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头号战犯”，英美法联合起来都没能制裁他

德军1940年5月10日入侵荷兰，很多德国人才恍然大悟：他们的皇帝陛下还生活在荷兰呢。

文／陆大鹏

历史人物的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往往是不重合的。有的人在政治上早死了，但生理上还活着。比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在1990年代初就结束了，世界在那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2018年对特朗普发出严厉批评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戈尔巴乔夫居然还活着！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也是这样。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威廉二世不得不退位。随后几十年里，德国社会风起云涌，经历了革命、政变、超级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左右派大混战、纳粹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事实在太多了，所以就连很多德国人也忘记了，威廉二世的生理生命没有随着政治生命在1918年11月终结。1940年5月10日，德国国防军入侵荷兰时，很多德国人才恍然大悟：他们的皇帝陛下还生活在荷兰呢。

一年后的1941年6月4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十几天，威廉二世在荷兰“驾崩”。退位君主在荷兰，度过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这么多年里，他在干什么呢？他过得好吗？他有没有像隔壁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卡尔一样发动政变、企图复辟？他是不是像卡尔那样穷困潦倒？德国民众对这位老皇帝的看法是什么？民众会欢迎他归国复辟吗？他和纳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霍亨索伦家族是反抗纳粹的义士，还是与狼共舞的恶人？

皇帝仓皇逃往中立国荷兰

1918年夏秋，多年鏖战已经让德国国力濒临枯竭，民众无力支撑。大厦将倾，德军内部发生哗变，军队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继续打仗。全国各地发生动乱，各种极端势力群魔乱舞。

为了防止极左势力掌权，从而发生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为了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皇帝，防止他成为各种敌对势力的靶子，当时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属于温和左派）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于11月6日请求皇帝退位。

局势发展太快，超出了埃伯特的预期和控制范围，柏林爆发了动乱。为了控制局势，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公子马克西米利安于11月9日中午，在没有得到皇帝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在柏林单方面宣布皇帝退位、皇储也放弃继承权，实际上皇帝本人于11月28日才正式宣布退位。当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布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就是我们熟知的魏玛共和国。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

11月10日，一个星期天早晨，威廉二世从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大本营出发，只带了少量随从，乘火车跨过边境，进入荷兰境内。

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立国，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对德国比较友好，并且她的母亲、丈夫和许多亲戚都是德国贵族，甚至与德国皇室沾亲带故。所以，德皇和他身边的很多将领与高官希望在荷兰得到庇护，不至于被当作战犯移交给协约国。

据军需总监（实际上是陆军总部的一号首长）威廉·格勒纳的说法，当大家建议皇帝逃往荷兰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光是盯着身边的人，脸上的表情先是震惊，然后是可怜兮兮的哀求，然后变成了一种怪异的恍惚出神。他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把他带走，送他去荷兰，仿佛他是个小孩。”

荷兰女王和荷兰政府，对德皇突然踏上荷兰领土感到惊讶，他的出现给荷兰人出了个难题。不过，荷兰女王对几个月前退位的俄国沙皇一家惨遭屠杀记忆犹新，不愿意看到德国皇帝沦落到同样的下场，表示愿意庇护威廉二世。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一座城堡拿出来，供他居住。

最后，荷兰贵族本廷克伯爵把自己位于阿默龙恩（乌得勒支附近）的城堡提供给退位的德皇暂住几天。此时的本廷克伯爵哪里能想到，德皇在阿默龙恩一住就是18个月。

多伦宫里的小贵族地主或乡绅生活

威廉二世在阿默龙恩城堡的居住条件还不错，据说他的床是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经睡过的。不过，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不可以随意离开城堡，邮件和电话都会被拦截或监听。

他带来了一大群侍从、军官和仆人。为了给这些人安排住处，荷兰东道主伤透了脑筋，开支也很大。难道要让荷兰纳税人承担这位外国君主及其随从的生活开销吗？根据荷兰政府的请求，德皇不得不削减自己的人手。身患重病、赶来与丈夫会合的皇后也只能保留一名侍从女官。最后，德皇的“宫廷”被削减到只有24人。

