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英雄传——土尔扈特

第 一 节 隐蔽酝酿，寻机待发

敦多克达什逝世后，摆在渥巴锡这位年轻汗王面前的是，土尔扈特部落危机日益加剧，俄国政府再次利用汗位交替之机，对汗国高压控制不断加强，以达到完全制服土尔扈特这一强悍民族的目的。他们削去了汗对札尔固的领导权，在思想上，妄图让全体土尔扈特汗国人民放弃藏传佛教改信东正教，俄国政府穷兵黩武，连年在汗国征兵，最多一年达至8万，他们移民成千上万的哥萨克，来抢夺汗国人民的牧地，他们无理要求部落交出300个显贵名门子弟做人质，汗国人民一片惊呼之声 “汗国的末日到了”。以渥巴锡为首的汗国首领们，经过认真思考，审时度势，终于下定了决心，大胆而又勇敢地为民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举行武装起义，重返祖国，以求民族生存。渥巴锡在１７６７年开始反复酝酿了东返祖国的计划，建立组织领导核心：其属下的领导成员主要有5人：1是策伯尔多尔济；2是舍楞；3是巴木巴尔；4是阿嘉库伦寺主持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5是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具有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是汗国札尔固首席，始终积极支持并宣传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计划。他是仅次于渥巴锡策划东返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思想原来是反对渥巴锡承袭汗位的。当敦多克达什逝世后，自称是汗位的合法继承人，求助于俄国政府和敦多科夫家族的支持，俄国政府未满足他，敦多科夫家族一心想依附俄国，希望我国支持敦多科夫家族统治汗国，也视他为异己。求援受冷遇，使他看到只有渥巴锡才是可靠的同盟者，后积极协助渥巴锡。他以后成为渥巴锡发动起义的忠诚可靠的有力助手。

舍楞，是策划武装起义、东返祖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原属土尔扈特部，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六世孙。舍楞的先祖没有跟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而是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祁韵士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札萨克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卷１０５，传８９）。１７５７年（乾隆十二年），他随阿睦尔撒纳反清作乱，兵败后退居博尔塔拉。次年，为清军副都统唐喀禄穷追，“使诈降计，诱唐喀禄赴营伏兵杀之，率部经喀喇玛玲逃窜俄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析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迫于清政府向俄国要求引渡，又投奔汗国。这时汗国由于俄高压政策，处于民族危机之中，他和部众对俄国大失所望，普遍不满，和渥巴锡策划东归。他对渥巴锡说：“不久前我才从准噶尔来，那里的道路和土地我都熟悉，现在那儿牧民较少，如能安全抵达，你在那可不受人欺。”由于渥巴锡也需要了解祖国情况的人，而且他是坚定的东归论者，他便成为渥巴锡汗另一个有力的同盟者。

巴木巴尔，是渥巴锡的堂弟，是朋楚克次支曾孙，他的兀鲁思仅次于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但其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没有和渥巴锡争夺汗权的野心，对渥巴锡十分忠诚。他是札尔固主管外交和联络方面的札尔固齐，并主管对东归收集情报，还主管汗国的保密保卫工作。他是渥巴锡武装起义东归祖国又一个有力的助手。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阿嘉库伦寺的首席喇嘛，是书库尔岱青的三支五世孙，也是渥巴锡的又一个堂兄，负责祭祀和法纪的札尔固齐。他７岁时送到阿嘉库伦寺做满金，表现灵异，甚得洛桑六世主持喜爱，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学完主要经典后回到了土尔扈特汗国。后深得广大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１６６９年４月，渥巴锡召集决策层领导人决定东返祖国，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万不得已，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断言”：“１７７０年１７７１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７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他适时传达断言，成为东返祖国又一个重要的动力，也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个亲密的朋友。

达什敦多克，是渥巴锡的又一位表兄，他的兀鲁思仅次于巴木巴尔。他是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札尔固齐。他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他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领导他所在的“空格斯”兀鲁思，制造了大量的长矛、大刀、鸟铳和猎枪，为东归祖国做了物资上的充足的准备，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位亲密的战友。

利用矛盾，战胜告密：

汗国蒙古（包括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极少数封建王公在俄国的高压政策下，已完全东正教化，对俄国已俯首听命。还有的贵族和渥巴锡有矛盾，如和硕特部的札木杨与敦多克达什互娶对方的姊妹而联姻。札木杨在达那拉（敦多克达什之妹）死后，歧视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表兄渥巴锡求援，遂引起札木杨的不满。札木杨他从１７６７年３月到１７６９年５月间，５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计划背叛俄国到中国去。然而札木杨和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人所共知，俄国政府认为，这是札木杨玩弄的权术（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５７页），根本不予相信。１７７０年秋，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维特梁卡，汗国召开了高层6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并举行宣誓“离开俄国，东归祖国，１７７１年，武装起义”。并强调事情的成功在于保密，失败在于泄密，时机成熟才向汗国人民宣布具体的时间。

