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一位五十岁的清朝知识分子开始更新认知

1890年1月，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从上海登船前去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旋即作古。

按清廷的划定，出访列国大臣有写日志的义务，须将国外所见具体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访日志。

这些日志，展示了一位“尺度洋务派”的认知，是若何发生改变的。

一、亲至欧洲，终于信了郭嵩焘的话

薛福成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是一位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重视薛，薛也很信服曾国藩。在思惟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很显着的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般，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平常的乐趣。

曾国藩作古后，薛被李鸿章兜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主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4年，薛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正式进入宦海。次年，薛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扶植的定见书《筹洋刍议》。这份定见书让他名噪一时，成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对本身定见书里的看法，并不十分自信，感觉只是“一时之私论……十未得一二”，只是一种小我定见，十分内容里或许只有一两分是正确的。这种不自信，与他从未直接接触过近代文明，对“洋务”的认识满是间接而来，有很大的关系。故此，薛很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89年，薛福成终于获得了出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尺度洋务派，观点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二十年前，郭嵩焘出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俗之美”，遭到了清廷朝野清议之士的倾轧指摘，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对郭的谈吐有所质疑，“稍讶其言之过当”，感觉他的话有些过于夸张。为此还去扣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随郭嵩焘一同出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定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焘的谈吐没错，但薛仍持一种保守的猜忌立场。

这种猜忌，在薛亲自来到欧洲后，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志中写道：

“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昔时之言并非夸张。好比，他在欧洲见到了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与鲜见于清朝的女子教育，甚至连残疾人也有聋哑学校可上，还认识到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司法的责罚。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三，薛在日志中写下了这些见闻：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私塾者，罪其怙恃；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怙恃，皆有义塾以收教之。”

在参观学校时，薛还见到了“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这让他感伤万千。在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的日志中，薛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料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国外遇之也”的赞叹——哎呀！实在是太棒了，想不到能在国外，亲目击到中国古代圣王们养育孩童的幻想之道，酿成实际。

将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

1872年，陈兰彬携小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小童们要去的国外，被薛视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薛感觉，这些孩子“志识不决”，还没有竖立起准确的世界观和价格观，就要“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国外”，脱离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或者会被同化为戎狄。他最担忧的，是这些孩子“归而挟其所有以炫耀中国”，带着从国外学来的手艺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提醒陈兰彬，“师长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你此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进修洋人的优点，更要让他们认识洋人的短处。如斯，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外族。

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志，如同天地之别。是日壤之其余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自见闻。

二、论证西学的本源在中国

“始信郭侍郎之说”后，薛福成所要解决的，是若何调适亲自见闻与文化归属感之间的辩说，或许说若何赔偿本身的心理落差。

于是乎，使欧时代，薛起头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他不只试图证实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细密考据”下，酿成了中国的发现。

好比，在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志下，薛如此写道：

“机械之用，始于中国，西洋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械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如农事莳植及造酿酒酱、染色漂白、烧瓷器玻璃瓦缶、炼丹药铅粉银殊，打铁、点铜、制火药、和石灰，皆化学也。光学则以水晶作眼镜，重学则造桥梁、作环洞，力学则建亭台、起楼阁，医学则药物之外，亦尚规戒。算学则九章无不悉备。人所谓西洋之学者，盖无非中国数千年前所创，彼剿袭洗而精究之。”

从1890年到1894年，雷同的论断，频仍见于薛福成的日志。

除了手艺文明，薛还“论证”认为，他所见到的欧洲社会文明的源流，同样也在中国。在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一的日志里，薛得出结论：

“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皇帝，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

雷同的概念，也见于随郭嵩焘出访欧洲的刘锡鸿。分歧的是，刘锡鸿认为，那些提高只是“中国圣教”的外相，清廷无需对外进修，也无需改造。薛福成则否则，他以“西学东来”之说重构了自信后，仍甘愿认可欧洲的“格致”之学蒸蒸日上，已经“后来居上”，对此认为清廷是需要进修和改造的。

三、指摘洋务活动走入邪路

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薛福成逐渐偏离了本身“尺度洋务派”的人设。

赴欧途中，薛目睹香港、新加坡等地，依靠工贸易从萧疏之地成长为繁荣巨埠，对传统的“农本商末”之说生出质疑，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惶恐之论——这相当于否认了以商居末位的传统“士农工商”理念。薛认为，近代国度要想强盛，必需走工商立国之路，固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常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教授，但他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需要走的。

抵达欧洲后，对工场企业的参观，进一步巩固了薛的这种认知。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他在日志里写下了本身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也就让公众日子好起来的法子。这些法子，包罗造机械、修铁路、建电报、设邮局、办报纸、办银行、立商法、护商权……总之就是充裕行使各类手艺文明和轨制文明，来为工贸易办事。工贸易蓬勃了，清朝才能壮大，才能实现“养民”，公众的日子才会好起来。

自此，本来的“尺度洋务派”薛福成，回身酿成了洋务活动的批判者。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的日志里，薛说，欧洲国度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致力于成长工贸易和提拔国民教育水平，反观清廷的洋务派，却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场，实在是丢了西瓜专捡芝麻：

“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亦即，在薛看来，洋务活动走的是一条邪路。

四、意识到“面子人”的存在对国度很主要

对于若何让国度强盛，薛在日志中总结过“五大端”，就是五件必需办的大事：

第一件是“通人心”。要有轨制扶植，让民意能够通顺地表达。

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轨制来保障公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不测之虞”，要有轨制来给公众供应养老、疾病等保障。

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轨制来保障公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能够接管到教育。

第四件是“养民耻”。司法要文明化，须取销各类残酷之刑；牢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供应工作进修机会、须有医疗保障，弗成有鞭打之事。

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类支撑工贸易和农业成长的根蒂扶植，要藏富于民。

薛还注重到，一个国度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水平上取决于这个国度有没有“面子人”，和这些“面子人”能不克够有效地介入民众事务。在光绪十八年蒲月十三的日志里，薛说，欧洲列国介入民众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面子人”。薛灵敏地发觉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沟通。

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志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薛对照了二者的汗青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陈旧的感伤：

“有恒产即有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