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全球追杀纳粹战犯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艾希曼的追捕堪称典范。由摩萨德首脑哈雷尔亲自率特工去阿根廷，把隐居在那里的对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对其他纳粹战犯的追捕，以色列情报机构至今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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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在德国出生，八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发迹，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问题专家。1936年，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头，自此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他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又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1938年，他被委派负责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大战结束时，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利用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此后的15年里，人们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杀人魔王的存在。实际上，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作为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

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关于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非常偶然。

时间是1957年的秋天。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是一位长相迷人、有着众多追求者的姑娘，她同一位名叫尼克的小伙子打得火热，年轻人大约20岁，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尼克在她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帝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甚至有一次，话题偶然转到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上，尼克非常傲慢地认为德国人当时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而不是半途而废就好了。生性开朗活泼的罗泽没想到尼克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就流着犹太人的血。

罗泽后来在家里同父母聊天时，提到了自己这位奇怪的男朋友，她对父母说，虽然尼克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他从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玩，见见也许是未来的公婆，甚至连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罗泽，而是让罗泽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地址给他写信。她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双目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失明的。每当罗泽谈起这位男朋友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洛塔尔.赫尔曼在一旁凝神细听。有一天，无法自己看报的洛塔尔.赫尔曼让老伴给他读报，当听到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消息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而且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他立即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留下地址的那位朋友，从那里得悉尼克家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赫尔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把这条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以色列。报告很快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伊塞.哈雷尔的手中。

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仍未回家，他坐在他那间没有任何摆设的朴实无华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就摆放着老相识伊特刚刚发来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德国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保证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可是，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关于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因此对于眼下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摩萨德财力和人力都不够充足，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动手。不过，特工人员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这将是一个例外，这个新情报的背后肯定大有文章，而且，这则消息牵涉到艾希曼，确实值得重视。

哈雷尔调来艾希曼的案卷，开始潜心研究起来。他审阅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详加思考，决定放下手边的其他事情，一定要把艾希曼捉拿归案。首先，赫尔曼的消息虽然值得重视，但还是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首先必须确证这个人就是艾西曼。对哈雷尔来说，他希望得到真凭实据。

哈雷尔立即派出一个由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那位双目失明的报信人赫尔曼所提供的情报进行核实，并进行更为艰难的秘密调查。摩萨德特工人员对阿根廷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调查工作困难而又复杂。

而后，也就是1959年12月，哈雷尔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在欧洲地区对与艾希曼有关系的家庭进行秘密调查，万一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这就可能成为找到艾希曼目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感到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他身上打主意。要是摩萨德方面稍不谨慎，立刻便可能使艾希曼在德国的亲属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使他们向被追捕对象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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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如同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难以摧毁的高墙，挡住了特工们转弯抹角的提问。尽管如此，机智的特工们还是从欧洲的调查中发掘到新的材料和证据：艾希曼确实隐蔽在南美洲某国，他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然而特工小组所得到的消息就局限于此了。一方面，尽管赫尔曼赌咒发誓地说，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然而，经调查证实，此人事实上同纳粹毫不相干，二次大战之前他就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被赫尔曼断定“只是打掩护的稻草人”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去向不明”。另一方面，在欧洲，由于艾希曼的朋友、亲戚的谨慎没有更多的进展。至于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材料更无法奢望，因为德国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至此，派去的特工人员都有些偃旗息鼓或想放弃了，他们不相信顺着这条线索能钓到大鱼。但哈雷尔绝不允许“事情半途而废”，他鼓励部下说，把屠杀和残害犹太人的罪犯，送交一个由以色列法官组成的法庭，这在犹太历史上，将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艾希曼（被圈出）藏匿时的工作合照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女特工迪娜.罗思想出一条妙计。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于是她假装是个十分痴情、又甘愿单相思的女子，让一位小听差转送自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并请保守秘密。不明就里的小听差非常乐意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毫不费劲地完成了任务。当天晚上，迪娜.罗思将一份秘密报告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向特拉维夫。见到报告后，乐不可支的哈雷尔立刻中断了其他工作，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跟踪寻迹。同时，哈雷尔加紧行动计划的制订工作，以便在克莱门特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能立即付诸实施。

而在阿根廷的特工们，则通过跟踪金发小伙子终于找到了狡兔之窟——圣费尔南多区一幢孤零零的平房。在秘密监视过程中，他们将房子的布局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拍照，同时为了证实房间的主人就是行动的对象，他们还趁着1960年3月21日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注重家庭观念的艾希曼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机会，将当天中午11时45分出现在圣费尔南多区加里保迪大街一位50多岁、衣冠楚楚的男子进行了拍照。很快证实，此人就是艾希曼。

必须行动了，哈雷尔再次向本.古里安总理请示机宜，他告诉总理，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本人亲自前往阿根廷指挥这次捕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捉拿艾希曼的决定已经下达，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在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之后，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运送及运送工具的问题。这件事情必须秘密地进行，绝对不能让阿根廷官方知晓。哈雷尔最初考虑了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但是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因为这个想法的确已经构思过。这个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后来发觉是多么地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那时正是旅游高峰时期，进行试航不免让人猜疑。至于海运，则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报纸上偶然登载的一条新闻启发了他：阿根廷举国上下正在操办独立150周年的庆祝活动，阿方已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0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派人员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送以色列代麦团去南美国家参加庆祝活动，这不但可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可以鼓舞在南美洲的广大犹太人的士气。外交部方面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