制造假象，麻痹敌人：

１７６９年３月间，在汗国曾任职的别克托夫截获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土尔扈特籍法官的，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说：“渥巴锡和舍楞打算迁移准噶尔。”（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２１５页，莫斯科，1967年版）这引起了别克托夫的不安，但他于１６６７年６月间已到阿斯特拉罕任职。他将此信转给主管汗国的基申斯科夫上校，上校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别克托夫制造混乱，排挤自己。而渥巴锡在１６６９年１月间至１７７０年底，应俄国政府之命，亲率土尔扈特骑兵２万人去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借此麻痹俄国当局。巧妙的计谋，致使在渥巴锡身边呆了3年的基申斯科夫什么也没有觉察到。１７７１年１月６日，渥巴锡从前线归来，写信给在外地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告诉他“要集结军队，因和俄国敌对的哈萨克人要袭击汗国，汗国准备还击”，借以继续麻痹俄国当局。俄国当局虽然怀疑，并且派了１６名军人来劝阻，但是为时已晚。俄国政府堆起的民族压迫的干柴已经点燃，便形成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武装起义的烈火。

第 二 节 武 装 起 义，东 返 故 土

１７７１年初，渥巴锡召集了大小宰桑进行动员，“讲了东归祖国才能摆脱俄国高压控制，而且离西藏较近，利于熬茶礼佛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众宰桑纷纷为东归献计献策，并分头召集人民传达汗王渥巴锡的东归计划。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５日，渥巴锡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向他们宣布东返起义的决定：“俄国女皇已命令，把我汗王的儿子和各部落头领的儿子们送到彼得堡，而且要从土尔扈特部落选出1万名子弟，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仅仅1年，我们汗国已派出过8万名子弟为俄国做炮灰。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第６０页）。”土尔扈特人民对俄国政府的压迫早已忍无可忍，经过渥巴锡的动员和号召，坚定了他们义举东归的决心，汗国首领的决策成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祖国去。”（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第３１页）。

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６日（根据郭成康《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日期续考》的研究成果，武装起义爆发的时间是１７７０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一，俄历１７７１年１月５日，公历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６日。东归是１７７０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二，俄历１７７１年１月６日，公历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７日），土尔扈特人民竖起了反抗沙皇俄国政府武装起义的旗帜。清晨，首先由宰桑桑杰策凌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袭击了俄国驻渥巴锡牙帐的杜丁大尉兵营。宰桑马尔哈什哈，在离雷恩沙漠20俄里处，又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军队。接着又分兵袭击了阻碍他们义举东归的维特利亚宁斯克、米京斯基、尼古拉耶夫卡等地的一些村镇。起义队伍把所有不能带走的锅灶、粮食、铜钱等全部遗弃，渥巴锡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

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７日，土尔扈特人民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途。

伏尔加河下游的1月寒风凛冽，白雪覆盖，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土尔扈特骑兵的保护下，离开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渥巴锡率领的全部队伍共３３３６１户，１６８０８３人。其中渥巴锡所属２００００余户，１１００００余人；策伯尔多尔济所属４０００余户，２１０００人；巴木巴尔所属２０００余户，１１０００余人；默门图所率１０００余户，４０００余人；达什敦多克所属１０００余户，６０００余人；恭格所属１０００余户，６０００人；“舍楞属３０００余户，１３０００余人（《清高宗实录》八九二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条）。”因当年天气反常乍暖，渥巴锡一直等到１月１７日伏尔加河还未封冻，东归举事无法通知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汗国人民。居于西岸的部众也无法跟随渥巴锡一起东返。

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使俄国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交通切断，渔业、牧场和其它作业场上的工作均被停止，使俄国在伏尔加河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状态。基申斯科夫得到警报后，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别克托夫跳上雪橇每天以３００英里的速度，赶到圣彼得堡报告。俄国宫廷充满了惊恐，叶卡特琳娜二世女沙皇大发雷霆，她下令把基申斯科夫锁拿治罪，关到地牢中直到死为止，并下达命令，尽一切努力使土尔扈特人回到伏尔加。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立即采取行动追击和堵截土尔扈特人东返队伍。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渥巴锡采取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方针，抢渡雅依克河，迅速摆脱敌人。他把人马分成三路大军，一路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一路以达什敦多克和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边侧翼行走，一路是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殿后，用以阻击敌人的追杀。１月２９日，他们到达雅依克河沿岸。３０日和３１日，他们烧毁了阻击他们的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２月１日全部队伍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接到俄国政府的命令后，他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商定，派出全部驻军和龙骑兵等几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土尔扈特军民已全部渡河，又加之雅依克驻军发生兵变，因而军事行动失效。莱莫斯多尔普不甘心追击的失败，致函哈萨克首领奴尔阿里汗，让其拦截土尔扈特人，应允所得战利品全部归其所有。２月７日女沙皇也向臣服于俄国政府的哈萨克人发布谕旨“要求堵截土尔扈特人”(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第１４３页)。

当土尔扈特人走上哈萨克草原不久，北侧外翼的部队遭到哈萨克骑兵的突然袭击。由于土尔扈特部队以分散的队形，保护中间的妇孺和大批牛羊前进，在遭受袭击时，因战线太长，没有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９０００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大部队的安全。(瓦尔持·海希西著《伏尔加河畔的蒙古人》第５页)。

２月中旬，土尔扈特大队人马挺进奥琴峡谷，这是东进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的险隘。但追击的哥萨克军早已抢占了这个山口，如不歼灭敌人，就会功亏一篑。在这紧要关头，英勇机智的渥巴锡，果断地组织了5队骆驼兵，亲自率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另派策伯尔多尔济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包抄后路，在土尔扈特勇士的前后夹击下，很快就击溃了并几乎全歼了哥萨克军队。