节流很重要，但开源更重要，钱从哪里来？

柏林的革命政府在1918年11月30日冻结了霍亨索伦家族的资产，后来允许向荷兰转移资金，好让德皇与皇后过上与他们身份相称的生活。德皇流亡的第一年，各色人等一共向他打款6600万马克。这样的巨款仍然不足以维持皇帝及其宫廷的生活。

1921年，皇帝的亲信请求魏玛共和国政府拨款1000万，当作皇帝的生活费。政府很不乐意，但最后还是照办了。政府还允许把原属于皇室的一些财宝送到荷兰，一共用了59节车皮，才把各种金银财宝送到皇帝手中。

此外，皇室得以保留几十座城堡、宫殿与房产。所以，皇帝并不缺钱，他去世时的总资产仍然有将近1300万马克。用为威廉二世写了一部殿堂级传记的历史学家约翰·勒尔的话说：“现代史上没有一位流亡君主像威廉二世在荷兰那样得到慷慨大方的优待。”至少与俄国革命之后的新政府相比，德国新政府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掌握了巨额资产后，皇帝告别了危难之际搭救他的本廷克伯爵，于1919年8月在荷兰中部买下了一座房产，即多伦宫，包括周围的59公顷园林。在这里，他翻新房屋，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和电梯，用与霍亨索伦家族历史有关的各种雕塑、油画和纪念品装饰屋子，营造一个新的微型普鲁士。他还亲自照管园林，亲手伐木劈柴。这样看来，他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小贵族地主或者乡绅。

和很多小地主一样，皇帝也很吝啬。为了节约汽油，他让前来拜访的客人从火车站步行或者坐电车过来。他给御医开的工资太少，御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积蓄生活。司机和仆人的工资也很低，经常为此吵架。

周围的邻居大多非常保守，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社交。皇帝在自己园林之外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经常觉得荷兰政府在监视他。很多德国的保皇党人来到多伦宫“朝圣”后，皇帝在这里的生活极其沉闷和憋屈。

最大危险是引渡与绑架

生活憋屈并不意味着安然无虞。皇帝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协约国可能宣布他是战犯，引渡和审判他，也许还会处决他。

早在1918年12月，协约国就宣布他是“头号战犯”，打算要求荷兰政府引渡他。荷兰承受不了英美法等国的压力，一度要求皇帝离开荷兰，他也一度同意离开。保皇党人制定了许多疯狂计划，准备把皇帝从荷兰救走，以图东山再起。随着要求惩罚德皇的声音渐渐平息，荷兰政府就不再那么坚持要他走了。

协约国为什么没有引渡和审判德皇？主要是因为大家各怀鬼胎，意见不一。英法主张严惩德皇，意大利犹豫不决，美国和日本反对举行审判。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同意惩罚已经流亡的前任君主。

协约国曾一度提出要在伦敦审判德皇，并列举了他的罪状，要求荷兰政府引渡，但最终被拒绝。原因之一或许是，荷兰人知道协约国内部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反对审判德皇。如果荷兰人拒绝引渡，协约国不仅不生气，反而会高兴。它们已经公开作出了要审判德皇的姿态，然后又可以自我辩解，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荷兰人不配合。

最终，英法两国满足于德皇在1920年3月10日做出的承诺，他不会擅自离开多伦宫，愿意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接受自己的信件受到审查。荷兰女王正式宣布了德皇可以留在荷兰的条件，算是担保他的安全。

但是，德皇并不领情，觉得自己受到了女王侮辱，说永远不会原谅她。他甚至还说：“战争期间德军最高统帅部曾两次要对荷兰采取行动，都是因为我的干预，荷兰才幸免于难。”

皇帝仍然一直害怕遭到绑架或者暗杀，尤其是被绑架到英国去受审。所以他时刻保持警惕，午睡时床头柜上总是摆着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还留了大胡子，可能因为害怕被剃胡子的理发师刺杀。

1919年1月5日，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卢克·利亚带人上门，企图把皇帝带走，然后交给莱茵河附近的美国军队。据说，一个比利时人蓄谋用飞机轰炸多伦宫。冬季，为了戒备，多伦宫周围的护城河上的冰每晚都会被敲碎。一直到1920年秋季，听说一群英国人企图绑架皇帝，宫廷还分发了武器弹药，准备抵抗。

