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油料一:洋人用低价倾销垄断照明用油,内地老百姓灯都点不起

 

陈天刑

旧中国是个“贫油国”,那时候中国不产油。无论是煤油也好,汽油也罢,都要从国外进口。当年从北平到上海,从天津到广州,所有城市售卖的油料那可都是外国牌子,用轮船从外国运过来然后用铅皮桶分装,论斤或者论加仑出售。

这种单方面的卖方市场,造成了油料昂贵和短缺。当时不仅汽油价格昂贵,使拥有汽车成为了富豪才能有的奢侈行为,就连晚上点灯用的煤油,那也是普通老百姓很大的一块负担。就是这“洋油”的供应情况和价格变迁。

一、外国人用低价倾销占领中国的照明市场

在煤油灯进入中国以前,我们的传统照明主要使用植物油,然后再加上棉线捻成的灯芯。这种灯亮度很差,即所谓的“一灯如豆”。而且使用时需要经常剪去烧焦的灯芯,用起来比较麻烦。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煤油灯迅速进入中国,当时是专供租界照明。其后洋人采用倾销的办法,迅速抢占了中国的夜间照明用油市场。那时候的洋煤油非常便宜,1879年在汉口,茶油每担5两6钱,大麻油每担5两4钱,而洋煤油每担仅为2两8钱,一担国产油能买两担洋油。又有记载说当年菜籽油的价格大约是120文一斤,而煤油只要65文一斤,洋人用国产油一半的价格向中国倾销。

而且为了更方便地向中国老百姓推销煤油,美孚石油公司还开发了一种带有玻璃灯罩的罐式煤油灯,任何人只要购买他家的煤油,就免费配送一盏高档玻璃罩煤油灯——这种低价销售甚至赠送机器,然后让你买他的消耗品的套路,是不是非常熟悉呢?

于是这洋行就通过层层代理,将销售网络一直铺到中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而洋行的服务,那也是一等一的,在亚细亚集团当时内部发行的《石油手册》中规定:只要是能带来生意的客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火烛小店,洋行也要求自己的雇员降尊纡贵,“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免有伤他们的感情”。

而这种温情脉脉的低价倾销、再加上赠送煤油灯的组合拳,根本不是清末老百姓能接得住的。不久以后,洋煤油就把中国传统植物油打出了市场。在1863年,煤油输入量为2100加仑(1加仑等于3.7854升),1886年增长为2300万加仑,1893年就达到1亿加仑,到了辛亥革命的1911年,进口量更是高达2.36亿加仑,洋油完全统治了中国市场。

在1882—1883年镇江的商务报告里曾经提到:“在各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经普遍使用煤油了……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1886年的商务报告中更是说到:“过去天黑就停工的行业现在有许多在夜间也工作了,穷苦的读书人也能在夜间燃点煤油灯……鞋匠、磨工、裁缝和木匠,在夜间全都使用油灯。”

通过洋人不遗余力的推销,煤油灯和煤油炉逐步普及到全中国,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二、民国时期穷苦老百姓点灯成本很高

到了民国时代,煤油已经成为了生活必需品,当时大多数人家自然是没有电灯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照明。而煤油的供应,却是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在用低价倾销加赠品统治市场以后,洋人终于露出了青面獠牙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在洋油的靠岸港上海,因为运费便宜和竞争激烈,价格还维持在0.06元左右一斤。当时一元能换当十铜元128枚左右,也就是相当于约90文钱一斤。而在内地煤油就贵了,临近天津港的北平煤油是一块钱七斤,一斤就是1/7=0.14元,是上海港的两倍多。至于不靠海的省份那更是贵出天际,1925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吴虞回成都老家以后,买了两桶28斤装的煤油,每斤煤油售价0.3元,合计两桶洋油居然高达8块大洋!

这个价格在当时来说,那可是相当于普通职员一个月工资的——教员一开始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一个月工资也不过是八块大洋。在郁达夫1923年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那时候在上海卷烟厂工作的女工,每天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也只能拿到9块大洋。骆驼祥子在北京拉人力车,他省吃俭用的一个月,也不过能积攒5块大洋。这一个月工资只够买两桶点灯的煤油,可还行?

而这一个月八九块大洋的工资,其实在1920年代算是高收入的。当时鲁迅先生在北京居住时,曾经雇过几个保姆,她们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块大洋。吴虞教授家的两个保姆,每月工钱也是两块大洋——这当然不是几位教授先生欺负人,那时候的保姆是包吃包住的,这两块钱是完全可以积攒下来的,虽然比骆驼祥子的每月剩五块钱要少,但是比北大图书管理员那每个月只能剩下几个铜子,还是好多了的。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内地省份的煤油,那可是非常昂贵的。当年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每个月除去吃饭和生活后能剩下的,也不过是两三块钱,能买个十斤八斤煤油而已。这油价这么贵,普通老百姓自然是舍不得多点的。当年的一般家庭,那是标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舍得长时间点煤油灯的。

这时候能够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的内地省份学子,就已经不是穷苦人的孩子,而是殷实人家才可能有的待遇了。

三、三大洋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

而煤油之所以这么贵,主要是因为外国公司垄断市场。当年的中国煤油市场,是由三大洋巨头瓜分的。他们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联营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其中,美孚公司资格最老、规模最大,亚细亚次之,而德士古规模较小,也最晚进入中国市场。