３月，土尔扈特军队到了恩巴河东岸之后，迎来难忍的风寒，不得不稍事休整。冬寒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夺去了无数战士和牧民的生命。“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７６页）。”这时俄国军队和哈萨克骑兵联合了两万人，又堵住他们的前进道路。面对天灾人祸，有少部分人出现了畏难情绪。渥巴锡及时召集各部首领，分析了困难，动员大家团结抗敌，坚持到底。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及时向全部首领传达七世达赖活佛所推断的大意：“１７７０年—１７７１年，是土尔扈特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民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７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策伯克多尔济在会上激动地说：“如果再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俄罗斯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是我佛万民的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于是土尔扈特人一致宣誓决定：“同仇敌忾，继续东进，回归祖国，决不回头。”３月渡过了图尔盖河。

４月中旬，春暖来临，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阻截，两万多俄军根本就不是强悍土尔扈特骑兵的对手，一冲即溃。土尔扈特人虽然打败俄国军队的进攻，但是却遇到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部下不时的偷袭，人马伤亡很多。４月２６日，渥巴锡给奴尔阿里汗写信指出：“哈萨克人对土尔扈特是完全无端的袭击。但我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使事情和平解决，路经汗的领地时，不再受到骚扰。我父亲在世时和我执政时期，我们两个汗国一直友好相处，你现在不应侮辱土尔扈特人。”复函拒绝放行，并且说：“你们还想到那儿去，我们已打定主意，追赶你们6个月，我们和俄国军队，也就是和哥萨克、龙骑兵、巴什基尔人联合起来，要用大炮从四面八方包围你们，决不放过你们，一直追赶到底。要我出主意，那你就返回俄国，如果怕俄国，那我担保宽恕你的罪行（同上书，第76页）。”渥巴锡当然不会屈从奴尔阿里汗的威胁，土尔扈特军民对奴尔阿里汗不再保持友好不还手的态度了，他们击退了中帐和小帐的哈萨克人，土尔扈特又顺利地前进了。

５月２３日，奴尔阿里汗与奥伦堡的省长和俄国的将军们，准备在捷尔萨康河会合，前堵后截一举打垮土尔扈特军民。但俄国奥伦堡的龙骑军，由于出发的时间过长而耽误了时间，当到达时，5天以前土尔扈特人早已全部渡过了河。士兵在捷尔萨康河等了好几天，不见土尔扈特人的影子。在河两岸吃不上东西，水土不服，得了浮肿病，马匹也纷纷倒毙，无法战斗，一了解方知已无法追击越走越远的土尔扈特军民。而占有地利的奴尔阿里汗劝奥伦堡省长和俄国将军们别走，俄国将军们只留给奴尔阿里汗３门炮和１０００名骑兵，就撤退了（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５０页）。

哈萨克人为了掠夺土尔扈特部落的财产当战利品归己，他们采取散兵游勇方式不断袭击土尔扈特老弱妇孺的队伍。土尔扈特人只好走沙漠地区，这儿由于水源缺乏，没有水井，有人喝了沼泽地的水，开始拉痢疾，牲畜喝了沼泽地的水，倒地而毙，人们只好喝牛马之血以解渴，部落牺牲了几万土尔扈特生灵，损失了几十万牲畜。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民决不回头，掩埋了乡亲们的尸体，又悲壮地踏上了征程。但是，人畜都得了浮肿病和各种疾病，行军速度减慢。渥巴锡决定，大家分散开，一帮一帮地走路，这样行军速度才能加快，但队伍分散开后，哈萨克在各种间隙中进攻土尔扈特人，抢走了无数的人畜和财宝。

６月中旬，盛夏酷热，人员伤亡疾病困扰，再加上缺少食物和饮水，更造成难忍的煎熬。当土尔扈特抵达莫尼泰河，只得暂时停了下来，稍事休整。可就在这时，他们又陷入了小帐哈萨克奴尔阿里汗与中帐哈萨克阿布贲汗５万哈萨克联军的包围，切断了他们通往祖国的道路。在万分危难的关头，渥巴锡分析形势后，立即派出使者与对手谈判，送还在押的１０００名哈萨克俘虏，从而得到了停战3天的休整机会。渥巴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调整了兵力，“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２１８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选择了一条通过沙石地区的道路”，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路，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７月中旬，土尔扈特部落越过俄国的边界小堡——坑格勒国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伊犁西南塔木哈卡伦附近，结束7个月、1万多里的长征，浩荡的大军仅剩下６６０１３人，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渥巴锡从开始东归祖国始，就派格桑大喇嘛一行５人，快马加鞭用3个多月的时间赶到伊犁，向清朝政府报告土尔扈特人弃沙皇而来。１７７１年俄国传来的消息，以及哈萨克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的报告，清朝政府一直派伊犁将军迎接；直到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日，伊犁将军的奏折说：“今已数月矣，至今竟未能得悉消息。”

１７７１年７月２０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九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

７月２７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主力部队和家属。渥巴锡向伊犁将军汇报了回国的经过，伊犁将军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见。渥巴锡表示：“今日即赴伊犁，并有舍楞、巴木巴尔和我前往。”次日即启程。

