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巡抚田文镜是怎么处理“河南罢考案”

历史上的河南罢考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朝历史上的雍正皇帝真的因为维护自己的宠臣田文镜，而受到朝臣攻击？

河南巡抚田文镜，在河南的境地真的如此不堪？面对河南境内的读书人、士绅阶层真的毫无办法？

其实，清朝历史上的河南罢考案，雍正皇帝没那么好脾气，田文镜更没那么好欺负。其实，河南省“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新政推行乃系田文镜向雍正皇帝申请，同意后施行的。

田文镜，出身八旗汉军，和李卫、鄂尔泰并称雍正皇帝的“三大宠臣”，乃系雍正皇帝手下绝对的新政改革先锋。田文镜乃系国子监监生出身，其在康熙朝官至从四品内阁侍读学士，虽然品秩不低，但其并未得到重用。就连其在御史任上于长芦巡视盐政后，对康熙皇帝提出卓有先见之明的盐政改革之法，康熙皇帝也只是给予了“加引虽可增课，恐於商无益”的反对态度。

也就是说，自康熙二十二年便开始以县丞官职正式进入仕途的田文镜，于康熙一朝都未得到重用。

《清史稿·列传八十一》如此记载田文镜于康熙朝的仕途经历：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寻擢内阁侍读学士。

但在雍正皇帝登基以后，田文镜的仕途迎来了春天。笔者通过对《清史稿·列传八十一》中对田文静于雍正朝仕途升迁过程予以了梳理：

元年，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

五年，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

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

七年，寻加太子太保， 旋命兼北河总督。

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也就是说，雍正皇帝登基元年便对田文静连升三级，成为从二品的实权官职——布政使。雍正皇帝甚至专门为田文镜专设了官职，在雍正朝十年完成了康熙朝四十年没有达到的高度和皇帝恩宠。

雍正十年，田文镜病逝，雍正皇帝对其也极尽恩宠，“赐祭葬”让田文镜成为了雍正皇帝陵寝中唯一一位陪葬大臣，极宠一时，身后留名。

田文镜的仕途生涯主要集中在河南一省，河南罢考案就是发生在田文镜担任河南巡抚期间。

01 河南罢考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

清初时期，为了实现地方官府对基层民众的有效管控和赋税征剿，清朝统治阶层将连接在官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士绅阶层充分利用起来。

在清代，士绅阶层是乡村社会中联结官府和平民、城市和乡村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他们一般都在当地的百姓之中享有一定的威信，是平民在订立契约、发生诉讼时求助的对象。同时也是协助官府统治、教化平民的重要社会力量。

因此，清朝统治阶层就依照官员品级和科举功名优免该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办，赋予了士绅阶层部分特权，就是便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和保证赋税的征收。

在清朝统治阶层的许可和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士绅阶层在自己拥有的特权支撑下，逐渐出现膨胀、放纵的状态，一直到了康熙朝晚期、雍正朝初期达到了鼎盛乃至不可收拾的状态。

士绅阶层享受朝廷赋予的免除徭役和赋税的特权，势必会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较大伤害，会伤及到朝廷的根本利益。但这还不是士绅阶层对于清朝朝廷最大的伤害，这一阶层对于国家律法“擦边球”式的践踏，才是其对朝廷和当前社会的最大危害。

其危害主要体现在：

1、倚仗功名、职衔取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

2、串联科举同年、同乡、同宗为名互相勾结起来，争权夺利；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中记载了田文镜奏折中，对士绅阶层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说明：

或者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

这显然侵害了封建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完整和统一，干预了政府正常行政职能的行使，自然不会为官府所长期容忍。因此，如何平衡政府、士绅、平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地方行政所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

河南省作为当时黄河治理的关键省份，黄河治理过程中对于人工的巨大需求，让地方政府势必需要从绅士阶层招募人手，这也就直接产生了官府和拥有“免徭役”特权的士绅阶层之间的矛盾。

早在田文镜调任河南之前，士绅阶层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凸显。

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就发出告示，要求士绅阶层与百姓一体当差。立即就引起了生监们的不满，县学教官杨倬生就借他事煽动生员们控告张可标，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

雍正二年正月，田文镜实授河南布政使，成为河南省主管钱粮、民政的主管省长，由此开启了以田文镜为首的河南各级官府和士绅阶层之间的正面对决。

雍正二年五月，因黄河河情紧急，一时募夫不及，需用民工。开归道封丘县令唐绥祖规定按田亩命各社添雇人伕，运土论方给价，规定：“每亩田出夫一，计工受值”，士绅也不例外，实际上就是“士民一体当差”在河工上的体现。刚刚上任的河南布政使田文镜肯定了唐绥祖的这一做法，并且进一步规定在沿河大堤一二百里内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户多少，应出夫若干，根据堤防工程需要，随传随到。

