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史上最长报道 | 极罪：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下）
来源：南方周末
杀人医生的战后事业
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
他们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杀人者在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用“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
这些细菌部队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战后大多数应用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在日本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
1989年东京版的大众杂志《DAYSJAPAN》第6期上登载了一篇名为《黑色的血液和白色的基因》的文章，讲的是战后为日本经济创造奇迹的人的故事，里面有数十名科技界人士的照片，他们都是日本绿十字血液公司的创立人，其中有日本著名的“防疫药品研究所”9位前任所长的照片。
“经过仔细阅读你会发现，这篇文章使那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与在中国进行的人体细菌实验之间的关系暴露无遗。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东京或京都帝国大学，又都是731部队队友，这些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每个人都在平房或731部队在满洲的其他支队的杀人工厂里接受过重要训练。”
绿十字公司不是惟一的使用731部队成员的企业，也不是惟一的使用731部队专业技术的科研机构。在战后，731部队的很多成员成为日本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并成为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等等都有731部队的成员任教。
王选对此有一个调查，她搜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研究文章，对战后未受惩罚的作为医学者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将其生活工作的情况梳理了一遍，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战后，这些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并在日本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
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为厚生省新检疫所所长。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几乎所有的人都“封了口”，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有成就的人。
|掩盖：美国的隐瞒 美国感兴趣的是人体实验
“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多摩部队”（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
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两人的书面供词，即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季楠。
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国的态度非常鲜明：“是否使用化学武器，是否实施细菌战的判断基准，显然并非取决于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声音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们作为武器的可能性。”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科学家们回答。
美国细菌战计划虽然比石井四郎的晚了12年，但发展得迅速惊人，最高峰时全美细菌战设施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731部队人员最多时多了25％。细菌战计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重要的战时科学计划，所有经费全额提供，仅次于曼哈顿的原子弹计划。（《死亡工厂》第253页）
“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对细菌战既无防御能力也无报复能力的话，敌人对我们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为了充分了解细菌战被实施的可能性，从防御、攻击两方面对细菌战进行调查是十分必要的。”（《细菌战：战争中病原体的使用》，摘自《军事医学》72卷、1993年3月第3号18页，美国陆军化学战部局医疗部主任雷恩·A．福克斯少校）
这就是美国动用细菌武器的理由。这个理由充分而必要，正如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一样，这是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的。至于谁受害，多少人因此而丧命，则是和平主义者讨论的问题。
“如果那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死亡工厂》第258页）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4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弗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郎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郎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3次的弗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4次希尔的报告（1947年12月12日），而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日本在从中国撤退时，石井四郎曾对部队成员下达了如下命令：“绝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你在731部队的所见所闻，要将这一秘密隐瞒到死，也要隐瞒你是731部队成员的事实。”
大部分的细菌战部队成员，不仅是军官，低层的部队人员遵循封口命令，没有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体验到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
对于美国人来说，石井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体实验，而其他的研究都是次要的、不值钱的。
8000多张幻灯片，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报告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片，描述人体器官病理变化的数百张彩色绘图，这3本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一本长达700页。如此等等令人发指的东西，如此确凿的犯罪证据，美国欣然接纳。
希尔向美国报告：“一般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日本所研究的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中，只有两种是有效的，那就是炭疽菌和鼠疫跳蚤。”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已查明，MID（鼠疫）50通过皮下注射时为10－6毫克；通过口腔感染时为0.1毫克。在10秒钟内吸入每CC含有5毫克鼠疫菌的空气时，有80％受到感染。”
这些数据，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就将其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
最后的问题是：弗尔怎么会成功？
石井为躲避美国人的追踪曾经装死。1945年11月10石井特地发了讣告，并请和尚做了法事，从此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后来，石井被美国情报人员挖出来后，他和他的密从一直和美国人打着太极拳。
对于石井和他的旧部来说，隐瞒是有组织地进行着的。和美国人进行周旋的是陆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负责人、细菌战部队暨石井机关的要员内藤良一。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积极地公开，但“除了タ和ホ之外”。日本细菌部队接受调查的成员都收到了内藤良一的指示。“タ”指的是用于人体实验的俘虏“圆木”，而“ホ”是指鼠疫跳蚤。“夕”和“木”都是当年细菌部队通行的暗语。（参照1998年8月15日的《信浓每日新闻》）
1947年5月8、9、10日，弗尔和石井进行了关健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