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舒赫德还将专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送来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尔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敕书满文所写汉译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及众头目，吾驻伊犁将军大臣闻奏，尔等数万之众，不慕异教，眷念佛法，禀承朕恩，乞求前来。朕鉴于尔等不慕异教，眷念佛法而来者，殊为可嘉，明鉴施仁。

再，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均系旧土尔扈特，昔时属于俄罗斯之际，尔汗敦多克达什曾于乾隆二十一年，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等情，告俄罗斯代为转奏，乞求施恩，朕即仁慈鉴照施恩于彼，遣尔使吹札布等，赴藏诵经布施。今尔等诚心诚意，不忘佛经，既已归顺于朕，朕即睿照施恩尔等。尔后倘有赴藏叩拜熬茶，欲行善事，朕即施因，照尔之愿准行。

另，舍楞者，乃为前与吾军争战而窜逃俄罗斯之人，今尔既怀念佛法，欲蒙朕恩，乞降前来，朕绝不究尔前罪，宽宥免罪，尚且施恩于尔。昔日讨伐尔时，倘被吾兵捕获，当要治罪，现既亲身来降，不仅无罪，尚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同样施恩哉!

再有，尔等自俄罗斯脱出前来，途经哈萨克游牧之地，声称略取哈萨克之粮食之，此也非紧经之事。然自此之后，尔等不得再于哈萨克之地滋生事端，惟有好生保持和睦。即是尔等之间，亦勿行盗窃之事，只有相互关照，慈爱老幼，承蒙朕恩，遵照朕旨而行，则外无事端，内无贼盗，安宁居住，黾勉不怠。

又，尔等既自远道艰辛跋涉而来，故于安置尔等之时，朕业已降旨伊犁将军大臣等，指给良牧，安置水草丰美之地，歇身安居。当尔等来朝之际，定赏衔品，重施厚恩，著尔等蒙受存留之。特谕。）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此件敕书系汪玉明同志据满文本汉译。此件敕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存有满文本抄件，而原件有满文和托忒文两种文本，一直珍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卓哩克图汗府，１９７９年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敕书》同时发现，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乾隆通过这件敕书，向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交待了政策，解除了疑虑。渥巴锡一行于８月５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舒赫德的陪同下，取道乌鲁木齐，入张家口，直奔承德朝觐。

第 三 节 清政府的接纳方针

一、廷议东归

１７７１年４月，清政府从俄国政府的函告中获悉，土尔扈特部众正在东返途中，当时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东归的态度是：“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之，抚慰安置，若未至我边界，半途被俄罗斯追缉，发生冲突，则不可理（《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斋考）。”

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０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二、廷议舍楞

清政府对于10年前叛逃被俄国收容的舍楞等大众归来，认为不大可能。当获悉归来大众之中有当年外逃的舍楞、劳章札布等人，担心其再行滋事，扰边犯境，破坏安宁。清朝大臣们一时间“议论沸起”（《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一件），不少廷臣“以舍楞同来情属叵测，而主张慎重行事”，也有的大臣认为“不宜收俄罗斯叛臣，虑启边衅”，还有的认为“舍楞系出尔反尔的奸诈之臣，应收尔诛之”。

乾隆在得到舍楞等人的情报后认为其获罪远遁，岂敢重返，自投罗网。当确知有舍楞等人后，他根据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等属众，将尔等安抚诱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耆露照郏诙募！本褪窍纫哉懈侄伟焉崂阌绽矗戳艘院笤趺创χ茫巧汀⑹欠＃绽丛偎怠５鼻〉弥崂愕耐冻系奶群螅乃枷胗辛酥卮蟮谋浠衔吧崂阋蝗耍衲芩识装臀热浚叶砺匏挂啻蠊玻思缺称矗秩盼掖蠊呓纾宋蘧荩窠赏?”进一步认识舍楞部众“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乃是伊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而应“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仍归伊管辖……尔等可进京入觐，分享圣主恩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乾隆对舍楞的过去是不介意，以前的罪全部宽大处理，并且因为投诚还要大加奖赏，不仅奖赏，还要按前几年杜尔伯特部投诚者的例子，帮助他发展畜牧业，并给他划定游牧地，他所领导下的部落和人民，仍归他舍楞管理和统治……他和劳章札布等人可以进京朝拜我大清皇帝，享受我分给的恩赐的物品。乾隆这番话确定了清政府对舍楞等人的政策，这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救济

土尔扈特人东归，深受清朝政府的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乾隆命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乃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三十六年辛酉）。”由陕西银库内拨银３００万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２０万头，米、麦４１万石，茶２万余封，羊裘５１万多件，棉布６１万多匹，棉花５９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准噶尔史论文集》第３４４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些物资及时帮助了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使他们皆安居得所。

四、朝觐

１７７１年８月５日，渥巴锡在舒赫德陪同下，到巴里坤西木垒之时，舒赫德接乾隆皇帝命令，返回伊犁主持安置，由色布腾巴拉珠尔陪同直奔承德。

清政府为了接待渥巴锡，令沿途官员对其一行要“设宴款待”，并要求“在宴筵伊等时，须显示大方，为之丰盛热情”。而且对渥巴锡一行所用马匹、牲畜“务必多备，不致耽误伊等上路”。沿途地方大吏因玩忽职守，接待不周而被革职者有总兵恒德、山东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甚至山西巡抚鄂宝，直隶总督杨廷璋也为此受到申斥。为了慰问土尔扈特首领沿途辛劳，乾隆皇帝两次送荷包、桂子，“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谕告“待伊等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至十三日）”。

