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缙绅特权的打压为何失败

撰文：宗城

在历史剧《雍正王朝》中，“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是雍正皇帝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缙绅最抵触的改革措施之一。巡抚田文镜在河南试行“一体纳粮，一体当差”，闹得当地生员罢考，李绂、谢济世等清流联名上疏，被雍正皇帝斥为朋党之争。在电视剧里，“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被标榜为雍正皇帝三大新政之一，成为他招惹士绅仇恨的重要原因，但在真实历史中，“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虽然激起风浪，却是一个很短命的政策，它甚至没有推行到全国，就偃旗息鼓了。

明清时期，“纳粮即是当差”（王毓铨语），编户除了要缴纳规定钱粮，还需要服役。这一点，刘志伟先生说得明白：“所谓‘当差’,即是服役。服役是基于身份上的依从关系而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基于王朝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的人身支配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资源供应关系。”“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就是取消缙绅免税、不用服役的特权，但和后世文艺作品的想象不同，回看雍正朝的奏折、谕令，提及“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次数并不多， 清廷更没有将它作为整体条令来下发，更多时候，清廷用的是“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绅衿里民，一体当差”、“绅衿钱粮，按限催比”、“绅衿里民，完纳钱粮”这样的用语。刘志伟指出：“自明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入清之后,虽然‘纳粮当差’的说法时有所见,但在表述一般编户向王朝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时,更常见的说法是‘完纳钱粮’。”

“绅衿里民，完纳钱粮”提出的大背景是康熙晚年日益严重的吏治腐败和亏空。根据《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数据主要源于现存银库黄册及其抄档)，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库银27155088两，钱138598串，并没有网上传闻的仅存八百万两那么夸张（这个八百万的说法，最早源于清代思想家魏源的《圣武记》： ”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但从五十年到六十一年，国库库银总体在呈下滑趋势。而且， 康熙皇帝晚年的“宽大为怀”的确加剧了吏治腐败和地方亏空。雍正皇帝即位时，内阁曾建议豁免中央户部官员的国库钱粮亏空，以示皇恩，但雍正皇帝就指出：“各省库项亏空动盈上万，是侵是那，总无完补。”吏治腐败和地方亏空是雍正皇帝重点想解决的问题，早在雍正元年，他就设立“会考府”，任命十三阿哥允祥开展清查亏空的工作。

雍正皇帝认为，亏空的主要原因在官和吏，“实在民欠者无几”。平民受剥削最多，却承担了大部分赋税，地主缙绅，侵占田土千万，却逃避赋税，甚至隐瞒名下土地、雇农，加剧了社会不公。所以嘉兴人钱陈群说：“康熙年间之耗羡，州县私征，往往乡愚多输，而缙绅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强听其自便，输纳之数较少于齐民。”

这种土地兼并的乱象，就和皇族及缙绅的赋税特权有关。早在明朝，皇室贵戚，缙绅宦臣，就享有赋税上的优惠，皇族官绅，甚至可以不纳粮不当差，“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到万历时，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阶层矛盾已非常尖锐。明廷政治家不敢从根本上动摇权贵利益，只是修修补补，奈何无济于事。明亡清兴后，清廷继承明制，对土地兼并却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到康熙晚年，土地兼并已十分严重，所以康熙四十三年，上谕：“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时人陈之兰感慨：“今之世，富者一而贫者百。”

缙绅通过地缘、血缘或科举同门的关系互相联合，通过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以及对知识的垄断，成为影响地区治理的重要力量，豪强大户，甚至成为地区的实际管理人，连中央委派的官员都忌惮三分。明清时期，中央政权难以管辖幅员辽阔的九州大地，缙绅成为分担国家治理压力的群体，然而，缙绅兼并土地也影响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造成政令不畅、阳奉阴违，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冯尔康在《雍正传》中总结了康熙末年缙绅的不法之处：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横行闾里，欺压小民；侵吞钱粮，抗欠丁赋；偏帮宗族，挂名田产。这些都引起雍正皇帝的警惕。

为了限制缙绅的特权，雍正皇帝连发诏谕。比如：雍正二年，上谕：“百姓完纳钱粮，当令户户到官，不许里长甲头巧立名色，闻有不肖生员监生，倚恃一衿，辄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宦户，每当征收之时，迟延拖欠，不即输纳，该督抚即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宦户名目，如再有抗顽，即行重处。”雍正皇帝强调，缙绅族人私立儒户、宦户以谋取特权的行为，要重罪论处。

