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命运与“明史人物”

来源：文史天地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1940年之前，吴晗说自己基本上“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但随着时局的败坏，他对当局的不满也日益加强，写了不少借古讽今的作品。吴晗的文名远播解放区。曾彦修说，他在延安及解放区时，吴晗的文章一出版，“必定恭读，对他五体投地”。1948年，中共中央号召筹备召开新政协。吴晗积极响应，来到解放区。11月间，他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吴晗的政治生涯从此真正开始。在他的政治人生中，明史依然有重要位置，但不是作为学术的对象，而是作为政治的面具。回顾吴晗和毛泽东对于彭和尚、朱元璋和海瑞三位明史人物的点评，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一段历史，以及吴晗的政治人生。

彭和尚的晚节

来到解放区的吴晗，曾把自己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送给毛泽东。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书稿，约吴晗深谈了两次，还给吴晗写了一封信：“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吴晗

除了信中提出的方法问题之外，毛泽东还对书中写到的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提出了疑问。在书中，吴晗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看得出来，吴晗在彭和尚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某种理想，希望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书斋中去。这也是大多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但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对吴晗说，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了解国史的人知道，毛泽东特别关注晚节问题。他在读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自述时便说“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就因为李秀成晚节不保。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后，毛又重提“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告诫全党，革命者重在保持自己的晚节。

根据毛的要求，吴晗发奋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确实斗争到底，被元军杀害。后来《朱元璋传》再版时，吴晗在序言中专门作了自我批评，“以我自己当时的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轻率地根据不充分的史料，以为他功成身退，赞叹不绝，认为革命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在到解放区以后，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朱元璋的晚年

为了落实毛的意见，吴晗在1954年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反馈的意见是：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朱元璋传》的前身是《由僧钵到皇权》，吴晗写书时，本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现在蒋介石已经被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不再是主要的斗争对象，再行影射的意义也就没那么大了。时移世易，吴晗在书中仍然指责朱元璋大搞特务网，诛杀功臣就有点不合时宜。他还说，朱元璋制造血案，“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通过八股文制度，“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又宣扬神迹，欺骗人民。这就更令人产生其他联想了。

这些恐怕都是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因素。而且，毛对朱元璋本来就有好感。他曾说过，明朝只有朱元璋、朱棣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对此，深谙毛泽东心态的朱永嘉先生分析得十分深刻。他认为，吴晗多次修改《朱元璋传》，始终不能令毛泽东满意，缺少的东西，正是对朱元璋的布衣情结揭示不够。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布衣皇帝之一（另一个是刘邦）。他晚年残暴地诛杀功臣，从郭桓案、胡惟庸案到蓝玉案，但杀的是贪腐的官员与将领，而不是老百姓。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在感情上与朱元璋是相通的。而吴晗看到的却主要是朱元璋残酷的一面，忽略了其布衣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在解放区，吴晗觉得已转变了思想，“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但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仍缺乏真正的理解。

海瑞的真话

于是，当吴晗揣摩毛泽东的意思写海瑞的故事时，一场浩劫悄然拉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灾难，毛泽东为听不到真话而感到烦恼。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他要求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次年4月2日至5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再次要求干部讲真话。开幕前一天，演出了湘剧《生死牌》。这出戏讲的是海瑞为百姓伸冤的故事。海瑞在剧中的戏并不算多，但却引起了善于借古喻今的毛泽东的注意。第二天，他让田家英找来《明史》，读《海瑞传》。4日的会议上，他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并倡导属下学习敢说真话的海瑞，建议找历史学家研究海瑞。

▲毛泽东与胡乔木

按照胡乔木的意图，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1959年六七月间，吴晗写了一篇《论海瑞》。文章写完还没有发表，中央就召开了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区分真假海瑞、左右海瑞，提倡真海瑞、左派海瑞。会后，胡乔木向吴晗说了毛的新看法。吴晗对《论海瑞》做了一点修改，加了一段话，9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段话是这样的：“但是，决不能也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喊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或许，在吴晗看来，这已经为文章注入了新的最高指示。但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是不同的，在学术逻辑中，真与假是个事实问题，而在政治的逻辑中，却是个立场、站队的问题。作为刚入党两年的新党员，吴晗对党内斗争发动之隐蔽、过程之曲折、结局之残酷似乎都缺乏真正的体悟。

1959年10月，京剧演员马连良读到《论海瑞》，到吴晗家中约请他编一出海瑞戏。吴晗经不起再三恳求，利用下班后和节假日的时间，终于写出了剧本《海瑞》。1960年底彩排时，根据各方意见，剧名又改为《海瑞罢官》。1961年初，《海瑞罢官》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公演，广受赞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1961年应该成为“实事求是年”。这个时候，《海瑞罢官》公演，应该说十分应景。毛泽东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称赞剧本的文字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真在会上直言：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会后，毛泽东再次退至二线。下半年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彭德怀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也就在这一年，江青提出要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没接茬。1963年，周恩来对吴晗说，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连忙否认。周恩来就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周恩来还提出要给吴晗换个工作。周的这些举动当然也不是他个人的心血来潮。

1965年2月，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了批判吴晗的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文章。为了保密，江青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讨论姚文元的文章。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文章写完后，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第二版刊出。文章矛头直指吴晗。舆论哗然，多方震惊。吴的朋友梁方仲看到后，马上说：“这下子，辰伯兄要吃苦头！”彭真得知消息后，气愤地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吴晗本人也感受到了压力，一顿饭连一两粥都吃不下。

11月12日，《解放日报》率先转载此文，此后，《浙江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地方党报也转载了。29日，《北京日报》转载，并加了彭真、邓拓改定的按语。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讨论”栏目转载，加了周恩来定稿的按语。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同时还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把“要害是罢官”公之于众。此后，虽然彭真等还希望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主持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并让吴晗化名“李明光”，到昌平去搞四清。但江青已经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又出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上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4月9日-12日，被紧急从陕西召回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康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对彭真进行批判。

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出，这个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通知，在第一部分就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最后的靴子终于落下。1965年12月14日的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彭真曾对吴晗说，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表示，我是有错误的，愿意检讨，愿意到工农兵中去。当吴晗看到《五一六通知》后，一切恍然大悟。他明确表示：我再也不写什么自我批评了。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被捕入狱，吴晗几乎每天都被揪斗。1967年年初，吴晗一家被赶出南长街的住处，搬到了城南的一座公寓。1968年3月，吴晗正式被捕。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含冤去世。

许多年后，亲历者之一戚本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围绕《海瑞罢官》而展开斗争的两方的真正用意都不过是拿这部剧说事罢了。此时，吴晗已去世半个世纪了。去世前一天晚上，他提出要见自己的子女，但看守者不知其子女的住处而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