１７７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九月八日），渥巴锡一行抵达木兰围场，在伊锦峪觐见乾隆，进献礼品。渥巴锡恭进：“撒袋一副、箭三十支、弓一张、钟表一个、十样景一个、刀子一把、腰刀一把。”策伯克多尔济恭进：“手枪二杆、腰刀一把”；舍楞恭进“表一个、弓一张”。乾隆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内以茶食招待了他们，并给予多种赏赐。次日，乾隆又在伊锦峪围猎营地设盛宴招待渥巴锡一行，参加盛宴的有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蒙古诸部首领８６人。渥巴锡一行在一年一度围猎中，见到了先期东归的车凌乌巴什的围班扈跸行围。舍楞与乌巴什是老相识，“两人围场相见，握手盟誓，誓为天朝臣仆（《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第三件），”一时传为佳话。

１０月２０日（九月十三日），渥巴锡随乾隆放围3天，经博尔城行宫、中关行宫于１０月２４日（九月十七日）抵承德避暑山庄，即日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位。１０月２５日（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接见了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讲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渥巴锡一行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赐宴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看火戏（祁韵士《土尔扈特部总传》卷一二，第八十六传。）；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赡仰礼佛，参加大法会。因渥巴锡每一次参加盛典，乾隆专下谕旨：“将土尔扈特辈，则使着其更衣。”也就是要他们穿祭典的衣服。乾隆帝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石碑。

渥巴锡等在山庄停留期间，除一次赏给渥巴锡银５０００两、策伯克多尔济银４０００两，舍楞银３０００两之外，几乎每宴必赏，赏赐名目很多，而每次渥巴锡所得与诸少数民族王公、权贵大臣相比，都列首位。

１１月６日（九月三十日），渥巴锡一行，始一日启行一批，开始返伊犁。第一批渥巴锡、舍楞、沙拉扣肯。第二批默门图、恭格。第三批策伯克多尔济、雅兰丕勒。第四批为余下有病人员。

清政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用的方针，对土尔扈特部的恩抚措施，是其怀柔拉拢的具体政策。

五、中俄之争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１７７１年４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此额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尔等出奔，俄罗斯应遣还，反而接纳安置，实为不近情理耶，今尔等已向圣主求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乾隆视土尔扈特部为臣子和人民，我——清朝理应安置，过去舍楞逃到你俄罗斯，你不送还我清朝政府，反而安置接纳，现在他回到清朝来，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而且他们回到的是自己主人的身边，更没有送还的道理。

理藩院在１７７１年８月１３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致俄国萨纳特衙门（枢密院）的咨文中明确宣称：“土尔扈特渥巴锡等并非我们武力征服归来我国的，也不是我们从俄罗斯设计骗来的，是他们居住在俄罗斯忍受不了你们俄国政府压迫，希望得到我们皇帝的恩典，愿意做我国的臣民，精诚寻求来的，既然是如此恭敬顺从归附清朝，难道还有交给你们俄国治罪的道理吗?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事情（《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折。）”

１７７２年８月１２日，俄国萨纳特衙门再次行文清政府理藩院，要求将土尔扈特部交予俄方，甚至以武力威胁。理藩院即于１７７１年８月１７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八日）复文，要点如下：

第一，俄国来文称，邻近各国，都没有容留别国属民的例子，清政府不应容留土尔扈特人。清政府答复，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人，与你们国家是不同的部落，原来就不属于你们国家的人，他们原来从准噶尔盆地进入你们国境，而你国征调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徭役繁重而残酷，他们不能忍受这沉重的负担和徭役，率领众人来投诚祖国。我皇上为天下的主人，抚养怜悯人民，难道愿意为我国人民，而我们有不愿接纳的道理吗?

第二，俄国政府来文称，将俄国杜丁大尉等１５０名俘虏放回。清政府答复，你国明明知道杜丁大尉等１５０人已经在交战中死亡，土尔扈特部落人是没有的；你们希望得到俄罗斯几个人来顾全面子，这是花言巧语之词。

第三，俄国政府来文称清政府如不满足俄国的要求，就是不信守和平友好的誓言，恐怕要战争不停，人民没有安宁定居的日子。清政府答复或者用战争，或者用和平，我们清朝政府就看你们俄国政府自己拿主意了……我们清朝大皇帝只有想安慰扶养人民大众，一定不肯轻信别人说什么废除和好的信约，你国如果想违背抛弃以前的协议，那就听便吧!表明清政府信守尼布楚条约，绝不会屈服于俄国的武力威胁。

同时清政府通知伊犁将军舒赫德和渥巴锡，指出俄国政府来文的诬蔑和妄想的不实之词，说明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人民绝对不可能再送给俄国的道理。

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斗争中，义正辞严，不怕威胁，致使俄国的无理要求彻底失败。