弗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美国与日本的交易 关于细菌战犯罪，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1945年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抵日。
9月11日，麦克阿瑟下达了逮捕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的逮捕令。
但是细菌战所有人员都逃脱了战争犯罪的追究。1946年5月3日开始东京裁判，细菌战的执行者没有一人出现在被告席上。
1946年9月，莫瑞·桑得斯主持细菌战的调查。1946年年初，细菌战的消息走漏到美国新闻界。1月6日美国《太平洋星条旗报》和《纽约时报》刊登了日军在哈尔滨做人体实验的报道；6天之后，《纽约时报》再次登载了美联社的消息：“那位据说曾在满洲指控把美国和中国战俘当作实验豚鼠做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中将，今天被美国对敌情报当局政令逮捕受审。”
美国当局对这些报道大吃一惊，立即阻止了媒体的继续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拜访了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要求保证不再报道这一类情况。
曾经有过一次暴露的可能。
东京战犯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季楠的助手莫罗上校，曾注意到细菌战的问题，莫罗认为是“应该可以证实的日本人的惊人的暴行”，并提醒首席检察官季楠，他此前曾写报告给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调查部，“要求如可能安排对石井将军的审讯”。
几天之后，莫罗就飞往中国去收集有关的证据。他将发现的重要材料书面报告给季楠。
但奇怪的是，此事并没有引起应该有的反应，而莫罗却突然被调回国。
1946年8月29日，远东国际法庭发生了大震动，曾作为中国检察官助手的美国人戴维德·色顿突然提到了用俘虏作人体实验。“色顿的陈述使法庭大为震动，为了维持秩序只好休庭。审判长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向色顿发问：‘你指的是投毒吗？你想提出更多的证据吗？你在我们法官面前提出的是新的事实？’韦伯稍顿一会又问色顿：‘让此事过去怎么样？’色顿答道：‘好的，就这样办吧’，该问题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死亡工厂》第297页）
关于细菌战问题，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为什么莫罗突然被调回国？为什么季楠看了莫罗的报告没有基本的兴趣？为什么法庭上仅仅就提了那么一次？这些都无法说清了。但是美国竭力掩盖却是一个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彰显出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问题影响的6个同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隐瞒这一阴谋——说这是阴谋决不是恶意或是夸张的——从日本战败到东京审判结束的3年间一直被持续着……并且，……从那以后又一直被持续下来。”（彼特·卡尔伐科瑞希、加艾·文特、约翰·普得查特《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第1201－1206页）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的有关者的战争罪责。
美国隐瞒了日本细菌战，使所有的战犯没有得到追究；美国又将从日本得来的细菌战成果用于朝鲜战争。
1952年，在奥斯陆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会议上，决定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ISC）。ISC调查团成员特赴平壤会见了正在朝鲜协助防疫工作的陈文贵（当年国民政府的细菌专家，常德细菌战报告者），陈文贵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经验向ISC指出：美军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和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
■再战 |再战：逝者与生者 回忆是一种伤痛，历史的伤疤每一次被揭开，总是会鲜血迸流。现实也是一种伤痛，当你看到当年的战争创伤在今天还在流血，那是一种屈辱的感觉。现实是历史的延续。60年前的历史在中国民间从来就没有翻过去。
“石井四郎，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关于细菌战纪录片中的一个镜头。片中，一个一袭黑衣的中国女人，在一个阴雨天里，在石井四郎的坟前，用日语发出这样的宣言。
流血的历史伤疤
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
如果没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诉讼的调查，王选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叔叔死亡的真相，无法把几十年前父亲由于悲痛而难以说出口的话题续上。
在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的示意图上，标号为122的地方就是崇山第一例染鼠疫死亡的王化樟的家，王选家恰在122的隔壁，鼠疫也就这样传到王选家。
13岁的叔叔逃到临村的亲戚家。那时，他总会去祠堂里看望一个得了鼠疫的妇人，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直到有一天他嚎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村里人说，“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赶叔叔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碰，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
“叔叔死的时候凄唳地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蜷缩成了一团，变成黑的。”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场战争原本没有什么概念。然而现在，战争却突然之间出现在她和那些调查者面前。在衢州、义乌、常德……所有的一切都从记忆中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
还有糜烂60年的伤口，那是炭疽——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造成的伤害。一旦它侵入人体，就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黑色的溃疡，不断扩散，腐骨蚀肉。没有语言可以形容那种对心灵的撞击，那会让所有的理性和感性都失去意义。
80岁的浦江黄宅镇柳宅村柳木水老人，是村里炭疽的最后见证。日本记者森正孝去拜访他时，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当凤凰卫视的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因为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在金华，当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只能用一张扑克牌保护着溃烂的伤口时，她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而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
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自己曾经居住的日本：“整个日本是那么地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是那么健忘？
崇山村人要告日本人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人们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这些索赔大都杳无音信。索偿诉讼在两国之间隔着层层壁垒，这种状况直到和平运动在日本兴起才得到改善。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让日本人了解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日本的战争补偿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凸现了出来。与德国相比，同为战败国，德国战后认真履行了赔偿义务，到1999年底已向有关国家支付战争赔偿650多亿美元，并且还将继续赔偿到2030年底，而日本战后只向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赔偿了6565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
战争赔偿不仅仅是经济补偿，它除了要求谢罪、追究真相、公开资料、教育等等，还涵盖了除法律责任之外的历史、道义、人道和政治上的责任，这种个人补偿被认为是国家政府之间没有解决的，实际还遗留着的问题，甚至与战胜与战败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良心”、“人道”、“公理”。
