日本媒体也指责日本政府对非外交的“功利性”与短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造适用于日本的对非长期战略，并实现日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日本各界思考的问题。２００６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以“为什么是非洲”为主题对日非关系进行首次专题性论述。同时，日本也逐渐明确了非洲国家在该国外交格局中的定位。在２００６与２００７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归纳了对非洲国家外交的三个侧重点：一是为非洲问题的解决贡献日本力量；二是通过强化与非洲５３国的关系来巩固自身的外交基础；三是寻求与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巨大的非洲各国发展中长期经济关系。
以此为背景，日本皇室进一步提升了对非洲外交的关注度。２００６年后，德仁皇太子、文仁亲王、宪仁亲王和王妃相继出访非洲各国。其中，在２０１０年３月德仁皇太子对加纳、肯尼亚两国的访问中，皇太子就非洲的日语教育、全球气候变化、非洲传染病防控、农业发展与减贫等问题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度交流，并指出希望日本对肯尼亚的援助能够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国家的发展。这不仅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皇室形象，而且也丰富了皇室外交的内涵。在讲话中，皇太子引用谚语“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却可相逢”来诠释日本与非洲国家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意义，引起了当地民众的热烈反响。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皇太子还借参加曼德拉葬礼之机对南非进行了访问。此外,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文仁亲王及王妃以建交５０周年为契机对乌干达、赞比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文仁亲王参观了乌干达企业，并与日本在乌技术人员以及有过赴日学习经历的乌方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他表示，民与民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深化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在接待非洲国家政要来访方面，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依旧是日本皇室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平台。例如，在２００８年的第四届会议期间，日本皇室共接待了２９位非洲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２５国是总统。２０１３年第五届会议期间，日本皇室接待了２５位非洲国家主要领导人，其中２１位是总统或首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对外宾的接待方式更为多样化。在２０１３年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日本皇室通过宫中茶会对非洲来宾进行了接待。宫中茶会相较于正式会谈较为轻松，更有助于日本皇室与非洲政要间个人友谊的建立。在对非外交的参与人员上，天皇的活跃度有所降低。２００８年第四届会议期间，天皇并没有与来宾进行会谈，只是参加了相关的仪式性活动。不过其他皇室成员对外交的参与度则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例如，在２００８年Ｇ８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中，皇后美智子曾单独与尼日利亚总统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进行了会谈。种种迹象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皇室也在日本对非洲国家的外交中寻找着新的定位。
3：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特点
通过对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研究，笔者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在深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对非洲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是驱动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主要动力。不过，皇室成员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出访虽然都具有外交意义，但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个人成分。这使得相较于政府官员，皇室成员在出访中有更多机会展示个人的特点。例如，文仁亲王是日本著名的动物学家，专长于鸟类、两栖类及鲶鱼研究，是现任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ＷＷＦ）日本分会名誉总裁。在这种背景下，文仁亲王对非外交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动植物保护领域。文仁亲王曾四次到访非洲，其中有两次是专门为了动植物的保护调研而去的。例如１９９０年４月文仁亲王在英国修学期间曾赴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动植物自然保护区进行调研；为了跟进对马达加斯加生物多样性和灭绝鸟类问题的研究，文仁亲王带着自己的女儿内亲王真子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再次赴马达加斯加进行实地考察。宪仁亲王王妃久子则一直致力于日本足球事业的发展，担任日本足球协会名誉总裁，被称为“皇室中的足球代言人”。２０１０年王妃久子亲赴南非观看世界杯，为日本足球队加油。这种富有个人特色的外交行动无疑为日本对非外交增添了闪光点。
第二，相较于日本政府较强目的性的对非外交，日本皇室往往并不涉及具体的外交利益，其重点在于发展与目标国的友谊。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访问非洲都带有具体的外交任务，并为实现该任务而与非洲国家的政要进行重点会晤,以期短时间内达到显著的效果。例如２００１年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非洲三国（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２００６年小泉纯一郎访问加纳、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都是日本“实用主义”外交的具体体现，即经济上着眼能源，政治上争取“入常”，外交上意在牵制中国。其中，森喜朗访非期间与非洲国家讨论的重点是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并就这一问题与肯尼亚政要达成共识。