第 四 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安居

一、封爵

清政府根据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与功劳的大小，此前在俄国兀鲁思的多少，以及归来后剩余属民的多少，分别授予他们①汗、②亲王、③郡王、④贝勒、⑤贝子、⑥镇国公和辅国公等爵位。上述6等爵位以下又有一、二、三、四等台吉或塔布襄，担任现职的首领称为执政札萨克，不担任现职首领称为闲散王、闲散公、闲散台吉、闲散塔布襄。他们领有与其爵位相应的额定的人丁，如汗有１００个人丁，亲王有６０个人丁，最低的四等台吉有４个人丁。人丁也称随丁，为各自的主人服务，不另外负担官差赋役。“这些人丁也称为优免人丁（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６４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１７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颁布对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封爵谕令：

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

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毕锡呼勒图亲王。

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

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

默门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济木哈朗贝勒。

达什敦多克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一等台吉。

沙喇扣肯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乌察喇勒图贝子。

奇布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伊特格勒贝子。

雅兰丕勒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阿睦尔聆贵贝子。

１７７１年１１月７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乾隆又在避暑山庄根据舒赫德、渥巴锡的上报资料颁布了对土尔扈特部另外３４名首领封爵谕令，共封有贝勒１名，辅国公１名，贝子２名，其余为台吉。

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

东归的胜利，得到清政府众封，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出现了骄傲和裂痕。

首先是策伯克多尔济争权。为争夺土尔扈特部汗权，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早有矛盾，但是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在东归胜利的形势下，争夺汗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以争夺东返之功表现出来。清政府奏折中：“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次归顺者，皆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二件）。及至为亲王，多加赏赐后，伊尚感悦备志，毫无陶怀异心之状。”其意这次东归，都是出自我策伯克多尔济的主意，并付诸于东归的行动，因此不能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当封我策伯克多尔济为汗，多次流露龊颓逭 绮⒅匆饧岢忠饧拿嫒荩饬饲淄鹾螅鸥咝艘坏懔恕?br> 至于舍楞，由于得到清政府的宽大和赏赐感恩戴德，合起巴掌直磕头感谢，等到又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弼哩克图郡王，更是多次表示：“我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离开承德前夕曾向清廷官员说：“我是有罪于大皇帝的人，害怕罪不容诛逃离祖国，投奔俄罗斯，原不是与旧土尔扈特共处，今得到皇帝的恩典特别深厚，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无法报答万分之一。”舍楞自封爵之后，见渥巴锡面不打招呼，渥巴锡和他谈话连理都不理，颇露自满自恃有功之状。策伯克多尔济更是自傲争功，清政府巧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想从速实施分而治之的方针。

三、保持汗位，暂不设盟

渥巴锡的承德之行，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接受了清政府“以众封而分其势”的政策。但是他在放任盟长问题上，致使清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暂不设盟。

１７７１年１１月１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接《福隆阿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不悦折》：

“窃昨日奴才福隆阿、白和卓、巴朗、法福里等会同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为副盟长，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恭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封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殊露不快之貌。于臣等之见，设此盟长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讫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各自管辖的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拟将此暂且不必赶办，而令舒赫德兼理为佳。”

乾隆御批：“是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５９页）。

对这一奏折，乾隆予以全部采纳。

然而第二天又下一份和前一日互相矛盾的廷寄。《谕舒赫德将渥巴锡等分别安置居住事》：“渥巴锡言辞中，却称伊为正统汗之后裔，而此次投顺之台吉，均系伊所携来者，其心意是，返回伊犁，将各部俱为伊所辖之下，此断然不可，朕早已洞察此事，倘使伊等聚居一处，则于事不利，故乃令各自间隔而居，不得互通音息等情，已陆续降旨，遣谕舒赫德等，在此方针指导下，其具体措施是，在安置此辈之时，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门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重要之事，率伊等至各游牧后，将放伊等为盟长之处，亦即刻传谕降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６４页）。”

事隔3天，(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得知这一廷寄后，大发脾气，指责军机大臣拟旨时错误地领会了自己的意思，表示要对九月二十五日拟旨军机大臣垂训治理，速发又一廷寄：

《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伊等业已归附，趋至我地，虽不敢奈何，但由于目前业已露出此种可疑之迹象，我等若不予先尽心揣度，善以防范，则尚一旦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反遭恶果，其关系重大矣，故一着手办理此事，将其部落间隔而迁者，固属重要，而若使其迁只虑分散其力而行，又使伊等不致怀疑方妥，前日军机大臣拟旨，辄使其部众间隔而处，诸皆赖朕颇费心机，重训治理。该如何方妥耶?就以此事而言，我等现使迁移其牧，又不使伊等见面，亦不准互相往来，则势必招致妄生疑心，而且促激伊等生事，皆难测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１６８页）。

以上就是没有立即实施设盟的主要原因。清政府从策略上考虑，设盟之事不可太急，急则生变，接受福隆阿的建议，应力求保持渥巴锡汗的名号和尊严；只是先用封爵和划分牧地两条分而治之的方针，而且要做得巧妙，不要让渥巴锡汗和各部首领疑心，而且还允许土尔扈特各部互通音信，互相会盟，以俟时机成熟再设盟长。

四、安置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清高宗实录》卷８８７，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后来考虑到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之地早已冰封雪飘，因此提出如下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清政府为尽快实现指地安置、间隔而居的意图（《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在１７７１年秋冬即根据首领的分封情况，进行了安置。