在8年的欲告无门之后，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1995年终于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的第一案。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徐勇认为，“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崇山村人也要告日本政府。在崇山村，60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活着的老人知道很多，他们可以指给你看当年日军烧村子的界线，可以指给你哪一个人得过鼠疫，谁家里死了多少人。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也会一代代地传。
1994年8月，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他们要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最狰狞的一幕，也同样是为了能了却一段宿怨。
进村的日本人 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尽管诉状久久都没有消息，但王选陪同几个日本律师进行调查出现在了崇山村。日本律师愿意帮崇山村人打官司。
崇山村的人已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人眼中，鬼子就是魔鬼，就是恐怖的记忆。不过，王培根觉得，这是一个化解仇恨的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1993年8月，森正孝就是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得以基本弄清崇山村细菌战受害情况的。
王培根是崇山村人，在义乌的乡镇做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为了调查，他曾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但不料人们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却是一人一个说法。有说500的，有说上千的。王培根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然后再复印了800张，每张5角钱。
崇山村有2个大队20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的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12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进行统计。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死亡者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很厉害，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于是又用一张大纸抄录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才得到的最准确的数字。
1996年，王选的适时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则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崇山村的老人信任王选，但他们也经常问她：和日本人打官司？能打赢吗？打不赢为什么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但王选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除了身体的伤痕和生活的困苦之外，还有精神的创伤，这份创伤从来没有得到抚慰。
王选相信，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让她来做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清算，替成千上万逝去的生命以及活着的人仍在忍受的煎熬清算。也许中国人清算比其他国家晚了许多，但这一天终究是到来了。
中国人有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第14条，在确认了日本的赔偿责任之后，旋即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损害索偿。不过条约26条声明：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
2000年，在美国解密的旧金山与日媾和会议的一些外交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当时为保证荷兰签署条约，曾力促日荷私下达成协议——日本首相吉田茂向荷兰承诺：荷兰参加《旧金山和约》后，其国民不会失去个人对日索偿权。
1956年，荷兰政府果然代表其受害国民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日本先是推托，后在美国“提醒”下，日本最终向荷兰支付了一千万美金的赔款。
这个结果昭示了旧金山和约的另外47个签署国，包括美国，都可以像荷兰一样拥有国民个人的对日索偿权。
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根本没有理由再躲在国家无答责后面，而且日本和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解决。这无疑对中国的民间索偿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虽然中国并非《旧金山条约》的缔约国。
何况，中国从未放弃公民的个人索偿权。1995年3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就表示“日中共同声明所放弃的是国家间赔偿，并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个人赔偿请求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予以干涉”。
2004年10月22日，南京老人方时伟和王选等一行6人自费赴日指证“细菌战”。
|再战：这是中国人的诉讼
细菌战诉讼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件。因为细菌战从来就是一段被日本与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事实。”
2005年7月19日，关于日本细菌战损害赔偿的审判在历经40多次开庭、近八年时间之后，终于将有一个结果了。
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虽然其结果可能亦如以往所有相类的起诉一样被日本法院宣布“败诉”。然而，这场审判终于廓清了一段曾经被漠视、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无力的正义
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老体弱的，又穷又苦的底层老百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他们孤零零的，除了依靠日本律师，他们没有可能与强大的日本政府抗衡，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的，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在一些日本律师眼中，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法律、文化等存在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他们来讲，中国原告的一些要求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加上日本律师本身行事谨慎，所以冲突常常有。”参与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刘惠明说。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沟通常常是用争吵的方式进行。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起，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般地迸出。而日本律师通常是点头，外表表现得非常地客气和谦让，但让他们认同却非常地难，除非他接受你的观点。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
“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架100回了。
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郎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
王选承认，自己常常用强硬的方式来争取认同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战争创伤有关。尊严与屈辱的较劲，她说，日本人不会了解这些，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新一代，战争的记忆只在他们父辈那里。但作为一个受凌辱的国家的后一代，而且又比人家落后贫穷，那种受伤的感觉会时不时地冒上来。“和日本人吵架，吵到最后，战争的阴影就冒上来了，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2000年11月，当日本律师与鹿岛建设在东京高等法院就花冈惨案的起诉达成和解，当国内媒体以花冈胜诉进行着宣传和报道之时，最早看到和解书的王选却立即明白这不是一次胜利，不是中国人想要的东西，而是日本律师主持的单方面和解。当王选把和解书传到国内，被日本律师认为是一个巨大进步的判决，却成了对花冈幸存者再一次的侮辱。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达到的目的也有不同。这对王选是一个提醒，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于是，她对日本律师说，“给我一个位置”。直到1996年，王选还只是调查团的一名义务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在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会议的时候，王选就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十个月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就在义乌成立了。