哈雷尔再次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次要求更为详细一些，董事长料到必定有重要事情发生，他答应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他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扭头笑着问道：“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以及阿道夫.艾希曼警觉逃脱，哈雷尔作出决定，必须在5月11日前将艾希曼抓到手，并请以色列航空公司做好飞机于5月11日起飞的准备工作。

哈雷尔开始组织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哈雷尔从其下属中选拔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另一个重要的入选条件是作为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都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为了抓住像艾希曼这样的屠夫，必要时，他们甘愿牺牲。

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一间。另外还租了一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到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由于准备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3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工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每晚7时40分左右，乘坐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不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已。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政府礼宾部门突然通知：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至5月17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哈雷尔当即处于进退维谷的险境：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住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班机来到尚有一周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藏上一周，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哈雷尔决定在阿根廷另外租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所乡村别墅式建筑，距艾希曼住宅约有三小时路程。另外一间在城中，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他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察发现艾希曼失踪，在全国进行大搜捕，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据点召集直接参加绑架行动的几名特工人员开会，要求他们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碰头会上，哈雷尔与特工人员经过讨论后，拟定了绑架艾希曼的具体行动计划。

5月11日，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于19时25分，分别乘车到达目的地。这时，第一辆车停在离202号公路交叉口大约10米的加里保迪大街上后，特工人员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车盖，站在对象走来时不会注意的地方，摆弄着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伊利下了车后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站在车的左侧，也弯身俯向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停在202号公路上的汽车也打开了车盖，一名特工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打算一俟艾希曼到来，立刻将汽车前灯调亮到最高亮度，使他眼花缭乱，不走近眼前就看不见第一辆汽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克莱门特”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手表指针指向20点5分时，焦急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五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埃勒达德等人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了。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了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伊利假装散步似的向艾希曼走去。远方的闪电此起彼落，雷声隆隆，但雨仍然没有落下来。

艾希曼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逆着寒风稳步朝伊利迎面走来。两人之间的距离相距15米，伊利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双脚落地很用力，而且有规律，显然是受过正统的军事操练。

伊利快步朝对方走去，在离对方只有五米时，他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开口道：“不准动！”

艾希曼一怔，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端详着伊利。他似乎意识到事情不妙，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

没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伊利迅速将其制服，第一辆车上的特工人员也飞快地赶来，转瞬间就把艾希曼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已发动了汽车引擎。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夜色下，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移动时，立即尾随在后，然后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道，按预定的路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20分钟后，第一辆汽车驶人“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看着从车上拖下的、已经有气无力的囚犯。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党卫军军官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面貌善良、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险些征服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特工人员脱去他的衣服，刺在他身上的一处“”字标记立刻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特工们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伊利和另一名特工挟着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一条腿用铁镣同床架锁在一起。开始讯问。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就可以证实眼前的囚犯、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别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囚犯全身颤抖起来。也许他这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出的党证号码将自己出卖了。沉默了好一阵子，囚犯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说完，全身一阵痉挛。

4

猎物已经捕捉到手，现在就是如何成功运送回国了。

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两名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负责，他带领其他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所涉及的情况进行调查。

然后派遣一名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的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这位“病人”住院后，表现出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不久他就得到了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5月20日，“病人”按计划出院，并将所有的文件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医院的证明上，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现在，即使阿根廷人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出了一次车祸。同时，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秘密别墅中，艾希曼被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以防止最小可能的意外。他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那一刻时，检查出人意料地正常，检查人员甚至对“脑震荡患者”的病症表示了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犹太人以及“脑震荡患者”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轻轻地长出了一口气。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应哈雷尔的要求，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

5月21日0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601号“不列颠”式飞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此时，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一位机械师得知以后，激动得埋头痛哭起来。

24小时之后，飞机顺利降落在以色列利达机场。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停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处置艾希曼，他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本.古里安总理也很激动，但他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简单地问了一句：“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罪犯移交给警察总监。”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月23日，本.古里安总理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部长们。当天下午3点50分，当本.古里安总理步人议会大厅时，整个会场已是人头攒动，人们或在大声谈论，或在默默地揣度。本？古里安总理站起来了，顿时会场鸦雀无声。他预先拟好的声明十分简短，言词平淡无味，避免带有感情色彩。但这个从14岁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仍然克制不住，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他宣布：“尊敬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前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话音刚落，会场死一般地沉寂。突然，一个议员抽泣起来。紧接着，热烈的欢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耳欲聋。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全国，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整个以色列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英勇、机智的特工人员的功绩。在议会大厅，全体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1000多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搜捕。此刻，在他的内心，正涌动着一种复杂的历史感情。在他看来，可以把犹太人过去几十年在纳粹铁蹄下遭受的迫害和屠杀浓缩成一句话，一个结论，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能真正深切体味“复仇”这两个字的真正含意。

但此刻，他一句话也不想说。

对艾希曼的审判是旷日持久的。为了防止在场旁听的观众表现过于激动而当场刺杀艾希曼，在审判时，特地设立了一个上面敞开的玻璃罩，而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里面接受审判。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丰富的铁证，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在数不清次数的审判中，旁听的观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

直到1962年的5月29日——事隔两年以后，以色列最高法院才判处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阿道夫.艾希曼——死刑。

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希望你不久就会走上我这条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听他说话的人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1962年6月1日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恶梦结束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尽管惩凶艰难，但是，艾希曼最终还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艾希曼案件实际上延续了纽伦堡审判创立的规则：一个人因为接受军事命令而犯下罪行，他将承担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的冲突，来自自然法的正义观念维护人类生存的底线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