由于东返归程，损失过大，定居之初，仍困难很多，特别是渥巴锡部众有８２５１户３５９０９人，加附牧于渥巴锡的其它各部，人数不会少于4万多人。

这时传染病流行起来。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３３９０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２０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再则，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和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已露端倪，矛盾不时激化，偷盗时有发生，械斗之事不可胜计，清政府为了及时调和矛盾，迅速给他们划分了牧地。

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制订的是较完备的，收容部众也比较容易，抚封上层也比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比较复杂，几万人挤在斋尔如此狭小的地方，远地而来，矛盾蜂起，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着这部分人，随时都有全部人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安置疏散。

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为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1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１７７１年１１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５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折）。”

１７７２年１月，策伯克多尔济移驻和布克赛尔。策伯克多尔济察看后，以为该处水草俱佳，殊甚感激：“俟其弟奇哩布病愈”，即迁入和布克赛尔。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同时，巴木巴尔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默门图、达什敦多克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渥巴锡部在斋尔伊犁原地，由伊犁将军总统一切事务。受哈喇乌苏大臣兼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折）。

１７７２年５月，恭格驻尤勒都斯草原，由伊犁将军节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管辖。

１７７２年５月至１７７３年６月，渥巴锡先后５次考察尤勒都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处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渥巴锡多次请示，认为斋尔地方狭小，部族无法生存，现选定尤勒都斯草原，请获允准移地放牧。清朝官员即派人共同踏勘，清政府允准移牧。

１７７３年９月（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渥巴锡率所领土尔扈特南路盟分6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的维吾尔族人噶札那奇伯克和买麻特·克里木向导的指引下，向尤勒都斯草原移牧。此前的７月，清政府将原在尤勒都斯草原游牧的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以便腾出尤勒都斯草原供渥巴锡部游牧。

至此，4路旧土尔扈特部、1路新土尔扈特部、1路和硕特部游牧地确定，西到博尔塔垃草原、东到博斯腾湖畔、北到科布多、南到塔里木河流域，以旧土尔扈特南路渥巴锡汗王府驻地尤

勒都斯草原为中心，东西相距２０００里，南北长达４０００里，并沿袭至今。

第 五 节 渥巴锡的致盼致祷

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各部安置之初，困难迭生，矛盾重重，土尔扈特各部难事农耕，管理混乱，偷盗现象时有发生。

清政府为了今后便于对该部的统治，把开展生产自救作为当务之急。清政府认为：“假设使他们从事于游牧，繁衍牲畜，并行狩猎，则其力量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因而提出，引导他们务农，可能是最为有利的事。土尔扈特部世世代代以放牧为主，虽发放种子，传授技术，仍收效不大。在清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去岁（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中，除土尔扈特默门图游牧外，其余游牧所种谷物，俱皆欠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折）。”

再则由于东归各部落人民财产的极大损失，人民生活贫困，清政府虽然慷慨赈济，但是毕竟是很难一时恢复，部族中相互偷盗之事时有发生。甚至“纠合数人，乘夜抢掠，打伤数人，掠去财物”。

而且土尔扈特人新归清政府，原来《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清朝理藩院的法规则例，人民有一定时间才能熟悉，又加之忙于安置救济，生产自救，百废待兴，新地难安，一时就出现了缺少法制的真空，由此土尔扈特各部出现了社会秩序混乱，难于管理，人民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渥巴锡适时向清政府提出，调整清政府制定的经济生产结构，立即制定适合土尔扈特部实际的法纪法规。

将土尔扈特各部经济生产结构调整为：挑出一批精明适应性强的牧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到肥沃的土地上学习耕种。渥巴锡部挑选几千名牧民，到尤勒都斯草原南部的喀喇沙尔盆地的哈拉莫墩一带和博斯腾湖西岸学习耕种，策伯克多尔济部挑选一千多名牧民到和布克赛尔东部学习耕种，其余各部都调整了人员和耕地，虽然给予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又有汉族、维吾尔族种地的能工巧匠帮助，还有各种补助，由于人们产业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还是有少部分人弃农还牧。但大部分人留下来在原地从事农耕的，至今各部都有不少。

渥巴锡在调整了部落的产业结构之后，又制定了法规6条在土尔扈特各部内施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

１、健全管理官制。宰桑管辖的人中，每10户设1名大甲长、1名小甲长统一管理放牧。

２、惩治偷盗。有偷盗的，甲长有责任给予处罚，每人每次偷盗，罚1峰骆驼。

３、惩治包庇。甲长要是保护或包庇盗贼，按照情节的轻重治甲长的罪。

４、惩治分赃。和偷盗的人平均瓜分脏物的人，和盗贼治同样的罪。

５、奖惩分明。奖励检举盗贼的人，假设受到刁难，按照他的自愿，迁移居住到其它头人处放牧。假设有擒拿抓获盗贼的人，则将猎舻牟撇⑸笕可透苣米交竦猎舻娜恕?br> ６、惩治渎职。对属下有偷盗行为的人不予报告，将罢免他的宰桑职务，没收他管理的牧民与和屯，交给其他人管理，并抽打30鞭，戴枷号30天。