王选曾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NGO，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同意。
不过，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
1998年第一次开庭，王选就是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在法庭上作陈述的。
揭露是为了记忆
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正一个个地濒临死亡。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永远不能讨回尊严。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注册律师只有18000人，但却有200多名律师义务参加到细菌战的诉讼之中来。
为了便于行动，日本律师组成原告辩护团，一濑敬一郎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日本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一濑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这里制作的。
辩护团原来认为原告在30名左右较为合适，因为10名以下不足以说明问题，而50名又会导致前期准备工作过于庞杂。辩护团确定的原告条件是：由于细菌战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以及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人。不料，一下子出来了108人符合条件的原告。
108人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日本律师是义务工作，常常只能利用休假。他们极其认真，仅义乌崇山村日本律师就来了8次，律师调查团来了4次，会谈了54个家庭。他们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晚上的时间则用来整理录音并把它们打印出来。有时候整理出来发现一次谈话不行，就接着重新来过。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进行了陈述。为了这个千字发言，王选思考了一个月，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一个个身体蜷缩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开庭前，她陷入了一种感情状态，手脚发硬，人也很难受，险些无法承担法庭陈述，但她最终还是站在了法庭上。
崇山村因细菌战死过人的208户，30个原告，在诉讼期间，已经有10人离世。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在王选身边一个个地滑向死亡的深渊。
还有像王培根、王荣良这样的人，没有他们对细菌战的调查，就不会有这次的诉讼。
还有那些日本人。他们做这件事，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到中国的调查全部的费用都是自己掏。不仅如此，还要受到日本右翼的打击和排挤。
还有那个看管6个“试验材料”的松本博——他曾给那些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烟抽，想办法不让烟冒上去被人发现，和他们说话，在他说出邪恶之前，就已永远背负了罪犯之名。
……
王选说，虽然她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心里的创伤是那么深。在整个过程中，她时时发现自己浮沉于自尊与耻辱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将有一个结果了。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套汇尊严。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在历史上认定这一战争犯罪。这就是胜利。
这是第一次对细菌战这种人间极罪的审判。也许原告律师的陈词、证人证言以及王选的陈述能让日本法官潸然泪下，能让日本政府的代理人面色铁灰，能让茫然无知的日本人感知中国人的想法，但很多时候，这依然仿佛是场一个人或者少数一些人的战争。
从调查到审判，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十年。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有时，中国原告实在无力承担就由王选一人出庭，她独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还有日本的律师们，40多次开庭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的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动摇；一次次的飞渡重洋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2002年8月27日，一审宣判。这一天，王培根专门准备了扩音喇叭，召集了原告和村民。美联社、路透社、BBC以及日本朝日新闻等十几家媒体也齐聚法庭外，能容纳120人的103号法庭甚至无法容纳赶来旁听的听众。结果并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败诉”。
王选疲倦沙哑的声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响起：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在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诉讼中，中国细菌战受害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1997年8月10日，当朝日电视在黄金时间播出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细菌战受难地实地拍摄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时，许多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残酷的事实。虽然，片中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让许多日本人不安，但他们不知道那些罪恶曾经的受害人，他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觉醒，而历史却没有结束，因为正义一直没有昭显，加害者没有得到惩罚，受害者的心灵没有得到抚慰。
虽然中国民间对日的一系列诉讼，慢慢撬开了曾经被视为钢铁般坚硬的禁区——刘连仁案突破了诉讼时效问题。福冈劳工案中，法院第一次承认政府和企业共同对劳工实施了不法侵犯行为，同时法院认定，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个人还有请求赔偿的权利；2003年京都强制劳工案更是一举突破一直成为战后诉讼最大的法律障碍的国家无答责问题。
然而，诚如细菌战诉讼诉状封面所言明的：“审判，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是要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然而，在战争结束60年之后，这场追寻真相的战争，远未结束。
|日本人的脸：一张是谎言一张是忏悔 中国人的脸和日本人的脸 “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
日本摄影家权田茂2001年8月初访问细菌战受害地中国湖南常德。在中国的十多天行程里，他将摄影镜头对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脸。
这不是通常的人像摄影，权田茂将镜头推到离被摄影者的脸只有10公分的距离，拼命地按动快门。
10公分的距离，意味着镜头几乎贴在被摄影者的脸上，这对于摄影者和被摄影者来说都有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权田茂被他的拍摄对象“面部所传达出的动人心弦的力量所震撼了。当时的我，心里只想必须要从他们的脸上拍些什么”。
权田茂近距离地感受到了60年前发生的细菌战。与细菌战的被害都们通过镜头进行只有10多公分的近距离接触时，他强烈感受到战争的所有记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如果不去亲耳倾听被害者的话语，不亲手触摸被害者的思绪，就不可能了解真相。正因为知道了真相，才产生了作为日本人不得不谢罪的想法。”
“我在为中国人拍照时所感受到的作为人的尊严和个性，是在日本人脸上所感受不到的。”
“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人的外貌已同战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其作为侵略者的嘴脸却丝毫没有改变。”权田茂说。（摘自《细菌战调查与诉讼》）
这是一位摄影家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的日本人的脸，是一个日本人对本民族的反思与批判。
与日本政府的较量
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刚才你所说的731部队，昨天我是在接到质询资料时才第一次听说有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4本公开的陆军中央骨干将校写的业务日记。吉见义明对其中的《井本日记》所载内容深感震惊。
