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回忆末日时刻

 3月15日，陆军总部遭到极严重的轰炸，空袭前后共历时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足以炸平一个大型的城镇而有余。这样多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营房上面。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算是一个军事目标，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轰炸，实在并无抱怨的理由。当快到正午的时候，空袭警报的电笛声就已响起，我还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仍然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大家总能记着，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经过希特勒的批准，她现在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警报响了之后，她就看着那个军士在地图上画出敌机进袭的路线。通常敌机到了勃兰登堡之后，就会向柏林方向飞去，可是这一次却转向措森方面飞来。我的妻子觉得情况有异，她马上就跑来告诉我，于是我立即命令全体的人员，赶紧都进防空洞。当我刚刚走进洞口的时候，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由于我们已经躲避，所以死伤倒很轻微。只有作战处的人员行动略迟了一点，结果克利布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僚属都多少受了一点轻伤。克利布斯头部被震伤，当爆炸之后，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眼前昏倒，人事不知。所以必须送往医院休养，要有好几天都不能工作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因里希上将也来到了措森，准备去接受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新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科斯琴之围——这个小要塞现在正在苏军包围之中。希特勒希望他能以5个师的兵力，从我们在奥得河上所尚占领着的小型桥头阵地内，向敌军发动一次攻击。我觉得这种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所以主张先消灭敌人在科斯琴附近所占领的桥头阵地，然后再与被围的守军重建直接的接触。由于意见不一致，我和希特勒又不免发生了多次的辩论。这个要塞还是在菲德烈大帝时代建筑的，守军司令是一位警察出身的将军莱纳法尔斯(Reinefarth)，他在华沙城一战中，颇负盛名，实际上他虽是一个好警察，却不是一个好将军。

　　在没有说到这次反攻的情形以前，我要先叙述在总理府中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3月21日，基于我和巴兰登博士商议的结论，我就去访问希姆莱，其目的是敦促他利用他在中立国中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休战的目的。我在总理府的花园中找到了他，他正陪着希特勒在那碎瓦颓垣之间散步。希特勒看到了我，就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回答他说，我想和希姆莱讨论一个问题。于是希特勒就单独走开了，而我就开始与希姆莱做单独的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道：“这个战争已经绝无胜利的可能。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赶紧结束这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只有你在中立国还有一些接触的路线。因为外交部长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赶紧开始做休战的安排。”希姆莱回答我说：“我亲爱的上将，这似乎还早了一点吧。”我说：“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点差五分，而是十二点过五分了。假使现在我们还不开始谈判，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依然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人也还是毫无希望，因为他也害怕希特勒，不敢开口。

　　那一天夜间，在晚间汇报之后，希特勒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迟走一步。他向我说道：“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起来了。你应该立刻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好好休养。”这对我私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过为了参谋本部今天所面临的难关，我不能接受他这个“好意”。于是我回答他说：“目前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并没有副手。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利布斯在3月15日的空袭中受了伤后，也还不能够出院工作。至于作战处，由于你上次因为华沙事件关起了一批人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马上去设法找一个副手，找到了之后，我就请假好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希特勒报告说：“史贝尔求见。”希特勒马上回答那个人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够接见他。”接着我又听到他像开留声机一样地说道：“凡是有人来要求单独谒见我，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这种人才叫我感到受不了。他的签呈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败了！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的话。我干脆就把他的签呈往保险柜里面一锁，连看我都不想看一遍。”结果史贝尔奉命隔三天再来。

　　在3月间这个艰苦的日子当中，有许多次的谈话都是很有意义，值得有保存记录的价值。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因为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优待战俘的文告，而大发脾气。他说：“东线战场方面的士兵作战比较勇敢。为什么他们在西线会那样容易就放弃了抵抗，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可恨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于俘虏有种种优待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这种理想撕成粉碎！”约德尔对于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主张，曾经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算是勉强使希特勒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一次希特勒要指派某位将军出任某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最近因为犯了极大的过失，刚刚受到免职的处分，于是约德尔也极力反对，才阻止住了希特勒发布这个乱命。到了这个时候，约德尔才同意认为参谋本部军官团应有统一的控制，而自悔过去的错误。现在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他的头脑也已经清醒了，可惜却已经太迟了。

　　3月23日，盟军沿着莱茵河岸已经到达了上中莱茵河，而在莱茵河口的北面，盟军也已从正面渡过了下莱茵河。同一天苏联人在奥珀伦的附近突破了德军防线。

　　3月24日，美军越过了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方面，但泽周围也正在激战中，苏军正向科斯琴进攻。

