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医生，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生都是最值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医生们也可以成为执行屠杀之人，并且信服自己的职责与行为是正当的、甚至高尚的。——这看上去不可思议之事，就那样真实的发生了。

不要误会，这绝对不是针对医生，我们想要追究的问题是：这如何可能?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我们自身是因为没有处于那样的环境中，才免于成为屠杀者吗?

1

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

1943年年初，17岁犹太姑娘玛丽亚，随着又一火车犹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运到了奥斯维辛：

“‘排队——马上！’”车外的坡道上，“一个英俊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支马鞭，看人的身体和面孔只有几秒钟，然后说‘左边’、‘右边’，快速筛选，来回走动。”

图为1944年匈牙利籍犹太人被火车运送至奥斯维辛。

笔挺的党卫队制服和铁十字勋章，这些在意料之中；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将人筛选出来送往毒气室的这些人是实实在在的医生：医学教授、高年资医生和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

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100万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的被杀。医生对将哪些人送往毒气室进行筛选，医生监督毒气室里的屠杀，医生实施了谋杀性的传染病传播，医生下令、监督、有时还执行了对医疗区中衰弱病人的直接注射杀害，医生签署虚假的死亡证明……一位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

提到医生，人们会想起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医学院学生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毕业典礼上的誓词。奥斯维辛的一个囚犯医生，曾指着日夜冒烟的焚尸炉烟囱，问一个纳粹医生：“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协调起来？”

此人这样回答：“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听起来是不是也有一种自身的逻辑呢？这正是《纳粹医生》的作者深刻揭示的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生物医学意识形态。

2

他们认为，杀戮是一种治疗

人想用人工手段乃至于暴力来“优化”和替代自然存在本身，这倒不限于纳粹德国。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过颇多“仁慈致死”的主张。美国也有医生赞同杀死年幼弱智儿童中“极度不宜者”，有过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对一些身体和精神极度残损、无可挽回的病人——通常是儿童——任其死亡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受到了法律限制和强烈公众反应的抑制，并没有发展为对认定为不值得活着者的系统性杀害。

20世纪初期，英美都有过担心“国家退化”，担心威胁到“文明种族”的健康而对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绝育的冲动，这些人被视为“生物学上的朝下者”。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允许对这种冲动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英国对强制绝育有持续的法律阻力，美国出现的关于个人权利和质疑遗传学局限的声音，也导致一些通过了绝育法的州对绝育法的废除或搁置。

在纳粹德国，一种遗传幻想的极端生物医学展望与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使得它能够决绝无情、没有法律干预地进行广泛的强制绝育和杀人，而它所要求那样一种种族净化，又必然发展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所以， 在纳粹看来，绝育和屠杀本质上是一种生物学和医学处理，目的是实现这个政权所梦想的生物医学前景。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步行到毒气室。这是二战期间的著名照片之一。

在德国，这种理论其来有自。阿道夫·约斯特1895年出版的一本书叫《死亡的权利》。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1920年出版的《准许毁灭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更是一本关键性著作。两个知名的德国教授——法学家卡尔·宾丁和精神病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霍赫，谈论“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这不仅包括不治之症者，也包括精神疾病者、智力低下者和发育迟钝儿童与畸形儿童等大量人口。两个作者对这整个概念做了专业化和医学化解说。他们强调这个概念具有治疗目的，毁灭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完全是一种医治处理”和“治疗工作”。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宣称德国民族神圣的种族使命是“汇集和保存最有价值的基本种族要素的积聚……缓慢然而是肯定地将其提升到一种支配地位。”他谈到了绝育这种“最为现代的医学手段”的必要。

希特勒《我的奋斗》英文版

1933年1月30日他上台，6月22日内政部长就颁布绝育法律，宣布德国处于“民族死亡”的严重危险之中，所以必须采取严厉和彻底的措施。稍后做了修改和扩展的这个法律，成为基本的绝育纲领，奠定了这个政权用医学手段来结束“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基调。

在纳粹看来，一战失败后的德国患了重病，雅利安种族要得到治愈，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和“污染”了德国种族的犹太人。从强制绝育到直接的医学屠杀再到死亡营，纳粹的这个序列就体现了这种生物医学意识形态。 一个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生理学的名称——“世界的肛门”。一个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这个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所有这些都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料。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

