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的“傲”与隆科多的“精”

文:杜君立

年羹尧与隆科多，性格迥异，一个专横傲慢，睥睨万物，一个见风使舵，精明绝顶，却有着相似的际遇和命运，他俩都对雍正有着“再造之恩”，都曾被雍正重用，都曾是雍正依仗的左右臂，都曾权倾一时，一个是抚远大将军，一个是吏部尚书，但在两三年间，又都被雍正找茬灭掉了，一个被赐死，一个被圈毙。

年羹尧的“傲”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炙手可热，权势熏天，任谁都不瞧在眼里，其傲慢程度，在清代绝无仅有，令见者、闻者无不瞠目。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他自青海返京，途中，竟令都统、直隶总督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绝驰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而他则安坐马上，“之不顾”。

平素里，他馈赠属下物品，“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督抚文书，称“令谕”，把同官当作下属；蒙古郡王见他，要行跪拜礼，把自己混同皇上；让御前侍卫们，为其“执鞭坠镫”，视作自己的家奴；接到上谕，也不是依制迎诏，跪请圣安，而是“不行宣读”。

即便在雍正面前，他也竟，“箕坐，无人臣礼”。

当然，年羹尧的“傲”，自有资本：他是雍正的“藩邸旧人”，与雍正私交甚好，且是雍正妻舅（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宠幸的年妃）。他是“抚远大将军”，握有重兵，雍正即位时，因他钳制着同样握有重兵，且继位呼声极高的皇十四子胤禵，使胤禵不敢轻举妄动。（雍正之所以能够登基，因缘际会，缺一不可，其中一条就是因为有年羹尧这支枪杆子，才使雍正少了某种顾忌。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源远流长啊。）

雍正即位之初，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大多皇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或有不忿，或在等着看他笑话。在边关，乘机作乱者此起彼伏，令雍正焦头烂额，而年羹尧镇守西陲，独当一面，屡屡平定叛乱，给足了雍正面子。以致青海叛乱平定后，雍正把年羹尧唤作“恩人”。

对于年羹尧的“傲”，雍正起初甚是宽容，因为他清楚：没有年羹尧，就没有他雍正。

隆科多的“精”

隆科多的“精”，是精于算计，老奸巨猾。

这是多年官场历练出来的。若不如此，别说飞黄腾达，恐怕连混都难。

他能察言观色，能审时度势，遇事能掂个轻重，知道哪头炕热。顺境时能左右逢源，逆境时能养光韬晦。隆科多虽然出身显赫，属于高干子弟，但在官场打拼靠得还是自己。

隆科多的发迹，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时，康熙选他为贴身侍卫。随后，又升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虽然隆科多“生年不详”，但称其“少年得志”恐不大谬。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因所属“违法妄行”，康熙责其“不实心办事”，“革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行走”，但六年后，隆科多又重新受到重用，并得授“步军统领”。可见其精明过人。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卫戍区司令兼北京市公安局长，权责重大，自非亲信莫属。

隆科多本与皇长子投缘，而皇长子又是皇八子胤禩集团中人，故太子被废后，他积极为胤禩争储。为此，遭到康熙斥责。于是他悚然有悟，自此只看不说，貌似无派无党。

隆科多的谨言慎行，颇为康熙赏识。康熙五十九年，隆科多“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并委派他秘密监视被圈禁的废太子和大阿哥，及京师内的宗室王公和部院重臣的动向，成了皇帝的“哨兵”。正因如此，隆科多一跃为康熙身边的惟一大臣。

隆科多的“精”，突出表现在“雍正即位”一事上。

康熙的突然驾崩，出乎众人意表，包括康熙自个。十天前他还行围打猎呢，十天后竟就溘然长逝了，以致没留下任何“传位遗诏”。没有文字的，也没有口头的。

康熙驾崩后，隆科多首先想到的，是谁继位会对自己最有利。而究竟谁会继位，则又由他“定”了。历史的走向，此时此刻竟握在了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手里。经过一番算计，他选择了皇四子胤禛。他把康熙驾崩的信息首先告诉了胤禛。经过与胤禛的一番密谋之后，隆科多便“当众”宣布了康熙的“临终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有皇子问：遗诏在哪？隆科多说：是口诏。此时，康熙已薨，死无对证。（参见拙文《“雍正继位”本无谜——清世宗入承大统新考》，载《各界》2008年第2期）