　　3月26日，苏军在匈牙利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我们想和科斯琴守军重建联络的企图也终告失败。

　　3月27日，巴顿(Patton)所辖的美军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美因河(Main)上的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附近也展开了激战。

　　在这一天午间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对于我们在科斯琴反攻失败的情形，感到十分的震怒。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应由第九军团司令布塞将军负担。希特勒认为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布塞将军所发射的炮弹实在太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平原战役中(这是希特勒亲自参加过的)，所发射的炮弹至少要比现在多了十倍以上。我就指出布塞将军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弹药，所以他只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于是希特勒就向我怒喊着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使他多有一点弹药！”我马上把我所分配到的全部弹药数量的数字给他看，并证明我已经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布塞了。我又把每一个师所受到的惨重伤亡数字，送给他看，告诉他部队的确已经不顾他们自己的牺牲，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一次的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回到措森之后，我再把弹药和死伤的数字详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写了一个极直率的报告，要克利布斯将军在晚间汇报时面交希特勒，因为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我叫克利布斯要求希特勒，批准我明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亲自做一次视察。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希特勒主张使用5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以东进攻的计划，是否事实上可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辩论还是没有得着一个结论。

　　深夜中克利布斯才从柏林回到措森。他报告我说希特勒不准我到前线上去视察，并且命令我和布塞将军在明天的午间汇报中，一定都要出席。希特勒对于我那个报告，感到很怒恼，他认为我是有意指摘他。所以这一次又会是“会无好会了”！

　　1945年3月28日14点钟的时候，照例的那一群人又在总理府中的会议室里见面了，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走进来之后，布塞就开始陈述他的报告，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拦住了他，叫他不用再说下去，于是希特勒就又旧话重谈，把昨天那一套再搬了出来，责骂布塞指挥失当。我只听了两三句之后，就不禁心头涌起怒火。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打断了希特勒的发言，并且请他注意我所说的话，以及3月27日所上的报告。我说：“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说几句。我昨天已经同时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把这个问题都详细解释给你们听过了。布塞将军对于科斯琴攻击的失败，并不应负任何的责任。第九军团已经把他们所分配到的弹药都用光了，部队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这种特别高的死伤数字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再责骂布塞将军了。”希特勒于是向大家说道：“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和这位上将以外。”当全体出席人员都退往接待室里去以后，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希特勒、凯特尔和我自己三个人。希特勒就简单地向我说道：“古德里安上将，你的健康问题使得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我举起我的右手回答道：“是的，我马上就走！”说完之后，我就走向门边。当我把手放在门钮上面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我喊了回来，说道：“请坐在这里，等会开完了再离开。”于是我就沉默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面。那些退席的人现在又被召回，再继续开会，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希特勒没有再继续斥责布塞将军。大家再敷衍了一会儿，于是草率散会了。所有的人员退席之后，希特勒又再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四个人喊进去说话。希特勒向我说道：“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在六个星期以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去养病呢？”凯特尔劝我去李本斯坦温泉地(Bad Liebenstein)休养，他说那里的风景极为美丽。我回答他道，那里早已为美军所占领了。于是这位表面上显得非常热心的元帅就又问道：“那么，你看沙赫沙温泉地(Bad Sachsa)又怎样？”我谢谢他这样的关心，然后表示我准备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希望至少在之后48个钟点之内，不至于会给敌人追上。于是我又再度举起我的右手来，然后由凯特尔陪着我走出了总理府，从此不再回来了！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凯特尔又好意地关照我，下次不要再拂逆了希特勒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一天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妻子迎向我，向我这样说道：“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我回答她说：“是的，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心里都感到如释重负了。

　　3月29日，我向同僚们告别，然后把我的职务移交给克利布斯。收拾了我那少许的行李，就准备离开了。3月30日，我们夫妇坐火车离开了措森。我本来想到图林根山地(Thuringian Mountains)去休养，但是由于美军进展得太快，所以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艾本霍森(Ebenhausen)疗养院中去暂住，以便可以顺便治疗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们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美尔曼博士的悉心治疗。有一个朋友警告我说，盖世太保有开始监视我的可能性，于是我请了两位宪兵来保护我，使这个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5月1日，我带着我的妻子，同往地塔门兹尔(Dietramszell)，在那里我把她留住在希莱赫尔夫人(Frau von Schilcher)的家里，然后我一个人就到了蒂罗尔，这时装甲兵总监部的本部人员，正迁移到那里。以后我就在那里坐候战争的结束。在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宣布了之后，我就和这个总监部的人员，一齐投到美军监护之下。

　　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战局发展，我只是从无线电里面收听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想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