田文镜到任河南后，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黄河治理上，同样，田文镜也遇到了黄河治理的人力资源问题。河南大堤工程原由里民百姓自行修建，到康熙初年才改由政府募夫修筑，这样本来是一项为减轻百姓负担而推行的仁政。但是一旦遇到紧急工程，河工堡夫一时就难以招募，而里民百姓则以为事在官府，与己无关，也不肯出力，因此堤防失修，水害频繁。

田文镜认为水患祸众，固堤防汛，人人有责，况且紧急状态下百姓应差，律有明文。因此一面让属下试行，一面密奏雍正帝：治河人夫应该由各州县分别派遣，按照百姓地亩，或者顷半或二顷出夫一名， 工银由政府统一支付，并且要求“士绅里民，一例当差”。密摺刚刚递呈，还没有收到雍正帝的硃批，封丘县就爆发了生员由于不满“绅民一体当差”政策发动的罢考事件。

02 河南罢考案中，士绅阶层的嚣张表现

封丘县规定“一体当差”的檄文一下发，封丘县的一些生员、乡绅们就在城外拦截知县唐绥祖，反对按田出夫。

《清史编年·卷四·雍正朝》详细记载了当时河南生员们的嚣张模样：

五月二十二日，封丘士绅和文、武生员于河南巡抚衙门生事，言：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体完粮，一例当差。若要我等赴考，必须分别儒户，将我等之伕概行豁免，征比钱粮不许与百姓一例滚催。并要将知县参了。

时任河南学政张廷璐，也就是《雍正王朝》中军机处大臣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的原型。在开封府按考时，封丘县生员竟然抢去并撕毁少数考生试卷，以抗议绅民“一体当差”政策。导致该场考试封丘县文、武生童仅有二十三名应试。可见，封丘生员和绅民们的嚣张之盛。

但是，造成河南罢考案越来越严重的并不是嚣张的生员们，而是同样属于河南境内科甲出身官员们的纵容和间接支持。

这些官员就包括当时主管河南生员的河南学政张廷璐、河南开归道李时夏、河南按察使张保。

《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中记载了田文镜上呈雍正皇帝，弹劾两人的奏折：

河南学政张廷璐诸事沽名，欲做好人，并不肯秉公执法，始终亦无一言严饬，止将匿名呈状，发开归道陈时夏查覆，并令代为劝谕考试。

陈时夏竟向街上铺面借备许多板凳，俱令同座，口称年兄，央其赴考。

张保虽有审理刑名之才，却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言：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皆非我职掌。

这里，为便于理解，需要对上述出现的三个官职予以说明：

在清朝的官制体系中，学政，也就是俗称的“学台”，乃系朝廷直接委派，管理地方教育、科考事宜的专职领导，虽然归于一生巡抚管辖，但其类似“钦差”的身份，让其拥有了较大权力，基本和巡抚平等。

开归道属“道员”，乃系省和府之间的一级官员，正四品。

按察使，乃系协助巡抚在刑狱、司法方面的专职官员，和布政使同一级别。

也就是说，这三位地方大员乃系应该直接控制和管理生员、士绅阶层的强有力人物，他们对于生员们的纵容和间接支持，势必会闹事者更加的有恃无恐，气焰嚣张。

03 雍正皇帝对待河南罢考案的态度

可是，这些嚣张的人儿忘记了这是在雍正朝，忘记了田文镜是有名的“酷吏”。田文镜将河南罢考案及时上报给雍正皇帝以后，雍正皇帝震怒，并给予了八个字的批示：

查拿为首，申明国宪。

田文镜秉承雍正帝的意旨，一面将为首闹事的王逊、范瑚、王前等人缉拿待审，一面组织其他生员补考，风波得以平息。同时沿河各处衿绅一体当差政策不变，黄河堤防工程也得以顺利进行。

在田文镜的雷厉风行下，河南罢考案很快审实查明，王逊、范瑚等被斩决，王前等绞监候。田文镜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的“特立孤行”，在河南学子心中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真心实意替朝廷办事才落下如此埋怨和仇恨，而类似张廷璐、李时夏等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官员，却在学子们心中落下一个“青天、好人”的形象。

于是，田文镜再次给雍正皇帝上呈密折，将河南罢考案审理过程中的种种，并学子们对自己和其余官员的评价予以了详细汇报：

宗师（张廷璐）甚宽，按察使安静，陈守道（陈时夏）是好人。唯田文镜一人，无人不怨，无人不恨。

雍正皇帝的小暴脾气再也按捺不住，出于对自己宠臣田文镜的维护，出于对学政官员们的沽名钓誉、有意瞻徇，而将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并下令，今后倘若再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河南科考。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田文镜在处理河南罢考案以及和张廷璐、李时夏等人的相互弹劾中，有着较为高明的地方，才会换的雍正皇帝对自己的绝对支持。