在继位问题上，雍正与隆科多采取的计策或作出的快速反应是：先登上皇帝宝座，然后再补办必须的承统手续。这是历史本相。

雍正即位后，隆科多及相关朝臣，忙活了六天，才“炮制”出一份所谓的“康熙遗诏”（就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份）。第七天，隆科多才向众人展示他的“康熙遗诏”。如果此“遗诏”确系康熙所书，如此重要的“文件”，为何雍正即位时不当即拿出？

隆科多之所以“选择”雍正，自是颇费踌躇的。

他不能选择皇长子胤禔，皇二子胤礽（即“废太子”），皇八子胤禩，因为这三个人都是被康熙明言否过。若“选”，就得拿出过硬的信物，诸如康熙“手书”，不然就难以服众。可他没有。

“选择”皇十四子胤禵，似乎顺理成章，因为胤禵继位的“征兆”很多，呼声也高，但是，此时的胤禵却在万里之外的边陲，等他回来登基，瞬息万变、波云诡谲的宫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在胤禵被雍正“圈禁”起来之后，有人对他说：“你是当归不归，不当归却归。”）

思来想去，隆科多“选择”了雍正。（其他皇子均不成势，隆科多自不会取。）因为，雍正一直觊觎着皇位，有“抢班夺权”的思想准备，却又深藏不露，既没被康熙“否”过，也没公开的死敌，且有着过人的谋略，更重要的是，平素里又是竭力地逢迎拉拢隆科多——这是雍正的幕僚给雍正出的主意。

视权势走向，看未来大权的归属，再做出“支持谁”的选择，实乃官场成败之政治绝技。其实这是一种赌博。而在这场“赌博”中，隆科多最初是成功的。

有人说，隆科多之所以“选择”雍正，是因为他是雍正的舅舅。其实此说欠妥。隆科多虽是雍正的舅舅，但也是其他皇子的舅舅，何不选择他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隐忍

年羹尧与雍正的最大区别，就是雍正是一政治人物，而年羹尧不是。

对年羹尧的“傲”，乃至对自己的不恭，雍正在即位之初一直采取隐忍态度。彼时，他对年羹尧的“傲”纵有天大的不满，也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但不敢挂在脸上，甚至连旁敲侧击地讲讲为臣之道都不敢。不仅如此，他还对年羹尧百般逢迎，赏赐，加官进爵。他拜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赐封一等公，并封年羹尧的父亲一等公，赏加太傅头衔，封年羹尧的儿子一等子（子爵）。他处处看年羹尧的脸色行事：年羹尧本是川陕总督，可山西巡抚没听年羹尧的话，雍正立马就把该巡抚贬了；朝廷有重大人事变动，雍正总是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年羹尧保荐的人，吏部、兵部总是当大事来办，一时号称“年选”。雍正对年羹尧的话，几乎视同“圣旨”，称自己与年羹尧是“千载奇逢之君臣遇合”，甚至对年羹尧赌誓说：“朕实不知道如何疼你，方有颜对神明天地也”，“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如此肉麻，亘古少有。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雍正元年，雍正把苏州织造李煦家抄没入官的房舍、财产，悉数赏赐给年羹尧，家奴任其挑选。平时赏赐不计其数，贵重如四团龙补服、四团龙貂皮褂、蟒袍等。清朝规定，四团龙补服只有皇子、亲王、郡王、亲王世子能穿，另外皇帝特许的也可以穿，因此年羹尧不大敢穿。雍正批道：“只管用，当年圣祖是有例的。”得知年心脏有些毛病，遣特使送去御制的天王补心丹、紫金锭，祝愿年服药后“心血能增加百倍”。雍正甚至千里迢迢地给年羹尧送荔枝。为了保鲜，让驿站派人狂奔，从京师到西安只用了六天，俨然是“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年羹尧随着恩宠的加重，益发地骄恣骄傲、目中无人了。

雍正对隆科多的戒备

雍正清楚，没有隆科多，同样也没有他雍正。因此他对隆科多感恩戴德。在康熙去世第九天，雍正即赐隆科多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满朝文武均称隆科多为“舅舅”。雍正与隆科多本有甥舅关系，但皇家非同草民，甥舅关系要经承认方可，跟官衔似的。接着，又命隆科多出任吏部尚书，并嗣其父佟国维的一等公，加一等阿达哈哈番。

然而，雍正更清楚，隆科多是他的“心头之病”，是颗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只有把他清除了，自己才能睡得安稳。据《清世宗实录》卷一载，在雍正即位的当月，就对隆科多下手了，他突然解除了隆科多步军统领的职务。可在十九天后，他又突然让隆科多官复原职。何以如此，雍正一是想除掉隆科多，去掉这块“心病”，却又觉得自己操之过急。自己立足未稳，立马就“杀人灭口”，说不定隆科多会狗急跳墙。于是才有了这“翻云覆雨”手。