《井本日记》，即井本熊男大佐业务日记。井本熊男从1939年起任支那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因为图书馆不让复印，吉见义明就和他的学生伊香俊哉抄录了一部分。当他们向政府要求向社会公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立即停止了这类资料的查阅。《井本日记》被封锁了起来，成了任何人都看不到的秘密文件。因为多次和政府交涉无果，1993年12月吉见义明将手抄的部分《井本日记》在《朝日新闻》发表。
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将旧日本军的资料向一般民众公开。但是到了1982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突然制定了《有关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份内部规定规定了四种情况不能公开：①有保护隐私的必要的；②损害国家利益的；③可能会引起社会不良反映的；④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而符合这四条被剔除的是：“对外国人（包括俘虏）的虐待”、“掠夺及残杀等”、“毒气的使用”、“有关细菌武器实验的报告和记录”、“引起细菌武器使用怀疑的材料”。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将有关731部队及细菌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全部封闭。
1998年5月25，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熊男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
被告日本政府立即向法庭申明：井本日记是个人的笔记，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
得知井本还活在世上，1998年7月一濑敬一郎和森正孝特地在东京世田谷区井本的家里对已经95岁的井本进行了访问。井本熊男神志清醒，对当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井本是能够找到并还活在世上少有的知道高级机密的历史见证人。以他当年所承担的细菌战实施日本参谋总部和前沿细菌战的协调和联络的职务来说，井本清楚细菌战攻击中国的所有的情况，只要井本成为细菌战诉讼的证人，历史的疑团就不难解开。
一濑敬一郎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次见面井本所说的每一句话。井本答应将自己的日记提交给法庭的要求，但最后提出要“给政府方面的律师看日记后，才可以提交”。
然而在和日本政府方面的代表谈过之后，事情大变。《井本日记》的提交遭到了阻挠。这一要求遭到被告的一再阻扰。
《井本日记》是日本政府拼死都要护住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份不小心暴露了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证据。
不仅仅只有一本《井本日记》。1986年美国下院的公听会上，美国陆军档案管理部长哈契作证：美国已经将731相关文件于1950年末到1960年代初装箱返还给了日本。这些材料何在？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公开？
1998年4月2日，受细菌战诉讼团委托，日本参议院总务委员会上栗原议员质询内阁官房长官村冈等政府官员。
栗原君子：去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从这此情况来看，我认为政府有调查确认这一史实和公开有关史料的义务，作为官房长官你对这一义务和责任有何想法？
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刚才你所说的731部队，昨天我是在接到质询资料时才第一次听说有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到目前为止，经过政府内部调查，政府保存资料中没有731部队活动情况的材料。如果有这方面新材料发现的话，我们会将它作为历史事实加以严肃对待。
栗原君子：政府的调查也许进行得不十分彻底，但是我和我的办公室人员带来了这个方面的史料。就这些发现的史料，我想政府方面应该进行调查和确认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这回事的话，官房长官能否就公开有关史料作出保证呢？
村冈（沉默不语）
政府委员薮中三十二：刚才栗原参议员提到的731部队资料，我和外务省的干部对（美国归还的）全部资料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有731部队的史料存在。
栗原君子：但是，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有昭和十五至十七年（1940至1942年）日军对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和金华、江山、湖南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详细记录，旧日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了这一攻击，或者说，对于这一事实政府是否承认？这是我首先要问的问题。
政府委员薮中三十二：说到731部队资料，除了防卫研究所内所保管的那些资料外，我们政府内，在外务省中，根据现在为止的调查确认，没有与731部队相关的任何资料。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731部队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更是顺理成章，至于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学者所掌握的证据，日本政府一概视而不见！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细菌战诉讼团进一步提出要井本熊男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井本熊男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作证。
就在此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井本发表了题为《沉默的文件》一文，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证明井本神志清醒，记忆准确。井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作为陆军参谋参与细菌战的事实。并请代理人提出了《对命令提交有关原告要求的文书的意见》，认定了下列事实：“不否认井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参谋本部的细菌战”；负责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与石井大佐的联络；向石井部队下达了细菌战作战的命令。
在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熊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熊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都带进了坟墓。
井本熊男的突然去世，对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井本熊男去世后，在被告日本政府那里，《井本日记》突然不再是个人日记，而变成了“公务秘密文件”，并援引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项，向法庭指出：有关公务文件没有公开的义务。
围绕一本日记的翻云覆雨，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演绎到了极致。一直到一审判结束，《井本日记》仍然在日本政府的手里，没有向社会公开。
老兵的证言 这也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当年的731老兵有3000人，现在已经有2000人死掉了。揭露会找到了300人，他们当中只有100人开了口，但其中大多数又不愿意出庭作证，有的拿出了材料，但不让讲出自己的姓名。”王选说。
2000年11月15日，法庭第17次开庭，两位细菌部队的老兵筱眆良雄、松本正一在法庭上做证、诉说。
他们的声音被永久地纪录下来，被各种媒体传播到全世界。处于烟障中的历史展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清晰和生动，任何掩饰帷幕都在这诉说面前变得透明。深深的忏悔陈列在两位日本老人的每一条皱纹里——这也是日本人的脸，这张脸因为忏悔而善良无比。