那时候三大石油公司为了垄断中国市场,采取了合作的方式,商定了在各公司每年的销售比例。比如在华北市场上,历年平均销售额大约为:美孚40%,亚细亚25%,德士古35%。这三家巨头联起手来控制价格保证利润,同时一起打击外来竞争者。

比如1925年美国大明火油公司在天津成立,它的“银箱”牌煤油立刻被三大巨头抵制,最终由德士古将该公司兼并。香港的胡氏兄弟公司创建“蝴蝶”牌煤油,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不错,结果被三大巨头联合降价导致其破产。而中国商人自己经营的光华火油公司,更是被联合打压,最后由于亏损严重,不得不将全部油池、油栈卖给三大公司。

在三巨头的联手控制之下,中国煤油销售量一直比较稳定。在1928年,中国的煤油进口量是2.63亿加仑,仅比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2.36亿加仑略高,这就是三大外国公司联手控制市场、导致煤油价格飙升,老百姓消费不起的原因。而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大萧条,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急剧贬值,煤油价格也就再次直线上升。

这个时候广州洋行的一加仑(3.7854升)煤油已经卖到四块银元,平均每升4/3.7854=1.056691元,按照每升煤油1.8斤计算,是1.056691/1.8=0.587元一斤,比1925年的四川零售价格整整涨了两倍。要是按照上海港1927年0.06元一斤的价格计算,那更是飙升了近十倍!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广州商人想办法从进口柴油中提炼出煤油,贴上本土商标低价出售。这本土煤油一加仑才卖三块银元,平均每斤才3/3.7854/1.8=0.44元,一时间抢了洋行不少生意。可是很快,洋行就联手将进口柴油价格提高一倍,然后把自制的煤油也贴上“桃花牌”、“月光牌”、“经济牌”等本土商标,来了个“进口仿冒国产”,售价卖得比本土商人的成本价还低,彻底打倒了本土工厂。而等到本土煤油淡出市场之后,洋人的低价煤油也很快就从市面上消失,大家只好接着消费他们0.6元一斤的高价油。

而煤油价格的再次飙升,也终于压垮了中国老百姓那为数不多的消费能力。要知道在1930年代虽然收入有所上涨,但大城市普通职员也不过是15-20元。这0.6元一斤的煤油灯,真的是舍不得多点。而在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这洋油价格老百姓们更是消费不起,只能再次找出尘封已久的旧油盏,重新点上了用了几千年的茶油麻油豆油。

所以那个时代的老电影和宣传画中,穷苦老百姓家里点的,仍然是“一灯如豆”的旧油盏,而不是使用“洋油”的煤油灯。这也是当年老文艺工作者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细致的一个证明。

四、买办勾结洋人大赚特赚

而正在煤油被外国人控制,中国老百姓苦于其盘剥的同时,国内的一些洋人买办则通过代理洋油生意,从中上下其手,赚得了大笔的财富。这其中通过当买办发家的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民国财政部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有钱的孔祥熙。

孔祥熙是山西人,当地盛产煤铁,他就从阳泉向外国人贩铁,最后赚了20多万元。后来他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觉得在内地省份经营煤油定有巨利可图——以同样的1925年左右为例,上海港洋油0.06元一斤,四川成都洋油0.3元一斤,价格整整差了五倍!于是孔祥熙就筹办了火油公司,并开设了一个“山西裕华银行”,使自己成为美孚公司在山西的代理商,垄断了美孚煤油在山西的销售,一举发了大财。

后来,因为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利润比较丰厚,孔祥熙又舍弃美孚做了亚细亚的代理。1918年,孔祥熙在太谷西街成立了祥记公司。这个公司除太谷总号外,还在太原、阳泉、平定、榆次、祁县、平遥、交城、离石、汾阳、忻县、运城等地设有分号,在天津、上海、石家庄等地设有分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是包销亚细亚的铁锚牌、元宝牌煤油和壳牌汽油、机油,同时也包销洋碱、洋蜡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各种化学品等。

当时祥记公司平均每月的营业额可达15万元,年获利在35万元左右。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实力后,孔祥熙的社会声望也随之扩大,受到了从山西都督阎锡山到当地富豪名流的敬重。而在这之后孔祥熙平步青云,后来甚至做到了民国的财政部长。

而民国政府被这些洋买办们控制了权力,丰厚的代理利润和回扣之下,那自然是各种的“造不如买”,中国的很多关键行业,都陆陆续续都落入了洋人手中了。结果就是到了抗战时期,一旦沿海被日本人封锁,这洋货进不来,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就逐一没了着落,然后就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了。一定要自力更生、建立起自己的生产体系的必须性,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那些梦想着穿越到民国,去做少爷小姐衣香鬓影浪漫缠绵之余、再穿着旗袍轻描淡写地打鬼子的朋友,还是想想到时候一个月收入只够勉强吃饭,煤油灯都点不起,需要在旧灯盏下不停剪灯芯,然后愁眉苦脸琢磨明天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什么活法吧。

参考资料:

《山西首富孔祥熙》

《上海工人阶级运动史》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镇江商务报告》

《银元时代生活》

《春风沉醉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