以隆科多的精明，自然洞悉了雍正的诡秘心理，因此他自比诸葛亮，“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意思是，雍正即位之日，便是他的死亡之时。

想来也是，“宣诏”真相若不败露，雍正会杀他灭口，且已有过动作；一旦败露，其他皇子肯定不会轻饶他。隆科多的“死”，委实是在他“宣诏”那一刻就已定了。这是所有耍小聪明者的宿命。

然而，为时已晚，生米已成熟饭，皇四子已成了清世宗。在此后漫漫长夜里，隆科多一定后悔过自己当初的抉择。一是后悔选择了“皇四子”，二是后悔趟了“宫廷争斗”这汪浑水。虽然当初“口衔天宪，处分嗣统”时感觉自己高高在上，无限风光，心理上获得过极大快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聪明反被聪明误。

如何才能避免杀身之祸，隆科多可能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雍正绝对是个政治家，当他意识到自己对隆科多操之过急后，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隆科多一面加官晋爵，一面竭力奉承——

雍正元年三月，授隆科多为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雍正二年，命隆科多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本是一介武夫，却被委以意识形态看门人的重任，充任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并赏赐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扯手等超乎寻常的物品。雍正还对满朝文武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玩政治的，大都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外朝一套内廷一套。这是“通病”。

隆科多和年羹尧不一样。当雍正称年羹尧为“朕之恩人”时，年羹尧真的以为自己是雍正的“恩人”了，而且是永远的“恩人”。当雍正称隆科多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时，隆科多清楚自己的斤两，知道自己有何德何能，也明白雍为何给自己戴高帽。

面对此情此景，隆科多纵有万千主意，恐也只能三缄其口，“静观其变”。

年羹尧因“傲”获罪

称年羹尧是因“傲”获罪，自然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是他的“傲”，委实是个由头，也是主项。

年羹尧自恃功高，自恃与雍正莫逆，自恃对清廷忠诚，所以就无所顾忌，为人行事就忘了法度，自傲傲人。即位之初，江山未稳，雍正自然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一旦屁股坐稳，就在意起君臣尊卑了。倘若再有当面不喊万岁的，恐怕就有小鞋穿了。你不拿领导当领导，领导就不拿你当人。

雍正最后收拾年羹尧时，竟开列了九十二款罪状，分别是：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忌刻罪，残忍罪，贪婪罪，侵蚀罪。

欲问之罪，何患无辞。历朝历代均是如此。说你“大逆”就“大逆”，说你“欺罔”就“欺罔”。你若辩驳，只会越辩越黑。官大一级压死人。话语权没在你手里。平心而论，称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的确属实。但，无官不贪，买官卖官者大有人在，为什么不去整肃他人。逮住你了你就自认倒霉，没逮住你你就安享你的荣华富贵。再就是，哪个高官身边不围一群人，哪个高官不提拔亲信。没有“朋党”，谁来捧场；不是“朋党”，焉能升迁。什么时候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有人称年羹尧“功高震主”，其实不确。年羹尧并无“震主”之心，也没想“黄袍加身”。他的骄恣，是建在“忠贞”二字上的。这点雍正也清楚。雍正曾云：“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在年羹尧看来，自己功高盖世，且无二心，即便再贪再“傲”亦不为过。但雍正并不这样看。统治者都是要脸面的。你伤了我的面子，我就可能要你的命。

雍正并非因“功高”才杀年羹尧的，尽管统治者都有“杀功臣”的毛病。雍正之所以杀他，一言以蔽之，就是怪他太“傲”，伤了雍正的面子。

皇上接见群臣，别人都山呼万岁，你却侧目缄口，别人都三拜九叩，你却箕坐如初，你以为你是太上皇啊？在专制社会，是注重名分秩序的，君臣尊卑不可违。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

当然，伤雍正面子的，并不仅仅是“箕座”之类，还有更深层次的。雍正二年，雍正犒赏军功，京中传言说这是年羹尧的主意。雍正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京中传言说这也是年羹尧的主意。这令雍正大伤自尊，感觉自己像个“傀儡”。雍正见年羹尧的随从穿着厚重的盔甲，极为不便，便叫他们脱下来，可是没人脱，待年羹尧下令，将士们才纷纷卸下。这使雍正感到脸上无光。感觉自己说话还不如年羹尧呢。