（以下是筱眆良雄证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活体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在解剖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以前曾经给他做过采血实验。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看到他瞪着我，只好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感染了鼠疫菌的他，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后，他被放在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我用橡皮管冲洗他的身体，再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身体。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硬板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催我快点干，我就闭上眼睛刷洗了这个男人的脸部。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够听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这样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对5个中国男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解剖了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我们叫受害者为‘马路大’（即圆木）。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在夺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让自己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像砍树一样。”
松本博，南京1644部队卫生兵，1943年入伍，接受6个月的卫生兵训练后到南京1644部队看管在押的“实验材料”中国人。
7个像鸟笼一样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一个笼子关一根“圆木”。所有的人入笼后一律裸体，为的是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
（以下是松本博证言）
“关入笼子二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细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采血的日子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的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瓶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中国人称作‘马路大’呢？为什么让他们必须这样去死呢？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同我们一样的人的血榨干、杀掉，对这样的侵略行为至今没有明确的认罪、道歉。作为活着的人，至少有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真实的义务。”（西里扶甬子：《南京荣字1644细菌部队罪行资料》）
原731航空班队员80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
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郎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8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的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这就是日本的两张脸，一张是谎言，一张是忏悔。
|再战：修补历史黑洞 清算日本的过去，任务艰巨
“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者调查中来。”
“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精英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把受害者扔在脑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有一次，给大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王选）
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为了搞清历史真相，为了修补历史黑洞；搞清历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和日本清算过去，日本的历史罪过得不到清算，亚洲不可能成为一体。清算是为了恨吗？不，清算不是为了恨，清算是为了宽恕。
但是，中国的历史调查有巨大的困难，一个是中国受害面积太大，受害人数大多，仅细菌战调查，几个国家，几千人，数十年的努力，也仅仅搞清了浙江省、湖南省的部分地区。
细菌战是一种怎样的犯罪？只有搞清了历史，才可以为细菌战定罪。
东京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聂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进行田野调查，她从采集的受害当地的民谣里，解读出了细菌战留在老百姓记忆里的伤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们的陈述书里记述了这些民谣。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丧母，悲不能已，为遣哀思自吟的长歌：“哭一声我妈死的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路过不敢进门。门口人稀无人走。”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主要进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调查，他通过细菌战对一个典型中国农村社会脉络和传统习俗的破坏，指出细菌武器不同于常规武器之处是会把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变为杀人凶器。细菌武器并不单纯大量杀伤生灵，还破坏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生存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破坏是长期持续的，不可能因为战争结束立即得到修复。
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人们还没有搞清楚。目前所说的20多个省市100万死难者的数字，只是一个概数。王选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到日本，会遭到右翼的攻击。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对于在战争结束后60年才统计出受难者数字的做法，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颇为感慨。他说，历史复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战士的死亡情况还好统计一些，最主要的是民众的伤亡。俄罗斯完成这一工作用了60年的时间，中国当时正处于战时，户籍散乱，难度要大得多。但再难也必须做，“这是一个民族应该做的工作”。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它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打断了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徐勇说，1928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是8％－9％，台湾的学者统计是11.2％，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好的阶段，被学者们称为“黄金时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和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对于这种状况，中国以前没有充足的认识。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说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
徐勇说，这是一件万分紧急的事，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在死去，也许，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了5年、10年时间。
徐勇认为，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历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国家要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可以利用学界的力量做，但必须有资金的投入。徐勇说，目前还没有专项的资金投入到战争受害者调查中来。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
“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
2003年，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克林顿在2000年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内容。
王选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这批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为了省钱，王选托当地华侨找了一所敬老院，以最便宜的价格入住。这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不说，有一段时间，王选只得与同在美国搜集资料的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共住一个套间，近藤昭二睡床上，王选躺在地上。从旅馆到档案馆走路需要25分钟，没有车，只能每天走着来去。每天从档案馆出来，天都是黑的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车刷刷地从身边过，自己一个人背着装有复印好的档案资料的大包走在黑暗里。