皇后去世

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于1921年4月11日在多伦宫病逝，享年62岁。她的临终遗言是：“我不可以死，我不可以把皇帝一个人丢下。”

御医担心皇帝会伤心过度而妨害御体。皇帝不以为然地答道：“我又不是什么洗衣老妇！我的家庭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死亡。”据亲信们的观察，皇帝的气色一连好几天都很差，非常抑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准他回国参加皇后的葬礼，这让他尤其愤恨。“就连普通的劳工也可以为自己的亡妻送葬，而背叛我的人民连这一点都不给我！”御医注意到，到25日，皇帝就恢复了常态，在园林里干活，心情不错，“我们说笑打趣”。

保皇党人把皇后的葬礼当作一个好机会利用，举办了一场宣扬君主主义的盛典。运载皇后棺木的火车穿过荷兰、前往德国的途中，路两边有成千上万群众夹道送行。灵柩从火车站运往波茨坦无忧宫的途中，数十万人跟随。

葬礼于4月29日在无忧宫举行，有6000名军官组成仪仗队。4位皇子、太子妃、兴登堡元帅、鲁登道夫将军、提尔皮茨海军元帅和不计其数的君主主义者参加了葬礼,皇帝“龙颜大悦”。多年后，仍然有很多儿童和君主主义者去皇后灵前洒扫献花。

皇后去世不久之后，多伦宫就上演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许多“渴望皇袍加身”的贵妇小姐，纷纷前来拜访孤单寂寞的62岁老皇帝。1921年夏季，一位“美妙”的芬兰女医生，用她的“幻象”把皇帝迷得“团团转”；一位南德的伯爵夫人、“波茨坦的一位老情人”和两名“非常活泼”的匈牙利女子，围绕在皇帝身边献殷勤，令亲信们“大摇其头”。

老皇帝似乎焕发了第二春。1921年9月1日，在园林内与侍从武官西古尔德·冯·伊尔泽曼散步时，皇帝发表了一番宏论：“德国的王室成员只能与别的王室成员结婚的时代应该过去了。今天几乎所有的王室都能看到这种近亲结婚的害处。到处都是丑闻！我自己的儿子们就是这样！……对我们霍亨索伦家族来说，因为必须排除近亲和天主教徒，所以我们能选择的结婚对象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这样的传统……王室成员应当可以娶一个出身于贵族或平民的健康女子……是的，我亲爱的伊尔泽曼，帮我留神物色吧！孩子们总是说我不应当这么孤独。但如果我要再婚的话，应当娶谁呢？为什么不娶一名贵族女子呢？……最好是和我年龄相当、我能够与她一起回忆青春年华的女子，并且是关爱我的女子！

门当户对的婚姻选择范围很窄

德国的贵族制度与别国有很大差别。历史原因，历史上德国的很多贵族实际上是独立统治者，很多公爵、伯爵，甚至骑士，都享有君主地位。因此，德国贵族可以分为两大类：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

高级贵族指统治者，比如普鲁士国王、萨克森国王、巴登大公、利珀侯爵等等；或者曾经是统治者、后来虽然丧失了统治者地位但仍然享有统治者荣誉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德意志历史上曾经有几百个邦国，到19世纪就只剩几十个了。高级贵族都算是王室成员，哪怕他们的头衔仅仅是公爵或侯爵。

低级贵族，从来不是统治者的贵族，他们是高级贵族的臣仆和附庸。按照规矩，高级贵族只能与其他的高级贵族（可以称之为“统治家族”）结婚，不能与低级贵族和平民结婚。

身为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的威廉二世，他能选择的结婚对象范围非常有限。首先，他是新教徒，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都不能考虑。只有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王室可供考虑，但这些王室怎么可能把公主嫁给一个上了年纪、流亡的退位君主呢？

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德国的高级贵族中选择。这些曾经的统治者也已经退位，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能够与皇帝联姻是他们三生有幸。但南德和德国西部的大部分高级贵族，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也不行。