3

三个纳粹医生

意识形态的疯狂是席卷性的，尤其是当这种疯狂又似乎有着“铁一般的逻辑”时，就像黑洞一样，什么人都会被吸进去。

纳粹医生信服于一种治疗—屠杀的反悖：屠杀即是治疗，治疗必须屠杀。屠杀“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和犹太人，这是为了治愈日耳曼种族。奥斯维辛可以视为在实践一种值得赞美的“种族卫生”原则，是在为有机更新的高贵远景而工作，也就是创造一个广阔的“日耳曼生物共同体”，是“清扫世界的必要性”，它“要确保血保持纯净，通过保存最好的人种，来创造这个人种更高贵发展的可能性”。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所用过的器具

《纳粹医生》以三章篇幅集中剖析了三个纳粹医生。一个是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他以进行孪生子研究而出名。奥斯维辛除了屠杀之地，也是人体试验之地。在奥斯维辛，“人是最便宜的试验动物……比鼠还便宜”。所有这些试验都与纳粹生物医学展望相关联，对于“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对于劣等民族，可以研究它们、改变它们、操作它们、损毁它们，或者是杀掉它们，以此来为日耳曼种族服务，最终是重塑人类。

一个放射科医生囚犯为门格勒工作过，他讲了一件事。一对吉普赛人孪生子男孩，有某种关节症状，按照那个时代的一种观点，这与肺结核有关系。门格勒相信这两个男孩有肺结核，但各个专业的囚犯医生在仔细的临床检查后，发现没有肺结核的迹象。门格勒不相信，冲着囚犯医生们吼，尤其是冲着这个放射科的囚犯医生吼：“所有其他人都可能犯错误，放射科医生不能犯错误……这是必须的。”然后他就走了，命令这个囚犯医生呆在那里。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平静地说：“你是对的。没有肺结核。”沉默了一会，他接着说，“是的，我对他们进行了解剖。”——门格勒从颈部射杀了这两个男孩，“当他们身体还热时，就开始解剖他们，首先是检查肺，然后是其他各个器官……有一些是他自己来检查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们，左一为门格勒

在《纳粹医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屠杀中心和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如同门格勒这样，将无所不能之感、偏执虐待狂和麻木融合起来，将自己的医学技艺、事业自大和不择手段的堕落融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惨绝人寰的世界。

然而，真正复杂、具有心理深度、富有启示意味的却是两个被称为“好人”和“正派”的纳粹医生。

作者说自己在见恩斯特·B之前，就听到和读到了大量关于他的评说，全都是好话。对于一个纳粹医生而言，这很令人吃惊。那些前囚犯医生们，一直将恩斯特·B形容为奥斯维辛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纳粹医生，一个将囚犯（尤其是囚犯医生）作为人看待，救了许多人的性命，拒绝去进行筛选的人。他是如此赢得囚犯医生们的好感，当战后审理他时，他们为他作证，使他无罪开释。所以，他被称作“党卫队制服中的人”。

由于人手不足，维尔特一直想让恩斯特·B参与筛选，但恩斯特·B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最后实在顶不住时，他突然坐上夜车，跑到柏林找高级主管，说自己就是无法执行筛选。在这个上司的干预下，他逃避了这种筛选，成为集中营里少有的例外。

另外一个则是被称作“好人”的奥斯维辛主管医生爱德华·维尔特。

在奥斯维辛，维尔特愿意与实际的医疗工作打交道，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小心翼翼，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中唯有他坚持食用战时食物定量。他也一直持反对残忍和随意虐待囚犯的立场，对于那些参与这种虐待的刑事罪犯总是打压，对于共产党员政治犯则要同情得多，与担任他文书工作的政治犯朗本发展出来了一种朗本称为“深入的人之联系”。

维尔特有时有强烈的愿望要离开奥斯维辛，朗本和其他人好几次都劝阻他，把他给囚犯们带来的好处告诉他。朗本曾给维尔特送过一张手写圣诞卡：“在过去的一年中，你在这里拯救了93000人的生命。我们没有权利去告诉你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自己希望在将要到来的这一年里，你还在这里。”

爱德华·维尔特（中）

这样的纳粹医生与我们在影视作品中见到那些凶残或阴险的纳粹实在很不一样。然而，这也是纳粹医生中的一种真实。更重要的则是：面对这种真实，透彻地解说它，找到这种复杂性的内在逻辑。

4

去干那些“脏活”的只是第二自我？

维尔特和朗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逃脱奥斯维辛整体和根本上的治疗—屠杀之反悖的制约。正是“正派”的维尔特，作为集中营主管医生，奠定和维持了奥斯维辛的整部医学杀人机器。