电视剧《雍正王朝》把田文镜塑造为推行“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第一人，其实在田文镜担任河南巡抚前，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就告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而后，朝廷在河南试行“绅衿里民，一体当差”，然而，由于地方缙绅力量强大，政令流于一纸空文，雍正皇帝才把田文镜调到河南。

田文镜素有吏才，《清史稿》评价他“以严厉刻深为治”，“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但他的在河南施政，争议很大。后来乾隆皇帝即位时，户部尚书史贻直曾弹劾田文镜“河南开垦，捐输累民，甚宜速罢”“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乾隆皇帝亦有旨：“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

田文镜在河南强推“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是他和许多缙绅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他把缙绅们弄得连连喊苦，缙绅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名望，大幅散播不利于田文镜的言论，阻挠新政的施行。田文镜和缙绅的矛盾日积月累，在雍正皇帝二年的“罢考事件”中爆发。事情的导火索是封丘一带的黄河工程紧急维修，时任封丘县令唐绥祖要求“每田百亩，出夫一名”，用于抢修黄河工程，当地缙绅、武生对“一体当差”早有意见，索性因此事大闹衙门，并制造舆论，号召当地生员罢考。这件事闹到田文镜那儿，他为了维护新政，决定逮捕闹事缙绅、武生，于是矛盾激化，罢考蔓延，多名官员参劾田文镜，但都被雍正皇帝驳斥。

雍正皇帝的态度并没有平息缙绅乃至清流的怒火，到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和缙绅出身的读书士子关系愈发恶化，他弹劾黄振国等人的举动，更是激起了“不容读书士子在河南立足”的骂名，这才有了雍正皇帝四年李绂等人对田文镜的弹劾。

这起因河南罢考案引起的联名弹劾被认为是雍正朝最大的一次朋党事件，然而，仅仅因为李绂、谢济世、黄振国同时弹劾田文镜，而三人又互有关系，就判定这是朋党行为，恐怕也是雍正的反应过激。李绂等人与田文镜的分歧，根本上是由于二者的政治主张相差太大，在如何推行新政、如何处理缙绅关系等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导致互相弹劾。田文镜对科甲子弟严厉的对待，让素来善待读书人的李绂看不过去，作为当时的清流领袖、“天下读书人的代表”，李绂无法置身事外，所以在雍正四年，当他奉调为直隶总督，途中路过河南，才会责问田文镜“何以蹂躏读书人”，甚至对雍正皇帝条条陈述田文镜的苛政，参他“任用佥邪，贤否倒置”，可惜李绂错判了形势，雍正皇帝正要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田文镜严厉施政恰恰符合他的期待，李绂这时候出来，反而触碰了雍正的敏感神经，他对文官结党向来忌惮，加之田文镜煽风点火式的回击，小小的罢考，如星星之火，就此演变成所谓的朋党之争。

这其实是中央与地方缙绅、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又一次冲突。雍正皇帝希望加强国家管理，削弱缙绅特权，但缙绅及其朝堂代言人势必反对，河南一事是一个引子，田文镜的举动引起了整个缙绅集团的警觉，他们表面上是要维护读书人的利益，实际上维护的是缙绅的特权，毕竟，田文镜的打击对象，是明确以缙绅为主体的，而雍正皇帝之所以力保田文镜，是因为田文镜在践行他的意志，如果连田文镜都倒了，“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就又要沦为一纸空文。

罢考一事极大地刺激了雍正皇帝，到雍正十二年，他下令：凡是邀约罢考的生员，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雍正皇帝对田文镜的信任从另一件事可见一斑：雍正五年，河南一个乡绅和景惠匿名揭发田文镜，后者奏其诬告，雍正皇帝就对和景惠处以绞刑。许多弹劾田文镜的人都受到重处，也难怪田文镜到后来自恃圣心厚爱，愈发刚愎自用。

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尝试推进“一体纳粮，一体当差”。他下令：“凡系绅衿钱粮，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内注明绅衿姓名，按限催比……”八年，又命令州县官要把文武生员应纳的钱粮造册送学官印刻颁发，按季申送查核（冯尔康：《雍正传》）。

“一体纳粮，一体当差”从没有在全国普及，即便雍正三令五申，对目无新政的缙绅处以重罚，“一体纳粮，一体当差”依然无法深入地方，遍览史册，真正称得上严厉推行“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官员，也只有田文镜等寥寥几人。