皇帝的选择范围，缩小到了德国北部和东部为数不多的高级贵族家族。比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就是北德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女儿。统治家族的适龄单身女性本来就不多，皇帝要想再婚并不容易。

小28岁的二婚妻子心怀帝制复辟梦

考虑结婚的同时，皇帝在骑驴找马忙着恋爱。1921年夏末，魅力十足的荷兰贵族小姐莉莉·范·海姆斯特拉（奥黛丽·赫本的亲戚）成为多伦宫的常客。伊尔泽曼写道：“皇帝对莉莉·范·海姆斯特拉男爵小姐的来访非常高兴，经常与她一起在园林内散步，与这个活泼的姑娘谈文学和政治，很喜欢她的阳光性格。他把她称为‘多伦宫的阳光’。皇帝有这样的愉快时光让我很高兴，但我担心她的图谋是嫁给皇帝，尽管她只有二十五岁。”

孤独老人被充满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年轻姑娘迷得神魂颠倒，尽管她与皇储（威廉二世的长子，也叫威廉）有过一段私情。莉莉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掘金者”：“我最想和皇帝结婚，但得尽快办才行，因为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如果不行的话，我很愿意嫁给某位黑森公子。”黑森公子是皇帝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儿子。

最后，果然老皇帝把他“心爱的阳光”托付给了自己的外甥。但是，等到莉莉准备离开多伦宫的时候，老皇帝又给她写了一封充满色情意味的信，说既然她不能当他的妻子，那么可以当他的情人。“阳光”小姐立刻把这封信拿给自己的老情人皇储看，父皇的“为老不尊”让皇储颇为尴尬。

莉莉之外，皇帝还有另外几位女友，最有名的是后来接受英国报纸采访、大谈特谈自己在多伦宫的生活的加布里埃拉·冯·罗豪。但最后“拿下”老皇帝的，是另一位贵族女子，孀居的舍奈希-卡罗拉特侯爵夫人赫米内。皇帝和赫米内之前没有见过面，只是鸿雁传书，直到她于1922年6月来到多伦宫。

我们不知道他俩的恋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但赫米内抵达的几个钟头后，皇帝就向她求婚。两天后，他们秘密订婚。给朋友的信中，皇帝写道：“我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心，一位德国的王室成员，一位可爱的、聪明的年轻寡妇，她决定用她那温暖的、真挚的爱给我的寂寞家宅带来阳光，与我同甘共苦。”

赫米内的身份很高贵，属于高级贵族。她的娘家罗伊斯侯国，是组成德意志帝国的诸侯国，她是真正的“统治家族”成员，有资格成为皇后。他俩之所以结婚，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假如皇帝娶了低级贵族或甚至平民女子，一定会在保皇党的圈子里掀起轩然大波，大家会觉得皇帝身价大打折扣，他复辟的希望就更渺茫了。选择了赫米内，意味着皇帝还有希望复辟。赫米内自己肯定也想当皇后。

皇后去世后不到17个月，皇帝于1922年9月18日正式宣布订婚。皇族、亲信和保守派人士的反应都很激烈，觉得皇帝的第二春未免显得轻浮。各方人士很不喜欢赫米内，觉得她是个钻营的女人，皇帝的几个儿子和女儿都非常讨厌这个后妈。

11月5日的婚礼上，赫米内被称为“德国皇后与普鲁士王后陛下”，她的护照上仍然只是罗伊斯侯爵小姐，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皇后”的头衔。很多人都认为，赫米内之所以愿意嫁给这个比她大28岁的老头子，纯粹是寄希望于帝制复辟。等到她看清楚这不可能实现之后，就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怨妇。

她越来越多地把皇帝丢在一边，自己到处旅行，过自己的生活。结婚一周年纪念日前不久，赫米内就在喋喋不休抱怨“她和皇帝的卧室是多么糟糕，皇帝总是烦她，对她非常不体贴”，而皇帝脸上的表情则是“极其厌恶妻子，对她保持一种冷淡的批评”。

威廉二世的第二段婚姻带来的“阳光”，很快就消失了。更糟糕的是，赫米内是个亲纳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