维尔特在三个方面沉溺于纳粹意识形态：一是更新日耳曼种族和德国人民的宣称，二是通过净化基因和种族来实现这种更新的生物医学之路，三是将犹太人作为这种更新、这种日耳曼种族当下和长期“健康”之主要威胁的焦点。维尔特虽然并不像门格勒那样将这些信念绝对化，而是用某种医学人道主义来执行它们，这种效忠的力量就战胜了他身上那种人道力量体验到的暴虐和恐怖，使得他不管多么厌恶都会作为医生管理者留在这种暴行制造情境中。 维尔特的道德主义与强迫状态的结合，在正常状态下很有助于一个人成为“可靠之人”，而在奥斯维辛它就使得维尔特去奠定和维持医学化屠杀整个结构的稳定与高效。

奥斯维辛这个环境的潜移默化，让“好人”去适应它、服务于它，恩斯特·B对此也深有感慨：“当你第一次看到一场筛选——我不仅仅是在谈我自己，我谈的还包括即使是最强硬的党卫队人员，你看到儿童和妇女如何被筛选出来，你会如此震惊，简直难以言表。在过了几周之后，一个人就可以习惯于它了。这个[转变过程]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不过，我可以给你某种感觉。当你走进一家正在屠宰牲畜的屠宰场……里面的气味也是它的一部分，此后你吃牛排很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当你每天都这样做，持续两周，你的牛排就如同以前一样美味了。”

瞬间仁慈在基调为屠杀残忍的纳粹医生中并不罕见。《纳粹医生》的作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我双重自我的替身转换的心理学原理：自我区分为两个各具功能的部分自我，一个部分自我可以作为自我的整体来行事。通过这种替身转换，一个奥斯维辛医生不仅可以屠杀和协助屠杀，还为这种邪恶而无声地构织出又一个自我结构或自我过程。对于居住在任何犯罪亚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替身转换都可以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比如，一个黑手党首领可以冷酷地命令杀掉对手，或者自己去做，但与此同时，又仍然是一个慈爱的丈夫、父亲和常做礼拜者。

替身转换就是要适应这种亚文化创造的极端环境，在一个与自己先前道德标准相悖的环境里，个体的纳粹医生需要在心理上启用奥斯维辛自我；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那个先前的自我，以便继续把自己视为一个仁慈的医生、丈夫、父亲。 在奥斯维辛，替身转换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摆脱罪恶之感：去干那些“脏活”的只是第二自我。

尽管第一自我仍可维持某种“正派”、“好人”之感——不过，这种感觉必然受到第二自我作恶行为带来的瓦解困扰，但它并不会去真正阻止第二自我的作恶。事实上，偶尔闪现的那个人性自我的因素，可能有助于纳粹医生的残忍。比如，党卫队医生要怀孕女性走出队列，她们可以得到双份的食物配给，但在第二天就又把她们送到了毒气室——前面那种人性和“医学行为”，会平衡这个残忍医生的内心感觉，觉得自己仍然是个正派的医生，同时又并不影响他去履行自己的屠杀职责。 他不但愚弄了受害者，事实上也在对自己进行隐瞒、欺骗和愚弄，成为他能去做这种杀人工作的整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

拿维尔特来说吧，作者认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痛苦和矛盾，他的这样一种替身转换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宜于奥斯维辛的整体功能。他的纳粹—奥斯维辛自我，以及对种族净化和国家复兴的忠诚，就使他以异乎寻常的高效服务于这个屠杀项目；他的人道—医学自我，以及家庭爱之纽带对此的强烈支撑，又帮助他维持通常的医疗功能，有助于他在自己眼中、囚犯眼中，以及许多党卫队同事和军官同僚眼中的“正派”。

爱德华·维尔特

作者强调，替身转换是一种主动的心理过程，一种适应极端处境的方式，所以他使用“替身转换”的动词，而不是更为常见的“替身”名词。替身转换是一种心理手段，一个人籍此来调用自我的邪恶潜能。这种邪恶既非自我所固有，但也并非与自我无关。替身转换既涉及到无意识的层面——替身的发生多半未被当事人所意识到，也涉及到道德意识上的巨变。 过替身转换的生活，召唤出罪恶，这是一种个人要为之负责的道德选择，无论当事人对此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

《纳粹医生》的作者是美国一位专门研究“极端情况”——对人的身体和头脑所施加的大规模暴力——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项研究，到1986年本书面世，历时十余年。除了广泛阅读关于纳粹医学行为的各种书面材料、审判记录、日记信件外，他更把当面访谈作为这项研究的核心：29个当年的纳粹医生，12个纳粹时代的律师、法官、经济学家、管理人员和纳粹党官员，尤其是80个前奥斯维辛囚犯。

然而，一位幸存者医生的话一直回旋在他脑中：“教授喜欢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们这些自己曾在现场的人，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会一直问到我们生命结束之时，但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