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千古谁识圣贤君
摘自:《共鸣》 文:翟羽佳
阿斗不黩武,阿斗爱百姓。汉末天下三分,魏蜀吴割据称雄,谁是正统?具有汉室血统的刘备刘皇叔吗?可上溯到汉初,高祖刘邦从何获得的正统特权?
回望皇权时代,不管盛唐还是强汉,皆靠武力强迫百姓接受其残暴统治,都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政府”。这些政府既非民有亦非民享民治,正统不正统与百姓何干?再思阿斗,不贪权位爱百姓,真谓贤君!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历来都被称颂,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刘禅真的傻吗?
刘禅是甘夫人所出。甘夫人本身就是一个妾,而且死得早。这说明刘禅的身份不比两个弟弟高,也说明他被立太子肯定不是出于其他外力(因母亲受宠而被立的例子也很多)。
刘永和刘理没有弱智的记载,如果刘禅弱智,那么他肯定不会被选择为继承人。
《诸葛亮集》载刘备给后主的遗诏提到:“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诸葛亮是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眼中无人,一向不肯轻易推许他人,但是对刘禅作出上面的评价,虽然不排除有说说吉利话的意思,但是肯定也不会故意以溢美之词来赞美一个白痴。也说明刘禅的智力水平应该是没问题的。
刘备能谦虚地称赞刘禅“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而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更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像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政治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性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的政策。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位君主。
■德高的少年天子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像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亲贤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
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亮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不仅有肚量还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后主贤明过人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琰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宫廷朝贺的礼节。
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得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势利的历史观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风范。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刘禅投降后在洛阳的一段表演为他博得了“全无心肝”的臭名,从此“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就算牢牢地戴在了他的头上。其实看了本文前几段的论述,再来看他“乐不思蜀”的故事,应该不难得出另一种结论。刘禅应付司马昭的手段,若非大愚,就是大智。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刘禅并不傻,那么既然能够骗得了司马昭,他的心机和演技都是相当惊人的了。
《汉晋春秋》载司马昭闻听“乐不思蜀”的回答后摇头说:“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
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看越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一部小说《三国演义》,让我们总是不自觉地用变色眼光看待历史。中国五千年,才出了一个大气的阿斗,我们还骂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谁扶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