作为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在河南拥有的话语权并不多，但其本着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一心为朝廷的办事准绳，肩负起了为国计民生考虑的重任。面对一省的生员、士绅和众多的科甲出身的官员，田文镜也只能施展计谋，才能换来雍正皇帝的绝对支持，才能于河南站稳脚跟。

什么计谋？

准确把握雍正皇帝的爱憎，将河南罢考案归结到了河南科甲官员和生员、士绅的朋党串联之上，精准吸引了雍正皇帝的视线。

《清实录·世宗实录》就记载了雍正皇帝对于“朋党”的坚决态度：

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熄。尔诸大臣中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

田文镜正是看准了雍正痛恨朋党这一点，在密折呈奏罢考案审理详情的时候，将张廷璐、李时夏等人打成了朋党之嫌，才有了雍正皇帝的震怒，才有了河南罢考案的干净处理。

03 田文镜在河南罢考案后对士绅阶层的继续打击

客观的讲，“士民一体当差” 政策是政府对官绅之间利益分配做出的一种调整，剥除了士绅阶层的一部分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底层平民的负担，是值得肯定的改革措施。

这项措施虽然不是田文镜的首创，但是自田文镜开始才得以真正落实实施。“罢考事件”是田文镜与河南绅衿阶层的第一次交锋，显示了他不畏人言，敢作敢为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

在河南罢考案中，对士绅阶层的强有力打击，增加了田文镜对于“士绅一体当差”政策的推行信心，此时已经实补河南巡抚的田文镜，在明确得到雍正皇帝于河南全省推行新政的同意后，开始了对士绅阶层进一步的打压和控制。

其主要手段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布告示，明确士绅阶层的权限。

田文镜在告示中，以省级政府的名义要求绅衿士人遵守国家法令，严格禁止他们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也不准他们代民纳课。并对学校教官予以了严厉斥责和限期整改。

《抚豫宣化录·卷三》记载了田文镜对于学校教官明确要求和惩罚手段：

深自警惕，痛改前非。倘若敢阳奉阴违，不仅要即行忝革，追究所在州县官的责任。

对于文、武生员，田文镜更是明确作出了“六不”要求：

守分读书，不出入衙门，不抗欠钱粮，不武断乡曲，不挑唆词讼，不诡寄田地，不包揽粮差。如有违禁，与民一例究治。

对于其余的士绅阶层，同样作出了“严禁绅衿把持词讼，包揽钱粮，一经发现，即行严拿，详报以凭，照例分别褫革枷责”的严厉惩罚规定。

天真的河南生员们，因为一次嚣张而得到了几乎长达十年的严厉打压和控制。但这还不是田文镜“为官严苛”的强有力证明，河南士绅阶层的噩梦还在后面。

2、严苛惩治违法士绅

不仅通过公文告示训诫和警告绅衿们要遵守法度，田文镜还坚决打击处理了一批不法士绅。

雍正三年，为了便于地方官员和学政约束不法士绅，田文镜奏请将革退获罪监生的批准权由原来的礼部划归各省学政，这样一旦查实监生确有不法情事，即可直接将其功名革去听候审理，只需事后再报礼部备案即可，简化了涉及生监案件的处理程序。

这一奏请为田文镜大力惩治河南省士绅阶层提供了绝对科考和简便的基础。

雍正四年，陈州府项城县进士王辙包揽词讼、其伯武生王允彝、族人王甸极侵占他人地亩财物，鱼肉乡民。田文镜经移咨河南学政后革去王允彝、王甸极武生衣顶，经奏报雍正帝后革除王辙进士功名，提问在案。

并严明告诫：

凡在豪绅劣衿，势豪土棍，各宜以王辙为鉴，改过自新。

雍正五年，监生郑当时诬告佃农，明火执刀，撞门烧强其家，田文镜革除其监生身份。

并张贴告示：

使通省之绅衿皆以郑当时为戒，不敢依恃护符，违禁诬控。

严厉惩治以后，即使将惩治对象作为反面典型予以警示地方、吊打其余士绅阶层，田文镜于河南施政期间，固然有着“酷吏”乃至“不近人情”的成分在内。但其对于士绅阶层先打后敲的惩治手段确实在平衡士绅和民众、官府之间的关系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清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对于田文镜的高度评价：

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丰岁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谥，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第一。

参考文献：《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清史编年·卷四·雍正朝》、《清实录·世宗实录》、《抚豫宣化录·卷三》、《清史稿·列传八十一》、《清代雍正年间名臣田文镜评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田文镜篇》、《雍正时期田文镜对河南的治理》、《永宪录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