触碰缙绅利益固然是“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缺乏真正推广的人，也是关键。雍正时期，社会阶层已经极为固化，满洲贵族和缙绅子弟垄断了科举仕途，在朝官员大多由他们组成，阶层利益掣肘，他们不愿做孤臣，与整个阶层决裂。而像田文镜这样的官员之所以推行，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田文镜是汉军旗人，非科举出身，原来只是个杂佐官，在基层受了很多缙绅和科举子弟的气，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被雍正皇帝赏识，认定跟随这位主子，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于是万事尊奉上意，敢于得罪缙绅文官，用严厉的手段来推行新政。但也正因为田文镜与后者积怨太深，他推行的新政，往往在他走后就人走茶凉。

在电视剧里，田文镜形象犹如清朝海瑞，颇为正面，不过在历史上，田文镜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罢考事件后，田文镜依靠雍正皇帝的支持，继续在河南推行改革，雍正皇帝对他的政绩很满意，雍正四年末，上谕：“（田文镜）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岁丰稔；绅襟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实为巡抚之第一人。”然而，当田文镜不再专任河南，擢升豫东总督后，他对河南的管理已经不如以往细致，备受恩宠之下，他也开始苛征田赋、瞒报灾情。雍正皇帝死后，群臣针对田文镜的大清算更是险些让他名誉扫地。田文镜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命运。

到乾隆皇帝即位时，“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直接被废止。和父亲的严厉打击不同，乾隆皇帝上任之初就给了缙绅一份大礼，他下令“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相当于回归“祖宗成法”，缙绅们的万古长夜终于过去，曾经的特权一夜之间又归还给了他们。

乾隆皇帝的治国思路决定了他不会延续“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这可以从他刚即位时的一道上谕看出。在上谕中，他对比了乃父与乃祖的施政之道，乃祖康熙皇帝“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乃父雍正皇帝“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他自己盼望“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求，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和父亲不同，乾隆皇帝主张宽刑省法、刚柔并济，对于皇族和缙绅，他用相对宽厚的政策赢得支持，而对于农民起义和民间清议的文人，他选择残酷镇压。乾隆并没有全面废除雍正新政，雍正时期的军机处、摊丁入地、改土归流等都在乾隆朝得到延续，但那些严重触犯贵族或缙绅特权的政策，是乾隆所不愿推行的。

当“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被缙绅集体抵触时，基层百姓本可以是改革者可以争取的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否废止“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在史册上都找不到太多基层百姓的声音，他们并没有在“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被抵触时站出来声援，反而在官修史书中，有不少记录新政执行后，河南民怨沸腾的记录。这固然和田文镜施政刻薄有关，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缙绅在地方网络中根基甚深，他们不但可以左右地方的舆论，还可以通过取巧手段，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下层。“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实施后，许多缙绅不但大幅传播不利于新政官员的言论，还加重了对雇农、雇工的剥削，致使后者埋怨新政。

其实，在康雍乾时期，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地方上，地主庄园林立，大部分农民早已失去自己的土地，沦为地主的雇佣苦力。许多县志和奏折可以反映这种情况，比如乾隆初年的《请定经制札子》：“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又如《金山县志》，在叙述清中后期当地的经济关系时就说：“务农之家十居八九，无田而佣于人者十之五六。”如此严重的兼并下，要动摇缙绅的利益，寄望于满清统治者是不现实的，毕竟，他们本身也是贵族和地主。

有趣的是，无论是雍正皇帝还是田文镜，都因为“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背负了许多骂名，但到新中国以后，尤其是历史剧《雍正王朝》播出后，他们反而因此收获了许多民众的同情，甚至被一些议者视作体制内精英心忧百姓的典范。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失败的自我改良，在百年之后成为体制内精英为了百姓与所属阶层斗争的符号，尽管它可能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

在中国，古老的帝王、官员容易成为各方宣传自己立场的资源。就连那些盼望天下共治、民贵君轻的人们，都会找寻一个帝王、一个清官做符号，装裱成对抗自身阶层、为民请命的符号。就比如雍正，哪怕后者只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利益，或者他们心中的“圣人法度”，也可以被后人装裱成为百姓对抗权贵的代言人。这里寄托了宣传者的道德期许，也是因为，在中国，当人民内部遴选不出代言人时，诉诸君王与清官，往往更能争取人心。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与其说“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是雍正皇帝的“为民之举”，不如说，它服务于更为现实的目的，也就是填充国库、削弱缙绅，进一步巩固满清治下的中央集权。“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和“军机处”、“文字狱”等看似承担了不同的政治任务，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地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皇权进一步发展的缩影。由于帝制社会的统治者性质，对缙绅的打击注定是不彻底的、难以延续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执拗勤政如雍正，也无法真正推广“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留下的，只有独对夕阳的嗟叹，和一江东流的黄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