“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每年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有那么多到美国访问的学者，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我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我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学者，他们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都比我们做得多？而我们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这很不应该。”王选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去调查‘死亡工厂’，去证明那些受害者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进而去关注、保护和纪念受害者。”
王选将搜集到的有关日军二战暴行的1500页的资料目录，复印了三套，回国后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她希望这些史料对中国学者研究提供一个线索。整整4000多页的资料都是王选自己掏钱，自己花时间去复印的。
“我站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这是王选看待战争的角度。
只有看到了这两极，才能知道战争有多么地残酷，战争对世界对人性的破坏有多么的大，才能看到战争的非理性非人性。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
大学生的调查
“中国人习惯于大而化之，喜欢推算，但历史事实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来的。”
从2001年至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历史专业研究生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先后赴浙江、湖南、山东、河北参加了七次细菌战调查和诉讼活动。
参加调查的有张启祥、许书宏（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丁晓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晓青、潘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涵（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
大学生的费用是王选个人资助的，王选带着并教他们调查。张启祥、许书宏是南师大的研究生，他们第一次到乡间，第一次知道有细菌战受害者。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调查还停留在是否属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并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去关注受害者本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
“战争对受害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肉体的消亡？财产的损失？不是，而是巨大的心理创伤，这种巨大的创伤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延续到1945年以后，甚至是现在。
“因此，我们从人性、人道、文明等角度来重视他们、关心他们、研究他们，让受害者感觉人世的温暖。这在目前显得特别迫切。
“总部设在以色列、旨在要求德国政府赔偿损失的‘犹太人索赔基金组织’在2002年8月26日称，近5亿美元基金将发到犹太人大屠杀10万多名幸存者或其继承人手中。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做的却不够。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越发感到时间的紧迫。原告团的180名成员和见证人，全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且他们之中已经有26位在旷日持久的诉讼过程中去世，我们如果不在近几年内作好细菌战的调查工作，那么这段无比沉痛的历史将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彻底湮灭。”（张启祥）
和王选一起调查调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张连红说，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学术界一向被轻视。学界重研究轻调查的倾向，这既有学术体制的原因，也有学风的问题。目前考察学者的体系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而做调查是最不容易出成果的。张连红说，王选做的调查，成为学者研究细菌战的文本。这一点王选可能受了日本人的影响。日本人做事很细，重考证；中国人习惯于大而化之，喜欢推算，但历史事实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来的，因此，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人质疑中国的说法，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中方所说的死亡人数。
但细节决定成败。一个细节搞坏了会影响全局。
“当你接触更多的受害者时，你对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就会大不相同。这时候你不是想着复仇，你的复仇情绪反而会淡下来，而是更多去考虑：怎样弥合创伤？道歉和赔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怎样才能不再让这悲惨的一幕重演？当前最重要的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抚慰受害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
张连红认为，只有在认清历史真相的思考之下，才会有中日问题的共同话语。
王选说，她想把细菌战的口述历史全部搞出来。“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再战：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 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这是日本的受难日。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
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
8月6日是王选的生日。王选觉得她的出生和原子弹爆炸日同一天，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
“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日本都在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用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在广岛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她在发言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20多个省的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人数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茫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告吴世根和731老兵筱眆良雄到香港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王选语惊四座。
有些人可能愕然于中国受害者的激烈情绪，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积蓄了半个世纪的愤怒。半个世纪以来，伤口没有得到抚慰，罪恶没有得到惩罚，正义没有得到张扬。更让人愤怒不已的是，作为加害方日本的百般抵赖。
中国20多个省市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令人难以平静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我们创造了奇迹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50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眆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眆良雄、东史郎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世界“史维会”筹备了一年多的“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展在旧金山金银岛揭幕，展出了史维会收集到的800多张日军侵华期间实行毒气战、731部队活体解剖、“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人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美国国会议员、国会人权小组主席NancyPeIosy参观后说：“日军的战争犯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行。”