游牧在博斯腾湖畔的和硕特部，不久也制定了法纪10条，并颁布施行，内容基本和渥巴锡颁布的防盗法纪6条相类同，只是扩大了甲长的权力，并增加了制止部众逃亡的条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折。和硕特的10条法纪未见于《清实录》和其它汉文史籍）由于经济生产结构的调整，防盗法纪的实施，致使南北东西旧土尔扈特四路盟，及新土尔扈特盟与和硕特盟，有效地恢复生产，控制了偷盗事件的蔓延，保证了部族人民生活的安定。

１７７５年１月９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渥巴锡因病去世，终年３３岁。他在弥留之际，对其部众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折）。”乾隆闻讯后，即派乾清门侍卫鄂兰，驰驿前往游牧处祭奠。４月６日（乾隆四十年三月五日），鄂兰一行远涉万里抵达渥巴锡游牧地，慰问致祭，赏银千两厚葬，并向渥巴锡之续妻宣读乾隆谕旨：渥巴锡自归顺以来，一切甚为恭顺，惊悉渥巴锡之噩耗，殊为恻怜，今按律例，汗之封号令其长子策凌纳木札勒承袭汗爵，并袭札萨克封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二折。）

第 六 节 东归的历史意义

土尔扈特人民战胜了沙俄军队和哈萨克骑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用勇敢和智慧完成万里长征，重返祖国怀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史诗，无论在世界上，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的民族起义，是土尔扈特人民历次反抗俄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的很多学者和大部分研究者的著作里，都称颂土尔扈特人民武装反抗，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然而部分学者却将土尔扈特人民这次爱国行动看成是“叛乱逃亡、类似俄国人远征埃及、罗马人远征安息、拿破仑从莫斯科退却”，这些说法掩盖了沙俄残酷压迫土尔扈特人民的铁证如山的血腥事实，抹煞了土尔扈特人民真挚而又长期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沙皇俄国政府残酷民族压迫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是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斗争的历史的必然。据统计，仅1768年俄国政府共征兵8次，而標悍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每次征兵的主要对象，参加侵略战争的士兵，归来者十之一二。这些残酷的民族压迫事实，使土尔扈特人民不得不反抗外来民族压迫，最终造成的全民族的武装起义，完成了时代赋予土尔扈特人民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二、沙皇俄国政府干涉土尔扈特人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诸多因素之一个；而土尔扈特人热爱自己的故乡，回归祖国是主要的因素，摆脱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是回归祖国的决定性因素。

有的外国史学家说：“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是宗教的原因（天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第２２３页，弘文堂1937年版）。”应该说这是其中的一条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比如：渥巴锡在东返途中写给小帐首领奴尔阿里汗的信中曾说：“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负担过如此沉重的赋税，所有的人民陷入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与自己遵守共同法规的人那里，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离开俄国去游牧。”为了摆脱俄国的民族压迫，维护民族独立，挽救民族生存危机，使土尔扈特人民得到稍为安定的生活环境，是回归祖国的唯一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土尔扈特人民摆脱俄国的奴役，是几代人的遗愿，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统治阶层作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决策。

在中国许多封建文人私家著述中，对土尔扈特东返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舍楞之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才决定东返的。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不是一人一时之计，而是和鄂尔勒克早在１６４３年，不堪俄国的侵略就决计返归祖国，以后书库尔岱青、阿玉奇、敦多克达什等8位汗王，7代子孙做出了整整10次回归祖国的宏伟计划，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渥巴锡适时实现了先祖的遗愿，之所以得到了部落人民的积极拥护，是因为回归祖国是人民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共同行动。渥巴锡等领导人只是把握历史时机，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合民心、顺民意，领导土尔扈特人民走上了最为可行的回归祖国之路。

土尔扈特人民英雄的壮举，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永远激励土尔扈特子孙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意志，永远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当阿古柏侵略我国新疆，当沙俄利用外蒙独立分裂我国，妄图入侵我国时，土尔扈特部落渥巴锡的子子孙孙都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他们面对外来侵略毫不屈服，男女老少敢于武装反抗侵略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财富。

二、土尔扈特人民热爱祖国，为增进民族团结，为增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之后，虽然被清政府分而治之，有的部落的牧地较为贫瘠，领导上层和宗教上层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权利，却换来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和平和安宁。从１７７１至１８７１年的100年间，清政府一次也没有在土尔扈特部落征兵，除了初期口给以食、人授之衣以外，还免除了全体土尔扈特人8年税赋。得到实际利益的是土尔扈特人民，而失去最大利益的是渥巴锡，重大的汗权变成难以名状的小小的札萨克之权，汗尊贵的王权变成了和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几乎同等的封爵和职务。但是渥巴锡为了人民的利益，顾大局，识大体，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重，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遗嘱中教育全体土尔扈特人：“安分度日……忽生事端。”此话真是明心可鉴，做出了不顾小我，只顾大我的爱国主义的伟大贡献。

三、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民族代代相延的向心力，使土尔扈特人民举行了18世纪最伟大的长征。正如英国作家德昆赛所说：“从最早的历史纪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的民族（指土尔扈特人）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东返祖国那样轰动于世界和激动人心的了(德昆赛著《鞑靼人的反叛》)。”土尔扈特人民爱国主义的行动表明，中华民族热爱祖国之情，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他们创造了人类史上又一个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