雍正对年羹尧生出杀念，就是为维护自尊——一个男人的自尊，一个皇帝的自尊。就雍正而言，他可以颁给年羹尧荣誉，可以大树年羹尧的威信，可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可以称年羹尧是“朕之恩人”，甚或可以说自己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年羹尧之类的话，但他绝对不能容忍年羹尧的声誉超过自己。

另外，在年羹尧左右，聚了一大批人，为其喝彩、奔走，隐然像个“年党”。雍正做雍亲王时，擅长坐山观虎斗，爱看诸派相互厮杀，从而坐收渔利，但身为皇帝，便不能容忍“朋党”存在了，更不能容忍某一“朋党”做大。种种诱因让雍正感到除掉年羹尧比清洗胤禩、胤禵、胤禟等更为重要。有人分析说，在雍正看来，一则年羹尧实力看涨，他不同于胤禩、胤禵、胤禟已经身列异党，而是以宠臣面孔出现，如果不及早清除，恐会尾大不掉；二则，清洗年羹尧可以大展皇威，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年羹尧能从川陕总督变成一等公、抚远大将军，也能从一等公变成一等罪人，这些霄壤之别均出自于一人之手段）；三则，清洗年羹尧能让胤禩党人，彻底断了借此人兴风作浪的念头。有此三点，年羹尧不得不死。其实，雍正日后收拾隆科多，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隆科多本来就与胤禩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隆科多被胤禩等人“争取”了过去，对雍正而言将是致命的。

但，年羹尧绝没想到雍正会杀他，更没想到会因此杀他。自己对雍正有着天高地厚之恩，雍正怎么会杀自己呢？所以，在雍正一点点剥去他的兵权，一步步往死路上逼他时，他一点反抗都没有。他以为这都是雍正做样子给他人看呢。他认为自己应该“配合”雍正。纵然自己有什么“委屈”，但为了朝廷，也得无条件“执行决议”。

然而，当他意识到雍正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想要他的命时，为时已晚。

隆科多因“精”招灾

没有隆科多，就没有雍正。这点隆科多清楚，雍正也清楚。

清楚这一点的，除了他俩，没有第三个人。尽管朝野内外对雍正即位的传言很多，但那都是揣测。种种揣测虽距真相不远，但终究难以坐实，对雍正构不成本质上的威胁。但雍正清楚，倘若隆科多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他将万劫不复。

雍正在口口声声称隆科多是“国家良臣”时，想的恐是如何让他永远闭上嘴。这点隆科多也清楚。

但，日子久了，谁都有高兴不高兴的时候，谁都有喝高的时候，谁都会有与三五个知己推心置腹的时候。隆科多自然也不例外。这些时候，隆科多兴许会无意说出些什么，诸如说诸葛亮“白帝城受命之日”如何，诸如说康熙死日他曾身带匕首，诸如说九门提督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聚集两万兵马，诸如此类吧，这些话，听者或许不知所云，但是雍正清楚。

雍正越来越感到隆科多的危险了。他不能坐视隆科多的存在了，必须对其灭口。

于是，雍正便开始有步骤地打击隆科多。

隆科多自非等闲之辈，为了防止雍正对他灭口，便私藏了一份“玉牒”。“玉牒”即帝王族谱，其中所记诸皇子的名字、排行等等。隆科多私藏“玉牒”，相当于传说中的张学良秘藏了蒋介石给他的放弃东三省的密令。

但，隆科多私藏“玉牒”一事上，弄巧成拙了。隆科多想，“玉牒”或有康熙在传位问题上的“暗示”之意，倘若“暗示”传位给皇十四子胤禵，那他在雍正抢权上就是立了大功的。即便没有任何“暗示”，自己也是在雍正抢权上立了大功的。他想以此为柄，要挟雍正。但他犯了大忌。皇家“玉牒”个人是不能私藏的。因此日后被雍正逮了个“正着”。

雍正的治人谋略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循序渐进”的。

先是训诫年羹尧本人。雍正二年，雍正一改过去的嘉奖口吻，而是告诫年羹尧：“凡人臣：圆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再就是流露对年羹尧的不满。雍正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告诉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逆奸纳贿，朕甚恶之。”

再就是挑拨群臣与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在表彰河道总督齐苏勒“一尘不染，独立不倚”时说：“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雍正告诉署凉州总兵宋可进：“年羹尧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

再就是鼓励群臣揭发年羹尧。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年羹尧何如人也？据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一字可许之首？否耶？密之。”

官场中人，个个眼皮活泛，一见如此，纷纷落井下石。有人大骂年羹尧“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有人直接请求处死年羹尧。连挚友都成了仇敌。