在王选的力促下，史维会带着在旧金山展览的“被遗忘的浩劫”图片来到中国，在义乌、丽水、宁波、衢州、江山、常德之间传递展出。
中国的受害地又将自己有的图片加进去。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
“2000年4月，我到南京，去了荣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医院，里头还保留着几栋过去的旧建筑。我和几位一起去的同伴想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于是，像喜剧里发生的情节那样，我的同伴和我走过几个街区，绕到这座医院的后面，见没有人看门，我们就进去了，认出了当时的一些建筑，进入当年的‘副楼’，一层一层寻旧，那里已经改为资料储存室，没有发现任何荣1644部队及它的过去的痕迹。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庄严的仪式被纪念，还有一座纪念馆，收藏着震撼人心的大屠杀的实物。但是，南京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和纪念物。一天晚上，我在南京市区外的南京师范大学新校园给300多名学生演讲。学生们第一次听说荣1644部队和它在南京犯下的暴行，非常震惊。不知多少学生和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相关的知识。“
“可是今天就有这么多人知道南京的细菌战了。我们创造了奇迹。”王选说。
请记住这些日子 沉淀了56年的血泪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中国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纪念日。
宁波是10月27日，宁波被鼠疫菌攻击的日子；江山是8月18日，日军的霍乱投放日；常德是11月4日，鼠疫撒播日；义乌在11月18日，日军放火烧崇山村的日子。
1998年12月2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细菌战诉讼第六次开庭时，王选将中国崇山村纪念大会的情景，作为法庭陈述，带给了日本的法官和民众。
11月18日，义乌的46个乡镇的人们集中在崇山村。来自美国、日本、中国浙江、湖南的受害者、受害者联络会、调查会和和平人士寻着当年日军撒播鼠疫、放火焚村的路线，走进日军进行鼠疫患者活体解剖的林山寺祭奠亡灵。随着亲历者的讲述，人们仿佛听到了当年被剖腹解剖者的悲惨哀告。沉淀了56年的血泪记忆一下子复活了。
这是56年来崇山村死难者的灵魂，第一次得到祭奠，第一次被更多的人关注；这也是义乌56年来村镇1070名死难者第一次被人们集体回忆。他们生前是极普通的农民、市民，是生活得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平安自足的生命，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不为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死56年来没有被提及，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生命的尊严，现在他们的名字用大大的黑体字书写，被镌刻在石碑上，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56年后得到重生。
“田野小道上，抬着花圈追悼者的队伍望不到头，组成这个队伍的是跨越国家、民族、年代的人们的身影。写着受害村镇名字的花圈挽纸在风中飘抖颤动，这个景象是永驻我心中的记忆。”王选在法庭上的描述理性而又动情，把发生在中国一个小村子的民众对往昔受害的追忆，对死亡者的祭奠，对自己寻找自己权利和尊严的强烈愿望带到日本的法庭。
|再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细菌还在污染着中国的大地，疫病有再次重返人间的可能，大批的当年受害者，还在风烛残年忍受着痛苦。
2002年3月1日，美国《死亡工厂》的作者谢尔顿·哈里斯，世界医学MichaelFranzblau医生、美国实验医学专家MartinFurmanski在王选的邀请下第一次来到中国战争受害地浙江。
3月4日下午在达雅畈镇书房巷上街121号，生于1920年1月8日的83岁的陈崇文亮开了他溃烂的伤口。哈里斯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这是哈里斯调查中遇到的烂得最深的伤口，血和脓还在往外流，肌肉坏死，腐肉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溃疡处烂到最后只剩下了骨头与筋头。溃烂一辈子都没能治愈，时好时坏，结痂、流脓、溃烂反复发作。陈崇文这样的人在浙江受过日军细菌攻击的地方有一批人。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时间没能抚慰伤口，时间没有让记忆淡化，时间也没能将老人们带入新的生活，他们还生活在悲惨的过去，生活在受到细菌攻击的那一天。
浙江丽水市都连区碧湖镇农民徐丙翠嘴唇牙床全部烂掉，仅剩下三颗牙齿，半个世纪以来她只能喝稀饭，菜得捣成泥状下才下咽，嘴成了一个洞，说话再也没人能听懂；江山市农民江昌友至死都大睁着一双眼睛，他从21岁感染了炭疽双腿腐烂，整天痛得浑身颤抖，住在一间又黑又潮的老屋里，腐臭的味道让全村人躲得远远的。
活着，整日饱受伤痛折磨，死去，死了都不能瞑目。这就是中国受害者的现实生存。
人类至今无法应对的邪恶 对于日本的细菌战推行者来说，细菌武器是“小国对付大国有效的、制胜的武器”。鼠疫以其传染和死亡之烈为人惊悚；炭疽菌以其迅速繁殖，使人散失劳动力并且永世不灭而让人胆寒。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平民的谋杀。
根据参与细菌战攻击的日军指挥官之一，13军司令泽田茂中将战后公开的日记，人们得知，这位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平民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人，却对实施细菌战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中日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接着他又写道：“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泽田茂当年一直怀疑细菌战的大规模、无分别的对一切生灵的杀戮。日军所到之地，细菌横扫之后，所有的生灵都横遭厄运，这对于占领方来说，一片被污染的焦土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中国当时人均医生为1∶80000（据日本东亚研究所1939年的调查报告），当地百姓懵懂无知，又兵荒马乱，遭受的苦难真是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表达。
2000年，克林顿政府为检验美国大城市在生物武器攻击下的防御能力，举办了一系列演习，演习的结果是现代城市不堪细菌武器的攻击，人们在挟持着现代技术并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慌乱和不知所措。美国中西部大城市丹佛在假想的鼠疫攻击下，不到一个星期，丹佛以及整个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医疗体系临近崩溃，大传染病爆发，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告急，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只好提前结束演习。
迄今为止，对生物武器的攻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能够有方法抵御，能够保证国民无虞。美国的慌乱就是一例。
但是细菌武器的危害远没有像原子武器一样得到世界的认同，对于60年前的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恶还没有在事实层面上调查清楚，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承认细菌战犯罪，细菌战犯罪的最核心的秘密还被日本政府深深锁闭着。细菌战还继续上演着揭露与掩盖的较量。
在中国，细菌战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一场持续了60年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战争。
血淋淋的现实，让王选产生了一个关于赔偿基金想法。
搞清历史，不是为了仇恨，当务之急是解决受害者的伤痛和生计。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释然地走。
细菌战诉讼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诉讼胜诉，也仅仅是解决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那么建立一个赔偿基金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希望通过一种途径，制定一个一揽子解决计划，日本政府和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向中国所有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当然，这里需要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事实和法律上的确认。
王选说，人不能永远生活在伤痛里，他们需要解脱，需要能像普通人一样活着，能在晚上沉入安静而平和的梦乡。中国的受害者需要了结，但了结的前提是加害者的道歉和还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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