相较于日本政府对非外交，皇室的这种不以明确利益为导向的外交形式,赋予了其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影响。与日本政府“政经挂嘴边”的传统外交相比，日本皇室对非外交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公共外交”。时空上的接近容易使交往的双方产生亲近感，日本皇室在出访非洲时十分重视与非洲民众间的互动，经常对工厂、学校和医院等进行访问。此种交往既改变了非洲民众对日本皇室的“高冷”印象同时日本皇室成员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和亲民的态度也赢得了非洲民众的好感。这对于增强日本对非的软实力外交具有重要意义。例如２０１０年德仁皇太子在访问加纳和肯尼亚时与当地民众的密切交流；２０１４年文仁亲王访问乌干达期间，深入乌干达企业，与技术人员面对面交谈等。
第三，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通过与非洲政要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体现出了更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总体上看，日本首相的任期较短。自１９４５年币原喜重郎任日本首相开始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安倍晋三当选第９８任首相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内阁共经历了５５任首相,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中，日本甚至出现了“十年九相”的情况，首相任期最短仅为６４天。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地位并不稳固的首相难以对偏远的非洲地区给予足够的关注。迟至２００１年，日本在任首相才实现了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就意识到了非洲国家在其外交中的重要性，但政府首脑的频繁更迭却使得该国难以维持连续的对非外交政策，更无法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起密切联系。
相比之下，日本天皇与其他皇室成员均为世袭制，人员更替十分缓慢。且皇室的主要成员，如明仁皇太子、德仁皇太子、宪仁亲王和文仁亲王均到访过非洲，这使得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由于强人政治的盛行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加之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非洲国家领导人普遍存在长期执政现象。例如朱利叶斯·尼雷尔担任坦桑尼亚总统２３年，蒙博托担任扎伊尔总统３２年，约韦里·穆塞维尼自１９８６年来担任乌干达总统至今，而奥比昂·恩圭马也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一直任赤道几内亚总统。以世袭制为基础的皇室外交相较于政府外交更能适应非洲国家特殊的政治环境。通过与非洲各国政要建立起长期的个人友谊，日本的皇室外交成为了该国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国对非外交政策连续性差的短板。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皇室对非外交的特殊影响时也不应忽视其暴露出的问题。一方面，从皇室外交自身的角度上看，日本对非外交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二战后到２０１５年，日本在任天皇从未踏上非洲土地，日本皇室成员对非的访问次数也只有１５次，且大多数访问也并非专访。介于日本皇室与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可以看出日本近年来虽然频频在非洲发动外交攻势，但从整体上看非洲在日本外交格局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从非洲国家的角度看，日本的皇室外交固然对推动日非关系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其有效性仍值得怀疑。至少从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５年两次“入常”的结果看，日本皇室对非外交远未达到影响非洲国家对日外交决策的程度。
启 示
虽然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在成效上较为有限，但作为国际关系中较为特殊的案例仍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内容。笔者认为，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两点启示：
第一，研究重要人物在外交中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是自丘吉尔在１９５０年使用“峰会”一词来指称东西方首脑会议后，针对首脑外交的研究进一步升温。不过，在这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弊端是将“重要人物”一词的界定局限于掌握政治权力，部长级及其以上的政要成为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例如在针对日本首脑外交的研究中，学者均将研究重点定为作为内阁最高首脑的首相，而不是法理上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它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民众作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参与者，影响他们对外交感知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外交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才成为了近几年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对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研究，揭示了现有研究的一个盲点，即将部分人物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工具，进而为本国的外交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对相关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国家间交往模式的了解。
第二，本研究对中国对非人文交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日本为了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积极将皇室成员打造成本国与非洲民众间沟通的桥梁，对自身在非洲软实力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培育。相比之下，中国与非洲间的人文交流尚处于探索阶段。２０１７年建立的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首次尝试与非洲国家在该领域进行机制化的合作。笔者认为，日本皇室外交对于中非人文交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民心相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唯有通过长期投入才能取得实质性效果。第二，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可考虑打造几张人性化、个性化的“魅力名片”。这对于改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声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