而雍正向年羹尧发难的直接理由，说来十分可笑。雍正三年三月，天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们以为“祥瑞”，纷纷上表称贺。年羹尧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朝乾夕惕”意为终日勤慎，写倒了意思也没变，但雍正说这是年羹尧故意颠倒，“不以朝乾夕惕许朕”。于是就开始处处找年羹尧的“茬”，并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将年羹尧一贬再贬。四月，下诏命年羹尧交出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六月，削年羹尧太保之职。八月，罢黜年羹尧为闲散旗员。九月，将年羹尧下刑部狱。十二月，赐死。

雍正对隆科多的惩处，也是“有序”进行的。与年羹尧不同的是，雍正是“逼”着隆科多一点点地退让。

隆科多为了打消雍正对自己的“戒心”，于雍正二年请辞“步军统领”一职。这可正中雍正下怀，立马“恩准”。雍正一边偷着乐，一边悄悄地对人说：“朕并未透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

雍正素有“抄家皇帝”之称，他嫉恨别人钱多，常将他人家产收归“国有”，因此隆科多便悄悄地将自己的家产转移到了城外，结果招开来了雍正更大的猜忌。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首次用严肃的口吻，指责隆科多包庇胤禩党人。六月，借口隆科多的儿子“行止甚劣”，借口隆科多替年羹尧辩护，削去了隆科多太保、一等男爵等爵职，发前往阿兰善修城垦地。七月，把过去赏给隆科多的“四团龙补服”等，一一收回。

雍正四年正月，借口隆科多的家仆“挟势索赇”，革去隆科多吏部尚书一职，并将隆科多发配到边疆，去和沙俄谈判“疆界”问题。

雍正五年闰三月，隆科多私藏玉牒事发，雍正震怒。雍正之所以震怒，是因为他洞穿了隆科多的那点心机。立马遣人将隆科多“押送回京”。隆科多回京不久，便被定了四十一款大罪。款款当诛。

但雍正并没有诛掉隆科多，而是将其“圈禁”。雍正说：“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有人说，比起年羹尧，隆科多遭的“活罪”一样也不少。

年羹尧之死与隆科多之死

年羹尧至死都没想到自己会死，都不明白自己是因何而死。

隆科多知道自己会死，也试图摆脱，但终究没有玩过雍正。

从年羹尧来看，他对雍正忠心耿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雍正不会杀他，即便接到了自裁谕令，年羹尧也迟迟不肯赴死。他上疏雍正：“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犬马，为主子慢慢效力。”幻想着雍正会念其功高，刀下留人。但雍正却说，我没让你“磔死”（凌迟），已属法外施恩了，你当“感涕”才是。至此，再加上政敌蔡珽的一再催逼，年羹尧只好“自裁”了。

年羹尧与隆科多，都是雍正依仗的左右臂，各有各的小集团，即“年选”“佟选”，且又各具势力，两个“朋党”间既有争斗，也有联合。年羹尧已死，隆科多的人生便也走到了尽头。

其实对雍正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隆科多活到他的身后。

耐人寻味的是，雍正对隆科多的惩处，不是杖毙，不是赐死，而是“圈禁”。雍正最害怕的，不过是隆科多的那张嘴。把他“圈禁”起来，让他与世隔绝，他的嘴就只剩下吃喝喘气的功能了。即便他话再多，嗓门再高，也没有谁能听得见。即便听见的，也都是雍正的亲信，或普通狱卒，于雍正构不成任何危害。就像把高官关进班房里，接触到的都是普通的小战士，无论你说什么，泄再大的密，均是废话。

“圈禁”其实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清代的“圈禁”分四种。“墙圈”，就是把一块地用高墙圈起来，犯人只能在高墙内生活；“屋圈”就是把一个屋子圈起来，犯人只能在屋子里生活；“坐圈”就是把犯人困在只能坐着的一块地方，犯人只能坐着；“人圈”就是让犯人站在那里，旁边都是人墙，用人围出人墙，旁边的人每天都换，只有里面的犯人不换。每天都站着。对隆科多实行的是“屋圈”。

一年之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于禁所中死去。

其实，“圈禁”这种形式，并没有随着清代的结束而结束，隆科多的“圈禁”生活，也远远胜于其后的某些曾经的权贵。此话题就不展开说了。最后，我们对年羹尧与隆科多有种感觉：年羹尧生的威风，死的糊涂；隆科多生的精明，死的窝囊。其实在专制时代，任何人都是统治者的掌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